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身體與性：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黃斌歡    

摘要：本文以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待中國大陸持續了二十余年的勞動力轉移給社會個體帶來的身體以及性的變化。通過對已有的文獻進行的批判性的評述，本文認為，作用于社會個體的身體的影響可以在以下層面進行分析：流動對個體獲得的現代性的爭論；資本主義要求的馴順身體；流動的經歷對個體的階級經歷形成的影響；流動者的婚姻/性要求中的剝削；漂泊情感的移置。在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下，我們看到流動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共同作用下對個體的剝削，而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更加關注流動者身體/性方面的訴求，這需要我們更加細致的田野經驗和更有穿透力的理論透鏡。

關鍵詞：勞動力遷移   身體  性   政治經濟學批判

中國大陸的大規模勞動力流動現象已經持續了二十余年，這一現象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更深深地型塑了這幾代人的生活軌跡。在學術界，對這一現象的理解，亦由開始十余年間暗合主流意識形態的使農民靠近現代性從而具有的“解放”意義（蔡志海，2004），而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集中對都市“農民”惡劣的勞動環境、高強度的勞動、弱勢的權益維護地位和被區隔的文化處境進行討論，近期來又有學者在福柯式的眼界去看待這一問題，而更有洞察力的學者則將這一現象重返工業化早期的“古典”時期，在兩者的對照間進行對現實的反照以及觀察其中的權力的蹤跡（沈原，2006；潘毅，2005；2006）。以一個導論對這樣的流動現象進行全方位的反思梳理以及對進路預測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本文只是在身體與性的范疇內做一個嘗試性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我們將目光聚集在流離（Diaspora）的人的身體/性上，觀察身體/性在其間的處境以及流動給身體/性帶來的影響。

一、    現代性/非現代性？

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費孝通，1998），村民的交往圈子呈差序格局的分布，以自己的村莊內的近親為起點，在集市的范圍內發展出市場交往、朋友圈子交往（施堅雅，1998），這已被眾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及各種文學作品所描述。隨著農民走出村莊，他們交往的地域空間擴大，交往的性質也更多地轉向工具性交往，這為他們超越“地方性知識”提供了機會。相當一部分學者從現代性的獲得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在“農村人—城市人”的視界看待發生在農民/農民工身上的變化，樂觀看待這些農民的處境。

但是在另一個方面，相當一大部分學者從農民工的現實處境出發，發現現存環境中對農民工的不利因素。制度隔閡、文化區隔、人力資本薄弱、心態弱勢等方面的問題。但是這之中有部分學者認為這些只是農民工融入城市過程中的一些困難，換言之，可以通過現實的努力進行克服。農民工的“城市化”在他們的筆下依舊是一番欣欣向榮的前景。這樣，一方面學者們眼光中的農民工充滿著希望，另一方面廣大的農民/農民工的生活權利又被生硬剝奪，并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轉。知識在這里充當了權力的陷阱，充當著“社會巫術”的角色：借用科學的手段來遮蔽生活，麻痹現實，但絕不提供新思想（P. Bourdieu,1999）。

為突破這樣作為 “社會巫術”的知識，一部分學者走出書齋，真正去面對農民工的社會現實。符平通過仔細的田野調查認為，農民工在城市里的幻想世界和實際世界是有差距的，分屬兩個不同的世界。農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只需要一定的適應性，并不一定會走向現代性（符平，2006） 。夏鑄九則深刻地批判思想直指第三世界空間、城市發展的普遍性，認為后發國家存在以下危機：技術依賴、農業危機、勞工問題、環境危機、地方政府危機、文化經驗的脫落等等。城鄉移民確實是都市化的主因，而納入世界市場又造成農業的不穩定，空間規劃未能從現實出發也未受國家重視。壟斷資本在結構化過程中進一步將世界劃分為中心與邊陲（夏鑄九，1988）。他的論點雖然是基于臺灣地區的分析，但是對于大陸學界來說，卻不缺乏振聾發聵之功用，以提示我們掩藏在農民流動后面的深層剝削機制。

二、    身體的移置（階級）馴順的身體

既然資本主義將身體置于了空間中的某一個位置（在當下中國，這些地方表現為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隨著經濟的變化，可能會發展到武漢等中部城市地區），在聚落的過程中必然就會表現出一系列的特點。這又在中國的打工妹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當下中國充斥泛濫著型論述以及關關于女性的身體圖像：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需要依靠一種性論述來作為差別體系和層級制度的基礎。生產機器的微體權力對平凡的身體沒有興趣；它只對特殊的身體，即女性的身體感興趣，因為女性的身體通常被想象為更加馴服、忍耐并且更加適應工廠機器（潘毅，2005）。這樣的馴順和勞動控制又充滿聯系，工廠對農民的轉化必將通過將農民的身體控制在機器生產上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共識的制造、車間政治、階級和團體力量的博弈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將我們帶回馬克思等古典社會學家曾經論述的古典時代頗為相像：工人的異化，工人階級意識的生成，以及集體運動的出現及其策略。身體在這個過程中遭受著一系列身體政治的沖擊，在控制—反控制、規訓—表達中發出自己或強或弱的聲音。

三、    婚姻與性：一個福柯式理解

流動人口帶來的第一個涉及性的問題是港商、臺商以及流入地男性“包二奶”現象。在90年代最初五年，這一現象引起了各個媒體的普遍關注。在媒體的建構中，家庭主婦一方面被描述為受害者，另一方面又被描述為問題之源，被認為是咎由自取。這顯示了社會對妻子的矛盾的雙重價值觀。而二奶則要不被物化，要不妖魔化。而男性的媒體建構與其應承擔的社會代價有很大的不同（譚少薇，2004）。這些論述其實都是在父權意識的籠罩下進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擴展女性空間，改變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就變得很迫切。隨之而來的女性性工作者的現象，也基本上被置于這一個范疇，但是對這部分人的研究，還非常欠缺。

真正使流動人口的面臨著危機般的考驗的是隨后到來的婚姻困境。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在當下中國，流入地都只是將其作為勞動力的“自來水”，需要時就召喚，不需要時就將其遣送回籍（杰華，2006）。從本質上說，這涉及資本主義機制下的勞動力的商品化問題和政府制度的強權下下公民權的問題。

對于已婚的夫婦來說，由于家庭的再生產功能和經濟功能分開，往往是一方進城打工，另一方留守照顧老人和孩子，和維繼留守家庭；即使老人還健在，雙方都能夠外出打工，工廠宿舍的體制并不允許他們相聚。國家政體也只是將它們當作勞動力使用。這一部分人的生活的漂泊，作為國家工業化的犧牲品，投入一代人的生活幸福。

而對于未婚青年來說，如何在飄泊中完成情感和婚姻經歷，體現得更為復雜。他們的生活注定為一個漂泊的過程，沒有任何的條件能夠保障他們在任何一個地點的停留。在打工妹/打工仔工作的過程中，比如深圳市，本身就表現為性別分布高度的不平衡。在社會分工上，打工妹主要為紡織、電子、手工產品等具體操作工種，而男性則多為技術、管理等工種。人口分布呈現比例嚴重失調狀況。更加關鍵的在于，他們在面對自己的感情生活的時候的居無定所。在現實條件、制度基礎和文化分布上，打工的男女都很少機會能夠在一起，加上流入地不提供讓勞工扎根的條件，這個可能對他們來說幾近渺茫。

2003年，筆者在兩廣之間調查，了解到這樣一個個案。來自廣西的19歲女孩小潔，中專畢業以后進入深圳一家電子廠工作。因為對工作不滿意，她辭工赴東莞尋工，卻由于輕信朋友的謊言，誤入傳銷集團。在傳銷集團封閉的管理間，她和同樣經歷的四川男孩小李相識并萌發感情，后來兩人同居。脫離傳銷集團后，小潔瞞著家人，和小李回到四川并生下孩子。一年后，才和家人聯系，在家人的幫助下，兩人再次到廣東，暫時安定在小潔的母親在某市郊區承包的小農場里，一邊幫她的忙，一邊也準備開始兩人的生活。但是，兩年的日子過的很艱難。由于他們經濟上不獨立，不得不在這個問題上產生很多矛盾；小孩漸長，兩人卻連結婚證都沒有領；對于兩人的前途，他們都沒有一個清楚的預期。前路對他們來說是很迷茫的。各方都很矛盾。

這樣的田野展現一直不停的沖擊著筆者的思路。我們面臨著什么樣的世界？我們應該盡什么樣的能力才能夠幫助他們？而我們的政府政策又應該面臨著怎么樣的拷問？

四、    情感的漂泊：沒有歸屬的流動

伴隨著已婚家庭的“漂泊的家”和未婚男女青年的居無定所，漂泊者的認同、感情寄居面臨著無根的狀況。流動將本來完整的家庭分開，于是遷移者和留守者都不得不過著“鐘擺式”的生活，在幾個地點和時點之間輾轉，不難想象，他們的情感寄居正是出于這樣的一種狀態。家庭的功能不得不分化為幾個不同的面向：情感功能，經濟功能，以及撫養后代的功能。他們往往在這樣的家庭延續中顧此失彼。對于遷移者的后代來說，多個地方成長的經歷也會提示他們“自己來自何處”的模糊，這可能更加涉及著社會空間的層級分化，經濟發達地區歧視性、排斥性的政策和文化在這里縣顯得尤其明顯。

而對于漂泊在不同的地點之間的青年來說，這個問題也一樣的復雜。關鍵一點是，他們沒有辦法把握自己的命運所在。遷移使他們脫離了鄉土社會，但是卻從此進入了一個沒有明天、沒有根的現代社會。雖然說“無根”性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征，但是遷移者的無根本質上卻遠遠非現代性所帶來，而是和社會結構有著緊密的聯系。時代創造了一個巫術般的幻像，引著這個時代的個體，一波又一波的投入這個沒有回頭路的深淵。

這是個怎樣的時代！

參考文獻：

蔡志海，2004，《流動民工現代性的探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第3期。

費孝通，1998，《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符平，2006，《青年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實踐社會學研究的發現》，《社會》第2期。

林藹云，2006，《漂泊的家：晉江—香港移民研究》，《社會學研究》第2期。

任焰、潘毅，2006，《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社會學研究》第4期。

沈原，2006a,《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第2期。

----，2006b，《“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研究》第5期。

譚少薇，2004，《女性的想象與現實：中港跨境一夫多妻關系》，《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第6期。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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