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林一海

　　住宅問題成為困惑整個社會的焦點問題已經有好幾年了，現在集中的表現是房價不顧社會的強烈呼吁和中央政府的百般努力仍然在倔強地上漲，已經成為似乎令人窒息的“三座大山”之首。

　　這樣的情形顯然是極其不正常的，因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三十年來幾乎所有的商品價格都呈現了顯著的絕對下降（如手表和電視機以及安裝電話等）和相對下降（如糧食、電力和小轎車等），惟有住宅的價格不僅絕對上升，而且與平均工資提高相比較的相對價格似乎也是上升的，至少對相當多的工薪人群來說，相對下降是不明顯的，而且按照董藩先生的賭博式預言，還將絕對地上升。因而人們難免不解而怨了：難道在這個已經到天上飛機轟鳴作響的時代了，連地上的住宅反而要終生奮斗還未必可得了嗎？

　　問題似乎也就在“地上”這里，于是許多專家學者和大眾都指向了土地的政府壟斷問題，因為大家都相信，如果放開土地市場，住宅這種根基于土地的產品自然可以像其它商品一樣大量生產出來，價格自然也會在競爭中向居民俯首稱臣了。

　　然而政府和另外一些專家學者關于土地減少將危及糧食安全的擔心也不是輕易能夠打消的，畢竟在人類的需要次序中，“以食為天”總是不可動搖的，住的需要不能不為此讓步。

　　除此以外，大家都知道還有一個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的問題就是被占土地上農民的就業問題，它同樣直接而強烈地制約著土地的市場化。

　　那么住宅的困惑究竟在哪里呢？

　　辯證法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實際上就在問題之中。找到解決問題方法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夠認識清楚問題的性質。住宅的問題，首先就在于住宅到底是什么的問題，這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其實不僅沒有解決，我們中國的學者甚至還沒有真正地意識到：住宅實際上是核心的生活工具，就像發動機從根本上決定著生產方式一樣，住宅的結構功能直接決定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是必須與同時代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這是經濟學的一個一般原理（應該指出：這個一般原理目前是被輕視甚至忽視的）。生活方式如果與生產方式不相適應的話，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就要出問題了，不適應的程度越大，所產生的制度就越不合理，經濟和社會問題也就越大。

　　近三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和開放，促進了我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更重要的是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確立了應用大機器而決定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專業分工和協作日益細致和深化，勞動生產率提高是必然的，從而排擠生產領域里的就業人口也是必然的，這就要求建立社會化生活方式來形成分工協作也達到相應程度的生活服務業，以便吸納被產業排擠出來的勞動力。但是由于我國社會深受傳統的小生產習慣的影響，很自然地選擇了仍然保持小生產習慣的單元樓宅生活方式，基本上還是一家一戶一個生活單位，鄰里之間的相互封閉程度甚至超過了至少還有雞犬相聞的傳統社會，一個單元里同一層樓上門對門住了很多年還不知道對方叫什么并不是希奇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生活服務業必然要受到嚴重制約，首先是由于各種生活工具都要購置，因而不僅居家開支龐大，而且這些生活工具的存在必然要求擴大住宅的面積，當然就會提高住宅的總價格，同時又帶來日常費用的加大，譬如保溫和物業管理都是按照面積來計算收費的，根據我多年的研究估算，購房、居家用品和日常費用這三項開支綜合起來的虛擲浪費對一般家庭來說至少要占到兩三成之多，這就使得人們很難再去奢望什么服務了，最典型的情形就是一般家庭都用不起保姆。

　　其實，大家都能夠想象得出來，如果生活服務業也能夠像工廠生產那樣是應用先進設備和分工協作的話，完全可以達到平均一個服務員向三、四個家庭提供服務的水平，同時獲取報酬也是不困難的，因為僅僅是由于公共化給每個家庭節約的開支可能就足夠支付分攤的服務員工資了。那樣的話，光是目前一億多個城市家庭就能夠解決三、四千萬人直接就業的機會，加上必然產生的百分之幾十的間接就業機會，顯然數量已經是非常可觀的了。

　　但是，有單元樓宅生活經驗的人都能夠感覺到，在單元樓宅情況下，實行工廠化的生活服務幾乎是不可能的，譬如就拿洗衣服這樣的事情來說吧，一臺洗衣機的規模效益應該在8戶以上，可是一般單元樓宅每層不過兩三戶，如果一個單元配置一臺洗衣機，無論放置在哪一層，其它各層的居民都有可能不愿意下來了，這是由生活服務具有要求盡可能貼近居民的特點所決定的。特別是單元樓宅嚴重分隔鄰里使得大家互相難以熟悉因而也就難以相互信任的特點，幾乎完全堵絕了按照分工協作方式提供生活服務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單元樓宅這樣的生活方式無論在技術上還是經濟上都嚴重地限制了生活服務業的發展，因而使得就業問題越來越嚴峻了，現在已經發展到不僅產業員工被大量排擠出來，就連大學畢業生的就業也成了難以解決的問題，因而國家一方面對不能切實保障失地農民就業的住宅占地問題保持審慎的態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長期維護不合情理的城鄉二元化的戶籍政策，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所以正如中國古代最有智慧的辯證法思想家老子所指出的：“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只要認識到單元樓宅不過是沿襲了小生產習慣的產物這樣簡單的道理，就完全能夠解決住宅問題了。具體地說就是擯棄目前的單元樓宅形式，改建能夠為社會化生活方式提供功能條件的真正的公寓樓房，因為所謂“公寓”顧名思義就是應該能夠提供方便鄰里交往和安置各種公共設施的空間，而且還必須符合經濟適用原則的住宅，這樣的要求顯然只有環型結構才能滿足，就是每層一定數量（譬如8—30戶）的住宅圍繞中間的各種公共設施房間環型分布，我把這樣的住宅樓房稱為“環型鄰區公寓”。

　　在我的研究過程中，不少人曾經嘲笑這樣的設計是過去的那種“筒子樓”，這顯然是沒有道理的，甚至是缺乏常識的，因為現在還在流行的所謂塔樓不就是各家住宅環型圍繞中間的電梯間和樓梯的嗎？其實塔樓就是不自覺地當然也是消極地按照社會化的要求設計出來的，僅僅設計了實在無法省去的共用電梯和樓梯，而沒有自覺和積極地按照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去盡可能增加安置各種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從社會化這個意義上看，現代的塔樓還遠不如古代南方客家人的土樓（也叫圍屋）。

　　那么可以設計哪些安置公共設施的空間呢？一般來說，只要使用率很低的而且不涉及私密的東西和活動都可以安排到公共房間里去，譬如最典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洗衣機。我們可以大致來算一下：洗衣機的使用時間一般家庭一周不過兩三個小時，僅僅是一周168小時的大約1/70，也就是說絕大部分時間是閑置的，有什么必要家家購買呢？除了公共洗衣房以外，只要設置了公共廚房，每家的廚房就可以大大縮小了（而不是取代）；同樣有了圖書室和健身房，每家就不必要再購置健身器材和圖書了，安置這類東西的面積就可以縮減掉，甚至由于設置了公共會客室，就可以縮小每家起居室的面積，如此等等，內容是很多的，一般估計連同全部分攤公共面積計算的戶均建筑面積可以縮減百分之二十是沒有問題的。這些公共設施當然需要有人來管理，自然就產生了就業的機會。我反復計算過，一幢適合普通人居住的每層16戶6層共計96戶的環型鄰區公寓本身及其周圍空間合計需要占地不過五畝，卻能夠安置30人就業，最低限度也能夠安置20人。大家知道，我國目前農民人均耕地面積不過是一畝半地，占用五畝時需要安置的就業人數不過3人而已，因而環型鄰區公寓可以綽綽有余地解決農民的就業安置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事情。簡單地說，就是通過環型鄰區公寓產生的各種節約或者說減少的浪費，一方面為居民換來生活服務，另一方面為城鄉富裕的勞動力換來就業。

　　但是有的人可能會說了：這樣一來畢竟會減少耕地而影響到糧食安全的問題了。其實不然，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城市化問題，也就是把農村變為城市的問題，而城市化住宅本質上是減少土地占用的，即使是戶均面積偏大的單元樓宅也比分散的農村住宅節省土地，如果推行環型鄰區公寓的話，節省土地的效果要更加顯著。譬如一個一千戶的村莊，戶均人口3.5人，戶均宅基地連同分攤道路共計占地六分的情況下，總共占用土地六百畝，如果按照每戶一百平方米建筑面積的標準設計為每幢4層每層8戶，共計32戶的環型鄰區公寓，直接占地1.2畝，連同周圍空間共計需要占地5畝，那么這一千戶總共占地僅僅為160畝，也就是說還可以騰出來440畝地，不僅可以增加可耕種土地，自然也為城市化所需要的道路和工廠的建設提供了自然條件。

　　其實糧食的安全問題根本的還是要靠集約化經營，因為集約化一方面可以應用先進技術而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人工成本而提高實際收入。但是由于幾十年前合作化的失敗使得人們一直心有余悸而諱言重新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問題，而土地私有化的考慮就更是令人疑慮重重了。其實恰恰就是在這一點上存在著出路，馬克思在一百六十年前的《費爾巴哈》一文中就指出過：共同經濟（也就是合作化的集體經濟）不僅要建立在大機器生產的基礎上，也必須建立在能夠使居民形成緊密聯系的社會化生活工具的基礎上，“否則就是純粹理論上的東西，是怪想，只能導致寺院經濟”。當時馬克思特意提到自來水、煤氣照明（當時還沒有電氣照明）和公共住宅等社會化生活工具的決定性作用，顯然是吸取了早期社會主義者譬如傅立葉的正確理論，認為社會化的大機器生產是集體經濟的物質基礎中的必要條件，而社會化的生活工具則是其充分條件，兩者是相輔而相成的。但是我國當年的農村集體化的實踐者根本就不知道馬克思的這個論述，特別是對能夠提供社會化生活方式的公共住宅對農業生產合作化的決定性作用就更是茫然不知了，結果真的就導致成為寺院經濟而失敗，也就是不奇怪的了，完全印證了馬克思的預言。

　　這就告訴我們，在目前已經具備了大機器生產條件的情況下，只要在農村興建環型鄰區公寓這樣的公共住宅，首先通過居民之間共同使用生活工具而形成緊密的物質聯系和必然促進的精神聯系，就能夠很快地重新實現合作化而實行農業的集約化經營，也就是說，應該通過生活方式的改造（實際上就是城市化）來過渡到農業生產方式的改造，我國的糧食和其它農產品的產量增加一倍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這就為土地的市場化奠定了更加可靠的甚至可以說十分鞏固的基礎。這種基礎的鞏固性就在于農民通過環型鄰區公寓聯合起來以后，就將真正能夠以集體的力量提供土地并參與土地流轉和開發，與社會資本進行有力的博弈，從而不僅可以避免淪為失去土地的流民和產業后備軍的結局，甚至也必然將改變目前的弱勢群體狀態。

　　下面談談環型鄰區公寓的適用性的問題，因為總是有人一看到環型鄰區公寓的設計圖樣，甚至一聽說什么共同使用各種公共設施，就想當然地認為是集體宿舍，斷言“根本行不通”。正如前面提到的，現在人們已經接受多年的塔樓不也是要大家共同使用中間的電梯嗎？即使是大家津津樂道的單元樓宅不也要共同使用樓梯嗎？其實生活方式向公共化方向發展就像生產方式向社會化方向發展一樣都是必然的，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真正希望象魯濱遜那樣孤獨一人自己自足地生活在荒島或者哪怕是金銀島上的人能有幾個呢？

　　有人用生活方式是高度個性化和私密性來辯解就更是無稽之談了，按照著名的馬斯洛五種需要層次理論所揭示的，人的需要從低到高分為生理性、安全性、社交性、尊重性和價值性五個層次依次遞進，即低一級的需要滿足以后才能向高一級的需要發展，也必然要向高一級的需要發展。那么單元樓宅這樣高度封閉的住宅至少是不能滿足第三層次的社交需要的吧？其實人按照馬克思揭示的，就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必須生活在各種社會關系之中，社會關系交往越是健康地發展，人的個性也才越能夠得到充分張揚，譬如在環型鄰區公寓里面，由于設置了公共廚房提供餐飲方面的半加工甚至直接的餐飲服務，就使得做飯這樣現代人越來越不耐煩的家務勞動時間大大減少，不就可以用在提高個人素質和滿足個人興趣的活動方面了嗎？其它如洗衣等等家務勞動當然也是如此。

　　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的意義有多大，可以參考一下發達國家人們的態度，譬如日本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曾經搞了一個民意調查來評選百年來最重要的發明，名列榜首的不是子彈頭列車，也不是數碼照相機等高科技產品，而是方便面！理由不僅在于方便面方便了吃飯，節省了時間，也在于提供了更多的社會交往的時間和機會，這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都有強大的推動作用。美國的麥當勞快餐連鎖店也是如此，不僅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大大促進了國民的社會交往，當然也就大大促進了社會化意識的提高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文明化，麥當勞的老板因此而受到國會的表彰。

　　這樣的事例應該說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那就是現代化不應該是生產方式現代化這一條腿，而應該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兩條腿的交替邁進，像環型鄰區公寓這樣的社會化的公共住宅，作為核心的生活工具，就象決定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動機一樣，是決定現代化生活方式的發動機。這一點，法國思想家傅立葉在大約二百年前就深刻地指出來了，一百多年后有“建筑界圣人”之稱的另一位法國人柯布西耶先生也指出過，他把能夠提供社會化生活方式的公寓稱為“居住機器”，與大生產機器的作用相提并論，他在二次世界大戰后得以實踐的“馬賽公寓”一出來，就被評價為“看到了人類的希望”。

　　盡管“馬賽公寓”由于當時百廢待興的特殊歷史要求而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主要是設計的居住密度太大，待經濟恢復以后，人們就覺得有過猶不及之嫌了，加上資本主義通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國內居民的居住問題，特別是降低了那些發達國家的資源緊缺和就業的壓力，因而沒有大規模推廣為主流住宅模式，但是所體現的“人類的希望”這樣的價值是無法磨滅的，后來在許多國家譬如瑞典、俄羅斯和以色列等都有發展。對我國來說，就更是意義重大了，因為我國這樣人口數量首屈一指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重復發達國家通過全球化來支撐浪費資源的住宅的道路，而只能興建具備完善的公共設施的公共住宅，從而一方面帶來相應就業而突破土地限制進而降低住宅的單位面積（每平方米）價格，另一方面又得以縮減戶均建筑面積而使得住宅的成套價格也相應降低，而且還由于可以大量節約安家費用和日常開支而顯著提高居民購買住宅的支付能力，這樣三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必將使得房價顯著下降，從而使絕大部分人群都可以居住到與自己的收入水平相適應的公共住宅，環型鄰區公寓就是這樣的選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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