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區上學的孩子

　　法治周末記者 劉惠生

　　又是一年高考時。

　　據初步統計，今年參加高考的考生達970萬人，其中農村考生與城市考生的具體比例尚未有詳細數據披露。

　　不過，對于埋頭應考的農村考生來說，今年有一個利好消息。

　　5月1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進一步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

　　會議決定，今年將擴大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將去年面向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1萬名重點高校招生計劃增至3萬名，招生區域包括所有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招生高校覆蓋所有“211工程”和中央部屬高校特別是知名高校。

　　此外，“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作計劃”也將繼續實施，在全國高校招生計劃中專門安排18.5萬個名額，由東部高校招收中西部考生。

　　國務院多措并舉，旨在促進教育公平，使更多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惠及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的農家子弟。

　　過去10多年間，我國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大，但農村生源在重點大學所占比例卻逐年下降，不少農村學子放棄高考。

　　今年高考前夕，《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指出，農村學生棄考傳遞出一個信號：底層上升通道受阻，社會階層固化趨勢加劇，貧窮將會代際傳遞，一代窮世代窮。

　　由于城鄉教育資源不均衡，農村教育已成為教育公平的短板。專家認為，加大重點高校招收農村生源的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教育公平，但并不能徹底解決短板效應。

　　寒門學子比例越來越少

　　蕭保(化名)從來沒有想過對教育公平是不是滿意的問題，就讀于北京某211高校即將研三畢業的他現在滿腦子都是找工作，遇到“史上最難就業年”已經夠他煩心的了。

　　盡管來自湖北農村，蕭保卻表示并不關注身邊農村學生的比例，但略微思考之后，他還是可以回答出在山東某211高校讀本科時全專業的農村生源大約有50%，而現在在北京讀研究生階段大約是30%多。

　　同樣來自農村畢業于遼寧大學的曉興和蕭保的同學邵飛(化名)也表示不會專門去留意身邊農村學生的比例，但同樣可以在略微思索后答出全專業的農村生源比例不超過35%。

　　不注意不代表不存在。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斷滑落。以北大、清華為例，北大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統計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發現，1978年至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2010級王斯敏等幾位本科生在清華2010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生源占總人數的17%。那年的高考考場里，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系講師晉軍曾指導他的學生完成對清華生源狀況的調研。在課堂上，他也常對學生做隨機調查，提問包括來自的地方、父母的職業、上大學前去過的最遠的地方等。

　　調查做了兩年，指向高度集中，晉軍說：“一名清華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這樣的——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務員和教師，每年與父母起碼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國游學的經歷。”

　　或許蕭保、曉興他們對此并非不關心，而是生活中有些事更需要他們關心。重慶工商大學2010級畢業生付思源在其以重慶工商大學全體在校本科生為研究對象的調查中表明，農村生源的學生認為自己心情壓抑，前途未卜的有38.5%，比城市生源高11個百分點。

　　曉興并不諱言這種負面影響，2004年因為收成不好，家里經濟困難，他為此壓縮自己的伙食費到每天3元錢，一整天只吃一個菜，這樣過了一年。

　　蕭保的生活雖不至此，但他也承認認識的農村孩子普遍較為保守和沉默。

　　邵飛表示，農村的教學信息網絡過于閉塞，農村孩子很多事情都沒聽過沒見過，所以一方面容易產生自卑感，一方面容易沉溺于電腦游戲等娛樂之中。

　　另一方面，他們卻相當了解城市孩子的生活。三個人都羨慕城市生流利的英語，都稱贊城市孩子多才多藝的知識面，都佩服城市同學在各類活動中的活躍和人際交往的能力。蕭保甚至表示比起農村孩子們的比例，他更有興趣去了解有多少同學有“關系”，因為“關系”有利于找工作。

　　這一現象正在越來越多地引起關注，據媒體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在300名學生樣本中，有超過兩成的受訪大學生承認，自己在求職時動用過或者試圖動用“關系”。

　　但曉興卻認為這再正常不過，他為法治周末記者算了一筆賬，2011年遼寧的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8000元，但這個數目并不足以滿足一個大學生一年的支出，考慮到父母也需要維持家用，因此農村供一個大學生多半要負債。如果畢業找不到好工作，會成為家里嚴重的問題。

　　雖然國家為此提供了貸款，但工作了4年的曉興今年還不知道能否還清。“工作第一天，我就比城市孩子多了數萬元的債務，房子、女朋友什么的全是幻想。城里的同學結婚生子、規劃人生目標的時候，我的目標只能是還貸款。”曉興抿起嘴唇。

　　邵飛表示，其家鄉現在的態度是，如果孩子有希望考上重點大學，家里還會供一供，否則一般大學將來就業會很艱難，就放棄了。

　　曉興是個正面的例子，盡管貸款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但重點大學4年的努力學習和拼搏使他如愿成為遼寧的一名檢察官，他和幾位成功“越過龍門”的同鄉成為了家鄉口耳相傳的榜樣，也使鄰里鄉親送子女讀重點大學的熱情持續至今。

　　邵飛的故鄉福建則是另一番光景，鄰居家的男孩考取了一所普通大學，畢業后就業不理想，收入還不如高中畢業后去打工的妹妹。只要幾個這樣的例子就足以摧毀家鄉人的信心，“讀書無用論”正在得到越來越多鄉親的認同。

　　這也帶來了他們對教育公平政策的不同評價，曉興表示“還是有作用的，會給更多的農村孩子帶來機會”，但邵飛則直言“覺得治標不治本”。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秘書長儲朝暉對法治周末記者指出：“僅僅在計劃招生指標上去改進，實際作用是有限的。”

　　因為計劃招生有一個前提條件，即認為某一區域內所有考生條件等同，這個條件其實在很多地方都不具備。很多地方農村和城市、不同城市間甚至城市里的不同學校間差距很大。依靠這樣一種方式來實現教育公平，其發揮作用范圍有限，只能解決數據上的一種平衡。多分給貧困農村地區一些指標，可指標最終給了誰?不能確定。可能還是給了貧困地區優勢家庭的孩子。

　　最終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建立高校完全自主的招生，高校建立專業招生團隊，對所招學生進行全方位了解，學生和學校雙向了解，這樣一來才可以把那些天資比較好的學生選拔出來，儲朝暉強調。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家庭條件好的學生通常考試分數會比較好。2004年曾經有人問我，高考是不是公平，我說剛開始五年比較公平，五年后小學到中學分出了高下，那么好學校出來的學生分數就要多，考到最后某種程度上就成了‘考錢’而不僅僅是考‘資質’了。美國一個貧困地區的學生考SAT考1400分，富裕地區的學生考2400分，測試后可能會招1400分的學生，因為學生是在很差的條件下取得的。如果是現在這樣分分必較的招生，恐怕就不可能實現這樣一種公平。”儲朝暉說。

　　2004年，網絡上著名寫手麥子的一篇《我奮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這篇文章講的是一個農家子弟經過18年的奮斗，方才取得和大都會里的同齡人平起平坐的權利，被曉興認為是自己一代人的真實寫照。

　　“高考只是整個教育環節中比較重要的一環而已，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雙方的很多條件從一開始就沒有站在公平的起點上，所以我們就不曾尋找過公平這樣一個話題。”曉興說。

　　不平等的起跑線

　　蕭保至今記得自己所在的鎮高中，聽家鄉的老人說，自己小的時候，它曾經是省重點;后來自己讀書的時候，它成了市重點;自己上了大學之后，它已經不再是重點了。

　　基礎教育的衰敗無情地展現在蕭保的眼前，而忙于找工作的他甚至沒有時間去仔細回味。

　　曉興的記憶則來自于老師，高中時候，學校來了一位年輕的女老師，她教語文，也教英語，偶爾還上上地理課。

　　“那個時候，我們可崇拜她了。這個老師懂得這么多，太厲害了!”曉興后來知道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因為本校的優秀老師都去了縣城乃至市里的重點中學，學校已經沒有足夠的老師來分門別類地教授課程了。

　　“上大學后，我只能拼命地學習英語，來糾正自己的發音。我過了英語六級，我不覺得我笨，可我能怨誰呢?我能怨已經一個人教了我們三門課的語文老師嗎?”曉興說。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在談及重點大學農村生源“縮水”現象時曾表示，這種現象有可能越來越嚴重，其背后是一個基礎教育的問題。

　　在整個基礎教育環節中，優質資源在極大地集中到少數的地(市)一級中學和省一級中學，它像是很大的“航空母艦”，能夠吸納最優秀的老師和學生。數量非常龐大的優秀老師和學生在一個學校里邊，可以保證學生分數很高。但這也導致一些縣一級、鎮一級中學教學質量下降。這樣一個向上的網絡平臺都給侵蝕掉了，農村孩子就很難再進到那樣的“航空母艦型”的學校。

　　儲朝暉則告訴法治周末記者，背后的根還在行政與專業的關系，“牛”校的老師往往具備一個條件，即參與高考出題，因此對考查范圍更加了解和熟悉。而越遠離權力的學校，對考綱的了解也就“越遠”。

　　“長期以來，高考改革都不接觸這個根本點，這才是根本性的問題。只有改變這個招生錄取方式，在公平上才可能有比較大的突破。”儲朝暉說。

　　“農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相比，考大學少了很多機會。”中國海洋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的朱寶說，經濟原因是最大的，有不少品學兼優的學生因為家庭貧困不得不輟學;其次也少了很多信息來源。“我上了大學才知道有很多同學是通過自主招生來的，我們農村孩子就不知道，只能擠高考獨木橋，擠不上就只能復讀、打工。”

　　“我擔心目前的政策治標不治本，要實現教育公平還需要更深入的教育改革。”邵飛說。

　　這個擔心并非空穴來風，法治周末記者5月30日致電清華大學招生辦咨詢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的具體情況，工作人員表示高考結束后公布的清華大學招生計劃里可能會有這方面的信息，清華大學會在其中表明用于該計劃的具體名額數量，請考生及時關注。

　　北京大學的答復更加直接，稱計劃已經上報教育部，目前教育部尚未批復，因此公布時間尚不知曉。同樣請考生關注高考后公布的北京大學招生計劃。

　　同樣的消息還來自山東大學、中國海洋大學等高校。山大本科生招生辦公室主任柳麗華表示，該校分省份招生計劃今年作了大幅度的調整，已經確定今年招生計劃向中西部地區、偏遠地區和農村學生多的地區考生傾斜，而且會增加不少計劃，“但現在教育部還沒有批復，具體如何增加還不好說”。

　　而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則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這項工作太緊了，所以很難給出準確的時間表，但高考之后肯定可以就此詢問考生所在省市招生辦公室，(這項工作)肯定要通過考生所在的省市招生辦公室來安排。

　　“問題是，農村學生如何獲得這些消息?”蕭保說。

　　邵飛想起了他一位來自河北農村的朋友，一心想要攻讀材料科學，結果報考時因為信息不充分以630多的高分誤報了鍛冶專業，成為全院皆知的段子。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這是由于現在的大學和教育部門服務意識不夠所導致。試問，農村學生現在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有多少學校能為他們提供咨詢服務?當一個學校真正在市場競爭，需要面向農村招生的時候，是不是就會改變自己的服務理念?

　　熊丙奇認為，我國要深入推進高考改革，目前比較適合的方式，是以統一高考為基礎，實施大學自主招生，這就是在高考成績公布之后，不再實行按分數和志愿先后投檔錄取的集中錄取制度，而是學校自主確定分數要求，達到分數要求的學生自主提出申請，大學獨立自主招生。這是妥善處理政府管理、學校自主、社會公平關系的比較好的選擇。

　　實行這樣的招錄體系，意味著政府部門不能再給大學額定招生計劃—— 一所學校如果按招生計劃發出通知書，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學生來確認(每個學生可以獲得多張錄取通知書)，要招滿目標學生數，必定要發出更多通知書——進而也意味著大學的自主權全部放開，由此，國家統一授予學位的根基就被動搖，大學必然走向自授學位。

　　“現在的狀況，不只是農村學生存在信息問題，城市學生能從學校得到公開、真實的就業信息嗎?我們為什么推進改革，就是要建立一種全新的學生選擇大學的機制，讓學校被選擇，讓教育被監督，把選擇權交給學生。”熊丙奇說。

　　曉興盡管對政策保持肯定態度，但也擔心政策的落實。“我希望政府和校方能夠公示這些名額的獲取和分配，讓這些好政策真正落到最需要它的孩子手中，畢竟名額是有限的。”

　　改革最終須觸動根本

　　曉興的擔心其實教育部已經有所關注，5月29日，教育部發布《教育部關于做好201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規定，凡有預留計劃的高校，須將預留計劃數報其主管部門審核，匯總后報教育部備案。同時，高校須將預留計劃數及其使用原則等向社會公開。

　　教育部還表示，2013年面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擴大實施后，全國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的人數將比去年增加8.6%。

　　據統計，2012年全國農村學生錄取人數占全國錄取人數比例達到59.1%，其中農村學生本科高校錄取人數所占比例達到52.5%，第一批次錄取高校錄取人數所占比例達到45.7%。但教育部也坦承上重點高校的比例仍然偏低。

　　這些數據并不能讓學生們覺得輕松。因為一直以來，農村生源比例降低的重心就是重點大學，可事實上能考上重點大學的學生本身就是少數。曉興很擔心自己在家鄉的示范效應最終會成為馬頭前方的胡蘿卜，讓很多鄉親的孩子讀了大學卻畢業就面臨失業。

　　在學者們眼中，問題的解決思路殊途同歸——專業主導招生，保障教育權利。

　　儲朝暉認為將現行行政主導的招生體制轉變為專業主導的高校自主招生體制，學校和學生之間進行良好的雙向了解，學校對學生的狀況進行綜合評估，才能改變當前的狀況。

　　而招生體制的改變，需要整個社會治理結構的改變。“農村基礎教育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是長期以來社會政策資源以城市化為取向導致的。”

　　如果認為農村是落后的，是經過城市化之后會消失的，這個假定就出了問題。鄉村教師和基層干部都搬到城里，他們的子女也都不在鄉村上學，長期以來鄉村學校必然被抽空。這不僅是教育的問題，還是社會治理的問題，農民的權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農村的學校也就逐漸邊緣化。

　　光靠教育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無論給多少指標，也還要經過考試程序獲取。多年的積弊想用高考一個環節是解決不了的。

　　“要解決問題，最終要保障教育權利。溫家寶總理提出教育是基本民生，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還要進步到全民都要認識到教育是每個人平等擁有的權利，所有的這些問題才能有一個解決的根基。”儲朝暉說。

　　熊丙奇則循著另一個思路進行思索，他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孩子占高校新生的比例，其實在逐漸提高，從1989年的43.4%到2003年與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達到53%。而在重點大學，農村學生的比例卻不斷滑落。

　　其實，就是重點大學提高農村生比例，也無法總體改變農村生會更多讀高職高專、三本、二本的情況。針對這一現實，熊丙奇認為，如何提高高職高專、三本和二本學校的教育回報率，在眼下可能比關注重點大學的錄取比例更迫切。

　　熊丙奇指出，在現行的高考制度下，合適的辦法，就是設立專門的計劃，面向農村學生招生。國家扶貧定向招生計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臺的，而且在實際的操作中，頗有創新。一是放在提前批招生，不影響其他批次的錄取，為農村考生增加了一次選擇機會，二是考慮到公平補償的意圖，這一計劃實行定向招生非定向就業，學業完成后，這些農村生如果愿意回農村工作，當地會創造工作條件，而如果不愿意回農村，也尊重學生的選擇。

　　而從長遠看，僅靠公平補償，是難以全面實現公平的。既然我國政府已經下定決心推進高考公平，那么，就應該在目前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推進高考改革。眾所周知，我國高考之所以存在地域不公平的問題，根源在于分省按計劃集中錄取制度，在這一制度之下，進行公平補償，只是有限進步。

　　事實上，2010年頒布的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已經明確了高考改革的方向，這就是建立政府宏觀管理、專業機構組織實施、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學生多次選擇的考試招生新模式。熊丙奇認為，按照這一改革思路，全國重點大學完全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統一考試、自主招生。如果全國各地的考生，可在任何地方參加考試，以這一考試成績申請高校的自主招生，那么，也就不存在高考按地區舉行、分省招生的問題了。

　　熊丙奇說，分析起來，造成重點大學教育回報率高的主要因素，并非學校本身的教育質量、教育特色，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包括教育等級制度(通過各種計劃把大學分為985、211、一般本科)、撥款制度以及用人制度。而正是這些制度，使高校之間競爭不平等，造成一般本科、高職院校，尤其是民辦院校，辦學十分困難，由于政府投入少、社會支持不多、用人單位就業歧視，讀這些學校，教育回報率顯然就要低。

　　其實，對于政府部門來說，辦教育的職責，不是直接參與辦學，而應該為所有學校的發展營造平等的空間。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世界一流大學絕對不是通過計劃造就出來的，而是通過學校間的自由、平等競爭發展出來的。要讓我國高等教育健康發展，必須取消強加給學校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讓每所大學能在平等的競爭中，提高對受教育者的回報率。

　　熊丙奇說，如果政府部門同樣給高職高專學校以投資和補貼，這些學校能像國外社區學院、職業學院那樣全免費，學業完成之后，學歷不被歧視，找到工作回報率并不低，大家會把眼光都對準名校嗎?

　　再進一步看，如果我國能按照高等教育的市場規律，取消造成學校不平等競爭的各種工程、計劃，如985工程、211計劃，推行高等教育券制度，讓每個學校的學生獲得同等的教育經費，而不是重點大學多、一般學校少，讓教育的行政評價和人才的行政評價全面退出，將學校置于市場競爭中，這些學校必然會改變自己的辦學理念，其中包括生源素質觀。

　　在目前，大多名校都看重招生政績，同時青睞城市生源，認為其閱歷豐富、見識多，而如果學校要靠競爭獲得地位，大學關注的就將是教育使命和自己的教育聲譽，在招生評價中，就會對貧困生、農村生實行加分評價，這也就會增加農村生在學校中的比例。

　　熊丙奇指出，農村生上大學的問題，背后其實是大學公平競爭的問題，在計劃體制、等級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說農村生，就是整體教育、大學發展以及城市學生的大學路都越走越窄，當初的大學獨木橋，變為現在的名校獨木橋，而名校教育質量的每況愈下，已讓一些城市學生選擇逃離國內高考和國內高等教育。

　　因此，解決這一問題，如果糾結在農村生和城市生重點大學的比例問題上，將無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現在的計劃體制，消除造成學校不平等發展的教育制度和就業制度，促進高校平等競爭，這才是我國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農村生的出路所在。熊丙奇說。

　　附：人民日報：底層上升通道受阻 一代窮世代窮

　　作者：趙永平 來源：人民日報 發布：2013-05-26

　　原標題：農村孩子為何不愿躍“龍門”(話說新農村)

　　促進教育公平，讓每一個孩子都能享有平等機會，才能縮小城鄉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高考臨近，堂兄家的女兒突然決定放棄高考，這讓堂兄急得坐臥不安，一天幾個電話找人勸侄女。侄女的反應倒很平靜：“上四年大學，一年得花兩萬多，到頭來工作還是不好找，不如現在出去打工。”侄女說，在她就讀的鄉鎮高中，升學率低，上好大學難，棄考的同學屢見不鮮，“除非你考上一線名校，否則念書的路也不平坦。”

　　讀書改變命運，這是我們從小認定的道理，然而在侄女這代人眼中，這條路越來越難。過去10多年間，我國高等教育規模不斷增大，但農村生源在重點大學所占比例卻逐年下降。北大的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降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也僅占17%。不少農村學子放棄高考，其他的向上通道越來越窄。

　　農村孩子不愿躍“龍門”，癥結在于城鄉教育資源不均衡，競爭不公平。農村孩子從幼兒園、小學到初中，一開始就輸在起跑線上。這些年，教育投入越來越給力，但教育嫌貧愛富的現象依然存在，越是大城市，越是名校投入越多，動輒花上億元建設超級中學，優質教育資源集中到少數學校。而一些農村學校，卻成了被忽略的大多數，不少孩子仍在危房里上課，農村孩子入學率、升學率和受教育程度遠低于城市。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再加上一些招生制度的影響，農村孩子難跟城里孩子比拼，失去了上更好大學的機會。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底線，農村孩子棄考傳遞出一個信號：底層上升通道受阻，社會階層固化趨勢加劇，貧窮將會代際傳遞，一代窮世代窮。推進城鎮化重點是人口城鎮化，階層固化阻礙了農民變市民，將給經濟社會轉型帶來沖突和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促進教育公平，讓每一個孩子享有平等機會，才能縮小城鄉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城鄉教育不均衡，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物，解決好這一問題，必須破除制度籬笆。首先要打破教育城鄉分割格局，推進教師資源配置的均衡化，城鄉學校資源均衡化;加大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讓教育資源從“高地”流向“洼地”，縮小教育的地區差距;加大幫困力度，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就學難問題，保障弱勢群體學生的受教育權利。

　　令人欣慰的是，促進教育公平的各項改革正在推進：從去年多地出臺的異地高考政策，到扶貧定向招生，再到今年在高考前夕，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這些舉措讓人們看到中央“加強農村教育”的決心。

　　補齊農村教育“短板”，非一日之功。只要多走一小步，就能讓農村學子重燃希望，社會就能前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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