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高額彩禮”“天價彩禮”現象在各地農村層出不窮。在田野調研的基礎上，本文提出“婚姻市場理論”這一理解當前北方農村高額彩禮現象的分析框架。該理論深入婚姻市場的構成基礎和動力機制，聚焦于婚姻市場的主體和規則，認為女方的婚姻要價是高額彩禮形成的基礎性條件，男方的支付動力是高額彩禮之可能的必要條件，社會競爭和階層配對的動力機制推動并實現了女方要價與男方支付的互動和勾連，從而共同助推了北方農村高額彩禮的形成。

　　關鍵詞：婚姻市場 高額彩禮 要價動力 支付動力 階層競爭

　　近年來，媒體關于各地農村“高額彩禮”“天價彩禮”的報道層出不窮，筆者在全國各地農村的田野調查中也深有感觸。高額彩禮給農民家庭帶來沉重負擔，農民不堪重負，但卻又不得不卷入其中，否則子代就可能淪為“光棍”。為此，農民家庭需要較早為子代婚姻進行籌劃。其中，北方農村的高額彩禮現象尤其普遍和突出。大部分研究者認為，男女性別比失衡和區域經濟條件的差異是高額彩禮形成的直接原因，但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這種宏觀的結構性要素是如何作用于微觀的彩禮現象的?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筆者近幾年在河南、山東、陜西等北方農村的調查經驗，試圖從農村婚姻市場的角度，建立一個理解當前北方農村高額彩禮現象的分析框架。

一、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彩禮是婚姻支付的一種形式，《現代漢語詞典》(1990：101)對其的解釋為“訂婚時男方送給女方的財物”。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彩禮是訂婚的禮儀”(李霞，2008)，其目的在于以“禮”的形式來規范民間社會中的婚姻關系和婚姻秩序。因此，彩禮不僅僅是婚姻達成的成本，而且還承載著其它更為豐富的內容，理解彩禮需要更為寬廣和復雜的視角。

　　（一）婚姻支付研究

　　在人類學視野之下，彩禮是指“姻親家庭間的財務流動，即從婆家轉移到娘家的財物，它通常象征著群體間姻親關系的建立、對女方權力的讓渡等”(吉國秀，2007)。也即，彩禮最為原始的意義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的補償。諸如“養錢”(吉國秀，2005：174)“育身錢”“奶漿錢”等民間說法非常典型地體現了彩禮對女方家庭的補償意義。婚姻償付理論即從中發展而來。婚姻償付理論認為，新娘是有價值的，“她的家務、生殖力以及主要參加的儀式都因從一個家庭嫁到另一個家庭而發生了轉換”(弗里德曼，2000：38)。補償概念是婚姻償付理論的核心，在這一理論視角下，婚姻交換中“作為新娘的婦女被客體化了，并通過彩禮實踐而被交換”(閻云翔，1999：192)。婚姻補償機制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還體現在心理層面(孫淑敏，2005：226-228)，其目的是維持全局交換中相互“贈與”之平衡(安德烈·比爾基埃等，1998：50)。在婚姻償付理論視野下，男女雙方家庭是交換的主體，財物從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的流動構成了彩禮實踐的基本形態。

　　另外一種具有代表性的婚姻支付理論是婚姻資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以彩禮為核心的婚姻支付是實現代際之間財富轉移的重要途徑，“新婚夫婦通過這一制度性安排獲得對相對時尚物品的占有權，增強了獨立生活能力，減輕了未來生活壓力”(王躍生，2010)。彩禮雖然形式上是從男方家庭轉移到女方家庭，但越來越多的女方父母又通過嫁妝的形式將彩禮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資助給新婚小家庭(費孝通，2006：54)。婚姻資助理論強調了代際關系在婚姻支付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新郎和新娘作為彩禮和嫁妝的直接受益者，在結婚時甚至可能出現“合謀”向男方父母索要高額彩禮的行為(韓玲，2010)。因此，婚姻資助理論聚焦于代際之間的資源轉移，即婚姻資源是從男女雙方的父代家庭共同流向子代新婚小家庭。

　　實際上，婚姻償付理論和婚姻資助理論在解釋路徑上的差異，一方面源于不同田野調研點之間的區域差異，另一方面也與時代背景有關。閻云翔(1999：194)通過對東北下岬村新中國成立以來彩禮的變遷進行考察發現，“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婚姻交換實踐可以用婚姻償付理論來解釋;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婚姻交換的資助功能逐漸凸顯出來;70和80年代接踵而來的變化都是朝著有利于新婚夫婦利益的方向發展：定親禮用于資助新婚夫婦而不是對交接權的償付。”閻云翔的分析為婚姻償付理論和婚姻資助理論注入了時間維度，并將二者統合在變遷過程中，從而呈現了彩禮實踐的復雜性。

　　婚姻償付理論和婚姻資助理論對于理解不同區域以及不同年代的彩禮及其性質具有重大意義，然而，這兩種分析視角都屬于比較理想型的分析范式，二者的著力點主要在于婚姻支付中財物的流向。其不足在于難以對彩禮實踐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尤其是當面對農村中普遍出現的高額彩禮的現實時，其解釋力尤顯不足。因此，要理解當前農村的高額彩禮現象，需要進一步拓展新的研究視角。

　　（二）婚姻市場要價理論

　　在婚姻償付理論和婚姻資助理論的框架下，婚姻支付的既有研究建立了“彩禮—嫁妝”“男方—女方”的二元分析框架，從而聚焦于婚姻支付中的財物流向。然而，在當前農村的婚姻支付中，“禮物的內容、禮物流動的動力以及禮物流動的方向都發生了變化，已經超出了傳統彩禮與嫁妝的范疇”(桂華、余練，2010)。其中，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女方在婚姻市場中越來越占據主導性地位，桂華、余練(2010)據此提出了“婚姻市場要價理論”。這一理論認為，隨著打工經濟的興起，傳統的通婚圈逐漸被打破，婚姻中的婦女資源實現了跨區域的流動，農村婚姻市場由此形成。而在農村婚姻資源配置結構性失衡的背景下，女方在婚姻市場中占據主導性地位，男方則越來越被動，從而使得女方在婚姻市場上的要價越來越高，男方及其家庭則要承受巨大的婚姻壓力和負擔。余練(2013)討論了農民分化與通婚圈結構之間的內在關系，認為在農民分化的背景下，女方在婚姻市場上的要價能力越來越高，收入上層的農民在推高本地彩禮的同時，將收入中層和下層的農民擠出本地通婚圈，從而形成“上層、部分中層—本地婚姻”和“下層、部分中層—外地婚姻”的通婚圈結構。王德福(2014)也注意到了婚姻市場上的女方要價行為，認為高額彩禮及彩禮性質的嬗變是家庭結構、家計模式和代際關系變遷合力形塑的結果，其中，代際關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婚姻市場要價理論突出了女方在婚姻市場上的主導性地位，認為宏觀的性別結構失衡及其引致的女性資源稀缺形塑了女方的要價行為。但是，女方彩禮要價只是高額彩禮動力學機制的一個方面。在全國性通婚圈已經形成的大背景下，男方的婚姻選擇和婚姻支付是女方高額彩禮要價現實化的重要條件。在這個意義上，女方的婚姻要價并不必然導致高額彩禮的生成。因此，對高額彩禮動力機制的分析需要納入更為多元的維度和視角，以建立更為完備的分析框架。

　　（三）分析框架：婚姻市場理論

　　“婚姻市場要價理論”對筆者有很大啟發，但其不足在于只考慮了婚姻市場中的單方主體。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提出“婚姻市場理論”，將婚姻市場中的多方主體共同納入分析之中，以此來闡釋高額彩禮形成的動力機制。與“通婚圈”(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1989;唐利平，2005;施堅雅，1998：45)不同，“婚姻市場”突破了“通婚圈”相對封閉的通婚范圍和狹小的通婚半徑。婚姻市場是打工經濟背景下農村婚姻資源跨區域流動的產物。一般而言，婚姻市場可以劃分為全國性婚姻市場和本地婚姻市場，二者之間存在復雜關聯和互動。本文提出的“婚姻市場”的分析框架，將婚姻市場視為特定主體在婚姻實踐中依照特定規則進行建構的產物，同時，婚姻市場也構成了農民婚姻策略的約束性條件。

　　相對于“通婚圈”，“婚姻市場”的核心不在于農民通婚半徑和選擇范圍的擴大，而在于婚姻市場中主體選擇空間和配對策略的變遷。不同于 “婚姻市場要價”主要立足于女方的理論建構，筆者試圖立足于“婚姻市場”的場域結構，通過闡述婚姻雙方主體的行為邏輯和應對策略，揭示具體經驗情境中的“婚姻市場”及其動力機制，進而理解高額彩禮的形成原因。 女方的要價動力只有得到男方支付動力的回應，彩禮的高額要價才能成為現實。同時，當婚姻市場中的“要價—支付”行為相互呼應，形成閉環，導致彩禮在競爭機制下持續攀升，對彩禮的要價必然走向失控。因此，“婚姻市場理論”是對“婚姻市場要價理論”的進一步拓展。下文將結合筆者的調研經驗，具體闡釋該理論與高額彩禮之間的內在關聯。

二、北方農村的彩禮變遷與婚姻市場

　　（一）北方農村的彩禮變遷

　　當前北方農村彩禮高漲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筆者調研的陜西關中農村和魯中農村近兩年的彩禮一般在6—8萬元，而豫北農村近兩年的彩禮最低為10萬元，在豫北部分農村女方家庭對彩禮甚至提出了“萬紫千紅一片綠”和“一動不動”的要求，并且還有諸如“有車有房有爹有娘有姐妹，無債無兄弟”的附加條件。此外，如果男方家庭兄弟越多，那么女方要的彩禮越高;男方家庭經濟條件越差，女方越傾向于要高額彩禮。這對于那些經濟條件較差的男方家庭無疑是雪上加霜。然而，北方農村的彩禮數額并非一直以來就如此之高，根據筆者的調研，當地彩禮逐漸偏高開始于2000年左右，而大約2006年以來，彩禮數額一路飆升。以筆者調研的豫北南村為例，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當地的彩禮一般是以“實物”的形態表示。其中，20世紀60年代的彩禮標準是“六件衣服、六斤棉花、六張布”，在當時價值50元左右;70年代的彩禮標準為“八件衣服、八斤棉花、八張布”，在當時價值100元左右;80年代的彩禮標準為“十件衣服、十斤棉花、十張布”，在當時價值200元左右，此外，在80年代部分經濟條件較好的男方家庭在彩禮中開始興起增添縫紉機、柜子、桌子等簡要家具。從1990年左右開始，現金逐漸替代實物成為當地彩禮的主要支付方式，這源于農民外出務工帶來家庭現金收入的增加。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及2000年初期，當地的彩禮金額并沒有大幅度上漲，而是保持相對比較平穩的水平。具體而言，在1990—2000年區間，彩禮一般在1000—2000元左右，超過2000元的極少;在2000—2005年之間，彩禮維持在3000—4000元左右，超過5000元的極少。而從2006年開始，當地的彩禮水平一路飆升，至筆者調研的2016年，當地彩禮已經漲至10萬元以上。

　　（二）北方農村的本地婚姻市場

　　傳統時期，在相對封閉和靜態的村莊社會中，子代婚姻主要由父母包辦。父母的主導及其依托的親屬關系網絡擴展為傳統的婚姻圈，形成了內部婚姻秩序的保護機制。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興起的打工經濟擴大了婚姻資源的流動性和婚姻選擇的自由度。年輕人外出務工逐漸成為一種潮流，自由戀愛開始在年輕人中興起。在北方農村，自由戀愛式婚姻包括兩種方式：一是年輕人在外出打工過程中通過自己認識或朋友介紹而結交伴侶，這種情況下“外地婚姻”占多數;二是年輕人雖然在外務工，但過年過節回家時通過家鄉的親戚或專業的媒人介紹而認識異性，這種情況以“本地婚姻”為主。北方農村當前仍然以第二種方式為主。這種婚姻達成方式可稱之為“介紹型婚姻”，即婚姻中的男女雙方通過媒人介紹認識，但最終雙方能否結合在一起由年輕人自己決定。在“介紹型婚姻”之下，北方農村多以本地婚姻為主，男女雙方的家庭相隔距離一般在10里地以內，媳婦多是本村或鄰村人，超出鎮域范圍的婚姻都極少。北方農村普遍對外地婚姻比較排斥，一方面這是由于農民認為外地婚姻不穩定，另一方面則與當地村莊社會結構有密切關聯。因此，在“介紹型婚姻”模式下，北方農村父母可以對子代的婚姻進行干預，父母的介入主要不是其權力意志的粗暴表達，而更多是責任的分擔。對于男方父母而言，責任是為兒子娶上媳婦;而對于女方父母而言，責任是要為女兒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因此，男女雙方的父母均深度介入到子代的婚姻之中，事實上，父母的干預也只能通過本地婚姻才能實現。并且，當所有的父母都在本地婚姻市場中為子代的婚姻而穿梭時，父母的婚姻籌劃反而進一步強化本地婚姻市場配對的效應。此外，父母對子代婚姻的積極介入和籌劃也是父母參與村莊社會競爭的一種方式，子代的婚姻成為北方農民參與村莊社會競爭的重要焦點。

　　因此，當前北方農村本地婚姻市場的主導地位并不能被視為傳統“婚姻圈”的延續。在男女性別比結構性失衡的背景下，全國性婚姻市場上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女性在婚姻市場上占據主導性地位，而男性則處于被動狀態。全國性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壓力也會傳導至本地婚姻市場，使得男方家庭不斷提高彩禮及與之相關的婚姻支付，以避免兒子淪為光棍。因此，本地婚姻市場還要受到全國性婚姻市場的擠壓，從而改變了本地婚姻市場中的婚姻規則和婚姻秩序，這是北方農村婚姻市場的新特點。基于此，本文提出“婚姻市場理論”這一分析框架，并從婚姻市場中的多方主體去分析北方農村高額彩禮形成的動力機制。

三、女方要價動力：高額彩禮的可欲性

　　女方的婚姻要價動力是高額彩禮形成的基礎性條件。女方要價動力包括女方父母以及女性自身的要價動力和意愿。女方的要價動力根源于婚姻市場的內在結構和彩禮的歸屬體系，二者分別決定了要價動力的空間和強度。

　　（一）女方要價的結構基礎：男女性別比失衡

　　男女性別比失衡是男性在婚姻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的主要原因。性別比失衡主要與以下兩個因素相關。第一，國家計劃生育政策與農民生育觀念的沖突，導致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高。北方農村一直以來都有較強的“男孩偏好”，“斷子絕孫”在當地農民看來是對一個家庭最大的詛咒，即使是現在的年輕一代也認為“至少要有一個兒子才行”，沒有兒子的家庭是村落生活中的邊緣人，村莊輿論的壓力以及“絕后的恐懼”導致這些沒有兒子的家庭在村落生活中抬不起頭來。

　　案例1：沒有兒子的，面子上過不去。兒子是頂梁柱，(父母)操心也愿意，農村沒有一個兒子不中。別人罵你“你連一個兒子都生不了”，這是很厲害的。現在的年輕夫妻也要生個兒子才行。只要你在這個村里生活，沒有個兒子就不中。在農村還是一定要有個兒子，兒子有力氣，以后老了，兒子能抬得動，女兒就抬不動。女婿不能和兒子比，還是兒子親，女婿只是半個兒子……(豫北南村，QYQ，女，40多歲，20160525)

　　北方農村普遍的“男孩偏好”觀念一方面是由于“養兒防老”這一傳統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源于“小親族結構”帶來激烈的村莊社會競爭，而“有兒子”是參與村莊競爭的起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但計劃生育工作在全國各個區域開展的難易程度差異很大，龔為綱和吳海龍(2013)通過數據分析得出，江西、福建、廣東等華南地區和山東、河南等華北地區的計劃生育工作難度最大，這主要源于農民長期以來形成的“男孩偏好”觀念。在華北等“男孩偏好”較強的農村，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約束，農民在第一胎沒有生育男孩時，在二胎或更高的胎次傾向于進行胎兒性別鑒定并對女嬰進行人工流產，部分地區甚至出現嚴重的“溺女嬰”現象，這導致北方農村的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高。

　　第二，打工經濟帶來快速的社會流動，打破了傳統的地方性婚姻圈。“在傳統通婚圈的格局下，男方的婚姻需求與女方的婚姻資源供給能夠保持相對的平衡”(桂華、余練，2010)。打工經濟帶來婚姻資源尤其是女性資源開始跨區域流動，并形成了全國性婚姻市場。雖然北方農村當前仍然以本地婚姻為主，但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形成無疑對本地婚姻市場帶來擠壓，這種擠壓表現在婚姻資源的非對稱性流動，即一方面本地女性外流多于男性，另一方面流出本地的女性多于流入本地的女性。在當地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情況下，女性資源外流進一步加劇了男女性別比失衡，本地男性在婚姻市場上的弱勢地位不言而喻。

　　（二）女方要價的動力基礎：彩禮歸屬主體的改變

　　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等觀念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同時，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進程也顯化了女性勞動力的經濟價值，并顯著地提升了女性的地位。有研究者注意到，女性地位提高是高額彩禮形成的重要原因。但需要進一步論證的是，女性地位提高是否一定會導致彩禮的上漲?以及女性地位提高如何導致彩禮的上漲?二者之間的關聯有待于進一步說明。討論女性地位與彩禮之間的關系時，需要納入彩禮性質的維度，并以此來說明婦女地位的提升何以轉化為彩禮要價的動力。

　　彩禮性質的核心在于彩禮的歸屬，即歸女方父母還是歸女兒及其小家庭。彩禮性質反映了彩禮在地方社會中的實踐形態。彩禮歸屬主體的差異不僅決定了要價的主體，而且也決定了要價的強度，從而共同決定了彩禮的性質。彩禮的原初意義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的補償，傳統的彩禮一般歸屬于女方父母，女方父母可以根據自身家庭經濟狀況和自身的需要決定彩禮的用途。因為家庭資源有限，男方支付的彩禮通常由女方父母根據大家庭需要統籌使用，以嫁妝形式返回男方家庭的少之又少，女性因而成為父母平衡家庭收支的重要手段。因此，傳統的彩禮往往被稱為“育生錢”“奶漿錢”或“賣女兒錢”，體現了女性的商品化。彩禮要價是女方父母意志而非年輕女性意志的表達。值得注意的是，傳統彩禮雖因其“賣女兒”的屬性而表現為較高的額度，但地方社會內部的婚姻文化模式(楊善華，1995：149)約束了女方父母要價的隨意性。女方家庭一般不會隨意提出過分要求，否則就可能導致婚約的破裂，并給女方家庭帶來不好的名聲。

　　然而，隨著北方農村彩禮歸屬主體的改變，彩禮的性質也逐漸由“對女方父母的補償”轉變為“對新婚夫婦的資助”。在此情況下，彩禮都是給女兒及其即將組建的小家庭的，女方父母一般都不會將彩禮錢留下。

　　案例2：現在的彩禮都是幫女兒要的，女方父母不會留，(是為了)讓女兒以后有保障。結婚時都不要，女兒嫁過去之后就更要不到了。要的錢多了婚姻更穩定一些，是制約男方的一種方式，農村掙錢不容易，(男方)不疼人還要疼錢呢。有的是怕(男方)你騙人家，你說了要買房，萬一后面不買呢，所以先多要一點彩禮錢過來。(豫北南村，SLY，女，56歲，20160610)

　　彩禮性質的改變重構了女方彩禮要價的動力。女方家庭之所以要高額彩禮，一是為了防備男方家庭對自己的女兒不好，二是為了給新婚夫婦的小家庭多爭取資源，讓女兒過上好生活。在女性地位提高的背景下，由于彩禮的性質已經發生改變，彩禮是給女兒及其未來的小家庭的，因此，一方面年輕女性自身就更具有要高價的動力，高額彩禮要價成為小家庭家產積累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因為彩禮最終會通過嫁妝的方式返還，女方父母也不再擔心別人會說自己“賣女兒”，這為其彩禮要價行為提供了合理性支撐。如此一來，能否多要彩禮，反而成為女方家庭和女兒名聲的重要標志。因此，彩禮屬性的變化強化了女方的要價動力，并突破了傳統婚姻圈的規則制約。彩禮因為歸屬于年輕的小家庭而脫卸了地方社會中的負面評價，女方父母為女兒(實際上是為小家庭)多要彩禮，在現代性進村和生活壓力劇增的當下，就有了相當的正當性。

　　性別比失衡固然為女方要價奠定了結構基礎，但彩禮的歸屬則提供了進一步深入女方家庭內部的重要窗口，以更為深入地理解新時期女方要價的動力機制。事實上，沿著傳統彩禮的內在邏輯，隨著女性地位的提升以及經濟條件的好轉，女方家庭會傾向于少要彩禮或者是不要彩禮，彩禮應該呈下降趨勢。但現實的情況是，包括北方農村在內的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彩禮都呈上升趨勢。因此，只有以年輕家庭為歸屬單位的彩禮實踐，才能將女性地位的提升轉化為其在彩禮上的要價動力和要價能力。

　　（三）婚姻市場的分層與互動

　　女方要價是婚姻市場發育和婚姻市場分層的產物。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形成極大地拓展了婚姻配對的機會空間。但是，性別比結構性失衡導致婚姻機會空間的分化，從而決定了哪些主體能夠進入并獲得婚姻機會，為了控制這些機會又需要付出什么樣的成本。婚姻市場理論不僅關注形式層面的婚姻資源交換，而且聚焦于婚姻市場內在的運作機制。在特定主體和規則的支撐下，婚姻市場中男女雙方主體的行為邏輯必然反映到婚姻市場的內在結構之中。

　　女性外流和男女性別比的結構性失衡導致本地婚姻市場上的競爭越演越烈，進一步塑造了女性在本地婚姻市場上的主導性地位。事實上，也只有在本地婚姻市場上才可能突出女性的優勢地位，形成女方較高的要價能力;如果婚姻選擇真正面向全國婚姻市場，由于全國性婚姻市場可選擇范圍更大，反而難以形成較高的要價能力。但是，本地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的男性并不能簡單以全國婚姻市場作為替代選擇。從北方農民現實的婚姻選擇邏輯來看，本地婚姻仍然是當地農民婚姻的首要和優先選擇。如果超出本地婚姻市場，則會被視為本地婚姻市場競爭的失敗者，娶外地媳婦往往被認為是家庭無能的表現。農民的本地婚姻偏好有效地保護了本地婚姻市場的運行。在這個意義上，全國婚姻市場只能為年輕男性提供婚姻配對的底線機會，這無形中擠壓了男性的婚姻選擇空間。

　　由此可見，在與全國性婚姻市場的互動過程中，當前北方農村的本地婚姻市場與傳統的通婚圈雖然在通婚距離上具有相當的一致性，但已經具有了完全不同于后者的特點和意涵。傳統的通婚圈是相對封閉和有規則的，而本地婚姻市場的運行和維持方式則持續受到全國性婚姻市場的沖擊。因此，一方面是本地婚姻市場上女方彩禮要價對男性婚姻選擇空間的擠壓，另一方面則是全國婚姻市場對本地婚姻市場的擠壓和本地婚姻市場的自我保護，不斷強化本地婚姻市場中女性主導的婚姻規則和婚姻秩序。雙重擠壓效應極大地凸顯了本地婚姻市場上女方的要價能力。

四、男方支付動力：高額彩禮的可能性

　　男方家庭是彩禮的實際支付者。彩禮支付的目標是完成子代的婚姻，從而實現父代傳宗接代的人生任務。女方的高額要價對男方家庭形成壓力，但問題在于這種壓力如何轉化為男方彩禮支付的現實。一般而言，男方家庭的經濟條件決定了其在彩禮上的支付能力，即男方家庭經濟條件越好，支付能力越高;反之，男方家庭經濟條件越差，支付能力越低。但從全國現實情況來看，并非經濟條件越好的地方彩禮就越高。也即，經濟條件好的男方家庭，并不一定愿意支付高額彩禮;反之，經濟條件較差的男方家庭，恰恰又不一定能夠免于高額彩禮。事實上，女方在彩禮上的要價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男方的支付動力，與代際關系模式直接相關。因此，代際關系形態是理解男方支付動力的關鍵要素。

　　（一）人生任務的內在規定

　　在北方農村，代際關系呈現出“厚重失衡”的特征，父代對子代的代際責任和代際支持很強，而子代對父代的反饋卻較弱。因此，在子代婚姻問題上，父代對子代具有較強的婚姻責任，為兒子娶媳婦成為父代最為重要的“人生任務”。北方農村的父母對于“人生任務”都深有體會，那些已經為兒子順利娶上媳婦的父母普遍都說自己“終于松了一口氣”;而那些沒能為兒子娶上媳婦的父母則是沒有完成任務的人，他們不僅寢食難安，而且在村莊里“抬不起頭”，成為村民眼中沒有面子的人。豫北南村兩位中年婦女對父代的人生任務做了如下描述：

　　案例3：為兒子娶媳婦是父母的任務，主要是父母的事情。娶不上媳婦，父母就抬不起頭，干活干不上手，心里也不光彩。別人會在背后說，誰誰誰沒材料(即沒本事)，給孩子娶不上媳婦。(父母)給你娶過了，你自己沒有過好，就不能埋怨大人。孩子沒有過好，別人會說是兩個孩子自己過不來，就不笑話大人了。娶媳婦為了傳宗接代，咱這就這規矩。娶上媳婦就有后代了，不娶媳婦，到(我)這(一代)就斷了，往后就沒人了。娶不上媳婦，在村里就抬不起頭。(豫北南村，LJX，女，56歲，20160529)

　　案例4：孩娶不上媳婦，大人就丟人死了，誰都對不起，對不起祖宗，也對不起孩子。到冬天了，人家天天都有人娶媳婦的，你兒子沒娶媳婦，你就干轉圈，干著急。也覺得對不起孩子，沒這個能力幫他娶媳婦，沒給孩子鋪好路，父母沒材料，沒本事。(豫北南村，LCQ，女，59歲，20160527)

　　可見，北方農民不惜一切代價完成人生任務的動力首先來自于家庭延續的使命感，同時，這種使命感凝結為一種被當地人共享的規范。首先，從價值層面而言，中國人的人生價值和人生意義是在家庭中實現的，“傳宗接代構成了中國農民的終極價值，成為中國農民的真正宗教”(賀雪峰，2008)。作為父母，在將子代撫養長大之后，首要的責任就是要讓子代順利完成婚嫁，保證家庭的延續。如果不能完成這一硬性任務，就會覺得愧對祖先，也愧對子孫。并且，父代只有在完成為兒子娶媳婦的人生任務之后，自己有限的人生才會通過子孫后代的無限綿延而變得有價值和意義。其次，從村莊結構層面而言，北方農村社會結構的特點是血緣與地緣關系不完全重合，村莊內部同時存在多個雜姓的血緣單位，但各個姓氏的血緣單位規模都較小，農民的認同與行動單位一般是五服以內的“門子”“戶族”或小親族(賀雪峰，2012)。在小親族結構的主導之下，村莊內部具有較大的競爭空間，且競爭尤為激烈。這種競爭既表現在村莊政治層面，也表現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如人情、面子上的競爭。小親族內部人員的多少，尤其是男丁的多少，成為決定競爭勝負的基礎起點。在此情況下，每個小親族內部以及每個家庭都傾向于多生兒子，并且要竭盡全力為兒子結婚，以便能夠生更多的兒子。因此，“有沒有兒子”以及“兒子是否結婚”就不僅是家庭再生產展開的基本起點，而且也成為了村莊競爭的基本指向，沒有完成這一基本目標，就意味著在村莊競爭中的徹底失敗。正因為如此，那些沒能順利為兒子娶上媳婦的父母就會在村莊中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以至于覺得“沒面子”和“抬不起頭來”。

　　案例5：豫北南村的LXC今年72歲，老公2013年去世，有三個兒子，其中小兒子未婚。談到此事，LXC情緒變得很低沉，她說，“兒子沒有娶上媳婦，父母的壓力很大，我還沒有完成任務，三兒子還沒結婚。(我)壓力很大，哪都不想去。我本來是很開朗的，兒子沒娶上，哪都不想去，就覺得丟人，別人都娶上了。現在干活都干不上手，干活都不順心，我還算開朗的都不行(都不能釋懷)。我這個年紀本來應該是享福的，現在要媳婦像要飯的一樣。平常我們幾個兒子還沒結婚的(婦女)一起玩，不和別人一起玩，怕別人看不起，沒面子。”(豫北南村，LXC，女，72歲，20160524)

　　因此，在北方農村，父代會積極地介入子代的婚姻大事，并且將之視為自己必須完成的人生任務。這一方面源于傳宗接代所帶來的價值追求，另一方面，小親族內部的競爭壓力也進一步強化了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責任。自覺完成人生任務的動力轉化為現實生活中厚重平衡的代際關系。在這種代際關系模式下，女方的彩禮要價可以自然地轉化為男方父母的支付動力;而在低度均衡的代際關系下，女方的彩禮要價則難以轉化為男方父母的支付動力。

　　（二）代際剝削的應對邏輯

　　當“為兒子娶媳婦是父母的人生任務”在地方社會中成為一種共識之后，父母就會竭盡全力地幫助子代結婚。父代對子代的婚姻支持既包括積極介入和籌劃子代的婚姻，同時還包括直接的物質支持，并且，面對當前婚姻市場上男女性別比嚴重失衡的背景，后者往往直接決定了子代婚姻的成敗。實際上，年輕人外出務工基本都沒有多少積蓄，因此，父母承擔子代婚姻成本的積極性決定了男方的支付動力。

　　案例6：豫北南村的LCQ今年59歲，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已婚。其中，兒子今年23歲，2013年結婚，當時彩禮8萬元，且女方父母提出至少要在鎮上買房。LCQ說，“兒子和媳婦是別人介紹認識的，兩個人都覺得合得來，愿意在一起。媳婦的父母一開始不愿意，覺得我們這個村子太偏了，交通不便利。但是媳婦堅持要和我兒子在一起，她父母也沒辦法，只能同意，但是提出一定要在鎮上買房，不然就不行。我們只能買啊，如果不買，媳婦就不用娶了。買房花了30多萬，當時有十幾萬都是借的，娶個媳婦，欠了債也值，就是看中這個人。欠的債，父母必須還，讓兒子還他壓力太大了。父母要一直還，不在了(即去世了)就可以不還了。現在還欠債七八萬，都是我們還的，只要我們還能動，就是我們還，我掙一個還一個。兒子叫我不管，說他以后掙錢了還，但我們不放心，還是要一點一點的幫他還。”(豫北南村，LCQ，女，59歲，20160527)

　　在強有力的代際支持下，男方彩禮支付能力主要取決于父代的支付動力。對于男方家庭而言，父代既可以通過壓縮自身的生活消費以積累彩禮，也可以通過向親友借貸的方式滿足女方的彩禮需求。在當前激烈的婚姻競爭中，為了給兒子娶上媳婦，男方父母往往只有通過積極回應水漲船高的彩禮要價，才能在本地婚姻市場競爭中立足。男方父代對子代婚姻壓力的積極介入和支持，是女方彩禮要價獲得男方回應的基礎。因此，男方的支付動力使得女方的要價動力獲得實現的可能。

五、社會競爭與階層配對：高額彩禮的現實性與必然性

　　女方的要價動力和男方的支付動力是高額彩禮形成的基礎。在此基礎上，還要進一步討論二者之間的關系，即女方的要價動力和男方的支付動力之間的勾連機制，以理解高額彩禮生成的現實性和必然性。彩禮的要價和支付發生于具體場域中。因此，對于高額彩禮的分析，就不僅要進入婚姻中男女雙方各自的家庭關系之中，而且也要進入地方性的婚姻場域或婚姻市場里。在北方農村的婚姻場域之中，男女雙方及其家庭都面臨激烈的競爭，雖然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參與競爭的標的有所不同，但最終都要通過高額彩禮才能得以實現。

　　（一）婚姻市場中的村莊競爭

　　當前農村婚姻市場結構性失衡已成為一個基本事實，既有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由此帶來的后果之一—光棍問題(楊華，2008)。然而，婚姻市場結構性失衡除了引起部分群體的“甩出效應”之外，還造成了婚姻市場內部的競爭效應(陳文瓊，2016)。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都從不同層面參與了這種競爭。

　　對于女方家庭而言，她們參與的是彩禮的要價競爭，即女方家庭之間都相互攀比誰家要到的彩禮更高。在當前女方普遍索要高額彩禮的背景下，高額彩禮成為女兒優秀的標志，并轉化為女方家庭在村莊中的面子(刁統菊，2006)。如果有的女方家庭要的彩禮過低，反而會被認為不正常，并且村民會在背后議論“這個女的肯定有什么問題”。豫北南村一位20多歲的年輕媳婦說，“現在就是興起給那么高彩禮了，你要是不要那么多，別人還會說，說你彩禮都要不到，是追著男方嫁的，男方父母也覺得是沒花錢的媳婦，不珍惜”。因此，女方家庭之間都競相索要高額彩禮，以獲得在村莊中的面子，并且，條件越好的女性，在彩禮上往往要價越高。

　　對于男方家庭而言，在婚姻市場“男多女少”的背景下，他們直接競爭的標的是女性資源，其核心動力指向人生任務的完成。對有限的女性資源的爭奪必然要通過支付高額彩禮才可能得以實現。實際上，在傳宗接代以及村莊競爭所帶來的結構性壓力之下，一旦子代不能順利結婚，那么就意味著這個家庭在村莊競爭中慘敗，這樣的家庭甚至再也沒有機會參與到村莊競爭中來。因而，子代的婚姻是北方農民參與村莊競爭的非常重要的焦點，子代的婚姻壓力都聚焦到父代身上，因此每一個家庭的父代都會傾盡全力為其子代付出，以使子代能夠順利完成婚配，從而避免淪為光棍。在婚姻市場上女性資源有限的前提下，男方家庭感受到了巨大的婚姻壓力，他們只能通過提高彩禮價格或其他婚姻成本來吸引女方，增加子代婚姻成功的可能性。正是在男方家庭競相提高自己婚姻競爭力的過程中，彩禮數額被不斷抬高。

　　因此，在村莊社會競爭的壓力下，不僅女方家庭之間存在彩禮要價的競爭;而且男方家庭之間也存在對女性資源的競爭。完成人生任務的強烈動力貫穿著男方家庭的競爭過程，導致女方的競爭性彩禮要價能夠得到男方競爭性彩禮支付的積極回應。由于彩禮實踐被鎖定在由男方支付女方最終通過女方返還至年輕家庭的封閉循環中，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在各自場域的競爭導致彩禮數額的失控，共同推動了高額彩禮的形成。

　　（二）婚姻配對中的階層競爭

　　高額彩禮的動力不僅來自于男女雙方各自以高額彩禮為中心的競爭，而且來自于婚姻配對中的階層競爭。一般而言，本地婚姻市場中的上層是高額彩禮的定價者，同時，高額彩禮通過階層競爭機制擴散。婚姻競爭因而也表現為階層競爭和階層排斥，此即婚姻配對中的上層帶動機制。

　　中國人在婚姻配對中非常講究“門當戶對”的觀念，這一觀念被社會學者稱之為“階層內婚制”(張翼，2003)，即人們在擇偶時傾向于從相同或相似的階層群體內挑選配偶。在北方農村的具體語境中，當地農民也注重“門當戶對”。由于婚姻市場結構性失衡賦予女性更大的婚姻主導權(李永萍、杜鵬，2016)，經濟條件較好的男性尚具有一定的選擇空間和談判能力，如果經濟條件較差，則幾乎沒有任何挑選的資格。因此，女方掌握婚姻配對中的選擇權，且主要體現為“排斥弱者”和“親和強者”這兩種方式。

　　首先，從女方角度而言，在婚姻市場中，條件越好的女方，其婚姻要價往往也越高，從而構成對經濟條件較差的男性的排斥。在婚姻配對觀念之下，條件好的女方一般是嫁給條件好的男方。也即，在婚姻市場中，上層男性有更強的意愿通過支付高額彩禮行為來顯示自己的區分度，下層只能盡力跟隨上層，上層因而帶動了男方之間的彩禮競爭。其次，在婚姻市場中，如果男方的經濟條件好，那么女方的婚姻要價則可以相對降低，雙方因而具有了更大的回旋和協商空間。實際上，這是優勢女性吸納優勢男性的一種方式。在此情況下，條件好的女方選擇條件好的男方，條件次之或較差的男方，則只能通過不斷提高彩禮的方式才可能娶得上媳婦。因此，無論是在上述哪種情況下，婚姻中對女性資源的競爭都會越演越烈，彩禮數額也在婚姻配對機制下被不斷抬升。

六、余論

　　當前北方農村的高額彩禮是深深嵌入本地婚姻市場的產物。女方的彩禮要價行為和男方的彩禮支付行為，以及二者在婚姻市場中形成“要價—支付”的“閉環”，是解釋高額彩禮的充分必要條件。在全國性婚姻市場已經形成的情況下，華北農村的婚姻市場仍然具有濃厚的本地性和地方性。然而，本地婚姻市場已經突破了傳統“婚姻圈”的約束，并承受人口流動(尤其是女性資源外流)背景下全國婚姻市場的擠壓，這極大地釋放了婚姻市場中的要價動力、支付動力和競爭性配對的動力，在激烈的要價競爭、支付競爭和階層競爭中，華北農村的彩禮最終走向失控。

　　婚姻最終服務于家庭再生產的需要。在當前農村，彩禮脫離了“育生錢”“奶漿錢”的內涵，女方的要價動力主要源自于核心家庭的崛起和婦女地位的提升。子代家庭的利益和目標重新定義了彩禮的性質。因此，當前的彩禮實踐雖然在形式上仍然體現為女方家庭和男方家庭之間的協商和博弈，但彩禮實踐實質上已經成為子代家庭主導的向雙方父母(尤其是男方父母)爭取家庭資源的“共謀”行為。因此，婚姻市場主體雙方均分化出了主體內在的代際層次，核心家庭成為彩禮實踐的重要載體和最終歸宿。在傳統的模式中，彩禮實踐實際上是男女雙方父母以中間人為媒介的博弈過程，即在不斷協商和博弈過程中尋找到一個雙方均可接受的均衡點，因而彩禮實踐中的主體包括：A(女方父母)—B(媒人)—C(男方父母)。與此不同，當前彩禮實踐的行為主體更加復雜，在A和C雙方都進一步分化出新的主體，即女兒和兒子，這就進一步強化了女方的要價動力和男方的支付動力。彩禮的村莊社會競爭和階層競爭機制，則使得女方的要價動力和男方的支付動力在地方社會中具有合理性，從而使得高額彩禮獲得實現的可能。

　　此外，關于高額彩禮還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

　　第一，高額彩禮的擴散機制。調研發現，高額彩禮的擴散機制與兒子的數量存在密切關聯。上文從女方要價動力、男方支付動力和階層競爭三個層面分析了彩禮上漲的原因，然而，彩禮上漲的程度與兒子數量多少密切相關。因而在北方農村就出現男方家兒子越多，女方索要彩禮越高的現象。在一個兒子的情況下，由于對父代掌控的資源和家產的明確預期，子代并不會急于變現父代的未來勞動能力。但是，在多個兒子的情況下，每個子代小家庭之間就有了競爭性，這種競爭性直接指向父代的現有資源和未來的勞動能力，因此女方就傾向于要更高的彩禮。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河南和山東同屬于北方農村，其在彩禮上漲幅度上卻差異較大。河南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效果較差，當前處于婚齡的年輕男子往往屬于多子家庭;而山東計劃生育政策執行頗為徹底，獨生子女較多。因此，相對而言，河南農村彩禮上漲的劇烈程度和彩禮的額度都遠遠高于山東農村。

　　第二，高額彩禮的后果。高額彩禮除了會通過階層排斥帶來光棍問題之外，還會對部分家庭成員造成直接的沖擊，其典型表現是中年人的壓力和老年人的危機(楊華、歐陽靜，2013)。在高額彩禮面前，中年的父代在經濟上和心理上都承擔了巨大的壓力，他們要想盡一切辦法為子代成婚，在此過程中，他們往往耗盡了自己畢生的積累。并且，中年人的壓力也會傳遞到老年人那里，老年人由于其勞動能力的退化，不僅不能為家庭創造財富，還要消耗家庭資源。老年人因而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在此過程中，老年人要么不斷壓縮自身開支，以減輕子代家庭負擔;要么則是直接選擇自殺的方式，以徹底減輕子代家庭的壓力。

　　參考文獻：

　　安德烈·比爾基埃等主編，1998，《家庭史》,袁樹仁等譯，北京：三聯書店。

　　陳文瓊，2016，《婚姻市場、農業剩余與光棍分布——一個理解農村光棍問題的中觀機制》，《人口與經濟》第6期。

　　刁統菊，2006，《婚姻償付制度的地方實踐——以紅山峪村為例》，《民俗研究》第4期。

　　費孝通，2006，《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北京：商務印書館。

　　莫里斯·弗里德曼，2000，《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劉曉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龔為綱、吳海龍，2013，《農村男孩偏好的區域差異》，《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

　　桂華、余練，2010，《婚姻市場要價：理解農村婚姻交換現象的一個框架》，《青年研究》第3期。

　　韓玲，2010，《論當代贛中南農村婚姻習俗中的彩禮和嫁妝》，《農業考古》第3期。

　　賀雪峰，2008，《農民價值觀的類型及相互關系——對當前中國農村嚴重倫理危機的討論》，《開放時代》第3期。

　　——，2012，《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開放時代》第10期。

　　吉國秀，2005，《婚姻儀禮變遷與社會網絡重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婚姻支付變遷與姻親秩序謀劃——遼東Q鎮的個案研究》，《社會學研究》第1期。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1989，《結構人類學》，路曉禾、黃錫光等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李永萍、杜鵬，2016，《婚變：農村婦女婚姻主導權與家庭轉型——關中J村離婚調查》，《中國青年研究》第5期。

　　李霞，2008，《民間習俗中的彩禮及其流變》，《民俗研究》第3期。

　　施堅雅，1998，《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史建云、徐秀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孫淑敏，2005，《農民的擇偶形態——對西北趙村的實證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唐利平，2005，《人類學和社會學視野下的通婚圈研究》，《開放時代》第2期。

　　王德福，2014，《變色的嫁衣：作為代際剝削手段的彩禮——轉型期農村彩禮習俗的性質嬗變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

　　王躍生，2010，《婚事操辦中的代際關系：家庭財產積累與轉移——冀東農村的考察》，《中國農村觀察》第3期。

　　閻云翔，1999，《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李放春、劉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楊華，2008，《農村婚姻市場中的結構性因素——基于湖南水村“光棍漢”的調查》，《江西師范大學學報》第2期。

　　——，2013，《階層分化、代際剝削與農村老年人自殺——對近年中部地區農村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分析》，《管理世界》第5期。

　　楊善華，1995，《經濟體制改革和中國農村的家庭與婚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余練，2013，《農民分化與通婚圈結構的變遷——基于皖中大鼓村婚姻市場的考察》，《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張翼，2003，《中國階層內婚制的延續》，《中國人口科學》第4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1990，《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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