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土地私有化：所有權沒那么重要

劉正山

   最近，因為富錦、三門峽等地區農民分地問題廣受關注，土地私有的主張又開始喧囂起來。我對土地私有、公有，均沒有偏見。我認為，爭論私有或公有，或者實踐中采用土地制度的公有或私有，并沒那么重要。土地產權的界定只是一個手段，而非目的。所以，非要強調私有制或者公有制，也是沒有意義的，要視當時的經濟社會背景而定。

   從政治角度看，實行土地私有制，意味著中國不再是“公有制占主體”，那么，GCD合法性的基礎就沒有了，所以，這條路至少在現在是行不通的。

   我是研究經濟學的，更愿意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從經濟學角度看，產權明晰是必要的，它是進行交易的前提；但是，產權明晰并不意味著非要區分所有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的所有權是政府的，沒有私人所有權（Ownership right），但是其土地利用效率之高，舉世矚目。原因在哪里？用地單位擁有土地的使用權、收入權、轉讓權。只要支付了土地出讓金，在有一定年限中，他人無權對該地塊染指，政府也不能違約收回（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從這種意義上看，所有權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傳統理論將所有權神圣化，是不可取的。實際上，所有權最主要的是鑒別權利歸屬。比如，你的一本書（簽上有自己大名）讓人走偷了，警察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該書就物歸原主了。現代法制有兩個傳統：大陸法系和判例法系（英美法系）。大陸法系歷來對所有權比較重視，其主要目的是保障動產。比如說，牛群散失了，但主人在牛身上作了記號，這就容易保障所有權人的利益。
    就土地而言，在法庭的裁決上，所有權的概念到今天還是有用的，但已經沒有早先那么重要。這就是反向所有（Adverse Possession）法例。比如說，一塊土地所有權是我的，如果我不使用，也不管理，你占有了這塊地，并開始使用。過了一定年限，我沒有向你提出歸還通知或警告，在法律上你可以申請而將這塊地據為己有，我的所有權就失掉了。
    其實，所有權本身是不能增加產出或收入的。例如，說我的房子是你的我可以不反對，但你進門必須得到我的許可，而且你進來之后我有權把你趕出去。張五常說的以下這一點我是贊同的（呵呵，有些人誤以為我全盤否定張五常）：就解釋行為而言，產權的處理要著重于使用權、收入權、轉讓權這三方面。我可以舉很多案例，如中國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是模糊的，如果追溯集體到底是誰，我們誰也說不清楚，誰也無法作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是聯產承包制下的農地效率顯然沒理論上想象的那么低下，反而生命力強勁。問題的實質在哪里？我們不妨假設某農民承包了一定數量的土地，比如說是10畝，期限為30年（時間會影響人的預期，從而影響其決策行為。但這種影響的結果，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是符合遞減規律的。也就是說，開始是遞增的，到一定點以后，保持不變，然后，走向遞減。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可以不考慮這種因素）。按照中國的農地制度，在這30年之內，他只“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耕地只是在添丁進口時或其他少數狀況下有所調整，但總體上不影響他的耕種活動。正常情況下，農民的土地承包情況不會有大變動。除了土地不可以轉讓（包括買賣、轉租等）和變為農業以外的用途外，農民擁有一定的產權。這其實相當于農民租了一塊土地來耕種。在這種制度下，農民在經營活動中偷懶，顯然是不明智的。因為，交給國家的和集體提留的，一般是比較穩定的一個數額，如果農民努力耕作，其土地收益將很可觀。比如說，經營一年收入10000元，交給國家和集體的2000元，自己可以留下8000元；如果再改進技術，年收入可達20000元，那么，交了國家和集體的，農民可以剩余18000元。但是，如果農民整天吊兒郎當，則年收入可能為1000元（甚至可能為零、為負），那么連應該交納給國家和集體的都不夠，更別說自己的生活費用了。顯然，這種制度相對于過去“初級社”、“高級社”等條件下，農民毫無產權（包括收益權）和經營權而言，是一種效率的改進。
    我不否認當前農地產權存在缺陷，但是，這種缺陷并不是所有權不明晰，而是農地的使用權、收益權與轉讓權的實現受到約束，特別是受到行政的干涉且沒有有效的措施加以維護。這種情況，就如同給你一把開門的鑰匙，卻可以隨意收回，也就是說，農地的產權是破碎的產權。此問題，我已專文談過，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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