原載：《中國經營報》

2008年4月，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陳良宇獲罪十八年。但是，清算上海的問題并不應該局限于社保案，更為重要的是對上海這二十年來形成的一整套城市發展模式進行反思。這種上海城市發展模式，在全國城市化的進程中被廣泛效仿和推廣。

現在到了對這種上海模式進行批判的時候了。

上海模式

基于上海在中國城市發展中所處的極端重要地位，回顧歷史，中國及上海領導人對上海的發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思考和路徑選擇。

上世紀80年代初，圍繞上海城市發展方向從政府到學術界曾有一場爭論，江澤民在80年代中期任上海市長后，基本效法陳丕顯的主張以閔行為上海發展重點。但是，當時中央領導人經過縝密思考和調查提出，上海應在杭州灣建立新城。當時，于光遠依據1980年可比價格，初步測算了上海新城的總投資約需150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也存在著另外一種意見：就是向東（即浦東）發展，但當時此點并未被中央領導人接受。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浦東并不具備理想的港口條件，而寧波北侖港則更具有成為東方大港的天然條件，因此上海并沒有被定位為國際航運中心。直到1989年之后，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開發浦東一派的意見占上風。在鄧小平的親自拍板下，以1990年4月18日李鵬在上海正式宣布開發浦東為標志，上海的城市發展道路發生了根本性逆轉。

自此，中國城市發展之“上海模式”，便應運而生。

異地拆建

自從上海定位發展浦東之后，仔細琢磨這些年上海發展歷程，卻驚訝的發現，事實遠非如此，由此形成的上海模式，迄今依然在禍害其他全國很多城市。

首先，聲東擊西，以浦東開發之名行浦西舊城區改造之實。

盡管自90年代后，開發浦東已經成為國策，但是，上海歷屆政府實際上以浦東開發之名行浦西舊城區改造之實。據不完全統計，18年中浦東開發總投資6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大部分并非來源于上海本地資金，而是中央財政及各部委的撥款投資，各省市政府投資以及境外資本注入，上海政府實際投資不足五分之一。

但是，相比之下，上海這18年來在浦西總投資額卻高達3萬億元，投資額是浦東開發投資額的數十倍。由此可見，上海的開發是醉翁之意不在浦東而在于浦西。究其原因，主要是上海領導干部的浦西情結，對當年老上海十里洋場念念不忘的舊夢。

因此，截止到目前為止，上海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依然在浦西。

其次，城市發展為拆遷方式的錯誤選擇付出了巨大代價。

城市發展有幾種方式，最經濟合理的當屬打造新城；其次是存量拆建，即原拆原建；再就是異地拆建，這也是代價最大的一種方式。

浦西是老城區，若要開發自然涉及到拆舊建新，拆舊建新首先帶來的就是拆遷問題。

上海模式中的拆遷解決方式并非原遷原搬，而是異地拆建，即將市中心居民遷至內環甚或中環外環以外的城市邊緣地區，運用級差地租理論，在原址建設高檔寫字樓或公寓來實現土地開發的巨大收益。

80年代，拆遷本意（以上海為例）是拆除生活設施嚴重不健全的、不適宜居民居住的危舊房屋，是根本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的一種手段。但從90年代起，拆遷的作用出現了異化，其目標轉向謀取商業利益的最大化，甚至連一些有文化價值和紀念意義的歷史性建筑也紛紛被拆除。

不僅如此，將拆遷房產權私有化后遺癥無窮。

自50年代以后，我們國家已基本消滅了住房私有化，即所有房屋都由國家持有產權，以出租的形式給城市居民使用。從90年代上半葉起，伴隨著住宅商品化私有化的浪潮，上海市政府有計劃地將大批符合規定的租給居民的公房產權私有化了，其轉換形式是原居住者以相當低廉的價格向政府買下了房屋。卻不知，這一公房私有，在上海一是形成一個巨大的食利階層，并且為今天的拆遷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拆遷房屋原本是政府出租的房屋，政府只需要在異地建造相應的房屋繼續供其租用即可，如考慮到地段級差等因素，至多在新租房屋的建筑面積、配套設施及房屋租金等方面給予拆遷戶優惠政策。

但是，在確定所有拆遷房都是私有產權房的前提下，情況就大不相同。為了拆遷，政府必須以貨幣或實物形式為被拆遷戶提供新的產權房。由此，拆遷成本呈幾何級數陡升，這就為房地產價格火箭般上竄埋下巨大隱患。同時，因拆遷當中所存在的房屋評估等諸多問題所引發的沖突也越演愈烈，這使拆遷成為上海年至全國城市發展的亞政治（大規模拆遷導致政群關系急劇惡化）。

與此同時，也成為全國房價居高不下、國家房地產價格調控政策屢屢失效的原因。

結束模式？

可悲的是，90年代以來，這種拆舊建新的上海模式正在被全國各地大中甚至小城市所效仿。如今，隨意走進任何一個小縣城都到處可見大拆大建的工地和吊車。即使發展有新城，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所以，常常見到很多新城成為“鬼城”。在上海，浦東的完全成熟，也是在最近兩三年。

可是，卻為什么這么多城市都在學上海模式？首先，上海模式容易批。國家政策支持建新區，所以報建新城，報項目，國家迅速批準后就可以馬上得到財政撥款。其次，這一模式，很容易推高房價，讓地方政府土地出讓增加收入。

伴隨著上海模式流行全國的則是：拆遷矛盾全國化，惡性事件不絕于耳；城市發展費用劇增。無怪乎外國友人來到中國后驚呼，中國正在經歷著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拆遷之最。

上海模式嚴重后果并不止于這些。考量上海經濟構成，傳統制造業已基本被掏空，當年的400萬產業工人早已不復存在。上海市政府已明確，所謂的現代服務業已作為上海人就業的主要領域。可是細心的人們會發現在上海的服務行業中，有多少是上海人呢？在上海的三萬家餐飲企業中，90%以上從業人員并非上海人。大批無業的上海人在工作日熱衷于麻將和跳舞。他們的日常收入并不高，卻擁有幾套產權住房，這些產權住房大部分來源于拆遷。他們每月依靠房租生活，成為列寧當年所形容的寄生型剪息票階層，這極大地敗壞了上海的社會風氣。如此下去，這個城市持續發展競爭力將會怎樣？

在上海，住房自有率已經高達80%以上，遠遠高于西方國家50%的平均水平，上海房價狂飆讓上海市民集體發了財。可憐的，是那些尚未被動遷或急待動遷的棚戶區居民。他們的拆遷防線也許將轉變為租用廉租房，真是“拆不逢時”啊！部分人財富增長是其它人缺乏基本生活條件為代價，這是多么可悲？

上海城市發展模式，也曾經取得輝煌成績，但是，如今上海城市發展，卻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舉步維艱，品嘗著上海模式的苦酒。

是到了在全國終止1989年以來形成的上海模式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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