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60多年，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國力不斷增長，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歷史來到了新的起點——新的起點也意味著，必須凝聚新的共識。當下，高速發展的經濟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卻也造成了人心散亂、倫理缺位，原有的意識形態面臨難以收拾人心的困境。與此相對應的，是近百年被主流激進思潮壓制的傳統文化，正在中國社會默默生長，重新塑造著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倫理世界。與此同時，主流敘事也在有意識地建構“民族復興”的歷史敘述，“文化重建”也必將是“民族復興”的應有之意——民族復興是無法脫離傳統文化滋養的。對于學術界和思想界來說，“文化重建”已經成為我們要面對的緊迫問題。當然，今天談“文化重建”，不僅意味著要從傳統中開出新意，也意味著對中國自身發展經驗的理解，即對中國發展道路、發展理念、未來理想的全面闡述。因而，我們今天談傳統文化，不是以過去為導向，提倡復古主義；而是以未來為方向，以現實問題為出發點：傳統，不是泥古主義（traditionalism），而是思考未來的出發點。

一、傳統文化活在解釋之中

文化不是無根之木，而是流動的歷史，這種流動性，往往來自“現代”對“古代”的重新定義與重新解釋。從15世紀到19世紀，西方文化的不斷創新，正是通過不斷返回自己的古典文化傳統，通過古今對話來變革政治理念、調整經濟政策、重新平衡政治秩序，最終使得自己不斷開出新意、發展壯大。

面對西方文化帶來的現代性壓力，各大古老文明都面臨痛苦的現代化轉型的任務，不僅僅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競爭壓力，還有來自倫理和價值層面的挑戰：各大古老文明如何面對自身的傳統？當代，視西方文化為普世文明而力圖切割自身傳統的激進主義與視西方文化為欲望膨脹之禍而力圖返回自身傳統的原教旨主義，似乎都不愿意承認，傳統與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每個時代的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動和話語重新詮釋傳統。

中華文明傳承的一個基本資源是經典文獻：《四書》、《五經》、歷代史書。文明傳承的基本方法是經史互釋，經無史而不彰顯，史無經則散亂。歷代士人精英，抒發政治理想、革新政治綱領，都需要從各自面對的時代命題出發，重新解釋經典、重新解釋傳統。

當下各類作品都試圖重新解釋傳統文化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不止一次遇到過必須重新解釋傳統、重新解讀經典的問題。魏晉南北朝以降，佛教思想大為盛行，使得傳統的價值理念受到極大挑戰。在思想文化領域，佛教思想對士人精英的影響廣泛。雖然不時有儒家學者排佛之論，如唐時韓愈《諫迎佛骨表》以綱常倫理、夷夏之防來否定佛學，但只能從較為淺層的現實效果來批評，無法從理論深度加以駁斥，因此，無法收拾被佛法吸引的人心。唐代藩鎮割據之后，中原秩序再度分崩離析，武人政治暴烈，文脈散落民間，重建政治秩序意味著不僅要抑制軍權，也需要復興儒家思想來收拾人心。宋時，平民士人擔綱起復興文脈之責。他們已經認識到，佛教內含著深刻的形而上學思考，而儒家思想偏于世俗，較為樸素，正是不足所在。宋儒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吸收佛家思想中的思辨因素，將樸素“三綱五常”予以形而上學的論證，如此，才能真正說服精英、教育精英。而儒家經典中，《五經》史論較多，難以進行形而上學論述，而《四書》講心性，則可以進行思辨發揮。由此，朱熹歷時二十余年重注《四書》，使得儒家重新奪回思想領導權。這場斗爭，如果從韓愈算起，歷經三百余年方獲成功。

重新解釋傳統不僅體現在對經典的重新解釋中，也體現在制度設計上。明中葉以后，商業貿易勃興，中美洲白銀通過貿易不斷向中國流動，白銀資本發達，土地兼并加快，很多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嘉靖十五年（1536），大學士夏言上書請求開放民間祭祖，改變了“禮不下庶人”的慣例。“禮”向老百姓開放，在實際生活中形成了圍繞祠堂，建立大家族的經濟共同體，用祠田等來維持共同體，抵御商品經濟沖擊和流民化的趨勢。依靠宗族的力量辦學校、修路、興建小型水利、供養鰥寡孤獨。事實上，這是推動以宗族為中心的地方共同體建設，也可稱之為明代的“社會建設”。

中國的歷史實踐表明，對于傳統文化，應該活學活用。要做到活學活用，就得以現實問題為出發點，將傳統看做解決問題的資源和經驗，使傳統活在解釋中，活在日常生活中，活在對現實生活的不斷回應和接續傳承之中。今天，當我們討論“傳統文化”時，為了避免將之概念化，有必要先明確我們所處的歷史語境。

二、理解我們所處的歷史語境

早在清末，李鴻章等人就已經認識到，中國正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9世紀末期以來中國面對的挑戰，的確也遠勝于唐宋之變和明清之變。今天，中華文化要消化這種外來的沖擊，所要付出的努力勢必也遠大于消化佛教文化。而我們要重新解釋傳統，首先是應該理解當下所處的歷史語境，理解我們當前所處的思想環境。

1.百年激進反傳統歷程

19世紀末，晚清政府面對西方的屢次入侵，屢戰屢敗，而歷次改革，也屢改屢敗。

“洋務運動”中，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等人，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目的，希望學習西方富國強兵之道。他們接受的是西方器物文明優于中國的理念。甲午海戰的失利，人們又轉而相信，對器物文明的學習，要看到器物與制度的內在一致性。到了“維新運動”，對西方的學習進入到制度文明的層次，康有為等人希望引進西方的君主立憲制，改變中國僵化的政治體制。“維新運動”旋而失敗，士人精英對統治集團喪失信心。辛亥革命雖推翻了王朝體制，但革命還會遭遇復辟，革命后也無法避免國家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所以，思想界觀念日趨激進，認為只變革制度，不變革文化，革命仍不徹底。由此，“新文化運動”興起，力圖徹底拋棄傳統文化，通過批判家庭、批判父權制、批判禮法制度，不僅反對中國的政治傳統，還致力于反對傳統文化，實際上是以文化革命來倒逼政治革命。

近代以來，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逐漸認為，西方文化不僅在器物武器上優越于中華，在器物背后，也有一套高深的意識形態，并且還有著強大的政治能力。而這種力量、意識和政治的三位一體，造成了士人精英在面對西方文化時，逐步喪失了文化自信心：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體西用”，最后到“全盤西化論”。

現代中國兩個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激進思潮的產物。正如王奇生在其著作《黨員、黨權與黨爭》中所展現的一般，孫中山力圖借助蘇俄模式重整國民黨，而中國共產黨則直接模仿蘇共的模式建立起來。不過，與中共不同，國民黨模仿蘇共的組織模式，但在政治綱領上則以民族主義為旗幟，強調傳統文化，既反自由主義，又反共產主義；而中國共產黨則高舉馬列主義旗幟，既反自由主義，又反文化保守主義。

當然，在百年激進思潮中，還有另一條對待傳統文化的思想線索。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如嚴復、梁啟超、梁漱溟、馮友蘭等人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意識到西方文化的固有缺陷，并認為，中西文化可以相互學習，通過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正面因素，革除傳統文化中的不良內容，恰恰是對傳統文化的蕩滌和發揚。以嚴復為例，他早年致力于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要以個人、自由、平等、民主等敘述來摧毀原有的等級秩序。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中國學人感受到西方文化內在的沖突。嚴復晚年在寫給熊純如的信中，就提到西方“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而更晚一輩的學人梁漱溟則開始系統反思中西文明的各自優劣和溝通交流之可能性，這種將西方文化的沖擊看做是傳統文化自我發展機會的觀點，也為今天正確處理百年激進反傳統歷程的努力指引了方向。

正確處理百年激進反傳統，最大的挑戰或許來自于，如何應對激進主義消退后的歷史虛無主義：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歷史敘述衰落后，思想界如何回應歷史終結論，如何確定歷史的未來。

2.馬克思主義歷史敘述的命運

馬克思主義歷史敘述在全球的影響與兩次世界大戰密切相關。一戰后期，俄國爆發革命，繼而產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蘇聯的誕生對落后國家的知識精英造成極大的震撼，也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了可見的政治實體作為支撐。二戰之后，蘇聯的影響急劇擴大，社會主義陣營形成。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革命似乎就在眼前，馬克思主義主張的歷史階段論也成為很多人所尊奉的信條——就像天國必將降臨的宣告一般，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成為一種影響廣大的歷史觀。而到了1990年代，伴隨蘇東劇變，馬克思主義歷史敘述也面臨挑戰。喪失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實體的支持，馬克思主義就像失去圣殿的彌賽亞主義，再度蟄伏于地底，默默等待從新的世界體系危機中汲取力量。

從中國的現實看，馬克思主義也在喪失收拾人心的作用。在革命時代，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迅速接受，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敘事密切相關：對于很多中國人而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就像對儒家歷史觀中三代論的顛倒，共產主義就像大同世界一般令人向往。但在物質條件極為匱乏的條件下，這種塑造新人的動力只能依靠不間斷的運動維持。而一旦普通人厭倦運動，回歸日常生活，馬克思主義就從個體生活中脫離出去，懸浮為一種理論宣傳，失去倫理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策調整為對內改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對外加入以美、歐為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馬克思主義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制度化基礎。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觀念解放，執政黨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控制力下降，馬克思主義不僅在政治領域受到自由主義觀念的正面沖擊，在日常生活領域也經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側面瓦解。對普通民眾而言，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復雜高深，日常生活中面臨的現實困難和感情痛苦無法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獲取安慰，民眾紛紛向傳統倫理靠攏，向各種宗教靠攏，以求內心安穩，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影響力再度復興，發展勢頭強勁。

3.自由主義的必要性與局限性

自由主義的回歸是與馬克思主義歷史敘述的衰落并行的，而中國的自由主義又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伴。改革需要社會釋放空間，限制國家的過度干預，激發經濟活力。自由主義的傳統理論，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恰恰可以為這些目標提供助力。經濟自由主義以個體為本位，主張以權利限制權力，提倡市場化。1980年代以來，這種主張事實上得到了官方的默許，因為經濟自由主義可以在民間為官方的改革開路。

1990年代以后，自由主義思潮進一步發展，逐步形成了政治自由主義主張。與經濟自由主義相比，政治自由主義主張限制公權力的濫用，要求不僅要保障民眾的物質權利也保障民眾的政治參與權。政治自由主義，提出以權力平衡和權利制衡的模式來維系共同體，這對于權力的制度化運行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也是中國傳統中所欠缺的。但如果將政治自由主義的主張上升為一種普遍的歷史敘事，政治自由主義就可能激進化。

毫無疑問，中國的自由主義目前有著強大的力量。自由主義的中國敘事，是隨著中國市場化、城市化的方向而積淀起來的。它面對的真實問題是市場社會轉型后個人權利訴求的擴張需要。自由主義敘述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簡潔——純正的自由主義者幾乎可以將所有問題都歸結為市場不徹底，產權不明晰，政治不民主。這套敘述因為簡單反而有解釋力。

但自由主義的歷史敘事是否具有普遍性，是有待檢驗的。

自由主義在歐洲的興起有著獨特的歷史背景：反對舊的政治架構——天主教精神秩序和封建領主制權力秩序。自由主義是新的權力哲學，將政治秩序的基礎奠定在個體同意之上。自由主義背后有一種新的“是非觀”、宇宙論和世界觀作為支撐：個體的至上性。

自由主義必須落實到個體的權利之上，而個體的權利不僅是不斷擴張的，也是有成本的。從西方歷史的角度來觀察，英、德、美、法各國，對于民眾不斷增長的權利訴求，在無法進行內部掠奪的條件下，只能依靠對外掠奪。歐美各國歷時數百年的對外殖民，在擴張市場的同時也在滿足國民不斷增長的權利訴求。二戰后歐美在自由主義框架下維持的福利國家的整體平衡，也是有其歷史條件的：首先二戰后的重建推動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其次二戰后的軍事技術轉化為民用工業，使得工業基礎上了臺階；三是廉價的石油；四是二戰后的獨立國家都要現代化，都要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設備。所以，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處于有利的國際環境中，領土殖民雖然結束了，但可以在自由貿易的前提下進行經濟“殖民”，回應本國人民的權利訴求。今天中國雖然加入了這個國際體系，并且也高舉全球貿易自由的旗幟，但當時的歷史條件已經不可能重復。

而從世界范圍來看，在馬列主義敘事衰落的同時，自由主義的敘事也呈現出衰落的趨勢。自由主義的國際敘事原來是要推動國際自由貿易。1990年代全球化以來，新自由主義進而成為國際性思潮。但是，隨著中國的崛起，那種“低買高賣”的經濟殖民大循環被打破。中國以其巨大的體量和工業生產能力奪取了西方工業品的市場，導致西方依靠貿易的獲利迅速減少，其國內的平衡也被打破，失業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與此密切相關。西方各國政治上發生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主義的危機，也與國際關系的深刻變化有關。自由主義的國際敘事已經遭遇到了嚴重挑戰。

三、吸取傳統文化的幾個方面

如今，當歷史終結論的樂觀主義煙消云散之后，當主流的意識形態敘述面臨重重危機的時候，返回傳統，不是為復古而復古，而是面對傳統資源，揚長避短、祛蕪取菁。

1.從革命辯證法到保守辯證法

在今天重新討論傳統文化，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思想方法。

百年來的激進反傳統歷程，醞釀出了可以稱之為“革命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并通過大量的歷史著作、文藝作品、輿論宣傳的影響，事實上成為了主流的行動邏輯：因為救亡的急迫，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徹底否定，為徹底向西方學習開辟了道路。在這個過程中，自由主義和馬列主義結盟，攻擊傳統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本人就是五四激進反傳統的傳人，他的《矛盾論》，重視的是矛盾的轉化，目的是為革命勝利鼓足信心和指引方向。延安時期毛澤東關于辯證法的論述，可以概括為“革命辯證法”。革命的辯證法意味著，當執政集團不承擔義務，不代表最廣大民眾的利益，就喪失了合法性，革命就是必需的。

毛澤東的“革命辯證法”思想就產生于百年激進反傳統歷程中

不過毛澤東的思想有著深刻的復雜性。在國共合作抗戰時期，毛澤東抬高了民族主義敘述，講中庸之道，講“古為今用，洋為中用”。1949年以后，在寫作《論十大關系》時，他接續著這種思想，雖然也是在談矛盾，談辯證法，但這篇文章已經充滿了儒家的智慧。過去，他提倡斗爭的絕對性，轉化的絕對性，基本上是革命的辯證法；在寫作《論十大關系》時期，他講的則是對立面的統一。他不再簡單講一分為二，不強調轉化，不強調一方壓倒另一方。比如，他指出，要發展重工業，就要優先考慮農業、輕工業。他強調人民內部、央地之間、城鄉地域之間都有矛盾，但應避免矛盾向對抗性發展，應該是“合作共贏”。這種辯證法與儒家的中道思想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重視對立面的統一，知道有對立，但重在統一。以一方對另一方的讓步來建立一方對另一方的服從，從而建立統一。

儒家傳統強調，要維持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央地、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系，其實質是追求一種差異平等，主導思想是中庸之道。中道是處理矛盾的總原則、總方法，也可以稱之為儒家的保守主義辯證法。這或許是中國的最高智慧：矛盾早就被發現了，古希臘人和古印度人也談矛盾——但如何處理矛盾差異卻很大。《論語》中并沒有過多涉及這一問題，但《論語》中處理問題的根本思想方法是中道——比如學和習，夏和夷，文質彬彬等。

2.權利與責任的平衡理論

如果從保守辯證法的邏輯出發，來處理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分化問題，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基本的倫理觀念調整。有必要建立權利與責任平衡的倫理觀，緩和權利倫理過度張揚帶來的問題。

以權利為本位的倫理敘事來自西方。圍繞著權利平等這一原則，馬克思主義的敘述將革命視為人民的天賦權利，革命是天然正當的，這一思想的基礎就是革命的辯證法；自由主義則假定個體權利基本相同，個體之間可以相互聯合，結成利益集團，再通過普選來實現少數服從多數、協調利益集團的爭斗。

以權利為本位的倫理發展到極端就是有問題的。權利主體最后落實到個人，每個人都有權利訴求。權利事實上是有成本的。權利的成本要體現為具體的責任，總體的權利要和總體的責任基本相等。如果大家都不承擔責任，把責任交給國家，那么國家權力的擴張就是必然的。正如前文所說，西方社會在無法進行內部掠奪的條件下，其對外殖民正是在擴張市場的同時滿足國民不斷增長的權利訴求。

為了緩和權利倫理帶來的破壞性，新的倫理觀應該更注重責任的維度。在政治生活層面，應該明確，權力來源于責任，公共權力的合法性來自其對民眾和國家擔負的責任。在社會生活層面，需要強調，個體的權利要與責任相適配。這意味著現代公民的自我教育，享受個人權利的同時要考慮他人的利益，主張個人權利時要看到自身的責任。

當然，如果說西方以權利為本位的倫理在今天遭遇到了諸多問題，傳統儒家的倫理觀也難以回答如果公權力不承擔責任的話該怎么辦？因而，今天我們討論儒家傳統，并不是要簡單地喚回儒家倫理觀，而是要吸收西方以權利為本位的倫理的有效部分，建立權利與責任平衡的倫理觀。

3.治理轉型大國有必要吸取傳統治理大國的經驗

中國現在面臨的兩大挑戰，第一是世界潮流的巨大變遷：全球化、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同時發生，在這如此變動的條件下，維持社會的穩定，協調各種利益關系，更為艱巨。第二是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之間，存在強大的技術壁壘和制度壁壘。發達經濟體支配的世界貿易體系和世界經濟結構，不斷收割后發國家的經濟成果。若想突破這種不平衡的經濟格局，勢必需要強大的國家能力，呼吁大一統的決策機構。

西方歷史上有著豐富的地方自治經驗，卻缺乏治理轉型大國的經驗。唯一稱得上是大國的唯有美國，但其歷史也很短暫，它的興起也有很多無法復制的因素。對于中國而言，治理轉型大國需要同時應對轉型期治理和大國治理兩個挑戰。治理轉型大國面臨的問題，一是穩定一是發展。轉型治理可以借鑒各國的歷史轉型經驗，而大國治理的經驗只能從中國的歷史上加以尋找。中國有著兩千余年的大一統國家歷史，正如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所指出的，中國在世界上最早出現“現代國家”的體制。治理大國的經驗我們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我們那么早就開始運用郡縣制、科舉制來治理。這些治理的經驗在今天是不能以“專制”這樣的概念簡單廢除的。

中國有著兩千余年的大一統國家歷史，正像錢穆所指出的，中國歷史上發展出一整套治理大國的“士人政治”傳統，相對于西方而言，長期延續了穩定的政治秩序，保存了文明的源流。“士人政治”傳統最大的優勢，是執政集團在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保持統一。執政集團以儒家“民本主義”為指導原則，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在政治“責任感”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遠大于西方階級政黨意義上的政治“代表性”的特征。從現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是一黨執政，而從傳統的視角來看，中國的一黨執政延續著“士人政治”的歷史慣性。

4.歷史觀問題與重新解釋社會主義

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民族。作為一個世俗文明，中華文明沒有強大的宗教傳統，文明的向心力靠的是歷史觀來維系。歷史觀對于中國人而言，有著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獨特價值。中國的史學則內涵豐富，既有如同宗教般的價值信念，又有認識世界的獨特方式。直到今天，這種基本的思維方式也未曾改變。

對于共產黨國家而言，歷史觀就非常重要。因為“共產黨”并不是以選舉為目的的代表性政黨，而是領導型政黨；作為領導型政黨必須回答民眾，我們從哪里來？現處何地？今后要到哪里去？每走一步，民眾都在評判，只有走對了，才會繼續跟著走。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當時的條件下給出了一套歷史敘述，即中國從封建社會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最后到共產主義。到了鄧小平時代，面對現實，共產主義的圖景不斷被延宕。十三大以后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用初級階段來反對毛澤東的“左傾”激進。既然是初級階段，就以發展生產力為主。這個史觀和原有的新民主主義史觀敘事是一致的，只是豐富了其中的內涵。而十八大以后的歷史敘事，已經體現出共產黨運用民族主義史觀、民族復興的敘事來重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歷程，力圖接續傳統，重建歷史觀。

但現在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面臨的困難在于，它處于原來的新民主主義史觀之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史觀與原來的史觀是自洽的，但民族主義史觀與原來的史觀之間的接續并不順利，還存在很多具體的困難。要緩解兩個史觀之間的差異，需要的是既用中國傳統重新解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要將中國百年來的革命史、工業化歷史以及民族復興的歷程來重新敘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中國傳統思想與社會主義之間本來就有著密切關聯。古代中國，在經濟領域一向有“有恒產者有恒心”。儒家傳統歷來將社會穩定建立在土地資源供給相對平均、穩定的基礎上，指向的是多數人的共同生活，而不是資本主義式的恃強凌弱。這與社會主義思想的精神氣質是高度一致的。在社會生活領域，儒家傳統思想也往往強調協調，強調休戚與共，強調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每一個人都對其他人承擔責任，這正符合廣義上的社會主義。在此意義上，社會主義和儒家可以相互解釋。

在當下，很多人批評中國“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但中國依然有著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土地國有制度和國有資本制度。對于土地國有制而言，其面臨的問題是土地增值的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社會主義，歸根到底是要為多數人謀福利。只要土地增值的收益能為大多數民眾所共享，能為公共事業服務，它就代表著社會主義。同樣，未來的國企改革，不僅需要進行管理機制上的改革，也必須進行利益分享機制的改革。

以民族主義史觀來對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史觀，意味著承認市場經濟中各個不同的利益群體有矛盾，但不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這正是我們要強調的保守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強調保守辯證法，并不是為了“守舊”和“復古”，相反，保守辯證法提倡的，是對過去、現在和未來連續性的承認。對于思想界和學術界而言，保守辯證法，要求我們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來理解中國，解釋中國，并在過去和現在生長出的脈絡中，定義未來的可能性。

“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

四、“以中國為問題、以中國為方法”將是個漫長的過程

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三種思潮。第一種是“以中國為中心，以西方為方法”，即借用西方理論來改造中國；第二種是以“西方為中心，以西方為方法”，力圖使中國變得比西方還西方；第三種是“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是以中國經驗為尺度、以中國現實問題為標準，這種觀念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剛剛出現，在學界表現為各種保守主義思潮，但還含混不清。

“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在一定意義上，屬于文化保守主義，但這種主張，并不是為了復古，而是指向未來。因為對未來的自信，而要求重新解釋傳統，使得傳統“開出新意”。

“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另外一個特質是對市場化帶來的現實問題進行反思。市場化使得人心散亂，而價值和心靈問題是可以吸收和借鑒傳統資源來解決的。傳統文化有很多資源，處理身心問題，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處理人與人的關系，通過處理身心關系來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人類在不同時期創造不同的思想，思想的穿透性，在于其可以不斷地被重新解釋，不斷被修正，修正是為了當前的需要。而中國的方法就隱含在中國自身的發展之中。

對于思想界和學術界而言，“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將是個艱難的過程。因為長期以來存在于中國的“知行斷裂”問題已經深入到復雜的學科體系之中。套用西方理論的學科體系已經有了自我生產、自我維持、自我確證的能力，建立了一套利益分享機制和評價機制。這也意味著，具有真正問題關懷的學人，需要在田間地頭、在工廠車間、在城市角落，從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中，找回我們民族對“中國文化”的想象和期待。從現在到未來，路在腳下，沒有看得見的終點。

（本文刊于《文化縱橫》雜志2014年2月號，版權歸修遠基金會所有）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