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有學者初次提出“新生代打工者問題”后，新生代打工者作為一個獨特的對象，逐漸地被學者們從對打工者群體的整體研究中抽離出來，并越來越受到關注。近幾年來，“民工荒”的持續爆發，更使得打工者的代際研究倍受青睞。特別是2010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打工者”的提法，強調需“著力解決新生代打工者問題”，進一步推動了對這一群體的研究。目前，學術界對新生代打工者的界定雖然還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在代際劃分的意義上，絕大多數研究都把新生代打工者看成是與第一代打工者相區別的群體，主要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具有農業戶籍的外出就業勞動力。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對新生代打工者進行探討，形成了一系列豐富的研究成果。

　　新生代打工者的典型特征

　　新生代打工者的特征是眾多研究的起點。“千萬不要以為現在拖著拉桿箱來的和當年扛著蛇皮袋來的還是一種人”，學者們普遍認為，打工者已經出現代際間的變化，新生代打工者的特征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數量結構特征。主要是從人口學角度對新生代打工者的數量和結構進行了較為細致的統計描述。新生代打工者是外出打工者的主體，他們總體比較年輕，大多未婚，女性比例和受教育程度均高于老一代打工者。二是流動就業特征。有研究表明，新生代打工者的流動總體上呈“倒U型”軌跡，經過前幾次的向上流動后，過于頻繁的流動又使其表現出向下流動的特點。在就業行業中，新生代打工者的分布具有“兩升一降”的特點，即在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在建筑業就業的比重漸次下降。三是群體訴求特征。新生代打工者融入城市愿望強烈，在訴求上有四個比較明顯的變化：外出動因由進城掙錢向改變生活方式、在城市長期穩定生活轉變;發展取向由關注工資待遇向更多關注發展機會和前途轉變;維權意識由實現基本勞動權益向追求權利平等轉變;職業選擇由苦臟累工作向追求體面勞動轉變。

　　新生代打工者面臨的主要矛盾

　　由于長期城鄉分治的體制障礙，加上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加速轉型期和利益結構深刻調整期，與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打工者面臨著更加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其中，主要有五種代表性的觀點：

　　“半城市化”說。新生代打工者的城市融入是學者們最為關注的核心問題。該觀點認為新生代打工者更加向往、也更容易適應城市生活，但新生代打工者的城市化訴求與制度改革的“碎步化”以及他們自身的城市化能力之間都存在一定的張力，從而導致新生代打工者面臨技能提升、權益維護、住所改善、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突出問題，他們的城市融入還只是一種“落地未生根”的“半城市化”。

　　認同困境說。有學者運用社會認同和社會記憶理論重點考察了新生代打工者的認同問題。研究表明，盡管新生代打工者對城市的認同高于對農村的認同，對工人身份的認同大于對農民身份的認同，但城市的壁壘和排斥消解著他們對城市的認同，鄉土記憶的缺乏又解構著他們對鄉土文化的認同，使得他們成為心靈上“漂泊的一代”。新生代打工者的社會認同趨向不明確、不穩定，這種認同的茫然被謂之為“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內卷化”說。該觀點認為，新生代打工者社會交往和情感支持的內卷化，容易致使他們的情緒和心理問題凸顯。新生代打工者的人際交往仍然主要表現為親緣和地緣依賴，他們在同質群體中結成自己的社交網絡，情感支持也趨于內卷。新生代打工者的社會資本匱乏，在城市可獲得的社會支持有限，較少能得到教育培訓、社區參與和組織扶助的機會，精神情感需求不能得到很好地滿足。

　　“偏差行為”說。在持該觀點的學者看來，新生代打工者的偏差和越軌行為是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新生代打工者難以融入城市主流文化，又不愿回歸農村，相對剝奪感和不滿情緒比較強烈，長期累積會引發很多沖突與失范行為。有研究還指出，新生代打工者的犯罪率呈上升趨勢，明顯高于社會平均犯罪率，如果他們的訴求解決不好，那么他們將可能成為影響社會安全與穩定的重大隱患。

　　返鄉適應說。還有學者根據務工行為的實踐邏輯指出，新生代打工者雖然大多不愿返鄉，但因受職業技能、家庭角色調試、流動生活歷程等因素的影響，尤其在經濟衰退周期，總有一部分人不得不回到農村。而新生代打工者與土地聯系減少，且缺乏農業生產經驗，回流農村后他們面臨著“游民化風險”，其返鄉后的心理調適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

　　針對以上問題，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解決之策，歸結起來聚焦在兩種思路上。一種思路把推進新生代打工者的市民化作為出路，這是研究的主流。理想的解決方案是：加快戶籍制度和城市管理制度改革，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增進對新生代打工者的社會支持，同時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新生代打工者的接納、融入和退出機制。另一種思路則主張從農業發展和基層穩定入手，保證返鄉的新生代打工者能夠回得來。應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水平，改善農民生活環境，引導和鼓勵新生代打工者返鄉創業，并進一步增強縣域承接產業轉移能力和帶動就業能力，加大對職業農業工人的培育，實現新生代打工者就地就業。

　　新生代打工者研究問題與拓展

　　不難看出，對于新生代打工者問題，學者們已經在不同層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這些成果為當前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新生代打工者問題，制定合理的打工者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整體來看，現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可從以下方面繼續拓展和完善：

　　加強總體性前瞻性研究。已有的研究中專題性研究比較多，且不乏具體性的對策建議，卻鮮見前瞻性系統性的綜合研究，讓人難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無力感。新生代打工者問題不僅是一個體制改革問題，城市管理問題，抑或公民權問題，在更深層次上，它還與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和經濟轉型緊密相連。因此，需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結合我國改革的基本價值和方向，加強對制度的完善與創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與新生代打工者個體發展等內容的研究。

　　提高研究的規范化程度。由于研究選取的調查對象和采用的方法指標不同，不同學者的研究結論缺乏可比性，有的甚至對同一問題的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不利于進一步的深化研究。如：有研究表明，新生代打工者工作耐受力低，但同時也有報告稱新生代打工者屬于吃苦耐勞型，令人費解。為此，提高研究的規范化程度，強化研究之間的對話，是今后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問題。

　　增進主體行動研究。現有的研究多強調結構性因素對新生代打工者的制約，習慣于把新生代打工者看成一個消極的問題群體，大都忽略了他們對社會環境的積極應對，對他們作為行動者的主體性、能動性、策略性等關注不夠。事實上，新生代打工者的社會融入是一個行動者與結構二重化的過程，他們有的還在城市自我組織起來，實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并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弱勢”群體。研究時，就需避免“先站隊、后研究”，相應增進新生代打工者的行動研究。

　　推進比較和跟蹤研究。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急劇變革和人口結構的新變化，新生代打工者群體內部已經逐漸出現分層。如“80后打工者”和“90后打工者”、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新生代打工者等，他們在社會融入意愿、方式和能力上均存在一定的差異，研究中應有所比較和區分。與此同時，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新生代打工者的流動必然會出現新特征、新問題和新趨勢，因而，著眼于發展視角的跟蹤研究也需及時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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