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夜：全球化視野中的中國之二——自由化、貧富差距和中產階級的消失

全球化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和影響之大，可能遠遠超出了大多數人十年前的預料。現在，世界上除了幾塊狹小的區域暫時還沒有那么全面的融合到目前這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之中去，整個世界已經越來越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了。離開了這個事實去談論中國的事情，已經徹底喪失了任何意義。中國受到全球的制約，全球也受到中國的影響——雙方都已經越來越深刻的感覺到了這種相互作用的巨大力量。現在，已經沒有了中國的危機，只有世界的危機；同樣，世界的危機，也就是中國躲不開的危機。

二，自由化、貧富差距和中產階級的消失

中國貧富差距拉大的現實是不容質疑的了，2006年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已經為0.47。2007年8月8日亞洲開發銀行公布報告《the Key Indicators 2007: Inequality in Asia》，《亞洲的分配不均等 關鍵指標2007專題章節》。報告指出，從90年代以來，中國有著亞洲第二大和第二快速拉大的貧富差距，（200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僅次于尼泊爾（2003年的基尼系數）。而尼泊爾正在發生著什么，想必很多人都知道。那里，正在進行著革命。這場革命有可能以尼泊爾王室的覆滅而結束，也有可能才剛剛開始。

該報告指出，大多數亞洲發展中成員體的基尼系數在過去十年中都增加了，如果考察絕對數據，收入較高的那部分人群的收入/支出的增加更是遠遠快于收入較低的那部分人群。報告指出，分配不均等加劇，部分抵消了經濟增長對消除貧困的影響。

這是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印度由于快速增長的經濟而受到廣泛矚目，很多人都把印度與中國相提并論。在遭遇到的現實問題上，印度也確實可以和中國相提并論。雖然基尼系數并不像中國這樣大，經濟的蓬勃發展并沒有使印度最貧窮的社區得到好處，印度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依然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過活。印度的開國之父們想要消除的貧窮從來沒有遠離過這個國家。饑餓一直在印度鄉村地區蔓延，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兒童營養不良。在最貧窮的20%家庭中，體重嚴重不足的兒童比例高達28%。醫療保健條件差，大量貧民無法受到教育，城市中有著巨大的貧民窟。此外，印度的外匯儲備也在迅速的增加著。

那么，在較發達的國家或者地區中呢？在亞洲發達的香港，貧富差距問題同樣顯現了出來。在2004年聯合國消除貧窮日（10月17日）之際發表的一份報告說，香港的貧富差距繼續擴大，僅低于中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一份報告指出，香港的富人收入是窮人的26倍；而且貧富差距在1990年代開始惡化，到2004年止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4年10月16日發表的調查報告發現，在2001年，最富有的10%家庭的每月收入是八萬港元，其總數大約是全市家庭每月總收入的40%。同時，最貧窮的10%家庭的每月收入只有2977港元，占全市家庭總收入的0.9%。2007年6月，香港統計處公布了《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報告顯示，1996年、2001年和2006年按原本每月住戶收入編制的基尼系數分別是0.518、0.525和0.533。報告表示按當時價格計算，每月收入在4000港元以下的住戶在整體人口中的比例由1996年的6.7%增加至2006年的9.2%；每月收入在4萬港元或以上的住戶在同期則由15%增至17%；同時，香港中等收入的住戶比例萎縮，月入1萬至4萬的典型中產家庭，十年間由超過61%下跌至55%。政府數據顯示，在近七百萬香港人口中，收入低于政府綜援金 (從2千元到數千元不等)平均數的貧窮人口有95萬！但一些民間組織的數字則顯示，香港貧窮人口實際超過125萬。低收入人士比比皆是:清潔工月薪只有三、四千元；另有調查顯示，速遞員絕大多數時薪不到港幣30元，部分時薪更低至不足13元，他們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但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夠他們維持基本的生活！2007年8月19日，300多名印度尼西亞傭集會請愿、游行示威。他們在香港雇傭，法定月薪3400港元，她們實際拿到的僅有1500至2000港元。她們在香港受雇后，按香港政府規定，還需扣除10%的首月薪金給香港雇傭中心作中介費，但實際上93%的印度尼西亞傭都被抽取了3000港元。此外，15%的印度尼西亞傭被迫每天工作18小時，每周工作七天，這在香港都是違法的。香港人10年來聘用外勞數量增幅達36%，目前有外傭二十五六萬人，其中菲（菲律賓）傭12萬，印（印度尼西亞）傭11萬，還有部分泰（泰國）傭、尼（尼泊爾）傭等。她們月收入才2000港元上下。她們是香港社會最底下的一個階層。 其實，菲傭中間大學生的比例相當高。

前特首董建華曾經在一份施政報告中，使用了“扶貧”一詞，要減少跨代貧窮，成立扶貧委員會，從此“扶貧”一詞便天天見諸香港報端。今年在為選舉香港新特首而進行的電視辯論中，候選人梁家杰指責政府官商勾結，不顧低下階層利益，說自己才是那些“手中無(選)票、無錢、無權勢的市民”的代表。這話導致曾蔭權當即表示“香港我們不要搞分化， 那是搞階級斗爭。”但是香港貧富分化的嚴重已經沒人能夠否定，在整個選戰過程中，候選人都不厭其煩地強調要解決貧富懸殊，要照顧中產階層。香港正在轉變為所謂M型社會，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M型社會，即低下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人數越來越多，中間的中產階級人群則減少，大多數輪入中低階層。

2006年11月16日，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發表題為“勇于變革、共同承擔”的2007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其中宣布澳門政府2007年會為所有政府及公營部門的清潔、樓宇保安外判服務制訂最低工資，元旦后馬上展開咨詢。這給香港造成了極大壓力，因為香港并無最低工資制度——香港政府由于考慮到商界的強烈反對，僅以雇主自動約章形式來在某些行業先試行“最康工資”。另外，澳門還推出多項保障當地工人的政策，包括征收外地雇員聘用費。但是丑聞纏身的何厚鏵政府的日子也并不好過。2007年8月15日歐盟委員會澳門特別行政區2006年度報告指出，雖然澳門經濟增長迅速，但因通貨膨脹同時嚴重，導致貧富分化更嚴重。報告說，澳門四分之一的勞動力是外來勞工，引發失業的當地市民的不滿；而快速增長的經濟令通脹上漲，導致生活成本上升，對一些貧困群體來說，經濟發展令他們的生活水平下降。2007年5月1日勞動節澳門有3000市民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加強保障勞工權益，結果游行隊伍與警方發生沖突，發生警方向天空鳴槍事件，導致一人頸部中彈。此次游行期間被捕的10名示威者在5月2日由治安警察局移送檢察院立案調查。檢察院表示，有強烈證據證明這些人涉嫌抗拒、脅迫和違令等罪名。檢察局將這10名示威者列為嫌犯，等候法院處理繳交保釋金手續后，將把案件交還警方調查。澳門保安司司長張國華在5月2日回應開槍事件，贊揚并肯定警方的工作。

在頗令我國公務員們羨慕不已的“高薪養廉”的新加坡，社會貧富差距同樣正在擴大，有約20%的新加坡人每月的收入僅僅是1500新元，處在貧困線上。不僅如此，還有不少新加坡人的薪金仍停留在過去幾年的水平。2007年3月，新加坡政府聲稱，私人企業界這兩年來的薪金相信已經上升，因此目前其他特級政府行政官的薪水也應獲得相應調整，而按照市場水平，部長們的薪水應該從原本為121萬元的年薪，增至220萬新元。此言一出，輿論嘩然。沒過幾天，該國主管公共服務的國防部長張志賢2007年4月9日在國會上說，部長薪資調整將在2008年以前分兩次進行，最終將增至192萬新元，平均增加約60%。同時，該國總理的薪資將由200萬新幣增加到310萬新元（201萬美元），相當于美國總統布什的5倍。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卻一直在提倡奉獻精神！由于實在不好意思再說加薪是為了養廉，新加坡政府只好非常無恥的把公務員的薪金水平和與私人企業界收入掛鉤。

2006年夏天，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匯總了一份令日本人震驚的報告，其中指出“日本的貧困人口比率已經成為工業國家中最高的一個”。日本國民開始意識到貧富差距。去年日本媒體以及經濟機關的調查顯示，7至8成的受訪者認為“日本正在出現貧富之差擴大現象”。早在9年前就曾著書指出日本社會的“中產階層”時代已經結束的日本京都大學研究生院經濟學教授橘木教授表示，他獨自做出的估算顯示，日本社會的貧困階層占人口的14%至15%。這同經合組織公布的工業國家相對貧困率接近，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日本的相對貧困率為15.3%，僅次于美國的17.0%和愛爾蘭的15.4%,位居第三。日本戰后60年來，多次民意調查一直顯示，近9成的日本人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層”，被世人標榜為理想的“平等”社會。有的經濟專家（自由派的經濟專家們到處都是一個相同的論調）則表示，通過競爭原理，有能力的人增加所得是理所應當的，并且給經濟帶來活力，過去“中產階層”現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不平等。橘木教授則指出，貧富擴大將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父輩所得直接關系到下一代。他指出，現在的日本社會已經是父母的收入高低與子女受到教育程度成正比，收入越高，子女越能受到好的教育，相反子女無法得到良好教育，而在30-40年前，子女的教育與父母收入沒有關系。日本社會普遍關注的另一個群體是年輕的非正式雇員問題。最近幾年，日本社會一改過去學校畢業之后立即工作的風氣，不少年輕人畢業以后開始靠打工生活，一干就是很多年。橘木教授指出，在日本社會，年輕人一旦進入打工族，他們將幾乎終生難以擺脫這一處境，因為企業招工一般都是招收新畢業的學生，對于沒有特長與專業工作經驗的打工族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在世界上其他地區，情況一點也不比亞洲好。大倫敦市政府2003年的咨詢報告指出，過去10年間，倫敦人收入的差距持續拉大。1991年到2001年之間，男性手工勞動者的收入增加了9%（不包括通貨膨脹），而男性非手工勞動者的收入增加了26%。2006年年底，英國工會聯合會的秘書長布倫丹•巴伯指出，從2000年起，英國《金融時報》百指上市公司的高級主管們薪酬的增加速度比普通工人收入的增加速度要快17倍。換句話說，如果一位高管在2000年掙100英鎊的話，現在可以掙205英鎊，而普通雇員只能掙106英鎊。他還說，如果金融城中的大公司把年終獎金和全英國所有工人分享的話，每人都可以拿到350英鎊。2005年倫敦市政府的一份報告指出：倫敦的單親家庭當中，50%以上一個月連10英鎊都存不下來。今年7月，英國專注社會政策與發展的志愿機構約瑟夫•朗特利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發表的最新報告說，英國目前的貧富懸殊情況是40年來最嚴重的。基金會研究了過去40年的財富分布形勢圖，發現1970年代的貧富差異曾經出現過實質減少。但是在1980年代（自由派經常充滿幸福感回憶起的撒切爾鐵腕時代）和1990年代，英國社會“兩極分化”導致的不平等現象卻有所加劇——可是，撒切爾強行推進私有化進程時，喊出的口號是“人人都作資本家”，因為給工人分配了小額股票！這是英國資產階級的老伎倆，在20世紀初，就有德國人羨慕的說，5英鎊面值的股票是英國帝國主義存在的基礎（見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報告說，窮人和富人不再像1970年代那樣靠鄰居住，“現在，窮人和富人都分別聚居在不同地區。”人們警告，倫敦有可能會回到狄更斯筆下描繪的貧富懸殊、老死不相往來的時代。2007年8月8日《衛報》報道，倫敦金融城的年終獎金總數達到了創紀錄的140億英鎊，在倫敦金融城工作的35000人的總存款達到430億英鎊，英國全國職工的年終獎金上升了24%到260億英鎊，但僅是金融城就占了總數的一半以上。英國去年增加了668艘超級游艇，可以改作建屋用途的農地價格上漲了20%， 豪華轎車賓利（Bentleys）的銷量上升了29%，而訂購勞斯萊斯汽車的等候時間達到了5年。 次日《衛報》報道，英國大企業董事會成員去年的報酬大幅度增加了37%，一些高層的報酬比一般職工高100倍，行政總裁的平均報酬是287萬5000英鎊。報道指出，行政總裁的報酬是英國工人工資增長的11倍，也比通脹率高20倍。 對于這些公司高層的酬勞增長，英國董事聯合會表示，大企業董事的“不尋常表現應該得到回報”。不過，平等機會委員會形容這些統計數字“令人震驚”。

2007年2月底，"倫敦兒童貧窮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出，大倫敦的兒童當中，五分之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是全英國比例最高的。而倫敦市內，半數以上的兒童生活貧困。很多家庭每個星期過日子的錢還不到150英鎊。"拯救兒童"慈善組織說，現在在英國，總共有26個選區當中四成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11個在倫敦。生活貧困的家庭，買吃買不起穿，付了帳單孩子就沒錢參加學校郊游，等等。所以在2004年，當時英國的財政大臣布朗（即現任首相）形容，兒童貧困是英國"靈魂上的傷疤"。這個傷疤在倫敦尤其顯眼。

美國的情況與英國類似。二三十年前，美國的中產階級占據社會重心位置，可是最近幾年來，經濟增長的收益卻流向了富人階層，而且是富人中的富人階層。從1979年到1997年，百分之一的家庭的稅后收入增加了157%。在這百分之一的家庭中的百分之一的收入等于社會底層兩千萬人家的收入總和。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在今年一月發表了題為《1979年至2004年之歷史實際聯邦稅率》的調研報告。該報告表明，作為布什總統減稅政策的一個結果，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家庭的聯邦稅率下降得比美國任何其他群體都快。這項調研還發現，在調研所獲得的數據資料截止的2004年，對于中等收入的掙錢者來說，他們的稅率略有上升，而對于社會頂層的富人來說，他們的稅率在持續下降。美國聯邦統計局在2007年8月30日發布的有關美國居民收入、貧困、和醫療保險資料的年度報告顯示，共有3650萬人的收入處于貧困線以下。另外，美國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數從2005年的4480萬人上升到2006年的4700萬人，占人口總數的15.8%。美國的收入差距還帶有鮮明的種族特征。統計局公布的年度報告顯示，去年20.6%的拉美族裔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黑人人口的貧困比例為24.3%，而亞裔和非拉美裔白人的貧困比例分別為10.3%和8.2%。平均收入最低的是黑人。第二天，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導說，美國大公司總裁的平均工資去年為1080萬美元，相當于普通工人平均工資29544美元的364倍。在1989年，前者的是后者的71倍多。另據彭博新聞社報導，去年華爾街20個收入最高的基金經理的平均工資為6億5750萬美元，是美國人平均工資的2萬2千255倍。私募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的經理10分鐘內獲得的報酬比美國普通員工的平均年薪還要多。

財富分配的不均等自然要比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要嚴重得多。2006年西安大略大學的一份報告說明，在印度，1％的上層占有16％的財富；5％的上層占有38％的財富；10％的上層占有53%的財富；80％的下層占有30％的財富；50％的下層占有8％的財富；20％的下層占有1％的財富；而10％的下層只占有0.2％的財富。英國慈善組織“棲身之所”（Shelter）2004年發布了一個報告，發現在過去10年里，住在富裕地區、擁有孩子的家庭之“房產凈值”（一處房子的市場價格與購買者所欠下的貸款之間的差距）比那些貧窮地區的人多20倍。全英國的54個億萬富翁中，有23名居住在倫敦，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國人。根據英國的稅制，富翁們無論賺了多少錢，只要是在英國以外賺的，就不必向英國政府繳稅。和19世紀一樣，倫敦西頭與東頭的懸殊差距沒有一點改變。在富裕的西部肯辛頓區，一套擁有三間臥室的公寓標價是300萬英鎊，近600萬美元。距離海德公園不遠的四個"閣樓"每套售價8400萬英鎊。從倫敦西部的W5（郵政編碼）步行到W7，只需要半個多小時，三居室的價格從50幾萬降到了10幾萬。BBC記者寫道，“W5伊靈綠地（Ealing Common），綠草如茵，水仙金黃，紅磚灰瓦的維多利亞建筑端莊秀美；W7科普里死胡同（Copley Close），報廢的汽車，散落的垃圾，遍布涂鴉的鋼筋水泥大樓毫無姿色。……住在綠地附近的瓊安，一家四口四居室仍然嫌擠，想擴建閣樓；住在死胡同的愛瑪，一家七口擠在兩居室，睡覺恐怕都要排隊。”甚至英國的富裕階層都開始意識到，他們在自己國家首都倫敦的市中心現在已經買不起住宅了，因為他們收入中的很大部分要用來交稅，而外來富豪卻不必。對于生活在倫敦的工薪階層來說，他們對這一現狀就更為不滿。許多人認為，倫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城市，而他們卻遭受著收入過低，稅賦過高的雙重壓迫。

從整個世界的角度全面來看的話，可以給貧富差距的擴大做一個綜合的評述。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這個時代，2006年全球范圍的失業人數仍然保持在歷來的最高點，達到1億9千5百多萬，占全部勞動力的6.3%。服務業首次超過農業，成為雇用人數最多的行業。而在發展中國家，服務業的收入往往是微薄的。（比如在目前中國國內消費品價格全面上漲的時候，服務價格卻保持著穩定，甚至略有下降。）占全球2%的最富有人口擁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財富。占全球10%的那部份最富裕人口則控制著全球85%的財富。而世界上大約一半處于底層的人口只擁有全球財富的1%。 世界財富的很大一部份集中在美國，大約占30%。全世界1%最富有的家庭，其中的40%在美國；三分之一在歐洲；另外三分之一在富裕的亞太地區，其中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而世界其他地區只擁有全球財富的10%左右，其中包括中國、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全世界65億人口中，有11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足一美元。發達國家民眾每年每人的平均收入為1萬7千美元以上。發展中國家同富裕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比例為16%。高收入國家的人每掙一美元，發展中國家的人只掙16美分。

所有國家的調查和統計不約而同的顯現出同樣的特征：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加速擴大，在時間上，與全球化進程吻合。從90年代以來，以蘇東事變為起點，資本主義好像又回到了精力充沛、生機勃勃的青年時代，全世界進入了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又開始了肆無忌憚的對勞動階級和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盤剝。歐洲社會黨們大都已經悄悄收起了“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的招牌，英國工黨曾經到處炫耀它的“英國式的社會主義”，而如今，不但“英國式的社會主義”又返祖回了“英國式的資本主義”，而且英國工黨早已是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賣力兜售者。

貧富差距的擴大是社會分裂最重要的指標，但是社會的分裂并不僅僅是財產的差距。在教育、醫療、衛生、就業、信息、信貸等等各方面，社會中的一部分與另外一部分的差距，同樣在迅速擴大著。

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是追求所謂自由的市場經濟，本質上這意味著私有化。貧富差距的拉大與私有化進程有著密切的關系。《共產黨宣言》里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私有制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私有制對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不存在了。私有制就是少數人的私有和大多數人的一無所有。在原發展中國家，在二戰后受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影響而大多借鑒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建立起了國民經濟體系，國有經濟是其中重要一環。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更曾經是壓倒性的經濟力量。隨著這些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變賣，而市場經濟體制又推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就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在發達國家，資本的大量外流和財富泡沫化使貧富分化同樣嚴重，而原有的社會福利保障體制紛紛被削弱和整改，使得發達國家最引以為榮的最后一道保障越來越成為岌岌可危的、資本家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釘。

從香港到英國到美國，發達國家和地區到處都在哀號“中產階級的消失”。曾幾何時，辯護士們津津樂道于資本主義沒有像馬克思設想的那樣消滅中間階級，使社會分裂成兩大對立的階級；相反，資本主義出現了一個廣大而穩定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起到了重要的穩定作用。而如今，這個所謂的中產階級正在迅速的消失。紐約州立大學的財經學教授威廉•雷諾說，全球化的結果不但使美國減少了工作數量，也使得現有工作的質量下降，大部分是臨時工，零售服務，電話推銷，募捐，行政，廢物回收，私立教育和保健服務。這些工作的收入都不是很高。他還指出，惡化的經濟給中產階級的家庭帶來很大的壓力。父母現在要更長時間操心子女的經濟狀況，對他們提供資助。為了維持中產階級的水平，夫妻雙方在財務上都像走鋼絲一樣把自己置于很微妙的平衡點上，一旦經濟上有風吹草動，就難免陷入困境。通貨膨脹和房價上漲都使中產階級的地位越來越不穩固，越來越多的美國中產階級們疲于奔命，為生計糊口，眼睜睜的看著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淪落為下層階級。而記憶中的美國夢，雖然同樣是四處遷徙，卻是凱歌高奏充滿希望的向上爬。

事實上，發達國家的很多所謂的“中產階級”收入并不是很高，而且沒有多少資產。中產階級曾經的特征是收入穩定，工作機會多，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而無后顧之憂，因此在消費和投資上也更為大膽。真正的資產階級早就看著這群靠他們的高稅收來養活的懶漢不順眼了。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大量工作崗位隨著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同時，社會福利體制也在入不敷出和私有化的困境中越陷越深。中產階級眼前的境況和未來的預期都不樂觀，中產階級也就自然很容易在瞬間成為無產階級了。

一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情況略有不同。比如在中國和印度，這十幾年來卻形成了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中產階級”。但是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中國和印度的“中產階級”是在社會和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其中一部分是上升中的資產階級，這部分注定要么繼續上升，要么破產；另一部分是高學歷高技能高收入人群，這部分人群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了，而且越來越多的和外國人競爭，越來越多的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這部分人，他們只能在穩定的社會中穩定，在不穩定的社會中，起不到穩定社會的作用。

不論如何，自由化和全球化使中產階級開始淪為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淪為產業后備軍。一切情況都與19世紀是如此相似。在前邊提到的亞洲發展銀行的報告中，抨擊了“一個主流觀點，就是高度分配不均等會促進經濟增長。此外，增長本身也會導致更大的分配不均等”。報告指出，“至少有兩項不同的研究對尼泊爾地區的緊張沖突的成因進行了分析，并發現社會和經濟分配不均等可能是造成一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更容易受到沖突影響的原因。例如，一個研究機構發現經濟機會的匱乏（以高貧困率或低受教育率來衡量）與暴力沖突的高度緊張有密切聯系（Do和Iyer，2006年）。特別地，該研究機構指出貧困率每上升10個百分點，與沖突相關的死亡數字會增加23-25。”報告進一步分析道，“有三種增長不均衡似乎很適合用來解釋亞洲發展中國家很多方面的分配不均等擴大現象。第一，一國內部地區間的增長不均衡。第二，部門間的增長不均衡——農村和城市之間，還有生產部門之間（特別是，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第三，家庭之間的增長不均衡，比如收入較高的那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長要快于中低收入家庭。”“以中國為例，省際間增長不均衡被認為是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間，導致分配不均等擴大的主要因素。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到2004年，促進分配不均等擴大的最主要因素應該是城市和農村家庭收入的差異。與此同時，城市家庭間的收入增長不均衡也已經成為更近期分配不均等擴大的主要原因。”“至關重要的是，城市居民收入和支出增長不均衡在很多國家都是分配不均等程度擴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大學程度的居民與低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間正在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開始成為導致分配不均衡擴大的唯一最重要的可測要素。”

報告呼吁，“當今發達國家的歷史軌跡中，并沒有顯示消除分配不捆等會是經濟持續增長的自然結果。……公共政策的制定一定不能忽視分配不均等現象。……為了促進更高的機會均等，某些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份報告也只能到此為止了。當談到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對不均衡增長的重要作用時，報告的相關內容三言兩語就結束了。因此，報告也只能僅限于空泛的談論“公共政策如何應對分配不均等現象”了。當談到農業增長的緩慢時，報告說，“存在一些普遍因素，包括對農業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減緩，由于自然資源的迅速枯竭而導致對發展推廣農業生產新技術的資源投入停滯，等等。在某些國家，政策環境不允許私人投資于農業，這也加劇了公共投資的匱乏。”

事實上，正是自由主義的政策使得對農業的公共投資減緩。在二戰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直接對農業投資，被自由主義強烈抨擊為缺乏效率，導致腐敗，等等等等，罪名很多。在自由化、市場化的大趨勢下，發展中國家政府對農業公共投資逐漸減少是非常正常的結果。目前非常時髦的是小額信貸，關鍵之處是私人投資，農村金融服務的私有化。不清楚亞洲發展銀行報告中所說的“政策環境不允許私人投資于農業”的某些國家具體指哪一個，以中國為例，中國不僅對農村小額信貸非常感興趣（可以參見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些專題研究報告、行領導在不同場合的講話），而且事實上已經試行了多年。今年1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了《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隨后各地出現了多家村鎮銀行。“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對此非常歡迎，說，中國首家村鎮銀行的成立是向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步，有助于解決中國廣大農民借錢難的問題。茅于軾說，“美國有7千多家銀行都是老百姓辦的，我們中國這么多銀行，都是政府辦的，區別就是這里。……村鎮銀行定下的首要目標應當像孟加拉的尤努斯那樣，不以金錢為目標，而以扶貧為目標。”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的茅于軾當然清楚中國“這么多銀行”并不都是政府辦的，自然也應該知道美國“野貓銀行”的典故。但是在這里，真正的問題在于，村鎮銀行或者小額信貸是不可能“不以金錢為目標”的。茅于軾說空話的水平一流，他應該很清楚，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小額信貸，要么利率相對較低（相對其它小額信貸而言，總體上，小額信貸的利率水平普遍較高），靠外來資金注入維持運轉(比如像他那么崇拜的尤努斯）；要么靠高利率或者向較富裕人群貸款來保證資金運作。茅于軾自己就搞過小額信貸的試驗（據他自己說壞帳率為4%到5%），后來因有高利貸的嫌疑曾被有關部門勒令停止。他的貸款年利率曾經高達18%。一方面，茅于軾絮絮叨叨的說“金融服務的缺乏導致農村高利貸盛行”，另一方面，他自己就在放高利貸。可見，所謂小額信貸的本質，無非就是用專業的高利貸取代農村自發的高利貸而已。農村自發的高利貸，收益者多半還是農民中的某個富裕階層；而專業的高利貸，受益的自然不是那些可惡的泥腿子，而是精英人士了。所以如茅于軾所說，很多國外資本對中國的小額信貸業務都很感興趣。靠吹上天的小額信貸、農村金融私有化，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事實上，中國的村鎮銀行，雖然成立還不到一年，大多已經遇到嚴重的經營問題。

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有什么樣的分配方式，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省際差異、部門差異和城市家庭收入差異先后成為中國分配不均衡的主要影響因素，準確的反映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首先，是四個經濟特區和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的出現，加之大量祖籍廣東的華僑資本以及香港投資多數集中在廣東等地，使得東南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差距迅速拉大。而后，隨著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轉變，制造業和加工業大為發展，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使得部門間差異成為重大特征。現在還有人利用這一點，在別有用心的販賣“土地私有化”的私貨。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繁榮，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越來越多的資本、資源集中在城市中，城市家庭間的收入增長不均衡又成為了分配不均等擴大的主要原因。貧富差距的拉大，由地區因素、部門因素向階級因素轉移。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階級因素將越來越清晰得表現出來，并且取代其它因素，成為最重要的因素。不論是在中國，印度，在香港，英國，在歐洲大陸還是美洲大陸，這個規律都將伴隨著全球化和自由化的進程不可避免的展開。曾蔭權再怎么呼吁”不要階級斗爭“，也是無濟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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