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提綱

　　張文茂

　　目錄

　　第一部分：研究人民公社問題的重要意義一、毛主席一生為中華民族開辟了兩條道路二、公社化運動和人民公社制度要分開來研究三、研究人民公社要有多層視角

　　(一)不同視角考察的人民公社十個一般特征

　　(二)人民公社的三大戰略發展目標

　　(三)人民公社的五大經濟社會功能

　　(四)人民公社產生的思想淵源

　　第二部分：關于人民公社化運動

　　一、公社化運動的興起和演進過程

　　二、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主要問題

　　三、毛主席糾正了公社化運動中的哪些問題

　　四、毛主席當時還沒有完全解決的理論問題

　　五、公社化運動應吸取的教訓

　　第三部分：關于人民公社制度和體制

　　一、人民公社三級體制的優越性和局限性

　　二、人民公社需要經歷三個歷史發展階段

　　(一)人民公社為什么會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二)人民公社要經歷哪幾個發展階段

　　(三) 人民公社不同發展階段轉換的前提條件

　　(四)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對社隊企業的不同看法

　　三、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公社的發展趨勢和內在機制(一)農業現代化的實現途徑

　　(二)公社工業化進程的實現途徑

　　(三)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實現途徑

　　(四)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的實現途徑

　　四、公社工業化發展對三級體制的改革要求

　　五、南街村的發展告訴我們什么

　　第四部分： 后公社體制時期三農問題的演變

　　一、廢除人民公社的經濟和社會后果

　　二、殘存的農村集體經濟的演變趨勢

　　三、關于農民工夾角陷阱

　　四、解構村社是農村徹底私有化的目標

　　五、人民公社能夠被顛覆的原因分析

　　六、人民公社制度對當下鄉村振興的啟示

　　第二部分：關于人民公社化運動

　　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五八年提出的“三面紅旗”。

　　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毛主席希望發展的比蘇聯要好一些、更快一些，要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已的路子。56年他講十大關系，就是從理論上探討這些問題，不想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希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使發展速度更快一點。當他吃了衛士從家鄉帶來的又黑又硬的窩頭時，傷心的睡不好覺，想盡快讓老百姓都吃上白饃。到58年初，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設社會主義”總路線。

　　同時，周總理則根據譚振林等人提出的農業發展要躍進的口號，提出和部署了大躍進，并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什么是躍進?無非是在發展速度上打破常規而已。D不是也講“二次飛躍”嘛?難道飛躍就不是躍進?

　　而人民公社，其思想來源于《共產黨宣言》和毛主席對未來社會(幾十年以后)的設想，被簡單化地拿到現實中來推行，結果，出現了問題。毛主席不得不在與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斗爭中加以糾正，使其和當時的國情相適應，結果形成了農村三級體制的人民公社制度。

　　一、公社化運動的興起和演進過程

　　1.公社化運動直接起因于合并合作社

　　1958年上半年，毛主席并沒有搞人民公社的想法，只是看到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中有小型合作社合并大社的需要。對這種合并中的很多問題事先沒有預料到，更沒有想到后來會刮起共產風、浮夸風這樣的事情。在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界限、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要不要發展商品生產等問題上，一開始也都沒有引起充分的注意。

　　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毛主席講不斷革命論，工作方法六十條和開展技術革命、工具改革，反對反冒進，主張大躍進，希望在經濟建設上比蘇聯發展的快一點。

　　關于不斷革命論，毛主席說：“我們的革命步驟是，一、奪取政權，把敵人打到，這在一九四九年完成了。二、土地改革，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三年內基本完成了。三、再一次‘土地革命’，社會主義的，主要是實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這三件事是緊跟著的，趁熱打鐵，不能隔得太久，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氣去破壞。四、思想戰線上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整風運動，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以后有問題還要搞。五、技術革命。技術革命屬于生產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問題，第二個五年計劃要搞。前三個問題今后沒有了，思想戰線上政治戰線上的革命仍舊有的，但重點放在技術革命。——從一九五八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戰線上政治戰線上革命的同時，著重放在技術革命方面。”毛主席提出：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或超過英國。還提出“要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在農村，毛主席號召開展大規模的農具改革運動，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1958年3月20日成都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把小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意見中提出合并的四個條件：

　　(1)在發展生產上有需要，

　　(2)絕大多數社員確實贊成，

　　(3)地理條件適合大社的經營，

　　(4)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辦好大社。

　　最初并社的動因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需要和未來農業機械化的需要。成都會議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機械化題的意見》，要求落實毛主席關于農具改革的指示。

　　此后各地在大搞水利建設中出現了并社的熱潮，并社后的叫法也不統一，有叫衛星農業社的、躍進農業社的，也有叫聯合社的、還有叫集體農莊的等等。比較早的是河南省遂平縣的衛星人民公社，即有名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27個農業合作社在1958年4月為進行水利工程建設而合并起來的，共9369戶。

　　2.毛主席對未來社會的設想被傳出

　　1958年4月下旬，毛主席在廣州時，曾和劉少奇、陸定一等人議論過未來中國農村的組織形式。說幾十年后，鄉村中應該是共產主義的公社，有農業，有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個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

　　結果，毛主席的這些想法，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全會上(5月5——23日)，被一些代表在發言中傳播出來。于是，到6月中旬，在一些地區就有人開始把合并的合作社叫人民公社了。(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

　　3.陳伯達發文擴大了影響范圍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北大慶祝黨成立三十七周年大會的演講中，說毛主席講過：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在這樣的公社里面，工業、農業和交換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這種物質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裝是為著保衛這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剝削人的制度還沒有徹底消滅以前，這種全民武裝是完全必要的。陳伯達稱這種思想來自于《共產黨宣言》提出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后的十項措施的最后兩條，即“將農業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差別狀態逐漸消滅”，“將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

　　7月16日，《紅旗》雜志發表了陳伯達七一講話的文章，題目是《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于是，毛主席的設想在很多干部中公開化了。

　　4.毛主席視察肯定人民公社的名字好

　　8月初，6—8日，毛主席初察了河南七里營，看到了人民公社這個名字，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他說：“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

　　在河南省8月22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講了人民公社的八大基本特征：

　　1.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結合，是我國社會主義最好的基層組織形式。2.社的規模由小變大，并且有一個小城鎮作為公社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3.鄉社合一，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合一。4.生產資料由集體所有制變成全民所有制，進一步徹底消滅了私有制的殘余(社員自留地、牲口、少量大件生產工具，主要家庭副業如豬、羊、小片林木等歸社)。5.由于規模大，事業廣，勞力多，有利于專業化分工。6.生活集體化，家庭勞動社會化。7.實行工資制，部分實行糧食供給制。8.更能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生活生動活潑。

　　從這個報告中，可以看出河南的一些干部急于實行全民所有制和供給制的傾向很明顯。

　　5.中央8月北戴河會議形成決議

　　北戴河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1958年8月17—29日召開。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其中講到成立人民公社的主要理由有：有利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有利于采用先進的農業技術措施，有利于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村工業的發展等。

　　但是，這次會議是毛主席后來多次提到“說的太大了”的一次會議，為后來的左傾泛濫打開了缺口。因為在那個《決議》中提到，“由集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這是后來刮起共產風的導火索。

　　在后來11月份召開的武昌會議上，毛主席說：北戴河會議有點急躁就是那個少則三四年——這個東西恐怕辦不到，那個時侯就搞全民所有制嗎?這是毛主席對北戴河會議決議最初的疑問。

　　6.毛主席的情緒為什么在夏季也被感染了?

　　在1958年10月2日，毛主席和一個六國代表團的談話中，談到大躍進問題時說：“那時我們辯論一個問題，就是關于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這個問題。我那時候懷疑這個口號，我說是不是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面貌，他們都不贊成。他們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圖表給我證明。從那一次會議上我才去掉了這些懷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還沒有。之后，來了一個夏季豐收，我這個懷疑就減少了。到了八月份我們召開了北戴河會議，這個時候，今年的年成大體可以定了。這次確定了苦戰三年基本改變農村面貌，我的懷疑去掉了百分之九十九，還有百分之一的懷疑。為什么?因為糧食還沒有到手。”

　　這時所說的“他們”，當然是在一線的領導同志。“那時”是什么時候呢?是3月下旬的成都會議。3月20日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的第三次講話，講了四個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是：河南省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報。就全國來說，我們的口號還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爭取實現“四、五、八”。大家搶先，搞的天下大亂。實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陣風，說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只要總路線正確，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條”，那也不能算沒有面子，不算不榮譽，也許還更好一些。

　　又說：現在有股風，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壓縮空氣不是潑冷水，而是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要有具體措施。

　　什么是“四、五、八”呢?這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中，提出要用12年時間實現的糧食畝產指標：黃河以北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

　　從這里的講話可以看出，1958年的三、四月間，毛主席的頭腦還是很冷靜的。四月份，他還幾次講：一年要實現幾化，不要說過火了。苦戰三年就實現水利化了?我是懷疑的。并且，他當時還認為至少還要五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鞏固合作社，更談不上有辦人民公社的具體想法。可是，在夏收以后到北戴河會議前后，他的情緒也逐漸被感染了，轉而對已經出現的人民公社表示支持，并且連開始再三反對劉少奇的吃飯不要錢的作法也不反對了。這主要集中表現在7、8、9三個月。

　　7. 1958年10月下旬，毛主席開始發現有問題，到笫一次鄭州會議，開始不斷提出問題。

　　一是注意到所有制問題。如10月21日對河北劉子厚說，徐水“實際上是集體所有制”。但也沒要求公開改，先馬虎下去好了。

　　10月26日，毛主席更加感覺到不對了。他叫吳冷西、田家英到河南去調查人民公社，讓他們帶兩本書，《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和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在11月2日凌晨聽吳、田的匯報。講河南修武縣的一縣一社太大了。說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要按勞分配。說延安時期的供給制是戰時共產主義，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在田、吳匯報有的公社搞集體宿舍時，毛主席很生氣，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污蔑我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干部頭腦發昏了，怎么共產黨不要家庭呢?

　　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問題。在北戴河會議的決議中，毛主席雖然加了一大段話，講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需要的五個條件，但當時大家都沒有認真對待，都把這個問題看的簡單了。劉少奇、彭真這些人都是主張窮過渡的，認為富了就更不好過渡了。毛主席開始也并未對這些問題引起充分注意，對文件中提出的在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提法也未明確加以反對。但現實中出現的問題，使他警覺起來，使他開始懷疑和思考。

　　三是關于商品生產問題。毛主席感到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很不現實的，也是很危險的。他開始不放心，感覺到問題很大。10月31日，他又開始帶著問題外出調查，然后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11月2——10日)。會上他提出人民公社究竟是擴大自然經濟還是擴大商品經濟?還搬出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想說服大家不要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是收效不大。

　　毛主席本來想在這次會議上解決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問題，結果討論了人民公社決議的“新四十條”。毛主席的目的沒有達到。所以，會議最后一天，即11月10日下午最后一次會議上，毛主席還說：我睡不著，還想說一點。他又反復強調商品生產的重要性，說“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會議結束后，11月12日，還是不放心，又給在京的鄧小平寫信，要他先不要發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四十條)的文件，等到武昌會議聽取更多人意見后再定。

　　在從鄭州去武昌的專列上聽匯報時，有人說長風公社畝產萬斤稻谷，毛主席說：我不相信。有人說是某位農村工作部部長親自驗收的，毛主席說：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

　　8.  11月的武昌會議毛主席開始糾偏

　　11月21——27曰，武昌會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繼續提出幾個問題：

　　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說現在吹的太大了，——有一種樹，叫鉆天楊，鉆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又說，北戴河會議有點急躁就是那個少則三、四年——這個東西恐怕辦不到，那個時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嗎?毛主席說這個話時，彭真插話說：農村公社化了，工業化了，轉慢了，等農民都富了以后再轉也不利。劉少奇插話說，農民窮一點好轉。他主張達到150——200元就發工資，達到一批轉一批。彭真主張兩年轉完。毛主席說，就是這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險主義錯誤了。劉少奇又插話說，如果這個時候不搞，等他什么東西都搞起來了，再發工資，那就很難包了。毛主席說：“照劉少奇和彭真兩位的意見，是趁這個窮來過渡，不然他不想過渡了?”

　　21日晚，找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要他們在宣傳上壓縮空氣。

　　武昌會議后期轉為八屆六中全會(11月28——12月10日)。會議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毛主席繼續糾正“左”的傾向。批評了過早否定集體所有制，取消按勞分配和取消商品交換的錯誤，批評了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跳入共產主義的空想。重審了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指出人民公社還要堅持按勞分配，承認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

　　9. 毛主席敏銳地發現農民瞞產私分背后的問題

　　武昌會議以后，本來以為問題已基本解決了，但是，回到此京不久，1959年2月15日，毛主席又發現了更嚴重的問題，令他更加不安起來，讓他產生了“等不及了”的迫切感。

　　一是他于2月15日批轉了一個重要文件，是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1月27日關于廣東雷南縣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是解決瞞產私分問題的。毛主席要求“即刻印發，或用電報發出去，越快越好。”到22日又發出一封指示信，指出農民瞞產私分糧食是政策原因造成的，是農民怕公社拿走生產隊的糧食。各地必須像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干部的有關政策，不能隨便拿走生產隊、生產大隊的糧食。

　　二是再次馬上離京調研。2月23日到天津與劉子厚談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即后來的體制問題。指出公社所有只是一小部分，生產隊所有是一大部分，基本上是生產隊所有制。并強調，社與社、社與隊、隊與隊、社與國家，都是買賣關系——要利用價值法則進行商品交換。

　　2月26日到鄭州，同吳芝圃等人談，農民拼命瞞產是有原因的，怕共產，怕外調。不是責任問題，是所有制問題。

　　三是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

　　10. 第二次鄭州會議嚴厲批評左傾錯誤

　　1959年2月27日——3月5日。毛主席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先后做了五次講話，三次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信，擔心解決晚了要影響當年的春耕生產。毛主席提出解決一平二調共產風和公社應實行三級體制問題，主張接勞分配，等價交換，明確表示支持農民瞞產私分。

　　他在講話中繼續批評一些人的錯誤認識：他們誤認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

　　在第五次講活時說：人家都沒有飯吃，你天天搞共產主義，向富隊去共產，這怎么行?這是搶產主義。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什么瞞產私分，完全必要，這是我們的政策造成的結果。——我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

　　從這樣的語氣中，可見當時黨內具有的這種極左傾向是多么嚴重，而主持這幾次會議的都是劉、鄧等第一線的領導人。

　　會議最后概括十四句話：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利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接勞分配，承認差別。

　　至此，到1959年3月下旬，各省才基本上退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體制上來。

　　到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還是不放心，只好直接向生產隊長喊話，發出了那封著名的《黨內通訊》，即致全國生產隊長以上干部的一封信。

　　在包產問題上，信中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

　　在密植問題上說：即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

　　對糧食問題，說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

　　在講真話問題上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

　　最后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

　　11.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 日的廬山會議

　　前期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后期是八屆八中全會。會議本來是繼續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左”的錯誤的。但后期發生了與彭德懷的矛盾，結果干擾了毛主席糾正左傾錯誤的斗爭。后來的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范圍又擴大到基層，產生了不好的負面影響，造成1960年左傾錯誤回潮。

　　這期間，毛主席號召大家讀政治經濟學。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自己也開始組織一些人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思考并提出了很多重大的理問題。如社會主義的階段劃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等等。

　　12. 到1961年，毛主席提出“調查研究”年，號召大家大搞調查研究。同時，親自主持人民公社條例六十條的起草工作。三月一稿，六月一稿。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通過了六十條，并宣布三十年不變。至此，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才終于穩定下來。

　　二、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哪些問題

　　從事物發展過程的現象層面看，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以下一些左傾冒進方面的問題：

　　1.過分追求過大的規模。最初毛主席和中央的意見是希望一鄉一社，但有很多地方搞成一社多鄉，規模太大的、極個別的甚至一縣一社的。如河北徐水縣，河南修武縣。58年基本實現公社化時全國共成立2.6萬個公社，到61年整頓以后，全國5.568萬個，規模比原來縮小了一半多。這個問題的矛盾點在于：如果同時發展社隊企業，那么規模大的矛盾還不怎么尖銳。而后來證明較長時間只能先解決糧食問題，還不能馬上大規模發展社隊企業，這就使規模大的矛盾突出了。所以后來都縮小了規模。

　　2.一平二調共產風。背后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界限不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不清。想搞窮過渡，急于過渡到共產主義，結果導致平調農民和合作社的資產。

　　3.高指標、浮夸風，行政命令、瞎指揮，剝奪公社和生產隊的自主經營權。什么往地里灌狗肉湯能高產，什么某大人站到麥子堆上拍照，這些東西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查查那時的人民日報都能找到。

　　4.供給制吃食堂，吃飯不要錢。開始是劉少奇學蘇聯的，毛主席不同意，說不要急于吃飯不要錢，可以先搞一個試點點看看。結果劉少奇鼓動一些省委書記，很快在全國推開了，后來到公社化高潮時毛主席也沒有阻止住。

　　那么，總結一下，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們先不要把一些人的動機往壞處想，只是從思想認識上找找原因，大體上是這樣幾個：混淆了三個重大的原則界限，放棄了一個不應該放棄的政策，過早地支持了一個發展趨勢。

　　那三個重大原則界限呢?

　　一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原則界限。以為取得政權以后很快就可以建設共產主義，不懂得還需要經過一個較長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導致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發生。在北戴河會議的文件上，毛主席雖然在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上加了很長一段話，講了過渡的五個條件，但并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

　　二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很多同志誤認為人民公社可以馬上實行全民所有制，像鞍鋼那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一樣，可以隨便調撥財力、物力。甚至認為在還沒有富裕起來的情況下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會阻力更小些。所以要趁窮過渡。

　　三是人民公社內部公社、大隊、生產隊之間的界限。誤認為可以隨便調撥大隊、生產隊的勞動力和財力，不尊重生產大隊、生產隊獨立經營、獨立核算的自主權。導致強迫命令等問題的發生，甚至引發農民的瞞產私分。

　　哪個不應該放棄政策的卻放棄了呢?是發展商品生產和等價交換的政策。

　　哪個不能馬上支持的趨勢卻支持了呢?是公社工業化進程。當時吃飯的糧食問題還沒有解決，勞動力過早轉移到企業，到六一、六二年又不得不退下來。

　　三、毛主席在公社化運動中糾正了哪些問題

　　最初，包括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對人民公社的認識，只是一個方向性的指引，并沒有一個成熟的頂層設計，是沒有一個具體的施工圖就干起來了。對于公社的規模、性質、體制、運行機制等方面，一開始都是不清晰的，有的甚至是盲目的、混亂的。其中，有三個全局性的問題最初都沒有預料到，是毛主席在運動實踐中不斷提出并加以解決的。

　　1.不可能一步進入共產主義階段，提出要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后來又提出不發達社會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的階段劃分。運動開始時，大家都沒想到有幾個界限需要嚴格區分，都是毛主席提出問題并加以解決的。

　　2.不可能一開始就搞全民所有制，要區分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講徐水縣的全民所有制不能像鞍山鋼鐵公司那樣可以調撥，只是個大集體罷了。

　　3、人民公社內部還要分為三級體制，三級獨立核算，并且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三級相互也是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不能上級共下級的產，只能下一級共上一級的產。

　　4、人民公社還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和貨幣交換，還要利用價值規律，也是毛主席不斷提出問題并加以解決的。

　　5.公社工業化啟動早了，沒有想到公社的發展還要分為不同的階段，特別是糧食問題沒解決前，不能同時展開公社工業化，只能在時間上前后錯開推進，這就使發展出現階段性。這個問題雖然當時沒有在理論上提出和展開，但在實踐中毛主席已經通過六二年修訂的人民公社六十條加以解決了。

　　就像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時一樣，學習十月革命，大家搞起了城市武裝起義，奪取全國政權。結果搞城市起義都失敗了，只有毛澤東上了井崗山，開創農村根據地，找到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人民公社化運動也是這樣，認準了這個方向就干起來了，結果碰了釘子，刮起了共產風，很多界限沒有劃清。這些問題，在一開始時都沒有預料到，運動展開以后，又是毛主席在實踐中及時發現了問題，不斷提醒大家注意，不斷地糾正左傾偏向，反反復復用了三年多的時間，才使人民公社制度基本定型。這明明是一個毛主席同左傾錯誤斗爭的過程，卻完全被顛倒成毛主席自己犯了”左”的錯吳，而別人卻都成了正確的代表，這是歷史的顛倒!

　　在現實中，公社三級體制確立后，是不是人們對人民公社的認識就解決了呢?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在三年的經濟困難面前，有些人又表現的驚慌失措的情緒，在六二年又刮了一陣包產到戶的單干風。此外，還有什么認識問題沒有解決呢?是人民公社的發展階段問題，即公社的農業現代化和公社的工業化在時間上的階段區分問題。這個問題在后來不是自覺地解決的，而是被當時的矛盾逼著被動地、不自覺地解決的。由于糧食問題沒有過關，不得不在一個較長的階段全力加強農業生產。就是說，人民公社必須先經歷一個以農業基本建設為主題的以糧為綱的發展階段之后，才能進入大規模的公社工業化階段，類似于資本主義由工場手工業進入機械大工業的產業革命階段。但是，這個問題沒有形成全黨的自覺認識，很多領導人在抓農業生產時，忽略了未來公社工業化的必然趨勢，只有毛主席始終沒有忘記那個“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

　　四、毛主席當時還沒有完全解決的理論問題

　　1.毛主席在讀蘇聯教科書時曾提出不發達社會主義和發達社會主義的階段劃分問題，但這一重大的理論問題沒有及時展開。這為后來D的初級階段論留下了修正的空間。這個重大理論問題到現在還爭論不休，并且被初級階段的提法代替了。初級階段論與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有什么區別呢?是經濟結構即經濟成份上的區別，是所有制結構上的區別。D的初級階段是恢復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結構，理論上留下一個誰占主體的問題。即便還是公有制占主體，也是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結構。所以，曾有人提出過用“新新民主主義”取代特色社會主義的想法。而如果公有制不再占主體，就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了。所以，毛主席晚年與外賓談話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與舊社會的區別，只是所有制變更了。

　　2.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也沒有展開。這里涉及到恩格斯的消滅商品生產的條件、斯大林的特殊的商品生產等問題。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特殊的商品經濟是沒有資本家的商品經濟，是不同的公有制經濟主體之間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頂多有一些個體經濟作為補充。很顯然，這也是勞動力沒有商品化的商品經濟。而所謂的初級階段則是恢復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勞動力也已經商品化了的商品經濟。后來D把這個理論演變為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理論和市場決定論。

　　3.對公社工業化的必然性、起步發展的條件和未來發展的趨勢等未來得及展開研究和論述。這是一個我國工業化道路的重大問題，是一個關乎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的全局性重大問題，毛主席在世時沒有來得及展開研究，后來的領導人中也有多人寫過“農村工業化”的有關論文，但都沒有達到全局性的戰略高度，沒有在黨和國家決策層形成農村要經歷產業革命的共識，而是僅僅停留在農業農村經濟層面就事論事。后來鄉鎮企業的發展，反倒成了D加快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的資本。

　　五、公社化運動應吸取的教訓

　　1.理論準備不成熟

　　2.政策措施急躁冒進

　　3.沒有經過試點總結提高

　　4.沒有系統培訓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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