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9日《人民政協報》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王宏甲、蕭雨林同志撰寫的文章《共同富裕，一個村莊的信仰與堅守——賈家莊鄉村振興啟示錄》。　　

　　2016年11月，王宏甲撰寫并出版了《塘約道路》一書，以生動的筆觸介紹了貴州塘約村在遭遇重大洪澇災害以后，重走集體化道路、脫貧致富的感人事跡。

　　而這次，王宏甲同志為我們介紹的有一個共同富裕的典型山西汾陽賈家莊，則更像是另一個南街村。

　　從成立互助組、合作社到建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賈家莊在人民公社時代就已經是農業合作化運動成功的典范，早在50年代，就已經是與西溝村(出了郭玉恩、李順達、申紀蘭三位全國勞模)齊名的先進村;60年代賈家莊人自己動手研制農業機械，被表彰為“全國農業機械化的一面旗”;70年代多種經營綜合發展，再次受到國家表彰。　　

　　解放前，到處是鹽堿、濕澤、荒灘的賈家莊自然條件惡劣，是遠近聞名的窮村。

　　1952年春，賈家莊農民在村黨支部的帶領下辦起了全縣第一個初級生產合作社，堅定不移地走上了集體化奮斗道路，靠“一百把镢頭鬧革命”，開始了長達23年的治水改堿工程，硬是把近3000畝鹽堿地變成了適宜機械化耕作的沃土良田。　　

　　70年代末，農業包產到戶開始在全國實行。到了1983年，汾陽縣318個行政村幾乎都已經“土地下戶”，賈家莊搖身一變成了政治落后村。縣里、鄉里的書記輪流到賈家莊做工作，逼著賈家莊分田單干。時任村黨支部書記邢利民對領導說，“我下不了手。你們把我撤了吧，選新的村支書來分。”就這樣，在全體村民的抵制下，賈家莊的村集體經濟最終保住了。

　　當時上面的政策號召黨員干部帶頭致富，邢利民和村支部副書記合辦了一家塑料廠。從1983年到1985年，那些先富起來的不是村干部，就是能人。邢利民算了一筆賬，那些收入最低的農戶和村干部的收入竟相差8倍之多。群眾的非議讓邢利民陷入了沉思，他從太原到了北京，再到河南，參觀了那些堅持走集體經濟道路的村莊。回程的火車上，邢利民在筆記本上工工整整、無比虔誠地寫下了四個大字：共同富裕。

　　回到賈家莊，邢利民召開了支部會，帶頭把自己手里的廠子上交給了村集體;在動員黨員干部捐出個人企業后，賈家莊就成立了農工商聯合總公司，確立了農工商綜合發展的思路，大力發展集體經濟，用滾雪球的方式，先后創辦了20多個企業，村集體固定資產由最初50萬元發展到5000多萬元。隨后，賈家莊又通過建立特種水泥廠，實現了由農業經濟為主向工業經濟為主的歷史性轉變。　　

　　在賈家莊村史館里有一座漢白玉毛主席坐像，身后是一面銅墻，代表著真正的銅墻鐵壁是群眾。在一個“人間正道私有化”的時代，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成了支撐邢利民和賈家莊人繼續前行的精神支柱和信仰。

　　比很多靠著“老人”才能勉力支撐的集體村更加令人欣慰的是，賈家莊村的兩委班子，出了村黨委書記和主任，是清一色的“80后”;而村黨委書記邢萬里是1978年出生，村主任范玖深是1979年出生。1959年的老電影“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的一幕竟然在賈家莊出現了。

　　如果不是1983年賈家莊人抵制住了單干風和上級壓力，如果不是1986年邢利民主動放棄了先富路，賈家莊絕大多數人的命運恐怕同今天山西眾多還需要扶貧的村別無二致吧?邢利民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黨員，又是一個“幸運”的人，筆者十幾年前在北京延慶的農村做社會調查，就曾了解到，有一位老支書因抵制分田，在84年以貪污罪下馬，幸虧邢利民沒有這樣的遭遇。

　　說起這段痛苦的過往，很多人都會罵小崗人“自私、懶惰”，可這全是他們的錯嗎?沒有好的帶頭人、沒有好的村領導集體，恐怕才是小崗村在人民公社時代靠吃國家救濟糧度日的根本原因。毛主席說，路線確定以后，干部是決定因素。該檢討的是誰?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小崗如今總算脫貧了，但脫貧靠的卻是小崗的集體經濟，而不是年年下派的“財神爺”。累死在崗位上的沈浩，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帶領小崗人去南街村和大寨參觀……

　　2020年12月毛主席誕辰127周年之際，小崗村的黨員竟然組團到湖南韶山祭拜毛主席，還向他老人家敬獻花籃：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兜兜轉轉四十多年，當小崗人也要由衷地喊出“毛主席萬歲”的時候，就是要撥開烏云、重見“紅太陽”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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