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失控的幾點看法

《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11月20日《新視點·學人新論》

    當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持續迅猛增長，從一定程度上看已經處于失控狀態。從固定資產資金來源看自籌資金所占比例越來越大。由于統計上缺乏對“自籌資金”的應有分解，“自籌資金”已經失去了統計的意義。具體來看，除了一部分因素是由于企業盈利狀況好轉，大量的留利和折舊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外，在自籌資金中有大量以往年份沉淀的銀行貸款，大量的企業個人之間的短期拆借甚至高利貸，以及由消費信貸就地轉化而成了固定資產投資。

    例如，在房地產開發業中的回籠的大量預售款和銷售款，大部分被開發企業用于新的項目投資，而這些資金的大約７０％是由銀行的住房信貸支持的。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疑問：用于購買住房的這部分資金到底應該統計在消費中，還是統計在投資中，關鍵取決于對住房性質的認定。一般說來，對于個人而言，投資是對本期消費的犧牲，目的是為了獲得利息。除了用于投機和租賃的住房購買可以算做投資外，現在我們把用于自住的住房消費也全部統計到固定資產投資中，這是存在嚴重疑問的。估計沒有多少老百姓會同意這種觀點。國家統計局的說法是，按照聯合國１９９３年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住房屬于固定資產，因而買房支出屬于固定資產投資，國家統計局從生產口徑對房地產開發企業進行統計。我專門寫有文章質疑國家統計局的這種觀點，認為這種觀點根本站不住腳。因為聯合國的這個統計體系主要是為便于消除各國由于住房自有率不同而引起的ＧＤＰ統計偏差，將自住消費的住房也列入產業中了，但實際上這只具有統計意義而沒有實際意義。

    此外，來自國外的投機資金以各種渠道進入房地產開發領域，也變成了自籌資金和其他資金。一個重要渠道是通過境外上市企業股票抵押等方式獲得外匯資金，再通過各種手段把外幣兌換為人民幣，就變成了固定資本投資中的自籌資金部分。從經濟學基礎理論上說，這部分資金明明屬于投機性的，但是卻被我們統計到了長期性的固定資本投資當中，可見國家統計的理論基礎與實際存在著非常嚴重的脫節。

    從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行業結構看，推動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的主要是房地產和制造業這兩個行業。其中房地產一個行業就占到了１－９月全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２３．１％。在國家嚴格宏觀調控的情況下，所占份額仍然與去年同期持平甚至略有提升，表明房地產投資已經到了非常“猖獗”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當前的房地產業是一個十分狹義的行業，其主體是房地產開發經營業，大約占到全行業固定資產投資的９９％。一個就業人員只有１４０萬人、就業比重不足全國千分之一的房地產開發業的投資，就占到了全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２３．１％，根本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企業都能從中獲得巨額利益，因而普遍把房地產業列為地方經濟的支柱產業。地方政府和開發企業兩者的結合，可以最大限度地侵占城鎮居民和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的利益，并將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規避到最大限度。何況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似乎沒有抓住重點——目前中央宏觀調控不力的原因在于供需調控重點錯位，以及銀行機構的大規模參與。現在中國的人均住房面積已經遠遠超過了日本，最大的住房問題在于分配不合理。而現有的政策把新建住房當成供給調控的全部，對于大量的用于投機的房地產存量缺乏必要的調節。所以，用于投機的、投資的、假按揭目的的住房購買，實際上應當列入供給的范疇。目前的房地產炒作主要存在于供給的各個環節，從土地出讓、房地產開發、投機或投資性購房，各個環節之間相互炒作，導致住房價格在供過于求的情況下大幅度上漲。此外，對于真正的住房需求，國家缺乏一個基本的原則，也沒有一個必要的統計。例如對一家一戶在全國各地擁有住房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說法，避免各種以消費為借口的投機行為猖獗。

    工業投資增長可謂采礦業和制造業同步增長，今年１－９月投資額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３３．４％和３３．７％；電力、燃氣、自來水等基礎設施雖然增長速度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滑，但仍然達到１６％的增長速度，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仍有８．８％（去年同期為９．７％）。對于采礦大省來說，采礦業投入呈超前趨勢，主要是受國際礦石價格飆升和國內制造業生產能力擴張帶來的需求擴張所吸引、拉動；對于制造業而言，工業出口市場、建材（包括鋼材）市場、汽車市場和能源市場是中國工業增長的四個主要引力。這些市場除了汽車市場外，大都是我國生產要素扭曲給企業帶來的高利潤，屬于對我國資源與環境有巨大負面影響的不健康需求市場。

    在ＧＤＰ考核和生產型增值稅的體制下，地方政府把稅收特別是地方分成的增值稅當成了一種“租金”。為了穩定地、一勞永逸地獲取這筆“租金”，幾乎所有的城市都采取“工業立市”，把工業作為地區經濟的支柱產業，采取“零地價”、減免稅等多種呵護手段，大大降低了工業項目投資的風險和進入壁壘。這樣就造成了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成為“工業城市”的景象，這種“改變中國”的行為徹底破壞了中國的環境。可以說，現行的從生產地征收銷售稅而不是從消費地征收的政策，雖然便利了稅收征管，但徹底將中國推向了一個不計資源環境后果的國際產業大規模轉移下的“工業大國”。由此逼迫我們為營造投資環境而不適度地進行大規模能源開發，例如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大量建設核電站，不顧由此而來對環境、對居民生命安全可能造成的危險；而另一方面，我們又通過鼓勵房地產開發建設了大量不能節能的建筑，導致生活用能源消費占到了我國全部能源消費的４０％——這是一個明顯矛盾的能源政策。

    農民集體所有制的土地制度導致地方政府和工業投資者可以以各種借口掠奪用于糧食生產和起著生態平衡作用的土地，而幾乎不提供多少補償，這在世界其他國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可以說，農民以自己的畢生資源為中國工業投資提供了土地資源，但產權被投資者獲得了，“租金”被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收走了，失地農民打工又只能獲得地方政府有意壓低的、作為地方投資環境“優越”的體現的“低工資”，勞動所得基本上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可見，地方政府置民生于不顧的“商人”本能使他們與工業巨頭成了戰略合作者，公眾特別是外來打工者成了他們離不開但可任意盤剝的對象，由此加劇了收入分配差距和社會矛盾。所以我國工業投資為什么如此強勁，與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制度性掠奪農民利益的動機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值得關注的是，一部分工業投資者拿到土地之后往往并不是用于工業建設，而是透過關系改變用途用于房地產開發。這與地方政府官員的腐敗有關。我認為在今后的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統計中，應當把農民的土地價值損失加進來，同時把用于房地產投資的部分剔除掉。房地產開發投資中，應當把用于自住消費的住房購買資金從固定資產投資中剔除出來。這樣的統計結果可能并不會降低當前我國的投資率，當前我國房地產領域“全民皆商”的投機氛圍，以及工業開發區不能克服的、正在或將要進行的、低價甚至無償大規模圈地的問題，決定了剔除的部分可能不如增加的部分多。改變這種惡性循環的面貌，創造一個真正和諧的經濟社會，需要從銷售稅制、土地制度、匯率制度和政府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根本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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