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避免我們的義務與我們的利益發(fā)生沖突，

　　避免從別人的災難中企望自己的幸福。”

　　——盧梭

　　近年來，隨著“郭美美”、“盧美美”等事件的發(fā)生，官方慈善組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伴隨的是民間慈善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并在輿論中獲得了大量的支持：市場化媒體幾乎一致貶低官方慈善組織的作用，呼吁讓民間慈善成為慈善主體。然而，在這些批評中，他們似乎忽略(抑或回避)了一些根本的問題，即到底什么是慈善?民間慈善的動機和目的是什么?其實施效果到底如何?倘若不觸及這些問題，也許更多的討論和批評只會停留在表面的意識形態(tài)指責上，無益于我們辯證地看待民間慈善。

　　請看最近在豆瓣上非常火的一個民間慈善活動：

　　這個活動與之前的“免費午餐計劃”類似，都是以關愛山區(qū)孩子為主題，旨在讓城市里的中產階級貢獻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讓山區(qū)里的孩子解決基本的溫飽問題，甚至能夠享受城里人的“午餐”。但是，“溫飽”以及“吃豬肉”是山區(qū)孩子們真正的需求嗎?這是否更多的是城里人對山區(qū)的想象?這樣的做法是否會“好心辦壞事”?由于生活的隔膜，許多城市人對山區(qū)人民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他們所獲得的信息大多來源于慈善活動的宣傳內容，以及自己對山區(qū)的想象。因此，他們的同情心輕而易舉就被觸動了，這為大量似是而非的民間慈善活動提供了“群眾基礎”。其實，只要對山區(qū)稍微有所了解的都知道，溫飽問題在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已經得到解決，對于山區(qū)的孩子們(尤其是留守兒童)來說，他們最需要的并不是吃一頓豬肉，而是成長的關懷和良好的教育。而“請山區(qū)孩子吃豬肉”這種表面看似行善的行為，實際上極易造成山區(qū)孩子的心理自卑和人格上的不平等。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不食嗟來之食”的故事，這個故事說明，行善很容易導致一種優(yōu)勢，接受慈善很容易就在人格地位上出現(xiàn)不平等。所以，古人提倡的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因為前者是教人獲得財富的技巧，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靠“知識改變命運”，而后者則無助于一個人長遠的發(fā)展。

　　巴菲特之子彼得•巴菲特在從事慈善事業(yè)多年后，提出了一個發(fā)人深省的詞 ——“慈善殖民主義”。他在《紐約時報》撰文中寫道：

　　“我能感受到，捐款者有某種“拯救世界”的沖動。大家(包括我自己)對某個地方知之甚少，卻自以為能幫當?shù)厝私鉀Q問題。不管是種田技術、教育、職業(yè)培訓或商業(yè)，在我耳邊不斷聽到的是，把甲地的成功模式生搬硬套到乙地，根本無視文化、地理和社會風俗的巨大差異。我們的決策常常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為預防艾滋病，在紅燈區(qū)散發(fā)安全套，結果卻抬高了無防護措施的性交易價格。”

　　由此可見，這種“慈善殖民主義”的行動往往根本無助于解決接受慈善者的實際困難，反而讓受助者成為真正的受害者。那么最終的受益者是誰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就是這些民間慈善組織和捐助者。

　　對于這類民間慈善組織來說，通過組織“喜聞樂見”的慈善活動，從而達到營銷的目的，組織者可謂實現(xiàn)了名利雙收，而活動最終的效果卻幾近于零。上述的“請孩子們吃頓豬肉”行動，其實質不過是打著“慈善”的旗號“賣豬肉”罷了。以另一個流行的活動——“隨手拍”為例，這個由“大V”薛蠻子在微博上倡議的“微博打拐”行動，很快就被姚晨、馮小剛、潘石屹、趙薇等影視明星和知名企業(yè)家轉發(fā)，得到了潮水般的響應與支持，進而發(fā)展成遍及全國的打拐運動。然而，從活動開始至今兩年多，沒有一個被拐兒童獲得解救，被拍的基本沒有被拐兒童，甚至還導致侵犯他人權益的后果。結果是，薛蠻子等大V們獲得了大量輿論的褒獎，而廣大被拐兒童依舊生活在苦海之中。

　　對于那些受倡議而行動的捐助者來說，他們多是城市的中產階級，通過捐助，他們獲得了平日里所不能獲得的滿足感和優(yōu)越感。慈善從本質上就預設了一種心理和人格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正好迎合了城市中產階級脆弱的心靈里的那點虛榮心，為他們在終日牢騷中獲得些許的自我滿足。

　　為了攫取更多的社會資源，發(fā)揮其基礎性作用，民間慈善組織最大的敵人就是官方的慈善組織。由此，公共輿論中出現(xiàn)了兩套“兩個凡是”版本。第一套是：凡是中國的慈善就是不好的，凡是美國的慈善就是好的;第二套是：凡是中國政府的、或者與中國政府有關的慈善，都是不好的;凡是不與中國政府合作的國內外民間資本家的慈善，都是好的。這兩個預設的輿論原則，構成了當今中國關于慈善話題的核心。

　　先說第一套“兩個凡是”。“慈善”本來就是一個西方的概念，其最早源于基督教，托馬斯•阿奎那將慈善解釋為“獻給上帝的人類友愛，它不僅要我們愛上帝，更要我們愛自己的同胞，它是最卓越的德性。”西方歷史上的慈善多是教會所為，以體現(xiàn)上帝對人類的愛，從而吸引教徒、擴大勢力。之所以會形成以教會為主體的慈善體系，是因為西方社會從古至今，政權都受到利益集團的控制。中世紀封建時期，領主在其領地享有很大的自主權，國王只代表國家權力，并不能管理領主之下的平民，因此國王也就自然無法給平民做慈善了。到了近代資本主義時期，這種狀況并沒有多大改變，不同的是，封建王權時代的土地世襲貴族，在近代社會變成了金錢世襲的資本家。由此可見，非官方的慈善是西方歷史上形成的傳統(tǒng)，其出現(xiàn)恰恰是因為國家無力控制等級制度和資本原始積累所造成的兩極分化，只能靠非官方的慈善在結果上做一些修補。而資本家大規(guī)模做慈善是20世紀的事情，其實質不過是通過慈善的方式，資本家從政府那里合法地、光明正大地獲得一部分社會權利。在“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指導下，西方資本家的慈善，不過是購買社會權利的一種方式。同時，在西方國家，做慈善往往是富豪們避稅的有效有段，畢竟在那兒富人稅是很重的，而做慈善既可以有效避稅，又可以增強自己的社會聲望。另外，正如小巴菲特所說，慈善不過是富人們在“‘洗滌良心’——坐擁正常人一輩子享用不完的財富，然后做慈善撒出一點點，保證自我感覺良好。” 所以，本質上說，慈善家用來施舍的錢，很可能就是被施舍對象本人的。西方的慈善家們到底是天使還是魔鬼，本身是有疑問的。

　　國內許多媒體對美國慈善機構的清廉形象大加美化，以此來襯托中國慈善機構的腐敗，這一做法是毫無事實依據(jù)的。2013年6月，美國CNN電視臺聯(lián)合《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調查性報道中心”(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對美國慈善機構的腐敗現(xiàn)象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調查。調查顯示，全美最差的50家慈善機構過去十年籌款13億美元，只有4%的錢最終給了需要幫助的人，善款中的10億美元流向盈利性企業(yè)。這一現(xiàn)象說明，問題關鍵不是這個慈善機構是美國的還是中國的，而是慈善事業(yè)本身就包含著可盈利的漏洞。

　　對于第二個預設，其前提是來源于第一個假設，即美國的慈善組織以非官方為主，所以清廉，中國應該向美國學習，由民間慈善組織作為慈善事業(yè)的主體。持這套“兩個凡是”者并非不知道美國的慈善機構的腐敗問題，他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他們想像美國資本家一樣，通過鼓吹“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使其自身能夠最廣泛地汲取社會資源，從而形成強大的資本集體，謀求其背后深刻的資本-政治訴求。其實，無論是在歐美還是發(fā)展中國家，做慈善都有利于富人們相互串聯(lián)， 既擴大自身社會影響力，更可反饋其自身的商業(yè)業(yè)務，達到有效的宣傳和營銷目的。因此，他們不斷利用媒體攻擊官方慈善機構，批評民間慈善機構的審批標準嚴格。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政府只能不斷妥協(xié)，使得民間慈善機構在社會中獲得毋庸置疑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退一步來說，假如民間慈善充分放開了，甚至取代了官辦慈善，它就能公開透明地用好每一筆捐款嗎?這需要用事實說話，從目前來看，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社會領域，都存在大量民資和民辦機構，甚至在許多領域和場合，這些機構已經成為了主角，但是，誰又敢說這些由“民字號”唱主角的領域，其做事的透明度、公開性、誠信度就明顯比“官字號”要高?我們難道忘記了“世界和平慈善基金總會”涉嫌集資詐騙的教訓?其實，我們一直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定成本和代價，按照國際慣例，慈善事業(yè)中15%到25%的募捐成本是合理的，而紅十字會一般不超過6.5%，并不屬于鋪張浪費的范疇。許多媒體將這些正常的花銷解讀成奢侈揮霍，用誤導社會公眾的方式將紅十字會推到了風口浪尖。

　　當然，本文并不是要全盤民間慈善組織所作的貢獻，更不是要通過揭美國慈善機構的短來掩蓋我們慈善事業(yè)所出現(xiàn)的問題。無可否認，民間慈善的社會動員能力之強，網(wǎng)羅社會資源之廣，延續(xù)性之長，都是官方慈善都不能比擬的，因而其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想說，無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美國的還是中國的，都應該回到慈善事業(yè)自身上來，忠實地面對慈善所面臨的困境，尋求一條切實的解決之道。政府和民間，都是慈善(抑或提高整個社會福祉)的主體。我們不應忘記，近年來歷次大地震中中國政府和官方慈善機構救援之及時、有力，贏得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贊譽，我們更不能忽略，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的NGO組織要靠政府的資金支持才能渡過預算危機。

　　更進一步來說，一個社會越是需要慈善，就越說明這個社會源頭上的不平等、不公平越嚴重。慈善只能在結果上做一點修正，并不能從根源上解決貧富分化的結構性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為、高效的政府尤為必要。只有政府堅持“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切實把實現(xiàn)共同富裕當作首要目標，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社會需要慈善的空間才會越來越小。而我們的民間慈善組織，應該秉著“救世濟民”的理念，回歸慈善的本質，極力彌補政府所不能及的地方，稱職地成為慈善事業(yè)的“主體”，切勿讓“民間慈善”成為“民資慈善”。

　　我們不祈求一個博愛的上帝，我們只祈求一個更加公平的人間。

（原標題：“民間慈善”還是“民資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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