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癸卯年九月初三日，孔子見潤之，潤之設家宴款待孔子。

　　行之門前，孔子看到小蘿卜頭和一群孩子在院中嬉戲，旁邊的收音機里正播放著《讓我們蕩起雙槳》的音樂。孔子頓時被音樂吸引，“水中魚兒望著我們，悄悄地聽我們愉快歌唱。小船兒輕輕，飄蕩在水中，迎面吹來了涼爽的風……”

　　孔子聽得入迷，臉上露出了一絲哀傷，繼而又是一陣神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是我的弟子曾皙的志向，也是我的理想，沒想到在兩千多年后才得以實現。”

　　潤之連忙笑著邀請孔子進門。

　　尚未落座，孔子便面有慍色，指著潤之夫人道：“她怎么也在桌上？”

　　潤之答曰：“婦女也能頂起半邊天啊。比您早一百多年的息夫人，甘以一己之身換息國百姓免遭涂炭，以驚人膽識嫁入楚國，堪稱舍身取義的楷模；唐代女皇帝武則天不僅有卓越的治國才能，更有容人之量、識人之智、用人之術；在近代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戰爭中，更是涌現出了秋瑾、向警予、趙一曼、江竹筠這樣一大批偉大的女性；被敵人殺害的女戰士劉胡蘭，她犧牲的時候還不到15歲，她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說到這里，潤之哽咽，孔子啞然。

　　潤之邀請孔子坐下，接著又道：“您所在的魯國，后宮混亂、擾亂朝綱、卿大夫篡權、家臣陽貨、囚主篡權，概為統治集團自身腐敗透頂，君主昏庸、官宦無道，把婦女當作玩物，還反過來責怪婦人不守婦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孔子聽罷，沉吟半晌才道：“您講的似乎也有些道理，不過我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終究妻子要聽從丈夫，兒女要孝順父母，下級要服從上級，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國家，只有倫理明、綱常正、禮樂興，萬物各得其所，社會才不會崩壞，國家才不會變亂，百姓才能不受苦。所以我主張，‘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潤之對曰：“‘周之興，以有道伐無道’。您也贊揚過石碏為了維護君臣之道而‘大義滅親’，而我們共產黨人更主張‘父母革命兒繼承，父母反動兒背叛’。放到整個社會，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會有反抗，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所以我主張‘造反有理’。”

　　潤之為孔子斟上一杯茶，接著道：“儒家主張‘內圣外王’，一個人通過內在德行修養的提升，在民眾中間得到信任和擁戴，從而獲得領導權、得以從事政治治理方面的功業，家國天下由此得到良治。然而，在兩千多年的歷史實踐中，高官與厚祿卻一直存在共生關系，這就導致從皇帝到官員，往往通過裝好人來獲取領導權，然后以權謀私，被后人嘲諷為“滿口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的男盜女娼”，而這才是天下變亂、歷史往復更替的重要根源。”

　　孔子聽罷連連點頭，說道：“您說得很有道理，我所處的時代已不乏這樣的偽君子，所以我才說，‘鄉愿，德之賊也。’后來，法家主張嚴刑峻法以約束統治者。但是，法律靠人來制定又靠人來執行，這些人如果沒有德行，法最后只能淪為惡法，與民爭利、戕害百姓卻不能約束統治者；還有歷朝歷代都在殺貪官，但貪官卻總殺不完。問題似乎是無解的，不知您又怎么看？”

　　潤之回答道：“不能只指望君子‘日三省乎己’，要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問題我在‘窯洞對’已經作出了回答，我們共產黨人已經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我所講的民主，特指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勞動人民的大民主。”

　　聽到這里，孔子立刻插話道：“我不贊同你們的階級學說，階級終究是由個人利益決定的。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利合者必以利分。況且上下有別，不可僭越。”

　　潤之答曰：“自私天下以來，社會便分化出了階級，這是客觀事實，西方先哲馬克思進一步從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角度揭示出了階級分化的本質，并指出‘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按照階級斗爭理論，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就成了革命的首要問題。總結歷史我們發現，并不存在抽象的道德、抽象的仁義。地主無償占有農民生產的糧食，這在地主看來是天經地義，農民稍有不滿就是不道德，殊不知地主不勞而獲才是最大的不道德。”

　　“您主張有教無類，雖然定下了“束脩”的拜師禮，卻依舊招收了顏回、子路、卜商、冉求等一大批出身寒門的窮學生，這很了不起；您希望君子‘達則兼濟天下’、指望他們的德行，近代也出現了武訓這樣的‘行乞辦學’的‘善人’。但新中國成立的時候，90%以上的人口還是文盲，而新中國成立短短二十多年，就在80%以上的人口中實現了掃盲，所有的未成年人全部入學，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私有制，勞動者自己掌握生產資料，成了社會的主人。我批判《武訓傳》并非針對武訓本人，而是社會上甚至是黨內高層有人借宣揚武訓，抵制社會主義革命，希望停留在私有制階段。”

　　“道德和仁義也不可能靠說教得來，而只能來源于具體的階級斗爭實踐。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在歷次的階級戰爭中，被壓迫階級中涌現出了無數埋頭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在建立新中國的過程中，更是有無數先烈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涌現出了王進喜、陳永貴、雷鋒這樣一大批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民英雄，六億神州盡舜堯，社會風氣前所未有的好。反抗的階級在艱苦的革命斗爭過程中發展出了集體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這才是最大的仁義。”

　　孔子又問：“既然您所說的階級斗爭和公有制培養出了這么多君子，那為何在您走后，歷史又陷入了周期律呢？”

　　潤之沉思了片刻，回答道：“所以我不贊同您所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可能會逾矩的。經驗是永遠學不足的，老革命總會遇到新問題，有的人革了幾十年的命，越來越蠢了，你雖然革命了幾十年，有一些資格，但是如果你某一天說了一些混帳話，辦了一些混帳事，人民還是不能原諒你，正所謂‘晚節不保，一筆勾銷’。在糖衣炮彈面前，這樣的人有很多，而且身居高位，他們總想著恢復人上人的地位、復辟人吃人的舊制度，階級斗爭從未停息。所以，我是主張繼續革命的。況且，歷史的發展不是一條直線、一帆風順，總會面臨暫時的挫折與失敗，需要后來人不斷努力、不斷斗爭。儒家不也主張‘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嗎？”

　　聽到這里，孔子起身作揖禮，道：“大哉，潤之！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潤之連忙回禮道：“夫子謬贊，我只是站在了前輩們的肩膀上，您的很多學說對我也有很大啟迪。況且這些道理都是人民群眾在實踐斗爭過程中得出的，我不過是作出了一些淺陋的總結歸納。”

　　孔子又道：“您今天講的很多思辨的道理，其實我也曾經思考過。只是后世的統治者為了家天下的一己之私，為了維護皇權專制，培養愚忠愚孝的奴才，對我的原義多有曲解。我主張‘信而好古’，所向往的也正是‘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上古理想國，與你們所說的共產主義在形態上很相似。只是我的學說誕生于兩千多年前的農耕時代和小農社會，在工業文明和社會化大生產高度發展的今天早已不再適用，反倒是您提到的西方先哲馬克思，他的學說才是真正順應了今天的時代潮流的。現在的某些人強行把我跟馬克思嫁接在一起，實屬荒誕。”

　　潤之對曰：“您‘信而好古’，而我相信未來，其實我們都是不滿于當下不合理的秩序，不忍見百姓受苦受難，都是革命的主張，只是立足的時代不同。正如您的思想被曲解，您自己被封建統治者供奉成無害的神像一樣，而今我在人間也面臨著相似的處境。不過，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將來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所以，我才相信未來，相信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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