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確立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香港《成報》8月4日文章。關于城鎮化的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了。現在看得很清楚，在這一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兩條路線，我們討論的重點當然是那條反動的路線，因為這條路線現在占據上風。當然，眾所周知，漢奸國賊及其走狗比我們討論得還要頻繁，因為它們總是企圖通過將謊言重復一千遍而使之變成真理。但是，無論漢奸國賊及其走狗給城鎮化的相關改革提供多少理由，只要我們不為這些理由所惑，而只看具體的改革政策本身所具有的機制性的作用，或者說，改革政策本身所具有的功能，那么我們就能很輕易地看穿漢奸國賊及其走狗“說一套，做另一套”的陰謀。有關這個問題，我們反復強調了，絕不要因為改革者為其改革所找的各種借口或理由本身的合理性，而想當然地認為其所推出的改革政策本身也是合理的。從上下文前后相繼的表面結構給人以兩者具有因果關系的印象是一回事，而上下文的內容之間是否具有因果的必然性則是另一回事。

　　盡管漢奸國賊強調，“城鎮化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在于富裕農民、造福人民。”但是，我們從官方自己已經承認的相關改革的機制性作用就可以明白，戶籍制度改革的實質不僅是剝奪城鎮居民與其原本享有的社會福利待遇之間的必然關系，而且更是剝奪了農村居民與其原本享有的土地承包權等權利之間的必然關系，農村居民連做農民的資格都沒有了，那么所謂的富裕農民就根本和這些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的人毫無關系了。因而，這一改革的實質是剝奪人民群眾的福利，而不是相反。換言之，改革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與改革者宣稱的改革前景正好相反。

　　其次，無論是剝奪城鎮居民的社會福利待遇還是剝奪農村居民的基本權利，都不僅將極大增加人民群眾的生活負擔，而且還將隨著大批失地農民被趕入城鎮而增加大量的失業人口，因此，所謂的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實際上不過是換了一種說法來表明改革勢必新增更多的需要就業的人口，換言之，改革勢必進一步擴大失業人口的規模，而新增的龐大的失業人口必然進一步壓低城鎮工人的工資水平，因而，相關改革不僅不可能起到造福人民的目的，相反，它只會進一步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

　　至于城鎮化可以帶動巨大的投資需求這句話，那么首先要明白的是，這些投資之所以能夠實現，只是因為這些投資對象原本的主人——農民在改革之后就被剝奪了占有這些投資對象的權力，因而，城鎮化所帶動的巨大投資需求和富裕農民的這個結論是根本沖突的，相反，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已經證明，城鎮化運動總是以犧牲農民的福祉為代價的。因此，盡管辯護士們說中國的城鎮化是“沒有羊吃人的圈地運動”，但是，它依然改變不了改革本身的“圈地運動”性質，換言之，如果說，英國的城鎮化運動還有“羊吃人”這個托詞的話，那么中國的城鎮化運動連這個托詞也不存在了，說白了，就是明搶。

　　至于中國城鎮化是世界的機會這個論斷，那無非表明中國的城鎮化運動是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對中國進行殖民化或半殖民地化改造的手段。德意志民族固然是務實的行動派，但是，我們在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中也看到了德國的城鎮化運動與中國的城鎮化運動的相似性，因而也就能明白中國的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將在這場城鎮化運動中大致會遭受到何種苦難。

　　最后，至于不少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的新型城鎮化將大大提升進城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的這一觀點。我們只能說，持有這種觀點的中國學者就是睜眼瞎。只要稍微關心一下時政的人都會知道，城鎮居民為教育所支付的代價越來越大，并且，中國政府的相關政策也日益明顯的表明人們在接受高等教育時所要支付的代價會越來越高。因此，對這些失地農民來說，且不說他們是否能夠承受得住城鎮不斷上漲的高房價，單就日益上漲的教育支出而言，也根本沒有理由認為失地農民能夠只是通過進城而提升自己受教育的程度。當然，按照漢奸國賊一貫的說法，進城的失地農民提升自己受教育程度的機會增加了，但是，只要腦子還算正常的人就應該明白，這種機會只有在相關人等能夠支付得起相關費用的前提下才會得以實現。

　　把追求潛在的平等凌駕于追求現實的平等之上，并且妖魔化和反對一切追求現實的平等的主張，這就是當今中國的漢奸國賊為推動其所主張的改革而干的實事。

　　《穆加貝：津巴布韋政壇不倒翁》，法新社哈拉雷8月3日電。89歲的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獲得連任。與此同時，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對津巴布韋的野心隨著西方主權債務危機的不斷加重而日益露骨的表現出來。現在，就是西方媒體自己也承認，津巴布韋與西方關系的惡化正是從穆加貝選擇讓津巴布韋走上一條獨立的發展道路后開始的，換言之，正是因為穆加貝力圖消減津巴布韋的西方資本殖民地的成分，所以才使得他本人以及他領導下的津巴布韋與西方的關系日益緊張起來。毛主席早就指出過，亞非拉國家，不要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想走獨立的資本主義道路，也是不會被西方列強所允許的，換言之，西方列強絕不會因為有相同的意識形態而容忍他國出現獨立的民族資本，總之，西方列強不允許發展中國家有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的民族資本出現，甚至連西方列強各自的民族資本之間的矛盾也會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重而加重，最后必然導致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特別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進入歷史性的大危機時期后，西方資本為了擺脫危機必須開辟新的市場，而任何一個國家在選擇發展道路上的獨立化傾向都將在客觀上增加西方資本擺脫危機的難度，由此，西方資本也必然反對一切企圖走獨立發展道路的發展方式，為此，它們不僅推出了“全球化”運動，而且還積極收買各國官員以便推動各國走所謂的與國際接軌的道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中國的漢奸買辦勢力與以美國當局、IMF及世界銀行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相互勾結——在中美合作的名義下，大行茍且之事，并無恥地以“夫妻”的名義推動“中美共治中國”的邪惡進程，不僅將中國的財富大舉進貢給美國，而且還大肆殘害中國人民。中國尚且遭到如此迫害，更不要說其他發展中國家了。因而，隨著美國危機的加重以及穆加貝總統年事已高這個狀況，西方侵奪津巴布韋政權的進程必然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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