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快結束的時候，美國有一個叫約翰·霍根的科學作家，一臉認真地喊出“科學的終結”，說它逼近了限度，玩下去的希望渺茫，已經很難有類似于愛因斯坦相對論之類的偉大科學發現了。

　　霍根沒有像盧梭那樣說科學是壞的，需要改邪歸正，而是說它需要來一個急剎車。這讓討厭科學家傲慢嘴臉的公眾爽了一下。對科學的基礎，它的方法，它在理性上的限度，它的社會、環境后果刨根問底、盯住不放的哲學家也樂見這樣的觀點。但科學家們反彈激烈，當然罵了一通后照樣我行我素—從19世紀的歐洲開始，他們在對世界的解釋上，就取代牧師的地位了，誰能阻擋他們雄健的步伐呢?

　　盡管和民主一樣，科學是個好東西，但玩得過火，把自己弄成一種“神學”(專用名詞叫“科學主義”)，以為像上帝一樣全知全能，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更重要，同時也更讓人怕怕的是，在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科學不再是愛迪生、拉瓦錫們在小實驗里鼓搗的那些東西了，而是被嵌在一個實驗—技術的風險系統里面，或本身就制造出巨大的社會和環境風險。如果它的方法本身就有誤，基礎不牢呢，豈不是把大家置于逃不掉的不安全之中?而科學能否控制它所產生的風險，還真沒人可以打包票。

　　和這一問題意識相關，前段時間，中國一些搞轉基因的科學家的言行引爆了廣泛的社會憂慮。他們的偉大抱負是把轉基因水稻—13億中國人的主糧—產業化(也是商業化)，如果轉基因水稻能占領老百姓的餐桌，基于某些理由，他們會非常高興。

　　為實現這個偉大抱負，這些人的言行相當惹眼。比如，“61院士上書國家領導人請求盡快推進轉基因水稻產業化”，說再遲緩就是“誤國”;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張啟發指控農業部“不作為”，說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的決策不能依靠民意，應按照國家的法規辦，按程序走，如果法規不對就修改—總之一切要給轉基因水稻的產業化讓路;而中國農業大學轉基因大米專家黃昆侖在受農業部委托做轉基因大米的小型豬90天喂養試驗后，拿出了科研成果：“試驗用豬在90天喂養期間，無中毒或死亡現象，皮毛順滑，行動靈活，飲食正常，生長發育狀況良好”—推論是：由于豬在“生理性”和“雜食性”上與人的相似性，豬吃了沒事，人吃了當然也是安全的。

　　這些言行，把當下中國關于轉基因的爭論推向了一個高潮。相關科學家及轉基因的支持者們始終占據“專業優勢”，指控反轉基因的人“外行”，是在非理性地疑神疑鬼。但不幸的是，他們露出了很大的BUG：似乎不僅不懂得現代社會的起碼常識—你要把轉基因強加給懷有疑懼、抵觸心理的老百姓，也得換一種不是那么霸道的方式吧，換言之，得尊重一下“公共選擇”。而且，他們的科學研究方法是否可靠呢，是否經得起哲學審視?

　　當然，也沒有誰去正視這一轉基因爭論中最核心的問題：到現在為止，從國內外情況看，轉基因是否無害，并沒有得到足夠的證偽或證實，雙方都能舉出一些對自己觀點有利的事實。

　　但最有意思的是，轉基因這一“科學”問題，和其它領域相關時，所暴露的一些問題，是在爭論的視野之外的。

　　方法缺陷：“凡不可說的，應當沉默”

　　一座房子再輝煌壯觀，基礎不牢的話，成為樓歪歪、樓倒倒的可能性肯定相當大，住在里面的人，得用生命來賭樓歪、樓倒的幾率。科學也是。轉基因水稻產業化更是。

　　我們來考察一下關于轉基因問題，已經公開出來的那些研究。

　　轉基因水稻已經取得了兩張安全證書。它們是怎么得來的呢?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抗蟲轉基因水稻新品種培育”項目負責人林擁軍說，這兩張安全證書的取得“非常嚴格”，不僅對白鼠做了90天喂養實驗，還做了三代繁殖實驗，結論都顯示食用轉基因大米與普通大米并無差別。

　　這個結論有問題嗎?有。除非能夠證明，人的生理結構就是白鼠的生理結構，否則，用白鼠吃了90天沒事，三代繁殖也沒事，根本無法證明人吃了沒事，三代繁殖也沒事。這犯了哲學家賴爾所說的“范疇錯誤”了：適用于范疇A的東東，并不一定適用于范疇B。不是所有用白鼠做實驗的結果，都不能適用于人，但，課程之大如轉基因，簡單的類比未免輕率。

　　大概相關人員也覺得這未免太草率，于是用小型豬，用屬于靈長類的獼猴來實驗。獼猴吃了會怎樣現在暫時不知道，但用豬做實驗，如前面所引述的，犯了相似的錯誤。這個結果(也包括以后預期獼猴實驗會得出的結果)，和用白鼠做實驗一樣，仍然陷在“范疇錯誤”中不愿自拔。公眾譏諷轉基因科學家們是不是把13億中國人當成白鼠和豬，要拿來“集體實驗”，這樣的“抗議”并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林擁軍教授想必意識到了用動物來說事難以服人，于是，試圖用“人體實驗”來證明，說自己從1999年來已連續14年吃轉基因大米，至今身體無恙。這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行為讓人欣賞。但吃轉基因大米，畢竟不是吃烈性毒藥，馬上見效，或吃慢性毒藥，14年見效，因此這樣的“人體實驗”可以證明它確實是無害的。轉基因的傷害，也許要幾十年，甚至一兩代人之后才能顯示出來呢?林教授等人能確定它不是這樣嗎?顯而易見，“人體實驗”的論證雖然避免了“范疇錯誤”，但它對于論證“轉基因水稻無害”并不充分，并非一個有效的論證。

　　不清楚在“科學”這一名義的庇護下，轉基因科學家們為何顯得這么“不科學”。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缺乏一種哲學意識。

　　負責對科學進行追問的學科，是現代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叫科學哲學。它的用意很清楚，一是在“基礎性”上，對科學進行審視，給科學家的研究提供一些哲學上的指導，看一下科學的基礎是否牢固，就是它的方法可靠不;二是在“終極性”上，馴服科學這匹野馬，探尋人類認識的限度，有哪些東西是科學可以搞定的，哪些搞不定，從而只能保持謙卑或無語—類似于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說，“凡不可說的，應當沉默”。

　　有很多哲學家在干這些事情。比如，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提出了科學的一種“可證偽性”方法。一個科學假說或理論，只要有一個反例證明它為假，那么，它就是不可靠的，可以拋棄了。

　　這一方法非常有名，科學家們也算是受益良多。比如，愛因斯坦就寫信來支持波普爾。像英國生物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彼得·梅達瓦，以及澳大利亞諾貝爾獎獲得者、生理學家約翰·埃克爾斯等人，就曾對波普爾表示感謝。埃克爾斯如實相告：“我的科學成就歸功于1945年我對波普爾關于科學探索行為的教導的皈依。”英國數學家和理論天文學家邦迪則說：“科學就是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就是波普爾所說的方法。”

　　這有點吹捧嫌疑。科學的方法，當然不只是波普爾所說的方法。事實上，科學家們常用的方法是演繹法、歸納法，以及“最佳說明的推理”。而在轉基因研究中，由于從事的是“發現”，派上用場的更多是歸納法：從一個一個事實，一個一個實驗中，推出“轉基因無害”的普遍結論。

　　科學家們是使用歸納推理的好手。很多科學發現就是通過歸納法得出的，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是一個經典的例子。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歸納推理也頻頻使用，達到了“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比如，我們相信自己走在馬路上，不會地底下突然塌陷掉下去;我們掏出手機，它不會爆炸。憑什么我們相信這些?回答是我們一直這樣，沒出什么問題，因此，這一次也不會有。

　　但如果要問：過去一直這樣，能保證下一次地不塌陷，手機不爆炸嗎?雖然這么問，我們大概會懷疑自己神經有沒有問題，但如果認真想一下，就會發現，我們確實無法保證。從根本上而言，我們相信“地不會塌陷、手機不會爆炸”是盲目的，懷有僥幸心理。

　　就是說，正如哲學家們所指出的，歸納推理雖然很多時候有用，但在邏輯上不一定可靠(邏輯上一定可靠的是演繹法)。畢竟，在邏輯上，你要窮盡所有的事實，才能得出一個普遍結論，這個難度系數太高了。嚴格來說，它最多是在一個高概率的意義上可靠，不是一定可靠的。

　　對于日常生活中運用歸納法，以及一些不直接涉及人的身體健康、生命安全的科學發現及其運用，我們不必太認真。但是，對于類似于轉基因水稻的產業化這類影響會極為深遠的大事，還是謹慎些為好。盡管看上去真理在握，但張啟發院士、林擁軍教授等人恐怕不得不承認：轉基因研究的方法因其缺陷，和得出一個普遍性結論之間，尚有太大的距離，而轉基因食品到底有沒有安全問題，遠非看上去那么確定。

　　別讓科學走在無人的街道上

　　到底是什么讓一些科學家對轉基因水稻自信滿滿，一邊在研究方法上并不謹慎，一邊又藐視“民意”，預設公眾不懂科學呢?這涉及一個重要的問題：科學的專業化，它和哲學，和人文學科，甚至和公眾的一刀兩斷。科學家們走在無人的街道上，和公眾漸行漸遠。

　　這很奇怪。不要說古希臘的泰勒斯、亞里士多德等人了，即使是到近代的黑格爾、恩格斯等人，大概都沒有想到，現在的科學，居然和哲學分道揚鑣了，而且一個科學家，還可以對哲學沒有興趣。

　　在古代，哲學是很多學科的母體，各門科學自然包容在其中，一個哲學家在思考哲學問題，也是一種科學研究。但到近現代，各門學科的發展，一個一個地離開哲學母親，并且翻臉不認人了。自然科學尤其如此，它的高度專業化、技術化，使科學顯得好像與哲學無關。

　　可我們清楚地記得，在近代，很多有杰出成就的哲學家，同時也是科學家，比如康德、萊布尼茨、笛卡爾。而很多有杰出成就的科學家，說他們是哲學家也不會過分，比如牛頓、伽利略。到了現代以后，仍然如此。像愛因斯坦、玻爾、海森堡、普利高津等杰出的科學家，他們的科學研究，和哲學思考的區別并不是太大。可以說，一個理性的科學家，是不可能缺乏哲學素養的。他們共同做到了一點：在思考的抽象性上，老百姓可以不明白他們到底在說什么，但是在方法上，在價值關懷上，吻合人們的認知和道德直覺。

　　很遺憾，這種情境，現在很少出現了。

　　科學和哲學切割的結果，就是科學家們追求知識的積累，卻不問一下所得出的這種知識，最終是否靠譜，最終不靠譜的話怎么辦;而和人文一刀兩斷，就是把自己玩成一種霸道的知識體系君臨天下，不問一下自己在道德上，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以及憑什么認為世界就在自己腳下;和民意一刀兩斷，在知識論上似乎是正確的，畢竟知識的真假和贊同它的人數，以及人的意志沒有邏輯上的關聯，但它的結果是科學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只是人類幸福的一種手段，人對于它可以進行選擇，而不是人要聽從于它。這幾個結果，在轉基因爭論中，都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

　　既然這樣，那除了政治力量，已經沒有什么能夠約束科學主義的自律演進了。無怪乎，我們會人為地制造一個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所說的“風險社會”。科學技術對于 “風險社會”的巨大貢獻，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在上述分析的背景作用下，科學既缺乏自我約束，又缺乏哲學、人文、民意的約束，更重要的是，由于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度所造成的盲目性，我們實際上很難對科學技術的全部后果進行預測和控制。相信科學能解決它所造成的全部問題，和相信它是上帝也許是同一個命題。而比之于人類的食品轉基因化所帶來的風險，過去的非典、禽流感、核泄漏之類的風險算得了什么呢?

　　毫無疑問，科學家的公眾形象和過去已經不太一樣了。他們往往容易給人一種冷冰冰的、沒有價值關懷的形象。在某些電影的描述中，他們甚至會變得比較恐怖，比如穿著白大褂，在實驗室里實驗一些殺人試劑，人在他們那兒，和一只白鼠沒有區別。這或許是藝術對于異化的科學技術的抗議。

　　但無論怎樣，我們這個世界，是被科學改變成這個樣子的，阻止科學，以及科學家對這個世界的繼續改變無異于以肉身阻擋歷史的車輪。要解構“科學主義”這一神學，勝算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當下中國人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是：我們可以把自己的身體健康、生命安全、一個民族的未來，交給一些力推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的科學家嗎?很多人愿意回答“不可以”。但非要我們回答“可以”呢?也許，我們只能要求，這需要一些嚴厲的前提，即科學家們能夠提供一些保證，盡管這些保證，從根本上而言，我們知道是很難做到的。

　　這些保證，首先就是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說的，科學家們在品行方面靠得住，以及在提供“非專業人士所無法有效地知曉的(因而對他們來說必然是神秘的)知識和技能的準確性”上靠得住。但在轉基因爭論中，一些科學家早被環保組織指控和種子公司有利益勾連—雖然只是指控;知識的可靠性，也因方法的錯誤，以及轉基因的復雜性而大打折扣。

　　其次，還得有其它保證。比如，對自然的敬畏，對人類命運的擔當，對科學限度、邊界的意識……

　　如果這些保證落空，而糧食轉基因化，我們只能說，這是一場可能輸不起的巨大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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