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型代際關系：理解農村老人危機的新視角
——基于對江漢平原老人生活狀況的考察[①]
摘要：“老人危機”是當前農村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文章通過建構“交換型代際關系”這一分析框架，來理解和分析江漢平原農村的老人危機。文章認為，交換型代際關系是時代變遷的產物，村莊弱社會關聯以及村莊激烈的向外競爭，是交換型代際關系產生的社會基礎。由這一新型代際關系所衍生出來的贍養原則的變化以及代際權力重心的下移，是當地農村老人危機的根源。
關鍵詞：交換型; 代際關系; 老人危機; 村莊社會基礎
一、問題的緣起
在江漢平原的沙洋、應城等地調研時，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引起了筆者的關注。當地老人的生活狀況很不盡如人意，本文用“老人危機”[②]來概述當地老人的生活現狀。一般而言，對老人的生活狀況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考察：經濟支持、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然而，在江漢平原的農村調查時，筆者發現當地老人在這幾個方面都沒有得到有效的支持，具體而言，當地的老人危機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物質層面，老人在有勞動能力的情況下，基本是依靠自己種點口糧田“自養”;老人喪失勞動能力之后，則由子代“憑良心”隨意給點糧食，維持基本的生存，子代直接給老人錢的情況在當地很少見。第二，精神層面，一方面，子代與老人之間平常交流很少，缺乏對老人的關心，老人的內心都很孤獨;另一方面，村莊公共空間日益壓縮，并且在有限的空間里還形成了對老人的排斥，因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極度匱乏。因此，老人的生活狀況依賴于子代的“良心”，而這種“良心”多是偶然的、不確定的、有條件的、個體化的，實質是無規矩和失序的。一旦子代完全沒有“良心”，老人就有可能選擇一種極端的方式——自殺，以此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此，老人危機是現階段農村凸顯的問題之一。
老人危機已經引起了學界很多學者的關注。目前學界對老人危機的解釋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第一，有學者從城市化的背景出發，認為農村老人危機主要是由城市化進程引起的。[[1]][[2]][[3]][[4]]這些學者認為，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基本都外出務工，由此造成了對農村留守老人照顧不足的問題。然而，這一分析思路無法解釋“子代沒有外出務工前提下的老人危機”，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有部分學者從代際關系失衡的角度來分析老人危機，認為在代際關系的變遷中，父代的權威逐漸衰落，子代逐步掌握主動權，對父代的剝削越來越嚴重。[[5]][[6]][[7]][[8]]然而，這些研究多局限于對代際關系的失衡進行細致描述，而缺乏對代際關系失衡如何引起老人危機的機制分析。第三，還有部分學者從文化的角度切入，認為“孝道”文化的衰落，是造成老人危機的根源。[[9]]
2012年7月和2014年5月，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分別在江漢平原的沙洋和應城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駐村調研。在調研中，筆者主要采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個案訪談，訪談對象包括村干部、村莊精英、老年人以及部分中青年人。訪談內容涉及家庭經濟、代際關系、養老狀況、婚喪嫁娶、村莊風土人情、村莊經濟、村莊文化等與老人危機和代際關系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各個方面，以期能夠從整體上理解當地老人危機這一普遍現象。本文基于對江漢平原老人生活狀況的實地研究，提出“交換型代際關系”[③]這一概念，以此來解釋當地普遍的老人危機現象。筆者認為，交換型代際關系的形成及其秩序化，是形塑當地老人危機的根源。
二、交換型代際關系的產生
中國人非常重視家庭，而代際關系是家庭關系的核心。費孝通認為，中國與西方的親子關系的內容是不同的。中國人的代際關系是一種“反饋模式”，表現為甲代撫育乙代，乙代贍養甲代，乙代又撫育丙代，丙代又贍養乙代，并以此類推。而西方社會的代際關系是甲代撫育乙代，乙代游撫育丙代的“接力模式”[[10]]。因而，可以看出，中國人的代際關系重視撫育與贍養的平衡，并且，“贍養”這一環節中國人更為重視，也更能體現中國人代際關系的特點。而西方社會的代際關系正是缺少了“贍養”這一環節，子女較少反哺父母。費老所講的“反饋模式”的代際關系是一種理想型，或者說更適用于傳統社會。在現代化的背景下，當前中國農村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巨變，而家庭內部代際關系的變遷是巨變的一個重要方面。
代際關系，從內容上看，可以分為父子關系和婆媳關系這兩個維度。在現實中，考慮到婆婆和媳婦作為女性所固有的外來人身份，他們對于家庭內部的權力與利益的感知最為敏銳。因此，代際關系變遷的劇烈性和典型性尤其表現在婆媳關系這一層面，媳婦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更是“交換型代際關系”產生的最大推動力。因此，婆媳關系是代際關系的核心，也是代際關系的焦點。因而，本文通過對江漢平原歷史上婆媳關系的變遷進行梳理，以此來理解當地代際關系的變遷，并闡明“交換型代際關系”形成的歷史脈絡。
(一)代際關系的變遷
從江漢平原的具體情況來看，本文粗略地將其婆媳關系的變遷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傳統社會(20世紀50年代以前)，婆媳關系中表現出來的往往是婆婆強勢，媳婦弱勢。婆婆在婆媳關系中擁有話語權，媳婦不敢頂撞婆婆，婆婆做什么事情都是應該的。那個時候婆媳之間發生正面沖突的情況很少，如果發生，村莊輿論肯定是譴責“媳婦不會做媳婦”，而不會說“婆婆不會做婆婆”。婆婆在婆媳關系中占據強勢地位也表明了在當時的代際關系中父代擁有絕對的權威，“父慈子孝”是傳統社會代際關系的真實寫照。因而，在這樣的社會中，父母對子代有養育之恩，子代會自覺履行好贍養老人的義務，老年人的生活狀況良好。
第二階段，建國后的集體時期(20世紀50年代——20世紀80年代左右)，婆媳之間開始出現一些正面摩擦，但總的說來在婆媳關系中還是婆婆強勢。這個階段是婆媳關系開始發生轉折的時期，即由原來的“婆婆厲害”開始逐漸轉變為“媳婦厲害”，但家庭的話語權仍然在婆婆一邊。建國以后，隨著新政權對傳統的族權、夫權的打擊和對婦女解放、男女平等話語的提倡，原有的家庭代際關系以及老年人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這個階段，婆媳之間開始發生正面爭吵，并且導致了婆婆或媳婦自殺的現象，但是村莊輿論還是會站在婆婆那一邊。因而，若是婆媳之間發生爭吵，或者是引起更大的悲劇，村莊輿論肯定會譴責媳婦不會做人。因而，可以看出，雖然在這一時期代際關系中老人的權威受到一定的挑戰，但由于集體經濟本身的特點、村莊輿論的壓力、以及傳統的尊老愛幼、父慈子孝觀念繼續深入人心，因而，在代際關系中父代仍然享有一定的權威。因此，子代仍然會較好地履行對父代的養老義務，老年人的養老基本不成問題。
第三階段，20世紀八九十年代，媳婦開始在婆媳關系中處于上風。P村[④]的一位村民說，“那個時候(80年代)，媳婦自己去做，不用婆婆說。婆媳矛盾比較少，婆婆還是讓著媳婦一點”?？偟恼f來，這一時期，婆媳關系中媳婦逐漸變得強勢，婆婆逐漸變得弱勢。從這一階段開始，媳婦逐漸在家庭中掌握話語權，代際關系的重心下移，代際關系中父代的權威進一步衰弱，子代逐漸掌握家庭大權。因而，父代要看子代的“臉色”過日子，父代的養老開始出現危機。
第四階段，即2000年以后一直至今，是“一切依著媳婦”的階段。這一時期，“婆婆總是依著媳婦，對媳婦比對自己親女兒還好”。這一時期，媳婦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經穩定，代際關系的權力重心已完全下移，代際關系的原則開始發生變化。贍養老人不再被子代看成是應盡的義務，而是一種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選擇的行為。因而，老年危機在這一時期普遍出現，“交換型代際關系”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興起。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以及打工經濟的興起，年輕一代的經濟優勢地位逐漸凸顯。并且，鄉村基層組織在退出家庭經濟領域的同時也退出了對農民家庭事務的干涉，而傳統的道德力量已被削弱，家規族訓發揮作用的組織形式基本消失，風俗和慣習的影響越來越小，當代代際關系的核心維系力量就只有法律。然而，在當地，老人在面臨養老危機時訴諸法律的情況很少。一方面，這是由于老人始終對子代有一種親情，因而不愿和子代對簿公堂;另一方面，即使訴諸法律，其效果也微乎其微，并且還有可能使老人的生活狀況變得更加悲慘。因此，在現階段，老人的養老狀況就只有靠子代“講心”，而“講心”往往是偶然的、不確定的、靠不住的，如此，當地農村出現了普遍的“老人危機”。
(二)交換型代際關系
按照王躍生的劃分，代際關系不僅包括“家內代際關系”，還包括“家際代際關系”。所謂家內代際關系是指由血緣、姻緣和收養關系的成員組成一個生活單位所形成的不同類型的代際關系;而家際代際關系是指具有親子等直系血緣關系的成員并不在一個具體的家庭單位內生活，但他們仍然保持著密切的關系。[[11]]換言之，前者主要是指主干家庭或聯合家庭內部的代際關系，而后者主要是指親代家庭與子代家庭分別作為一個核心家庭之間的代際關系。
王躍生進而指出，家庭代際關系的內容包括撫育、贍養、繼承、交換和交往關系，而“交換”就主要是發生于“家際代際關系”中，即發生于成年的子代家庭與壯年的父代家庭之間。并且，在現階段，在家庭代際關系的內容中，代際之間的“交換”變得越來越重要。即子代對父代的贍養不是基于傳統的養育之恩，而是要看父代家庭在有勞動能力的時候有沒有盡力為子代家庭付出，如幫助子代照看小孩、做一些家務等。并且，隨著媳婦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漸提升，媳婦在家庭中逐漸掌握最大的話語權，也即對父代的贍養程度如何，關鍵要看媳婦的態度。而媳婦本是一個外來人，她與公婆之間不存在生養之恩，因而她會更為看重父代在有勞動能力的時候是否對自己的小家庭有足夠的付出與投入。因此，媳婦的加入以及媳婦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代際關系中的交換意義更為凸顯。
然而，必須指出，本文所指的“交換型代際關系”并不必然是一種對等的、公平的交換。這里的“交換”在于強調現階段子代對父代的贍養是有條件的，而不是像傳統社會那樣簡單地基于生養之恩。也即，代際關系中的價值理性逐漸衰弱，而工具理性逐漸增強。換言之，父代在有勞動能力的時候為子代付出，如幫助子代照看小孩、做家務等，是子代以后贍養父代的基本條件。但是，父代為子代的付出，只是換來了子代將來贍養老人的可能性。也即，父代在有勞動能力時為子代付出了，子代才“有可能”會贍養父代，但不是“必然”會贍養父代;但如果父代不為子代付出，那么子代以后就“肯定”不會贍養老人。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里的交換是不對等的。
三、交換型代際關系的形成及其維系
通過以上對婆媳關系和代際關系變遷的梳理，可以發現，交換型代際關系是在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并在2000年之后最終確立的一種新型的代際關系。上文中所劃定的幾個時間節點并非出于筆者的隨意，它反映了家庭層面的代際關系的變遷所受到的國家與市場力量的塑造和影響。朝向交換性代際關系的轉型，在宏觀上看，是國家轉型和市場化的產物。然而，交換型代際關系并不是在全國每一個地方的村莊都同時出現，且表現的狀態和程度并不一樣。根據華中村治學者在全國農村的普遍調查所得田野經驗來看，江漢平原的原子化村莊的代際關系的變遷走在全國前列。本文的田野經驗也是來自于該區域。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在具體的村莊之中，交換型代際關系如何嵌入到村莊社會結構以及如何運作?同時，內在的不平等交換型代際關系的維系如何?
(一)交換型代際關系形成的社會基礎
交換型代際關系在江漢平原得以形成，既有村莊社會本身的結構性因素，同時也離不開村莊社會的動力機制。正是這種結構性力量與動力機制的有效結合，才使得交換型代際關系在當地得以形成和維系。
1、結構性因素：村莊社會關聯
賀雪峰認為，“村莊社會關聯”是指村民之間的具體關系及建立在這種關系上的行動能力。也即，處于事件中的村民在應對事件時可以調用村莊內部關系的能力。[[12]]村莊社會關聯有強弱之分，在一個強社會關聯的村莊里，村民之間相互聯系緊密，對村莊有強烈的歸屬感，一致行動能力很強，村莊輿論強大有力。而在一個弱社會關聯的村莊里，村民之間相對比較松散，沒有共同的社區記憶，對村莊缺乏共同的認同與歸屬，一致行動能力較弱，村莊輿論少且不發生作用。
江漢平原的P村是一個弱社會關聯的村莊，村民之間是相互分散的，在核心家庭之上沒有一種結構性的力量將村民整合起來。因此，村民之間雖然是生活在同一個村、甚至同一個小組(灣子)，看似是一個熟人社會，但村民相互之間并沒有達到知根知底的了解，也并沒有形成相互的信任。交換型代際關系正是在這種村莊結構里得以形成和強化。
然而，村莊的弱社會關聯對交換型代際關系的產生有何影響?筆者將從以下幾個層面來探討二者之間的關聯。首先，村莊的弱社會關聯對代際關系本身有影響。弱社會關聯的村莊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較為松散，每個人都是從己身出發來考慮問題，在代際關系上則表現為代際之間的情感成分在逐步削弱、而理性成分逐漸增加。在傳統社會里，村莊是一種強社會關聯，子代對父代的贍養是無條件的，是基于生養之恩。而在弱社會關聯的村莊里，子代對老人的贍養是有條件的，要看老人在有勞動能力時是否盡力為子代小家庭付出。贍養老人是有條件的，是子代與父代之間的一種“交換”，但正如上文所言，這種交換通常又是不公平、不對等的，代際關系的天平始終是傾向于子代一邊。因而，在這樣的村莊結構下，子代對老人的贍養沒有規則和秩序可言，贍養老人全靠子代是否“講心”。而依靠“講心”的養老是偶然的、不確定的、不可靠的，因此，老人危機在當地成為一種普遍情況。
其次，村莊的弱社會關聯，使得村莊輿論的效力式微。村莊缺乏一個共同的輿論場，因而對別人家的事情都不關心，贍養老人是別人家的事，與我何干?因此，即使在交換型代際關系下存在不贍養老人的情況，村莊輿論也不會對當事人形成任何壓力。在一個強社會關聯的村莊里，村莊內部的輿論壓力特別大。由于每個村民之間都緊密相連，并且對村莊生活具有長遠的生活預期，因此，每個個體都會很在乎自己在村莊中的形象，也會關注村莊里其他人的行為。在這種強社會關聯的村莊里，村莊輿論對每一個村民都有約束力，個體不敢輕易觸犯、突破村莊的一些既定規則(如孝順老人)，否則將有可能受到村莊輿論的強烈譴責，在村莊里成為一個道德上的“邊緣人”。在傳統社會里，被村莊輿論譴責、從而成為村莊中的道德邊緣人，對于個體是很大的打擊，甚至會使得個體在村莊里生活不下去。而傳統社會里村莊輿論之所以強有力，就在于村莊是一種強社會關聯的村莊，村民相互之間具有長遠的預期，因而才使得村莊輿論能夠形成、并且發揮效力。
而在一個弱社會關聯的村莊里，村民都是原子化的個體，在核心家庭之上不存在一個更大的行動單位。并且，村民對村莊沒有歸屬感，都想趕緊逃離村莊，缺乏集體行動的動力。因而，在這種村莊結構里，村莊內部難以形成對每一個村民都具有約束力的輿論場域。閑話，是村莊輿論形成的關鍵。村莊輿論正是在村民相互“說閑話”的過程中形成的，也正是由于村民之間相互還要說閑話，村莊輿論才可能起作用。然而，在江漢平原的P村，村民之間相互都不說閑話。
“講別人的閑話不好，不見得和個個人都搞的來。我說你搞得好，你說，‘我哪里搞得好’;我說你搞得不好，你說，‘我哪里不好?我哪里比別人差了’?因此，好壞都不能說，講別人好也不好，講別人不好也不好”。(來自P村的訪談資料)
不說別人的閑話，是當地村民在實踐中形成的共識。不僅不能說別人不好的事，而且也不能說別人好的事，總之，關于別人家庭的任何事都不能說。因而，村莊輿論的缺乏及效力式微，使得交換型代際關系下的老人危機在村莊里正?；?。
最后，也正是由于村莊是一種弱社會關聯，因而，村民之間的競爭是向外的，攀比的是“誰最先走出村莊、在城市立足”。這種激烈的向外的村莊競爭，是交換型代際關系形成的動力機制，下文將詳細闡述。
綜上可知，村莊社會關聯是作為一種結構性的力量對交換型代際關系的形成產生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結構性的力量也是一種“惰性力量”，而向外的村莊競爭對于交換型代際關系的形成而言則是一種積極的動力機制。
2、動力機制：村莊競爭
在江漢平原的P村，村莊競爭異常激烈。但在村莊內部，這種競爭并不外顯，也并沒有盛氣凌人。競爭是向外的，在村莊內部表現出來的是每個人都在暗自較勁，“看誰最先在外(應城市)買房，看誰最先走出村莊”。競爭使得家庭內所有的力量都集聚起來，形成焦點，家庭里所有人都在為走出村莊的競爭而努力。
向外的村莊競爭使家庭的所有力量都在向“內”用力，因而，每一個個體都會十分注重小家庭的點滴利益，每個家庭都希望能夠用盡家庭的一切力量，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并且，這種向外的村莊競爭，導致對家庭勞動力的過度剝削。高度的競爭使得家庭內的每一個勞動力都要積極行動起來，而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就會感受到巨大的思想壓力。比如那些體弱多病的老人，沒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就會覺得自己是子代的負擔，因而會有一種自卑的思想。
然而，調研發現，年輕人是走出村莊的主體，同時也是走出村莊的最大受益者，但年輕人并沒有因此而承擔太多走出村莊的壓力。中年人才是壓力的最大承受者，正是這種走出村莊的壓力，使他們普遍有一種“造孽(業)[⑤]”的體驗。事實上，正是由于村莊競爭異常激烈，因而不管是村莊里的中年人還是年輕人，都將全部重心放在了村莊競爭上面。村莊競爭消耗了家庭幾乎全部的經濟力量，同時也消耗了家庭的其他力量，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對老年人的忽略。
在當地，七八十歲的老人還下地干活是很正常的事情。老人只要還有一點勞動能力，就一定要自食其力。老人在自己還有勞動能力的時候依靠子代，這在村莊的輿論中是行不通的。老人雖然過得很艱辛，但他們對子代都相當理解，他們認為，“兒子有兒子的負擔，兒子也過得很不容易”。因此，他們不愿意再為兒子增加任何負擔。在有勞動能力的情況下自食其力，當沒有勞動能力時，當地老年人就有可能采取更為極端的方式——自殺，以此來徹底減輕子代的負擔。因而，老年人的危機，一方面是由于子代的忽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老年人的“自覺”。
激烈的競爭造成了中年人在贍養老人時會更加“講條件”，更加注重老人在有勞動能力時是否為自己的家庭付出過。中年人在面對激烈的村莊競爭時，不得不將自身的危機通過不平等的代際關系的鏈條轉移到老人。由此，在當地形成了“年輕人的競爭——中年人的壓力——老年人的危機”這樣一個生活邏輯鏈條，老人則處于這個鏈條的末端，背負著最為沉重的壓力
(二)交換型代際關系的維系
村莊弱社會關聯是交換型代際關系產生的結構性因素，而激烈的村莊向外競爭是交換型代際關系產生的動力機制，二者共同構成了交換型代際關系產生的社會基礎。然而，交換型代際關系依靠什么力量在當地得以維系和延續?背負著家庭壓力的老人，何以應對自身的處境?
代際關系關涉到父代與子代雙方，因而應該分別從父代與子代的角度來分析代際關系。上文論述代際關系產生的社會基礎時，主要是從子代的角度來分析，即村莊弱社會關聯以及激勵的村莊競爭，使得子代在面對現實壓力時，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建構了交換型代際關系。然而，這種代際關系為何能夠在村莊里維系、秩序化以及繼續延續?父代在面臨生活危機時，為什么不主動打破這種對自身不利的代際關系?這需要從父代本身的角度來分析，即父代的“自覺”，使得交換型代際關系在村莊得以維系，也使得老人危機在村莊得以正?；?/p>
調研發現，在P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況普遍不好，但老人對自己的兒子并沒有多少抱怨，更沒有老人會去基層政府“狀告”自己的兒子不養老。
案例：P村的李桂英，今年80歲，有3個兒子、3個女兒，死了一兒一女。大兒子生于1963年，小兒子生于1978年。大兒子有兩個兒子，一個技校畢業，在外打工有一兩年了;另一個去年大學畢業，現在漢口某公司工作，這兩個孫子均未婚。小兒子只有一個兒子，也未婚。李婆婆一個人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為了省錢，家里竟然連電都沒有通。到目前為止，李婆婆都是靠自己的勞動自食其力，兒子沒有固定給養老錢，此外每個月有國家補貼的55元養老錢。我們在村里調研時，多次看到李婆婆在地里干活。但她似乎并不埋怨自己的兒子，她說，“兒子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孫子還沒結婚)，不干活咋辦?他們負擔也很重，還要在城里買房，才能為孫子討媳婦”。
并且，李婆婆特別為兒子著想，不想兒子擔心自己，因而經常好心“騙”兒子。李婆婆患了中風，要常年吃藥，(2014年)四月份，“大兒子回來，問我有沒有繼續在吃藥，我說吃了。他問我哪里來的錢，我說國家一個月補貼有55元，我還喂了一些雞仔，下蛋拿去賣了就有錢。其實我當時已經沒有吃藥了，沒錢買。怕他們(兒子)擔心，就說大話，不增加他們的負擔。兒子也沒有辦法，他還要愁房子”。
當地的老年人對于中年的子代都是一種很體諒的心態，“他們(中年的子代)也不容易，他們的負擔也大”，這是當地的老年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正是老人這種自覺、體諒的心態，使得當地中年人的壓力能夠順利地部分轉化為老人危機。
當地老人這種自覺、體諒的心態主要來源于兩個原因：第一，現在的老人(七八十歲)在自己是壯勞力時，為子代小家庭的付出普遍較少，因而老人會說，“我們當時也沒有給他們什么東西，那時都窮……”，因此老人對兒子的期待也較少;第二，村莊競爭所帶來的壓力。村莊競爭使得中年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們要奮力將年輕的子代送出村莊、并在城市立足。老年人也能真實地感受到中年人的壓力，因而他們很體諒自己的兒子，“他們也很不容易，他們負擔也重”。在這兩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當地老人在有勞動能力時基本是依靠自己種點口糧田“自養”，當失去勞動能力后，再由子代“憑良心”養老。
因此，交換型代際關系能夠得以維系，除了與村莊社會結構、村莊輿論、村莊競爭等有關以外，更為重要的還在于老年人的“自覺”，在于老年人對這種新型代際關系的“認同”。
四、老人危機的本質
對于農村普遍出現的老人危機，之前有很多學者是從農村養老資源匱乏的角度來解釋，這種分析路徑認為，農村老人的養老之所以出現問題，是源于農村本身的貧困，即農村養老資源的匱乏。此外，也有部分學者是從代際關系的角度入手進行分析，認為代際關系的失衡(“代際剝削”)導致了老人危機，然而，這些研究并沒有真正深入到代際關系內部對其進行探究，因而未能對老人危機的結構性根源進行充分闡述。
本文將老人危機歸結為交換型代際關系下的中年人壓力向老年人轉移的后果，從而既納入了市場化的力量，同時也納入了村莊與家庭這些社會因素作為市場力量進入路徑的“扳道器”。文章主要從代際關系的兩個維度來分析其對老人危機的影響：第一，代際倫理的角度：贍養原則的變化;第二，代際權力的角度：代際權力重心的下移。其中，贍養原則的變化是老人危機的直接原因，而代際權力重心的下移則是贍養原則變化背后的真正動力。
(一)贍養原則的變化
傳統社會，子代對父代的贍養是基于生養之恩，是無條件的。在“撫育—贍養”之間不存在其它條件，父代生養子代，子代贍養父代，這在傳統社會里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規矩或秩序。傳統社會里這種無條件的養老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孝道”作為一種家庭倫理，在傳統社會里深得農民的認同。不孝的子代，會受到村莊輿論的譴責，在村莊輿論的壓力下難以繼續在村莊中生活下去。
然而，在現代化的背景之下，農村社會也在發生巨變，代際關系的變化是其中之一。代際關系本身在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交換”逐漸成為代際關系的核心內容。子代對父代的贍養不再是無條件的，不再是基于傳統的養育之恩，而是看父代與子代之間是否存在“交換關系”。這里的交換是發生于青年的子代家庭與壯年的父代家庭之間，即父代家庭在有勞動能力的時候，是否積極地為子代家庭做貢獻，如協助子代買房、幫助子代照顧孫子(女)、幫助子代料理家務等。父代家庭對子代家庭是否有這些貢獻與投入，將直接影響到以后子代對父代的贍養。然而，正如筆者在前文所述，父代與子代之間的這種交換是不對等的、不公平的，父代對子代家庭的付出，只是換來子代將來贍養自己的可能性，而并非是必然性。然而，父代家庭必須要為子代付出，有了這些付出，父代對于子代才會有期待，對于未來的老年生活才有期待。
在江漢平原的P村，在2000年左右開始普遍形成“交換型代際關系”。父代在有勞動能力時，必須積極為子代的小家庭付出，這是父代必須盡到的人生任務。在當地，父代的人生任務比較重，不僅包括撫養子代成人，還包括為子代買房、娶媳婦、帶孫子、做家務等，而為子代在城里買房，對于當地的父母而言，是最為繁重的壓力。但是，不管如何艱辛，父母都要拼盡全力，否則他們會感到自己的人生任務沒有完成，這既會影響其在村莊中的面子，更會影響其年老后的生活。
案例：舒灣的張某，今年69歲，老伴今年68歲。他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當陽工作，在應城買了房子，大孫子今年23歲左右。小兒子今年39歲，已經離婚，有一個小孫子，今年10歲，小孫子一直是跟著張某夫妻倆生活。大兒子是在1990年左右結婚，結婚之前張某夫妻為他在村里建了一個磚瓦平房，婚后大兒子即分家單過。大兒子在2010年左右在應城買了房，張某夫妻倆當時沒有錢支援兒子，因此一分錢都沒有出。大兒子倒是沒有說什么，大兒媳婦就不滿意了，“大兒媳嫌我們沒有給她錢買房，她說我們有錢都不給她們，但我們真的沒有錢”。當問到以后大兒子會不會養兩老時，張某老伴說，“‘沒有摳，哪有癢(養)’，你沒給他錢(買房)，他怎么會養你……以后要是沒有人養，就隨便找個樹丫子挎著(上吊)……”。
“沒有摳、哪有癢(養)”，是農民對當地交換型代際關系最好的詮釋。“摳”是“癢(養)”的前提，父母必須要為子代在城里買房，才能換來將來子代贍養自己的可能性，這是子代以后贍養父代的基本前提。若是父母沒有完成這個任務，那么，從子代的角度而言，以后有足夠的理由不贍養父代;而從父代的角度而言，他們也不會對子代將來為自己養老抱有任何期待?？梢?，交換型代際關系在當地已成為一種村莊共識，父代與子代都已自覺習得并遵守這種代際關系。而現在村莊里七八十歲的老人，他們在壯年時期時，家庭經濟條件普遍不好，加之一般都有幾個兒子，因而對子代家庭的投入和貢獻較少，這也就成為了現在子代不贍養老人的基本理由。因此，筆者認為，代際關系中贍養原則的變化，是導致當地老人危機的直接原因。
此外，在交換型代際關系下，子代贍養父母不僅是有條件的，并且這些條件是由子代制定的。子代能夠為贍養父母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條件，這本身就體現了代際權力重心的變遷。
(二)代際權力重心的下移
在傳統社會里，代際關系中父代掌握絕對的權威，子代必須服從父代。然而，改革開放以來，代際關系本身已發生巨變，代際權力的主體發生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代際權力從父代下移至子代;第二，代際權力從男性轉移至女性,這方面主要表現為媳婦在家庭中地位的凸顯。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以及打工經濟的興起，年輕一代在家庭中的經濟優勢地位逐漸凸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將父代家庭與子代家庭有效結合起來，共同應對整個家庭的生產與生活。然而，父代在家務農，基本維持家庭生活的自給自足，其收入很難貨幣化;而子代外出務工，其收入雖然也不多，但是是以貨幣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因而在整個大家庭中，子代的經濟優勢逐漸凸顯出來。隨著經濟優勢而來的是子代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由此，在代際關系中，子代逐漸掌握主動權。
一旦子代在代際關系中掌握了主動權，對老人的贍養就不再如傳統社會一般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規矩，而會由子代加入對自身有利的各種限制條件。正如前文所述，子代依據父代在有勞動能力時是否積極地為子代小家庭付出，來決定是否贍養老人。在江漢平原的P村，一方面是由于作為子代的中年人與作為父代的老年人之間之前的代際交換不明顯，另一方面是由于村莊激烈的向外競爭，因而，在子代掌握代際關系主動權的前提下，老人危機成為當地的一種普遍現象。
其次，媳婦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是代際權力重心變遷的另一個重要層面。媳婦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源于主流話語對“男女平等”的提倡，另一方面源于媳婦在家庭中經濟地位的凸顯。婆媳關系是代際關系的核心，而在現階段，婆媳關系中媳婦占據主導權，因而，媳婦的態度與表現將決定著代際關系是否和諧。媳婦是家庭中的外來人，她與公婆之間不存在生養之恩，因而，媳婦會更加看重父代家庭在有勞動能力時為青年子代家庭的投入與貢獻。換言之，媳婦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家庭代際關系中的“交換”意義更加得以凸顯。
綜上可知，代際權力重心的下移，尤其是媳婦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在當地的代際關系中更為注重“交換”的意義，從而進一步加劇了當地的老人危機。
五、結語：老人危機還將持續多久?
江漢平原P村的老人危機在當地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并且還有愈益擴散的趨勢。筆者認為，老人危機不是簡單地源于貧困，也不是源于養老資源的匱乏，而應該從村莊社會本身的性質出發來理解這一現象。本文通過建構“交換型代際關系”這一分析框架，來理解和分析當地的老人危機。文章認為，交換型代際關系是時代變遷的產物，村莊弱社會關聯以及村莊激烈的向外競爭，共同構成交換型代際關系產生的社會基礎。由這一新型代際關系所衍生出來的贍養原則的變化以及代際權力重心的下移，是當地農村老人危機的根源。
本文所指的老人危機，主要是指現在七八十歲的老年人所面臨的生活困境。這一年齡階段的老年人，在壯年時期，由于經濟條件有限，因而為子代家庭的投入和貢獻都很少，因而在交換型代際關系的背景下普遍面臨養老的困境。
然而，當地的老人危機還將持續多久?是否會一直延續下去?老人危機是當地代際關系轉型期的產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不平等的“交換型代際關系”會也有可能逐漸演變為平等的“交換型代際關系”，這種現象將可能出現在現在的中年父代與青年子代之間。現在的中年人在交換型代際關系的背景下，一方面會更加積極地為子代家庭付出，以獲得子代將來贍養自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出于對當前一代老人危機的感知以及由此而來的對自己這一代人的老人生活的預期，他們也會理性地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準備，如儲蓄或購買各種養老保險，以防將來萬一子代不孝，自己還有退路可走。因而，筆者認為，等到現在的中年人年老后，他們面臨養老危機的可能性會逐漸減少。
參考文獻
[①]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完善社會救助制度研究》(項目批準號：13JZD020)的資金支持。
[②] 本文的“老人危機”主要是指現在七八十歲的老年人所面臨的生活困境。“老人危機”主要包括兩個層面：其一，老人的養老狀況普遍不好，他們在有勞動能力的時候，基本是依靠土地“自養”，而一旦喪失勞動能力，則由子代“憑良心”養老;其二，由養老狀況不好所帶來的“老人自殺”。
[③] 本文所指的“交換型代際關系”與孫新華所使用的“交換型代際關系”有所不同。孫新華所采用的“交換”，是布勞意義上的交換，即當別人做出報答性反應就發生，當別人不再做出報答性反應就停止的行動。因而，孫所指的“交換型代際關系”更傾向于是一種平等的交換。而本文的“交換型代際關系”并非指一種平等的交換。本文的交換型代際關系是指，子代對于父代的贍養是有條件(而不是像傳統社會那樣是無條件的)，父代必須在有勞動能力的時候盡力為子代小家庭付出，才能換取子代將來贍養自己的可能性，但并不是必然性。如果父代沒有這種付出，那么子代就肯定不會贍養老人。因此，本文所指的“交換型代際關系”對于父代和子代而言是不平等的，“交換”主要強調的是子代對于父代的贍養是有條件的。詳情參考：孫新華，《交換型代際關系：農村家際代際關系的新動向》，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
[④] 按照學術慣例，本文已對相關地名、人名進行過技術處理。P村是屬于江漢平原應城市的一個普通村莊。
[⑤] “造孽”，是當地村民使用的一種俗語，用以表達生活異常艱辛。在P村，幾乎每一個中年被訪者都會向筆者抱怨自己很“造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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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李永萍，女，1987年生，四川宜賓人，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農村社會政策
聯系電話：13164615546
The Exchangabl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ural Elderly Crisis——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Man’s Living Conditions in Jianghan Plain
Li Yongp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Rural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The old man crisis”is a commom problem in the rural areas nowadays. This article will understand and analyse the old man’s crisis through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which is called “the exchangabl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aper, “the exchangabl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s the product of the changing times. The weak social competition of the village and the fierce competition to the outward is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exchangabl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he changing of the supporting principle and the moving dow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power,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new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s the root of old man’s crisis in this area.
Key Words: Exchangable ;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he old man crisis; The social basis of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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