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文章：
　　
　　中國處在十字路口-關于中國工人斗爭、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的展望
　　（有刪節）

　　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是關于如何介入(中國的)工人斗爭并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提供支持。
　　
　　
 　　
　　
　　以上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問題，但任何人想得到確切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的。對未來展望的討論的作用在于確定當前主要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方向和明確社會在向什么方向發展。然后在每次事件發生時，隨之更新和調整我們的觀點。
　　
　　 　　
　　
　　大部分資本主義世界相信中國的經濟將像子彈頭列車一樣再快速發展二十年左右的時間，當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見。如果該預測成立的話, 它將對我們的觀點產生巨大影響，也即意味著在未來至少一個階段內中國統治階層將維持較大范圍的政治穩定。不過由于中國和全球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間的內在矛盾，該預測顯然并不太可能實現。
　　
　　 　　
　　
　　中國在現階段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一內在部分，在中國即將發生的危機必然會是一個全球性的危機。全球的政治變動也必然比以往任何時刻會對中國產生沖擊，也將改變（中國）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的想法。布什當局（的所作所為）及伊拉克戰爭對于美國的超級霸權產生重大損害，削弱了它在全球的優勢，也嚴重地限制了它采取軍事行動的能力；但這不意味著（美國）不會再實行新的軍事冒險主義行動。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與伊朗發生的沖突，與俄羅斯、歐盟以及中國的經濟沖突也是不可避免的。關于該經濟發展過程的具體內容將在2007年世界大會中的關于國際關系的文件及其他工人國際委員會的資料中更為充分地予以說明。
　　　　
　　
　　中國正通過數以百萬計不同的管道連通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其中最主要的一些渠道如下：a) 資本流通和投資，b) 貿易， c) 跨國公司們利用中國作為整個亞洲或者說全球生產鏈中的最后一環。目前有50,000 家美國公司在中國有自己的業務。自從1992年以來, 中國的關稅已經從當初的平均40%降到了5%左右；尤其是從2001年加入WTO以來，幾乎所有的門都已經對全球化的市場打開了。中國雖然如同印度一樣，仍然沒有放棄對資本流動的控制；但新措施增加了允許資本外流的規模，這標志著資本控制的自由化進程。盡管存在現存的資本控制措施，但大量的”熱錢”(風險資本)流入中國的地產業和其他投機行業，不由得使人想起1990年代發生在”亞洲四小龍”身上的金融危機。
　　
　　
　　　　
　　對外貿易大約相當于中國整體GDP的70%，其所占比例遠大于對外貿易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大經濟實體所占的比例。與此相比，在美國外貿僅占GDP的26%，本是20%，德國是63%，但德國的絕大部分對外貿易是發生在由其主導的歐元區內。中國目前正在積極組織東亞貿易區，以作為一項保障政策來抵御保護主義或者歐美可能發生的經濟衰退。
　　
　　 　　
　　
　　
　　美中聯系
　　
　　 　　
　　
　　從本世紀初以來，在中美間具有統治地位的聯系是兩者的經濟聯系。這一經濟聯系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的重要軸心。正如部分經濟學家所稱呼那樣，在這種”大規模經濟交易”的形勢下，美國資產階級從中國和其他貧窮國家那里大規模借入現金以便在國內實行所謂的”寬松金融政策”從而達到國內信用體系的大規模擴張。這也允許美國人民能夠以超過收入的標準進行消費，尤其是使用日益增長的房屋價格作為抵押去獲取新的貸款。而這些消費正好可以推動來自于中國和其他”捐助”國的進口從而在金融上維持這種”大規模交易”的經濟模式的運作。
　　
　　
　　　　
　　而這種金融政策維持著世界經濟的增長并跨越了“互聯網冬天”、911危機和伊拉克戰爭帶來的油價上漲的各種障礙，也促使部分評論家相信這種趨勢在未來仍然可能會延續下去；但事實真相是這種巨大的自我矛盾的經濟架構必然會在一場嚴重的經濟修正或者說經濟危機中解體。資本主義體系的美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總計有超過6萬億美元的外債—即每個美國人不分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要擔負20000美元的債務。但也由于美國聯邦儲備局（美國中央銀行）所執行的“寬松金融”政策，世界經濟正處于大量美元的沖擊中。在未來的某一個階段，持續增長的通貨膨脹必然會迫使美國政府和其他國家政府修改他們現行的方針，雖然至今尚未發生。而這一現象尚未發生的原因是在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全球化造成各地的勞動力收入和工作條件競相降低，而這種依靠打壓勞動力成本來獲取競爭力的主要發源地就是中國。在中國沿海城市目前有1億5千萬被超額剝削的民工，這也意味著全球范圍內有大量本來應該是勞動者的工資變成了資本家的利潤。在中國工資收入占GDP的比例從1998年的53%下降到了今天的41%。與此同時，相比小幅度但類似的工資占GDP比例下降的情況也發生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經濟實體內。
　　
　　 　　
　　中國，正如其他國家一樣，也被美國的金融政策所牢牢捆綁住,并失去了對于日益增長的自己內部的貨幣供應和信用貸款的控制。中國人民銀行被迫大量發行人民幣以沖抵蜂擁而來的美元對中國經濟的沖擊。這導致了中國國內經濟的嚴重變形失真，導致城市房價的泡沫化和過度投資。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三月份的人民代表大會上用“不穩定的”，“不均衡的”， 不協調的“和“不可持續的”等用詞來描述現階段的經濟增長。
　　
　　
　　　　
　　在過去的四年中貨幣供應大量超越了政府的目標，而與此同時政府企圖減緩信用貸款也遭到了失敗。“從2003年以來,我們已經引入了數種不同的政策以達到控制經濟增長的目標”，<<中國日報>>抱怨道,” 但更多的時候它們被地方政府忽視和曲解.”這些問題在國有銀行的實際操作過程中愈加積累，而國有銀行們一貫不遵從政府的法令。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非法的金融機構或者叫”地下”銀行,根據2006年中國政府的一項調查顯示, 每年都有大約有28%的新貸款,即相當于8000億人民幣屬于非法的”地下銀行”。這個數額幾乎相當于中國每年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資的兩倍。
　　
　　
　　　　
　　
　　現階段如此過度投資的表現并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正如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一樣。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承受過度生產和消費不振，如此經濟形勢的不平衡或早或晚必然導致自我表現的修正，從而造成經濟危機甚至是經濟大崩潰。
　　
　　
　　　　
　　當然在短期內中國可以使它的商業經濟更為融入全球經濟中，尤其是使它的出口達到2001年的3倍；但這不意味著這種現象可以永遠持續下去。WTO關于多哈回合的失敗已經表明了在資本主義體系內建立自由經濟體系的巨大壓力。 美中間的關系已經可以類比于過去舊的蘇聯和資本主義美國之間核威懾下的平衡體系，這就是被稱為“相互確保毀滅”的策略；無論哪一方也無法承擔攻擊對方的代價。因為一旦發生沖突，就意味著雙方都要被徹底消滅。但資本主義制度從來不是一個理性的體系，它是基于盲目對利潤的追求。所以，從這一觀點出發美中的經濟軸心關系終將崩潰，無論雙方的政府愿意或者不愿意這一現象發生。
　　
　　
　　　　
　　但顯然目前我們還沒有到達這種狀態，尤其是北京非常擔心盡量不破壞這種經濟聯系。這反映在胡錦濤緩和對待臺灣問題(即通過華盛頓對臺灣施壓)的立場和中國在聯合國上有限支持美國對于其兩個名義上的盟國,朝鮮和伊朗，進行制裁。為了轉移美國要求中國對人民幣進行重新估價的要求，北京方面增加了WTO框架下改革的速度。例如在銀行和保險領域內，允許美國公司更為大規模的進入和控制。
　　　　
　　
　　許多中國制造廠商都是合同的“分包商”，所以它們的行業利潤率相當之低；與之相反，大量的利潤被那些位于美國和其他富裕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母公司、品牌擁有者和專利擁有商所獲取。目前有一些中國的戰略性企業成功地突破了這種居于下游被壓迫的狀態，創造出他們自己的品牌、技術和海外的配送網絡，但大部分的中國公司離這個方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令人感到諷刺的是，目前在中國國有企業所獲取的利潤是最高的。2005年中央政府控制的169家國有企業獲取利潤達6276.50億元，相當于全國總利潤的27.9%。而其中利潤最高的12家企業占到了這169家企業中的五分之四(79%)。而所有這些企業都是能源和礦產品企業，它們的利潤主要來源于國際市場由于原材料和能源迅速漲價所造成的。
　　　　
　　一次美國經濟大衰退將給中國經濟造成嚴重的傷害，因為對于美國方面的出口(直接出口和間接出口)占據了中國出口的一半。眼下中國有1億人依靠或者間接依靠服裝業為生；在經濟衰退尚未發生的今天，美國和歐洲的貿易保護主義已經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傷害。由于對未來可能的銀行破產和工廠倒閉的大風潮的擔憂，以及由此引起的大規模政治不穩定的擔心，所以中國當局盡管華盛頓方面一再施加壓力，迄今為止一直限制人民幣進一步升值。據服裝行業信息反映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整個行業的年利潤會損失82億人民幣，該行業的利潤就如許多其他行業一樣已經被擠壓掉了。一家服裝工廠主抱怨說：“我即使在街邊賣蔬菜都能比現在開廠掙的多。這也是北京方面為什么拒絕用它破記錄的1萬億美金的外匯儲備去修補已經崩潰的公共健康和教育體系。 因為如在中國國內使用這些美元，他們將不得不出售美元而促使人民幣升值；這將進一步削減中國出口商的利潤。與之相反, 中國政府一直試圖將這些外匯儲備投入到外國股市和購買公司債券。
　　
　　 　　
　　
　　政治方針的改變?
　　
　　 　　
　　
　　中國胡溫實際上知道社會中存在的大量不滿，但是基于目前他們所處的虛弱的階段，他們無法提供合適的解決方案。由此例如“社會主義新農村”和“以人為本”的口號被設計出來以滿足民粹主義的要求，標志著他們向左轉的傾向。但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來說這些口號不過是幻影而已，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現在的領導層繼承了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轉(形左實右)的把戲，這一把戲愚弄了相當部分的觀察家使他們以為現在中國領導層的政策與他們的前任者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但是事實上現在很多的政策顯得更為保守。今年（中國）的財政預算赤字只占GDP的1.1%是任何主要經濟實體中最低的。
　　
　　　　
　　目前值得自夸的經濟奇跡使中國很快就要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實體；盡管如此，但位于社會底層的10%的人口(1億3千萬)在今天比本世紀初以來任何時候都要更貧窮。在城市中，有相當數量和規模的階層獲取的生活水準的提高；但對許多工人而言，提高的薪水實際上被快速提高的生活必需品和其他重要的基本服務的支出所吞噬。而同時公共服務體系如健康醫療和公共教育由于鄧小平“打破鐵飯碗”的政策處于極度缺乏資金的狀況中。私人在醫療開支的消費占總消費比例甚至高于美國這一數字(根據2006年OECD報告)，同時中國政府在教育上投入占GDP的比例甚至低于很多更為貧窮的國家，如菲律賓、秘魯和印度等。
　　　　
　　
　　與廣泛宣傳的所謂共同富裕相反，近25年來親資本主義的政策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貧富分化和貧富差別。國家統計局2003年和2004年的安全感調查顯示，社會風氣、社會治安、就業失業、教育和腐敗問題是民眾最為關心的問題。根據中國社會調查所的報告顯示，2000年“貧富差距過大”僅列在第5位，但從2001年躍升到第一位，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首，以后一直保持這一位序。2006年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調查發現，76%的被訪者認為差距比前幾年更大了，12.9%的人認為差距與以前一樣，只有3.5%的人認為差距縮小了，還有7.6%的人回答不知道。社會性的不公平焦慮是強烈的社會性信號，是對社會問題的警示。所有這一切其實都在為下一場巨大的“社會爆炸”而準備。
　　　　
　　
　　但政府目前在所有的主要問題的政策上都繼續傾向于富有者和特權階層。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是新的物權法使得最近15年來通過大規模私有化盜竊的國家財產變得合法化。而人民日報將該法律稱為一個重要里程碑，同時總理溫家寶宣布該法律將幫助中國創造一個公開誠實的市場機制。圍繞新法律的通過發生的尖銳的公共爭論是相當重要的，反映了在國家機器內部兩極分化的日益增長，并具體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媒體之中。對于法律的主要反對者來自于大眾媒體中的傳統毛思想的忠誠派和退休的軍方人員。而與此相反，厚顏無恥的新自由主義右翼秉承著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右翼意識形態。中央政府一直企圖保持在中間立場，但今年它決定在數年的延遲后通過物權法，以作為一必要手段避免對于它放慢“資本主義改革”步驟的指責。
　　
　　
　　
　　
　　另一個例子是政府將公司營業稅從33%一律降到了統一比率25%。該營業稅比率比美國和英國還低，為了減輕對于外資企業的打擊，目前它們享受更低的稅率在15%-24%之間；當局提供給所謂的“高技術產業”和“綠色產業”新的減稅政策并給與他們1-2年過渡期。盡管表面的口號發生變化了，但政府新自由主義的方針政策仍然沒有改變。
　　
　　
　　
　　
　　中央與地方
　　
　　 　　
　　中國政府已經無法擺脫從它前任那里繼承的經濟增長的自我矛盾：增長的失業人口(每年有2400萬人尋找工作)，環境的全面破壞，農村地區的沖突，大規模拖欠工資現象等。在正面的表面化公眾形象背后，政府的策略導致了令人擔心的全社會爆炸性的不滿。根據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報告顯示，大約有半數以上被調查者認為在未來的日子里中國存在和發生復雜的社會危機的可能性或者說可能性非常大。
　　
　　
　　
　　中央政府正在削弱中，因為它無法對抗日益增長的國內和國際上的“市場經濟”力量，也無法繼續控制各地日益獨立的地方政府。一個(中央的)副部長（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曾經宣稱，有些時候中央政府的政策甚至出不了中南海。在幾乎所有的經濟問題上，中央政府的政策都被基層所阻礙。這些事例包括猖獗的非法農業土地銷售， 拒絕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關閉不安全的非法小煤礦，持續的拖欠工資尤其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和采納中央政府的環境標準。正如中國經濟季刊編輯所評論的：“沖突發生在中央政府的愿望和地方政府的經濟需求之間，而往往100個案例中有99個案例是地方政府獲勝。這一現象充分說明了隨著私人資本的日益增加和舊有的中央政府計劃經濟體制的崩解經濟體制向資本主義方向的轉移。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一直努力游說中央政府以企圖在與別的地方政府爭奪利益時獲取（中央的）支持和傾向。各地的省地市政府在北京總共建立了約6000個駐京辦事處以達到游說中央政府的目的。這些辦事處每年要花費超過200億人民幣來與中央政府的各部門建立“關系”。(新華社報道)
　　　　
　　為了爭奪市場，投資和資源，中國各地方政府相互競爭。中央政府的各類政策由于地方省政府的有意忽視和修正無法得到實施或者變得走樣。地方官員和資產階級一起建立強權聯盟來執行他們自己（隱藏）的“備忘錄”。
　　
　　 　　
　　
　　如福建省方面發起臺灣海峽西海岸經濟開發區以吸引臺灣投資離開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同時兩大三角洲之間也為了各自的資本和市場而進行爭奪。雙方都設計方案以建立本地經濟區將周邊省份的市場和資源吸引到他們的軌道內，帝國主義WTO的規則要求打破中國內部的貿易障礙充分反映了中國國內市場割劇化的真實狀況。
　　
　　　　
　　
　
　　
　　
　　由此而來, 經濟騰飛將更進一步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但這不意味著中央政府政治層面的衰弱。各省的統治精英們越是在經濟上互相爭斗，越是要求中央政府建立更強大的中央政權以保護他們面對來自工人階級和窮人的運動，并裁決各省間的爭端。由此在未來，尤其是隨著危機的加深；中央政府會重新獲取它在經濟政策上的決策權，但這個過程是脆弱而又充滿危險復雜的困難和經常沖突敵對化的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些情況甚至在官僚主義（斯大林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就已存在，而現在則是進一步大規模地增長。
　　
　　
　　
　　　　
　　勞工斗爭和覺悟
　　
　　 　　
　　
　　在這一背景下，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發生著令人驚訝的大規模群體事件；無論是安徽的民工、河南的大學生還是深圳的妓女，所有的行業和社會等級都被卷入其中。自從1920年代以來中國還沒有經歷過如此大規模的罷工和抗議浪潮, 每五鐘在中國會發生一起抗議事件。 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顯示，在2005年全國發生314，000起勞動爭議案件，這個數字是2000年的2倍多。大部分的爭端(62%)都發生在(北京, 廣東, 江蘇, 上海和浙江等)6個最富裕的省份。這種在發達地區所發生的日益加劇的階級斗爭充分說明了中國的未來在向哪里去。來自于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希望廣泛分享國家財富的愿望完全可能成為在即將到來時代發生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扳機。歷史上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 整個社會在迅速工業化的時候會突然發生重大的革命性政治巨變。這曾經發生在1968年的法國，1978年的伊朗，1986年的韓國，也曾經發生在1925年的中國。
　　
　　
　　特別是受到過度壓迫的"民工"所表現的巨大反抗正在提醒當局，因為這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出口行業，而這目前又處于最薄弱的狀態。在這些工人中，年輕婦女的角色相當重要；因為她們在許多工廠里擔負了2/3以上的勞動力。許多工廠老板本以為女工相對更馴服，但最終發現她們經常會成為罷工的領導人或者發言人。
　　
　　 　　
　　社會主義者一貫支持所有移民工人獲取平等權利，反對歧視和警方的騷擾。在國際上，工人國際委員會曾經在愛爾蘭，在美國，在希臘和許多其他國家，支持和組織過移民勞工運動；幫助他們尋求平等權利，并成為他們與本地工人階級及組織和本地勞工運動之間的“橋梁”。當然，上面提及的例子都是涉及到來自海外的移民勞工，而中國的農民工都是本國的公民，但他們迄今為止如同海外的移民工人一樣被當作第二等級的公民來對待。
　　
　　
　　
　　　　在農村所發生的巨大動蕩在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有時規模甚至超過10萬人；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從工業污染到公共服務私有化等。在最近的階段，由于腐敗官員非法征地引起的抗議占到了所有抗議中的60%。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農村的活動分子正在逐步采納無產階級的措施，如以聯合起來的方式進行斗爭--封鎖道路、占領場地、甚至進行地區總罷工。這也反映了一個現實，所有卷入其中除了農民外也有邊遠地區的勞工, 農民工和別的產業工人。
　　　　
　　
　　在農村地區對于毛澤東的支持有明顯復興，包括在各種游行示威中使用毛的肖像，徽章和毛式口號。但今天這一運動缺乏堅強有力的聯盟，與其說他們是接受毛的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方法，不如說這是人們，尤其是年老的一代，對昔日的計劃經濟和其所帶來的安全感的懷念。　　
　　 　　
　　大規模的農村地區的抗議迫使北京當局許諾將在公共健康，教育和農村基本設施建設上做更大投入。雖然這些措施在某些地區產生了一些效果，但同時總的來說政府的投入實在太少。許多的地方政府處于財政極端不安全的狀況下，相當部分已經破產，同時也意味著在地方層次上，資金從應該的”接受人”處被”重新轉移”。盡管在1980年初，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農村帶來了臨時的經濟增長，但也由于”改革開放”造成”后遺癥”，此后農村許多地區處于經濟停滯甚至下降的狀況。而農民階層所遭遇的另一個嚴重打擊是2001年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政府粗略接受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歷史上唯一一個放棄”發展中國家”保護待遇的”發展中國家”，由此中國政府失去了補貼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保護本國農業的機會。大規模補貼的國外農業出口, 尤其是來自美國方面的出口，在過去的六年中已經在中國農業中摧毀了數百萬的農業工作機會。而且由于在許多邊遠地區存在的權力真空可以發現宗族文化的重新興起和黑社會化的泛濫。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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