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市夾縫中的一代：中國城市“新失業群體”調查

當人們還沒來得及為城市中失業下崗工人的出路尋找到靈丹妙藥的時候，另一批更為年輕的失業大軍已浮出水面。他們只是一批二三十來歲甚至十幾歲的年輕人，規模不小，且呈日趨增長的態勢。就全國范圍來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調查報告指出，目前我國每年實際新增勞動力均在1000萬人左右，只有40一50％能夠實現就業。其中，15至29歲的青年總體失業率為9％，高于目前6．1％左右的全社會平均失業率，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為長期失業。
這些年輕人被稱為“新失業群體’’。但是，“新失業群體’’與“老失業群體’’的區別不僅僅在于年齡的差距（雖然僅僅從年齡上來說，既然“老失業群體’’常常被政府和媒體稱之為“四O五O人員’’，那么，“新失業群體’’也可以被稱為“二0三O人員’’）更重要的是，作為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產物，“新失業群體’’留下了太多與他們的父輩不一樣的特征。
　　
新失業群體的就業困境
新失業群體成為失業大軍的特例，他們的就業困境體現在：
一、新失業群體自身條件不利競爭。
首先，教育資本匱乏。遼寧省勞動廳2004年所做的失業人員情況抽樣調查數據測算，在新成長勞動力中，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員占總數的41·41％，中專程度的則占33·73％。這表明，文化水平偏低構成了新失業群體向上流動的最大障礙。這是因為，由于工資工作不穩定性的不斷增加，青年人被暴露在巨大的社會風險下，教育程度低得可能根本得不到職位。中等教育程度只能在職業社會化中起很小作用，并且只能進入進入勞動力市場很有限的部門。實際上，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時間的延長，反而強化了這種社會不平等。
其次，技術積累不足。隨著服務行業的興起和大規模失業的爆發，越來越多的青年人被擠壓出了勞動力市場，完全被塑造為“去技術’’的一代。由于新失業群體沒有正式的就業經歷，通常是從一個不穩定的工作跳到了另一個更加不穩定的工作。因此，新失業群體即使工作，也并不能實現經驗和技術的積累。
第三，社會資本缺失。風險社會中，社會轉型所帶來的不良影響是以不平等的方式施加在社會群體上的，其中受影響最大的就是工人階級的后代，他們無法也不愿繼續接替父輩的工作，家庭社會網絡又不能為其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很多新失業群體處于風險之中，卻缺乏應對不確定性和風險的資源。
二、新失業群體就業環境惡劣。
新失業群體的自身不利條件使其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劣勢地位。同時，他們還必須面對來自于社會、產業結構轉型所滋生的惡劣就業環境。
隨著國企改革和產業結構轉型的不斷深化，很多企業紛紛面臨發展困境，不斷向市場吐出勞動力資源，卻無法吸納社會新增勞動力。同時，農業勞動者的工業化進程使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就業體系，擠占第二、三產業就業崗位。新失業群體不得不面對上述來自于下崗工人和農村勞動力的雙重溢出所帶來的就業競爭壓力。這種競爭不僅是工作崗位的競爭，也帶來工作條件的不斷惡化：工作報酬的不斷降低，利益受侵害強度也不斷增加。
同時，相對于第二產業不斷縮水的就業機會，第三產業的進入門檻比較低，因此，7 O％的青年就業集中于第三產業中較低層次的服務業。事實上，由于大量求職者涌向第三產業，服務行業中很多工作崗位都已進入了飽和的狀態。
三、新失業群體成為社會政策的空白點。
盡管新失業群體仍在快速膨脹，并不斷陷入失業的泥潭不能自拔，但新失業群體的問題仍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社會政策的指向也遺漏了這一特殊人群，正如沈陽市某官員在訪談中所指出的那樣：
“從現在的政策來看，國家從1994年開始實施再就業工程。從那時起，沈陽就把國家的所有政策都貫徹下來了，規定有四種人可以享受再就業政策，包括免稅及一些其他優惠。青年大學生可以享受一定的政策。但是，沈陽促進就業的政策幾乎全是針對下崗失業人員的，至于青年人失業這塊，確實沒有特殊政策。”
由此可見，新失業群體并不能像下崗職工或大學畢業生那樣，享受就業優惠政策，加之其自身知識和技能條件的限制，制度等宏觀環境的制約，均使得新失業群體在獲取就業機會的過程中受到種種制約，陷入就業困境。

新失業群體的“失業”悖論邏輯
里夫金在《勞動的終結》一書中早有預言，他認為信息時代所產生的更加自動化的全球經濟，正在使勞動的本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使得各國在21世紀要面對的根本問題不再是經濟的增長，而是成千萬上百萬的勞動力找不到需求。
今天，里夫金的預言在世界很多國家得到驗證，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受到了失業的威脅和折磨。對此，很多學者認為，失業青年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主動或自愿失業，他們不是不能就業，而是由于就業期望過高，不愿遷就造成的。但課題組認為，這樣的判斷過于簡單。實際上，在新失業群體不工作的背后隱藏著許多邏輯選擇機制，這往往比新失業群體選擇就業更為復雜。
1、夾縫中的一代：消費與收入的比較。
也許仍然會有人對年輕人的消極懶惰表示不可理解，在他們看來，雖然收入不高、工作惡劣，但畢竟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來獲得收入，不應該選擇待在家中。我們在此不對這樣的看法做出評價，但是，有必要在這里指出，隱藏在諸如消極、懶惰這些主觀性因素背后的更為深層的社會結構性問題，這個結構性問題就是由兩個二元結構所形成的夾縫(孫立平，2005)。
一個二元結構是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二元勞動力市場的概念是在上世紀6 0年代由美國學者皮奧雷等人提出來的。其基本含義是，勞動力市場可分為兩個市場或部門：初級市場和次級市場，初級市場有高工資，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提升機會，就業的穩定性，工作規則是公平的和有適當程序的。而次級市場的工作收入低，工作環境差，幾乎沒有提升機會，就業不穩定。
在中國，這個勞動力市場的二元性表現為一種特殊的方式，它通過戶籍制度體現的城鄉二元結構體現出來。因此，這個二元結構帶有很強的社會身份的特征。直到目前為止，在許多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中，仍然存在根據戶籍制度決定工作崗位的現象，同時對主要是以農村勞動力構成的外來人口的就業設置很多限制。這樣就形成了主要以城市勞動力構成的初級勞動力市場和主要以農村勞動力構成的次級勞動力市場。而且，在中國，由于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而形成的勞動力幾乎無限的供給，兩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水平相差要更為懸殊。
同時，由于城鄉兩部分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城市與農村幾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這就是生活世界中的二元結構。目前我國城鄉人均收入的差距，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三倍多。如果加上社會保障和其他福利等因素，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將有六倍之大。即使純粹以貨幣收入而論，在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9422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只有2936元。這樣一來，生活在兩個世界中所需要承擔的生活費用幾乎有天壤之別。
如果將這兩個二元結構交叉起來，就可以構成一個雙二元結構。進一步地，可以依據與這個雙二元結構的關系，將目前所有就業者分成三個非常不同的群體。第一個群體是既在初級市場就業，可以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同時也承擔較高的城市生活費用者。城市中的大部分就業者屬于這個群體。
第二個群體是在次級市場中就業，收入很低，但也基本不承擔城市中較高生活費用者。城市中的農民工大多屬于這個群體。
第三個群體則是在次級市場中就業，收入很低，卻同時要承擔較高的城市生活費用者。這個群體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生活在城市夾縫中的人們。一般而言，越是在大城市中，次級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力價格與城市生活費用的差距就越大。處于兩個二元結構夾縫中的就業群體主要由城市中的非正規就業者以及其他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就業人員所構成。
從上面的結構背景中，我們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新失業群體的就業障礙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為什么其中的一些人會選擇主動失業。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屬于城市中的獨生子女一代。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城市的，而維持城市生活方式的費用是高昂的。以天津為例，許多次級市場中的工人月工資只有六、七百元，甚至更少。這樣的收入，只能維持一個市民很低的生活水平。對于喜歡社會交往的年輕人來說，也許只夠請朋友吃一頓飯或兩頓飯。當然你可以指責他們為何不放棄城市的生活方式，為什么還要和朋友在一起吃飯。但我們知道，放棄一種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同時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這部分年輕人中更愿意選擇收入預期高但卻很不穩定的就業機會(孫立平，2005)。
總之，盡管我們承認新失業群體成員本身有其特有的弱點，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不能僅僅將眼光盯在這些弱點上，而是應當通過逐步縮小和消除兩個二元結構，為新失業群體問題的解決創造條件。
新失業群體的夾縫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身份與就業間的矛盾。新失業群體由于缺少知識技能，需要與農村勞動力同處一個勞動力市場競爭崗位，農村勞動力不但可以承擔那些勞動時間長、強度大的工作，也無需承擔城市生活的昂貴支出，這些都使農村勞動力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但是新失業群體并沒有認識到自身處境的尷尬，相反，他們大多數充滿“自信’’。這種自信恰恰源于城市身份和城市生活的優越感。
由此，不難發現，新失業群體的失業不再是簡單的個人因素作用，實際上，也是個體在面對結構擠壓過程中所做出的選擇。
2．被迫性的主動失業：生命周期與失業
在調查中發現，新失業群體對于不工作的選擇往往還可能是一種“被迫性的主動選擇”。被動與主動看似一對矛盾，但實際上卻生動的描述了新失業群體，甚至是這一代獨生子女的困境，而這種困境正是代際之間生命周期的重要時點交錯或重疊出現導致的。根據生命周期理論，個體都會相繼經歷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階段，這是個體發展的正常規律。但是，在課題組對于新失業群體的調查發現，恰恰是這種正常的發展使青年人的職業生涯陷入異常，并成為“新失業群體”中的一員。
在課題組訪談的新失業群體中，絕大部分被訪者都是新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獨生子女，在他們進入青年時期的同時，父代也轉入終年期的后期或開始進入老年期。因此，照料父母的重擔也在不知不覺中落在了他們的肩上。獨生子女的家庭構成注定了這種責任沒有其他家庭成員能夠互相分擔，且很多新失業群體的家庭經濟狀況并不樂觀，這又限定了他們不能長期依靠雇用專業人員來化解此難題。因此，在這種別無選擇的困境中，他們唯一能夠選擇的就是退出工作崗位——不工作——以承擔起照顧家人的責任。
生命周期的變化是青年人開始面臨新的人生經歷和人生選擇，除了來自于父輩進入老年期所帶來的身體危機外，他們同樣也要建立自己的家庭，背負起家庭的責任。結婚生子是個生理上完全成熟、完全進入成人世界的標志，但是很多新失業群體卻因為仍然需要依靠家庭的經濟支持生活，而生活不穩定，對未來茫然等原因是他們在客觀上選擇了逃避責任。事實上。課題組的調查也顯示，結婚、生育對于新失業群體、特別是女性群體的就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相對于男性而言，女性總是需要在工作與生育之間做出選擇，女性從懷孕中后期開始，往往就不得不放棄已有的工作，直至子女照顧問題得到解決。
新失業群體所生活的時代，溫情脈脈的“單位制’’早已退出了個體職業生涯的舞臺，且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置身于沒有合同保障、飽受外部沖擊的工作崗位上，缺乏職業技術又導致其被替代的風險極高。因此，他們必須面對殘酷的市場競爭。市場經濟意味著效率，意味著以經濟為導向，特別是在企業根本無須為勞動力供給問題而擔心的情況下，很少有企業會為他們的生活變化支付成本。
新失業群體特別是其中的女性群體，所從事的行業大多是沒有專業技能的服務行業，這些工作是以潮流和時尚為載體的，退出就業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與社會脫節、與時尚無關，當她們再次選擇進入工作領域時，年齡的優勢已經“損失殆盡’’，就連先前積累下來的服務技巧也顯得過時落伍了，因此，她們只能陷入擇業中的無奈困境。事實上，在課題組對于新失業群體的訪談中，很多女性都描述了類似的經歷和處境，在言談話語之間，我們也感受到了她們在面對市場的時候內心的無奈和抱怨。
一位女士說：“有孩子了就不干了，你懷孕了，再說現在的小姑娘有的是，誰還樂意用你這么大歲數的了?超過三十的人家都不用，像我現在，我今年二十八，那都不行，嫌你歲數大，就挑你毛病，……有孩子，人家怕你三天兩頭有事啥的，都不行，我也是，有孩子以后換了好幾個工作了，自己找，也費勁。”
當然，并不是所有人在經歷生命周期變化的過程中都面臨著失業，仍然有一小部分新失業群體可以幸免于此，通過調查發現，那些成功避免失業風險的新失業群體并非得益于制度上的人性化設計，而是借助于社會關系網絡的保護。
一位被調查者說：“前些日子我媽病了，病得還挺厲害，我就得在家照顧。我領導是我一好朋友的爸爸，所以就沒事，要是別的單位，估計工作早沒了。”
新失業群體一旦喪失工作機會便難以迅速重新就業，原有的素質和技能就會不斷退化，更難適應企業對崗位技能的要求，由此形成失業一技能退化一長期失業的惡性循環，最終致使他們喪失工作信心，退出勞動力供給市場。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新的職業機會也將越來越不會提供給他們，舊的職業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可以便捷地進入退出，他們的生存空間將逐漸壓縮，他們的生存環境將更加惡劣。
[ 本文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資助課題項目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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