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漸行漸近還是漸行漸遠？

最近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George J. Gilboy 和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的資深委員 Eric Heginbotham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的拉美化？》。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農村的危機是否正在向城市轉移。而這個轉移的過程是與近年來發生的大規模圈地運動、快速的城市化和大批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直接相關的。他們提出的一個問題是，這是否意味著原來在小塊土地上勞作的貧困的農民開始變成在城市中從事危險的工作的貧困移民，但實際上他們并不擁有城市人的權利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網絡給他們提供保護。
    而最近一期《新周刊》則以《為什么鄉村開始仇恨城市？》的醒目標題報道了一些專家對類似現象的擔憂。按照長期研究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陸學藝先生的說法：“中國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樹、你的糧食卻不要你的人，中國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農民排除在外面。”而齊建國研究員的分析則是：“現在中國的農村和城市像是兩個體制的東西，完全不能溝通，社會學上把它叫做二元經濟。以前農民還可以守著土地，居民守著城市相安無事，現在的問題是，當城市化把農民的土地剝奪了，卻不要農民，農民就成了游離的人，對城市的怨恨開始產生，這就很容易造成社會問題。”
    這兩則信息啟示我們需要對近年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以及由此體現的城市化過程進行認真的反思。
    在研究中國農村問題和城鄉關系的學者中，有一個普遍的共識，這就是：中國農村問題只有放到城鄉關系特別是城市化的背景中才能得到解決。也就是說，沒有大量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去，從而大幅度地減少農民的數量，中國的農村問題是得不到解決的。這無疑是對的。從世界各個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來看，大體也是這樣的規律。而只有農村的人口減少了，農村居民的收入才能得到實質性的提高。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過程的具體制度和結構背景是什么以及這些具體的制度結構背景產生的實際結果是什么？
    這個背景中最重要的無疑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在改革之后，過去由種種行政性制度安排造成的二元結構（我稱之為行政主導型二元結構）開始出現松動，隨之而來的是大量農村勞動力以打工者的身份進入城市。于是一些學者提出了一個概念，就是三元結構，即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到城市打工的情況下，形成了一種城市的居民、農村的居民和流動到城市中的農民工構成的三元結構。這個概念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應出二元結構的變動，說明我們的社會結構中出現了新的因素。但這個概念也容易讓人一些誤解，仿佛這些來到城市的流動人口正走在從農村到城市的半路途中，換句話來說，就是從農村向城市移民的一種“過渡形態”。
    然而，這樣的一種理解是由問題的。在2004年，我國許多地方發生了民工荒，據有人很粗略的估計，大約有幾百萬的打工者離開打工的場所回到了農村。這次民工荒現象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弄明白這些流動的打工者在社會結構中究竟處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上。這次民工荒的發生，不外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打工的收入低、生活費用卻在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稅費的減免、國家對糧食種植的補貼以及糧食和農副產品價格的上漲，務農的收入有了提高。根據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的抽樣調查，去年1-9月份全國農民現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價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個百分點，是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年份。這樣的增長幅度無疑是很大的。但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一下，又會發現，這種增長的絕對數又是很小的，平均每個農村人口全年不過300元左右，每個月大約20多元。每個月20多元是個什么概念呢，大約相當于麥當勞的兩個巨無霸。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數量，卻成為造成民工荒的一個原因，成為使得流動打工者從城市走回農村的砝碼。這說明，如果說這些流動的打工者是走在從農村到城市的路上的話，他們也是走了非常小的一步。換言之，與其說他們的流動打工生涯是城市化的“過渡形態”，不如說他們仍然是臨時到城市打工掙錢的農村人。這樣的理解對于預測我國城市化的前景、社會結構演變的前景和以及流動打工者的未來，都是有意義的。
    為什么流動的打工者不能在城市定居下來？我們過去更多強調的是戶籍以及其他的制度因素。但實際上問題遠非如此簡單。這里的一個基本的背景，就是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目前有關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不同的數據，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3倍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個典型個案研究的數據大約是4.5倍。而一些專家計算的結果，如果將福利等因素加上，大約是6倍左右。現在世界上城鄉差距排在第二位的是莫桑比克，是3倍。而我們比第二位的還高一倍。所以可以說城鄉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而這個城鄉差距復制到城市中，就是二元勞動力市場。我們可以看到，城市人與流動到城市中的農村人，實際上是從屬于兩個非常不同的勞動力市場的。這兩個勞動力市場的其他情況姑且不論，僅就工資而言就有著巨大的差距。作為流動人口的打工者在專門屬于他們的勞動力市場中獲得的收入，雖然對于其農村的生活來說是可觀的，但對于以相當于農村人均6倍收入為基礎的城市生活來說，流動打工者的收入無論如何是無法支付其一家大小的生活費用的。
    城市中的二元勞動力市場最初也許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基礎上形成的，也就是說是以種種的制度性排斥為基礎的。但演變到今天，已經不僅僅是這個因素在起作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勞資關系，維護自己合法權益手段的缺乏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但除此之外，更應當注意到的是目前我國特有的經濟模式。在這種經濟模式中，至少有三個因素是特別值得注意的。第一個因素就是虛擬資本的因素。有研究表明，現在整個世界上，虛擬資本和實際資本的比重是5：1，在中國是1：1。虛擬資本開始成為積聚財富的重要形式。一次資本運作的收益，可能抵得上幾萬工人一年的收入。第二個因素是高科技。高科技所形成的壟斷價格，使得低技術制造業的利潤微乎其微。第三是跨國公司的雞肋式訂單。這種訂單使得制造業企業往往只能壓低工資等方式才能賺得微薄的利潤。由此可見，目前阻礙農民真正進入城市的因素已經變得更為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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