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的余味仍在，但也許并不令人回味。

　　曾經堅挺的春節傳統幾近消融殆盡，背后是流動著的工業社會與根植性很強的農業社會之間的較量。較量的結果是農業社會的全面敗退，總是傾向于維護傳統的老人喪失了話語權，傳統失守。

　　春節，現在適用年輕人的價值觀，崇尚著浮華的物質主義。多少人歷盡艱難地回家，達成的卻不過是一場見了面的別離。

　　落寞的傳統

　　2014年1月30日，大年三十的早上，廣東北部的一個客家小鄉村。

　　64歲的白發老人陳發，早早地起了床，生了火，用粘稠的大米粥拌入番薯生粉，在鍋里小火地熬，不斷攪拌，直到變成一團黏糊糊的東西，粘在鏟子上甩不下來，就算完工了。拿一個破碗盛出來，放涼了，那就是貼春聯用的漿糊。

　　然后洗鍋，煮一鍋豬雜粥，就是今天的早餐。以往除夕日，家家戶戶天蒙蒙亮就開始殺年豬，下水部分豬販子不要，就用來熬粥當早餐，年年如此。現在已經不殺年豬，但陳發仍然保持著舊習，提前幾天買好了豬雜，只待用作除夕的早餐。

　　粥好了，陳發敲門，把兩個兒子叫起來。

　　“打麻將打到快天亮，太陽曬屁股還不起床!”看著揉著雙眼的兒子，陳發很不滿。兒子們不吭聲，輪著在手搖水井旁簡單洗漱完畢，各自盛了一碗粥，端著走了。

　　吃完早餐，陳發把昨天買的春聯背朝上攤開在一塊還算干凈的水泥地上，拿一支破毛筆，小心翼翼地把漿糊刷在上面。

　　“阿娣，拿張凳子過來!”陳發喊。

　　阿娣是他妻子，剛殺完雞，聞聲拿一張“日”字小凳放在門前。他們的身材都很瘦小，身高皆不足1.6米，阿娣扶著凳子，陳發顫巍巍地站上去貼橫批，艱難地踮起腳尖，仍然夠不著。

　　“人是越老越縮水了，去年都還夠得著，”陳發嘆口氣，轉頭喊道，“阿強……阿亮……”

　　此時，兩個兒子已經騎著摩托車離開了村子。

　　“這兩個賭鬼，年二十八才回來，天天不挨家!”陳發搖搖頭，沒辦法，只能換張高點的凳子。4間房子，貼春聯花了半小時。

　　貼完春聯，兩個鐵鍋燒起了水，小的那鍋丟進去半個豬頭和一整只雞，煮熟了撈起來放在鋁制的托盤上—那托盤已有幾十年歷史，還是陳發的父親年輕時買的—再加入一扎粉絲，幾塊腐竹，一瓶白酒，擺在一張小桌上。夫妻倆抬起來，走到村子開闊處，燒起黃紙，點了香燭，酹酒3杯，扔了幾串鞭炮，就招呼兩個孫子過來作揖—孫子們都在遠處捂著耳朵。

　　“具太牢以饗祖宗”，這個除夕早上拜祖宗的儀式，是附近的客家人展示念祖傳統的方式，自他們的先祖在明英宗時遷居此處開始，已經延續數百年。陳發相信在天上的祖宗會被召喚回來和后代一起過年，并在新的一年庇佑著他們。這也是展示傳宗接代的意義之一—“承香火”，所以家里的男丁，任何人不得缺席，遲到了都要挨罵。

　　村子里以前曾發生過祭祖儀式年輕人不在的情況，回來之后被老父親操起一塊木柴冷不防抽在他腿上，差點把腿打斷。

　　現在這個傳統還在繼續，但儀式上已很少見到年輕人的身影。阿強和阿亮吃完早餐就走了，在他們看來，這是“迷信”，不科學。陳發感覺到自己秉持的那些以往不容置疑的大道理，在“科學”面前毫無反駁能力。

　　拜完祖宗，大鍋里的水開了，大水桶裝著，拿到水井下調成溫水，然后夫妻倆一人一個，給孫子洗澡，換上顏色鮮艷的新衣服。

　　“人老無用”

　　村子的除夕寂寂然，街巷里只有老人、小孩、雞和狗，令人落寞。回家的年輕人難得一見，他們和阿強、阿亮一樣，都到縣城打麻將去了。陳發說，他們是開了房間在招待所里打，贏錢的付房費，請吃宵夜。早出晚歸，一天只有早上吃早餐見得到人，有時連晚上都不回來。

　　除夕的晚上兩個兒子還是回來了，一桌豐盛的晚餐，卻吃得寡淡無味，3代人相對無言，小兒子阿亮還不時把玩著手機，抱怨回到鄉下信號太差。

　　阿娣殷勤地給兒子們夾菜，大塊的豬肉，圓溜溜的肉丸子。阿強伸碗去接，阿亮則捂住了碗口。阿亮跟母親說，現在城市里注重綠色健康，不想吃那么多肉，免得身體“三高”，另外現在吃飯都是用公筷，絕對不能用自己的筷子給別人夾菜，那會讓別人很為難。

　　阿娣笑笑說，城市里講究真多。繼而大家默然。

　　吃完年夜飯，摩托車發動，年輕人又走了。

　　在另一個地理空間，大年初三下午，湖南岳陽云夢路一條小巷子里，80多歲的劉爹爹一個人孤獨地坐在4間破舊的平房前。

　　劉爹爹記得，以前一家人住在一起，大年初一，孩子們都要起個大早，來到床前，分批跪下來磕頭。現在，給長輩磕頭拜年的習俗早已被作為陋習拋棄，一個兒子和3個女兒都在外工作、安家，只在大年初二過來看看父親，晚上住賓館，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劉爹爹很少出門，因為這兩年常常不記得回家的路。“老了，沒用了。”

　　傳統的農耕社會里，經驗、閱歷對于家庭經濟至關重要，所以人越老，地位越高，說話越管用。“多年媳婦熬成婆”這句俗語，多少反映著這種狀態。在人口流動之前及初期，農村家庭財產對于下一代仍然十分重要，房產、土地、耕牛、農具、石磨、杵臼乃至壇壇罐罐，都是生存之所需。而這些財產的分配權，都掌握在家里最老的人手上，他們臨終的一紙遺囑，決定著兒子們新生活的起點。

　　現在，陳發再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兒子。春節，是一年農時的肇始，正是農業經驗主義的產物，陳發和妻子都富于務農的經驗。而如今，兒子們在外打工，這些經驗的價值，從100%到無限趨近于0。房子、耕牛、農具等所謂的財產對于他們而言，也是不值一提。他們僅存的價值是工具性的：在老家帶孩子。

　　劉爹爹年輕時是個技術精純的裁縫，以前靠幫人做衣服養活全家人，孩子們穿的也是他自己用邊角料縫制的衣服，雖說是百衲衣，卻也美觀大方。年輕時的劉爹爹身材高大強健，當裁縫之前，還干過十幾年的碼頭工人，依靠一人之力，扛起全家人的生活。后輩們記得，以前他脾氣火爆，說一不二，典型的碼頭性格。后來做裁縫，拿著一把軟尺，也是猶如家法，丈量著兒女們的一舉一動。

　　如今人老之后，他也面臨同樣的困惑，過往的工作經驗，以及自己賴以創造生活并藉以自豪的手藝，在后輩們看來一文不值。談論現在的社會現實、人生信條，劉爹爹沒有了任何發言權。他很希望孩子們能在自己的老房子里過一次年，但孩子們說，一是不好住，孫輩們嬌生慣養哪里還受得了這樣的房子?二是過年還有許多應酬，做生意的，過年最忙，要去討好很多人，否則明年怎么做業務?

　　以往過年大家都穿新衣服，孩子們會每人給劉爹爹買一件。劉爹爹心里高興，但又感覺衣服多了浪費，讓孩子們不要再買。后來不知道從哪年開始，他們真的不再給老人買過年的新衣，而是加大了紅包的數額。盡管拿著錢在需要的時候自己去買會更節約、更合理，但劉爹爹總覺得心里少點什么，空落落的。

　　“每個人買的衣服不一樣，紅包拿著都一樣。”劉爹爹說。

　　春節的習俗早已在變化，更準確地說是在被拋棄。而其中最為核心的變化，是在工業化的流動社會里老年人家庭地位的下降。這一核心變化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其它習俗的變化。

　　傳統，是尤金·埃利希所說的“活著的法”，老人就是法的強制力。而如今，老人在經濟上的依附地位，以及對人生經驗和技能的虛無感，使得強制力消失，他們凝聚家庭的努力難以奏效。

　　脫離了傳統環境的春節，無論是歷法內涵還是精神內涵都已被一步步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成為了全年經濟預算的一部分，是一種理性的物質再分配的個體考量。

　　劉爹爹外孫盧坤在廣州工作，今年春節沒有回岳陽，而是去了長沙的哥哥家，父母(即劉爹爹的大女兒和大女婿)也從岳陽往中間走，一家人在長沙團聚。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在躲避岳陽親朋環境下沉重的紅包人情債，多年前，給小孩子的紅包標準就已經上漲到至少每個100元，工作并不順利的兩個外孫都難以承受。

　　另一種分離

　　大年初五中午，阿娣坐在廚房門口的陽光下分揀番薯。

　　阿強和阿亮也好多年沒有給父母買過年的新衣了，阿強今年帶回來幾瓶父母沒見過的洋酒，還有一箱堅果，阿亮則什么也沒帶，只是給了父母每人500元。

　　幾天的賭博，阿亮把銀行卡里1萬多元都輸光了，還借了1萬元接著賭，依舊都賠了進去。回廣州返工的路費沒有著落，又找阿娣要，阿娣把500元全還給了他，于是陳發很生氣。

　　回家一周，夫妻倆也沒見過兒子幾次。除了賭博，他們還有一堆一年或多年沒見的朋友、同學要應酬，這里吃個飯，那里喝個酒，再去唱個歌，每天剩下夫妻倆帶著孫子在家吃飯。抱怨幾句，也會被頂回來，兒子說，你們可知道現在在外頭工作有多難，朋友多重要?

　　老人無法理解現在年輕人的工作和生活，為之語塞。“少說幾句算了，說不過他們。也不是光我們家的孩子這樣，大部分都是一個樣。”阿娣說。

　　“城市里的人，最喜歡吃番薯。”阿娣找來一個塑料袋，給《南風窗》記者裝點番薯。夫妻倆對于城市生活，了解僅限于此。在他們看來，城市里的人，愛吃青菜，正常的還不要，最好是番薯葉、豆角葉、豬婆菜等喂豬的菜，還喜歡吃番薯、芋頭這些農村里的人們吃得反胃了的東西。

　　他的兩個兒子也生活在城市，但回來不怎么跟他們談城市里究竟是怎么樣。而他們熟知的播種時間、瓜菜的價錢、肥料的發酵、果樹的病害等內容，兒子們也絲毫不感興趣，于是彼此無話可說。兩代人，一個家，卻似乎已經被兩種文化所隔離。

　　對于陳發夫妻而言，過年就是要“一家人在一起做一些事情”。春節是農閑時節，沒什么重活要干，貼春聯，殺魚殺雞，清理豬下水，燒水洗澡換新衣，動手準備年夜飯，除夕夜24點準時一起放鞭炮迎接新年，鞭炮留下的紙屑留著在初五一起清掃，名為“送窮”……只要一起干，意義就在其中。然而，工業化的分工文化和效率理性，讓這一切看上去毫無必要，全部留給了老人去做。

　　“以前也打牌，吃過年夜飯，后生們一起打撲克，那時候買不起麻將。”陳發說。

　　年輕人打牌，老人就在旁邊給他們分瓜子、送花生、泡茶，然后坐下來笑瞇瞇地看，有人拿到好牌卻打輸了，老人也在旁惋惜幾句，分析正確的打法。而現在打牌，年輕人都是跑到縣城去，變成純粹的賭博。

　　于是，春節的相聚，其實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分離。

　　就經驗而言，一些城鄉分離的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無話還屬正常狀態，有一些家庭的矛盾，還在相聚的短短一周內產生。比如兄弟姐妹之間，平時無法見面，春節聚到一起，抓住機會討論一下各自的贍養義務和供給比例的問題，有時就會不歡而散。或者成員之間存在一些債務往來，喝點酒上了頭就有可能旁敲側擊一下，導致彼此面紅耳赤，嫌隙暗生。

　　人回來了，親情并沒有回來。假相聚之名而行的春運人口大遷徙，事實上在許多地方已只剩下春節的軀殼。歷盡艱難回家過年的必要性仍被公認，然而即便是陳發、阿娣這樣幾近文盲的農村老夫妻，也開始懷疑春節相聚的實際意義。

　　陳發只有在說起過去的時候，深陷的眼窩里才會閃出由衷的喜悅。“以前啊，有200塊錢，一家人就可以過個好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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