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秦皇島市北戴河區水務總公司總經理馬超群因貪腐落馬,辦案人員從其家中搜出1.2億元現金、37公斤黃金,還有分布于秦、京等地的68套房產證,令人震驚,被民眾稱為“小官巨腐”的典型。
拋開馬超群巨款和黃金不提,但就68套房產來說,按每套面積100平米計算,按目前最高的小康住宅標準30平米計算,可以供220多人居住。而他的68套房產,還并不是最多的,比起一些“房姐”、“房叔”、“房爺”還差一大截。據最新報道,軍中“大老虎” 徐才厚、谷俊山擁有房產數百套。
中國的房子已經失去原本的居住功能。一方面,一些需要房子的人買不起,如傾其三代所有硬著頭皮買,你就要準備當幾十年“房奴”;另一方面,是貪官污吏、“土豪”、“大款”們的的“廣廈千萬間”,房產成了他們用來財富升值的銀行,以致許多地方出現了有房無人的“鬼城”。據2014年6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與研究中心發布的《城鎮住宅空置率及住房市場發展趨勢》報告顯示,2013年我國城鎮住宅整體空置率高達22.4%,數量近5000萬套,這還不包括數百萬套待售商品房。這些房屋足可以使1.5到2億人達到住房小康標準。
住有所居應該是房改的初衷。但一味市場化的改革,堵住了多種途徑解決住房問題的路,變了味道的“市場供需”一浪一浪把房價推高,對百姓而言房子已變成生存的巨大負擔,“人的全面發展”又從何談起?這期間,房產商追求的是巨額暴利,一些官員追求的是GDP的“政績”,中間夾雜著官商勾結,中飽私囊的腐敗。從這些年,被打的大大小小的“蒼蠅”、“老虎”多涉城建、房地產可見一斑。
中央調控房價為什么總不見效?看看一些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就明白,有的房地產占比在50%以上。如果說,這些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未嘗不可。但事實上,很大程度又用在了“三公”消費上。這也就不難理解一些地方官員對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的建設不感興趣,因為這些房子不來錢。而一些官員正是在房產項目的審批、拍賣、稅費、區位等多環節的運作中謀取私利、中飽私囊,而腐敗成本更加劇了房價的攀升,嚴重超越人們的經濟承受能力。
個人收入與房屋價格應在一個比較合適的比例范圍。國際上這個數字是3~6倍,就是說買一套房,要用一個人3到6年的收入,而我國一些城市高達15~18倍,有的高達20多倍,遠遠超出了正常水平。按照正常的市場規律,當一種商品價格過高,消費者難于承受的時候,人們持幣待購,價格將自然回落。但奇怪的是,當房產價格暴漲,老百姓賣不起的時候,沒有人呼吁為百姓降價,他們說“房價高低是市場決定的,政府不該管”。但當房產市場出現低迷的時候,馬上就有官員、地產商、專家們出來呼吁救市了,甚至有人把買房提到了“愛國”的高度。有的地方政府為救房市招數五花八門,什么“購房退稅”、“購房落戶”、“買房高考加分”,還有的下發紅頭文件,公務員成了房產推銷員。可見,一些主張市場化的人,他們并不真正尊重市場,他們尊重的只是金錢。
常言道,安居樂業。住無所居豈能樂業?更不會有多少幸福感可言。據《小康》雜志等舉辦的"中國人幸福感大調查"顯示,有近40%的人感到不幸福,參訪者將“降低房價”列在了"提高工資水平"之后,成為提升幸福感的第二大因素。企圖維持“有價無市”的高房價,也許能維系官員們看得見的GDP政績以一時,但這樣既不能造福于民,更不能真正地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的持續繁榮。近日,央行突如其來的降息拉動內需的措施,恐怕也難以湊效。
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是美國的三十分之一,但房價卻是世界第一。中國房地產的畸形發展,吸引了眾多資本的投入,吸引了有錢人瘋狂炒房。房產已經失去了它原本用來居住的本質屬性,擴大著社會的貧富差距和階層矛盾。正如廣州市市長張廣寧所說:“住房問題已經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市場不是萬能的。包括住房、醫療、教育在內的關系國計民生的基本生存要素,政府必須負起自己的責任,體現社會的人文關懷。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兩者不可偏廢。土地是有限的,不能無限期維持土地財政,應利用政治、經濟、法律、稅收、行政等多種手段和途徑干預和調節,減少房產資源浪費,加大建設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力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解決好國民“住有所居”的問題,給國民以依附感、安全感、幸福感。國民有了幸福和尊嚴,這個國家才會更具向心力和凝聚力,執政根基也才會更加牢固。如果只是為了市場而市場,而不管它的結果,豈不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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