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世界的變化及挑戰

 南風窗

　　林燕玲

　　在不斷增長的全球工作崗位危機的背景下，2006年6月，國際勞工組織第95屆國際勞工大會上，局長胡安·索瑪維亞作了《勞動世界格局的改變》的報告。國際勞工組織對勞動世界近年來的變革格局及形成這些格局的驅動因素作出分析，突出強調了正在發生的轉變的規模和步伐。國際勞工組織的作用，是促成有利于體面勞動的變革。

　　通過這個報告中，我們可以解讀出很多信息。

　　變化中的世界勞動格局

　　全世界有半數工人生活在每人每天兩美元以下的家庭之中，為他們創造體面勞動機會的進展步履艱難。在許多國家，范圍廣泛的非正規部門還在增加之中，工人在其中工作而又享受不到福利、社會保障或醫療保健。根本就沒有工作這種意義上的失業現在處于歷史最高值，全世界從1.573億上升為1.918億，增加20.9%，將失業率從6%推升至6.3%。盡管2006年經濟增長強勁，卻未能給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提供足夠的新工作崗位。

　　在這些失業人員當中，8600萬人是15~24 歲的青年人，他們約占全球失業總數的一半。1995年至2005年，全球青年失業率從12.1%上升至13.7%，2005年，發展中國家的青年人相比成年人失業可能性為3.3倍，而在發達國家，青年人失業可能性比成年人為2.3倍。青年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在學時間延長；另一方面，則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出現沮喪，認為由于供給他們的合適的就業機會很少，所以找工作也是徒勞。

　　人們如果在其社區或社會中不能就地找到工作，他們就會到別處尋找。在目前的環境中，勞務移民極易成為緊張源，更不要說人口販運和其它類似活動了。

　　而在46.4億全球就業年齡的人口中，超過30億，大約占2/3，要么有工作，要么在尋找工作。這些人有84%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其中，中國占26%。

　　這種趨勢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后果：由于全球經濟創造的工作崗位不足,因此，現有的工作崗位越來越成為各國競爭的對象；要求全球市場運作公正并為全球化制訂公平規則的呼聲日漸高漲；貿易和資本自由化的勢頭已被削弱，悄然增長的保護主義傾向正在出現；外包、非地方化以及外國投資等正常運營，越來越被指責為創造“國外”工作崗位；要求加強移民控制的呼聲強烈，有時排外的聲音越來越高；選舉是在“更多更好的工作崗位”事項上定輸贏；不同形式的隱性與顯性暴力的上升，縮小了進行對話、解決沖突和建立共識的空間。

　　四種力量推動改變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勞工組織認為，從全球視角來看，有四種力量被視為促使勞動世界發生變化的主要驅動力：發展的必要性、技術變革、全球競爭的加劇以及對市場更大的依賴性和國家作用的減弱，這是四種長期存在的力量。

　　發展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需要更加公平的全球發展道路。全球經濟的增長并沒有縮小最富有和最貧困國家的收入差距；一個國家經濟的增長，也沒有縮小各國內部收入不平等的差距。

　　信息通訊技術的出現推動了全球技術變革，一個嶄新的“網絡社會”趨于形成。這為生產、銷售和交換方式帶來了巨大變革。反過來，這些因素也反饋到繼續開發信息通訊技術的過程中，形成連續不斷的循環。這種創新潮流的迅速傳播、不斷發展和滲透，推動了世界生產和銷售以及企業和公共機構的管理體系出現大規模的重組，對就業類型產生重大影響。網絡使信息技術與通訊技術一體化，如同當年流水線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一樣，信息通訊技術已經并且還將繼續改變人類的生產、工作乃至生活方式。

　　而全球競爭加劇，經濟全球化使得無國界競爭逐步形成，無論主動還是被動，每一個國家都面臨著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全球市場競爭加劇的一個主要后果，就是國際分工方面出現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企業在其國內和出口市場中面臨更激烈的競爭。通訊改善和廉價的運費，促使工業化國家一些公司將生產零部件和一些成品轉包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

　　世界各國與國際社會對于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效率與公平、市場與國家等相互關系的理解，成為促使勞動世界發生變化的主要驅動力之一。20世紀70～80年代，親市場的觀點開始主導政策思維。在許多國家，政府干預被認為是阻礙了創新的調整，使問題復雜化，而不是解決問題。對市場更大的依賴性和國家所起的作用減弱成為普遍現實。

　　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人們對政府干預最小時，市場會調節得更好更快這一觀點開始信心下降，這是由于中歐國家轉型倒退的深度和廣度、亞洲和拉美的金融危機、在非洲刺激增長的做法失敗等原因造成的。于是，人們再次關注有關在一國之內和各國之間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在全球層面，消除貧困、創造社會融合重新回到政治議程上。

　　與此同時，冷戰結束，許多國家進行了重大的政治改革，和平與發展成為主流，經濟全球化潮流的政治障礙不復存在。勞工權利已不再被視為外在于市場且與市場相對立的因素，而成為市場整體的組成部分。生產率的改進與更好的勞動條件和權利之間，已經顯現建立正相關關系的可能。

　　未來的挑戰

　　挑戰之一：工作創造是否能夠超過就業人口的增長？2005年至2015年間，全球勞動力隊伍平均每年將增加4300萬。只有創造就業崗位必須超過求職就業人數的增長，才能降低失業率。

　　挑戰之二：技術加上開放型市場需要工作場所和勞動力市場持續、快速地進行調整。革新的加速和競爭的加劇，決定了工作場所和勞動力市場調整的步伐，對許多國家的就業安全蒙上更大一層不確定性。由于企業對其市場地位信心的下降，并承受著最有創新性競爭者的壓力，許多雇主力圖通過內部重組或松動雇傭與解雇規則的方式，尋找增加工作安排靈活性的方法。

　　挑戰之三：就業結構的全球性轉變，使高端和低端人數不斷增加，中端人數日益減少，為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力市場管理帶來了日益增多的挑戰。一方面，由于采用信息技術，制造業的自動化程度得到廣泛提高，使得工業部門就業人數在全球就業人數中所占份額得到穩定，工業比重下降。另一方面，新技術成為工業和服務業發展的側重點。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意味著制造業不可能吸納這些國家新增的勞動力。新增職業主要在服務業部門。在工業化國家，服務部門的高端和低端就業機會在增加，職業轉變擠走了“中產階級”的工作，兩個不同階層的技能和收入差距正在擴大。農村人口外流和增長乏力，會使非正規經濟地位得以穩固，并加劇國際移民現象。非正規性削弱了效率安全。遏制和扭轉非正規經濟的增長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優先事項。非正規經濟中的企業和工人飽受由于缺乏公正而可執行的規則所帶來的不安全之苦，是全世界勞動力市場治理的最大一項挑戰。

　　挑戰之四：能否促成有利于體面勞動的變革？要實現到2015年將極端貧困人數減少一半的國際承諾，就需要發展中國家保持穩定、持續的增長步伐，并需要采取旨在增加體面和生產性就業機會的綜合政策。

　　為了改變世界最貧困工人的就業前景，可以一方面采取旨在支持大幅度增加向最貧困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入的國際政策；一方面采取確保通過創造體面就業機會使投資對減貧產生巨大影響的國家戰略。這一做法是否有效，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因素及所采取的政策。國際勞工組織將在促進《體面勞動議程》納入減貧戰略及推動進行公平和包容性的全球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工作中的人權在經濟與社會飛速變化的大動蕩中具有重要意義。在機遇與不確定并存的時期，兼顧靈活性與安全感的需要，要求我們以基于權利并有利于社會對話的強有力方法進行勞動力市場的治理。

　　發展中國家正在飛速發展起來的城市內的非正規經濟中的工作與生活常常薪酬微薄、有風險而不安全。社會經濟發展至為關鍵的創業精神常常在為生存的奮斗中耗盡。通過提供教育、健康、住所和體面工作使人們能公平地得到真正的機會，這是發展與民主的全部意義所在。

　　(作者為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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