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學生穿著行政夾克模仿領導“視察”學校的視頻在網(wǎng)絡上爆火。

　　視頻中，一群學生穿著成熟裝作領導的樣子，大搖大擺走進大學，模仿領導“視察”學校食堂、與就餐學生交談、了解學校發(fā)展情況、檢查學生做操等情況，甚至提出規(guī)劃藍圖，場面十分滑稽，簡直以假亂真。

　　網(wǎng)友稱事發(fā)地為云南國土資源職業(yè)學院。事后，該學校黨委相關部門負責人回應媒體稱，拍攝視頻的同學注意到了近期一個“要穿的不像一個孩子”的熱點話題，出于好奇，進行了模仿，并在自己的短視頻賬號上發(fā)布，以此蹭流量。校方會對同學進行正確引導。

　　不知道校方打算怎樣“正確引導”。

　　都2023年了，“行政夾克”這類“職業(yè)”行頭依然還有著這么大的魔力。不僅在現(xiàn)場“以假亂真”，讓圍觀者以為真的有“大官”來視察，而且在網(wǎng)絡上成功地蹭到了驚人的流量。

　　諷刺拉滿的怪相背后，不正是至今仍泛濫成災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官員們喊著調(diào)查研究，卻不察實事、不思解決，僅做面子功夫嗎？

　　這則“趣事”倒是讓筆者想起了1979年編劇沙葉新創(chuàng)作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我是真的》這部劇反映了大陸在文革結束之后的官僚特權及走后門等荒謬情況，故事大意是下放到東風農(nóng)場的知青李小璋進城看戲，被劇團的趙團長、文化局的孫局長等人誤認為是首長的兒子而接受了諸位熱情的招待。李小璋的未婚妻周明華已經(jīng)懷孕、且靠著她父親的關系調(diào)回了城市，而李小璋依舊留在農(nóng)場。于是，李小璋決心假戲真做，利用有求于他的趙團長和孫局長，為自己搞到了回城的介紹信。最終，身份敗露后，李小璋站在了被告席上……

　　然而，如此荒誕的劇情，卻是沙葉新根據(jù)當時的真實事件改編而成的。1979年9月11日，上海《文匯報》刊登了一起轟動全國詐騙案：案犯張龍泉原為城市游蕩青年，其同學父親為工業(yè)局副局長，通過與同學的談話了解到其中復雜的人際關系網(wǎng)，于是開始了他的騙局。他自稱“總參謀副總長的兒子”李曉勇，一路蒙混過關為自己謀取私利，直至張龍泉想將女友從街道歌舞團調(diào)至事業(yè)單位，公然違反規(guī)章制度，招致街道部門的舉報，事情才敗露。

　　電影《假如我是真的》畫面

　　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在報道刊登不久就創(chuàng)作完成了，剛剛上映便引起了轟動，多地話劇團準備排演。不過，這件事很快驚動了高層，有關方面召開會議，則令其1979年11月停演，沙葉新被部門主管領導約談，同樣要對其進行“正確引導”。再后來沙葉新拋棄了馬列信仰，成了自由派的座上賓，不過這都是后話。僅就當時而言，筆者相信沙葉新先生的思考是真誠的。

　　1981年，臺灣省的導演王童拿到了劇本，將其改編成了電影，拿到了金馬獎，飾演李小璋的譚詠麟則拿到了最佳男主角。

　　前不久，筆者在刷短視頻的時候還偶然刷到了電影的剪輯片段，相關視頻內(nèi)容之所以熱度很高，不正是群眾苦之久矣嗎？

　　四十多年過去了，類似的故事不斷地真實發(fā)生著，這才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是誰給這類騙子的行騙提供了土壤呢？

　　筆者隨手檢索到的新聞報道截圖

　　沙葉新的話劇把真實事件從冒充高官兒子為自己牟利，改編成了知青回城的事情上，這個改編呼應了當時的社會主流話題，多少也帶點“傷痕”的味道。不過，其所折射出的問題，卻是跨越了1978前后兩個時代，更是毛主席直到晚年仍在痛苦思考、艱辛探索并致力于解決的。

　　人們依據(jù)自己的經(jīng)驗判斷“大官”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官氣”，就像本文開頭視頻里出現(xiàn)的那套排氣十足的行政夾克行頭。

　　毛主席對于“官氣”是深惡痛絕的，曾多次指出這個問題。多次強調(diào)干部要參加勞動，要求干部下去的時候不要學“巡按出朝，地動山搖”那一套。

　　在《論持久戰(zhàn)》中，毛主席就“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的片面認識，明確講到：“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tài)度(或根本宗旨)問題。”

　　在1958年1月28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又談到做官的問題：

　　“我們是做官，官是得做，但是官風或者是官氣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最好是把它根絕，就像消滅‘四害’一樣。”

　　“這個問題所以要特別提出來，是因為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xiàn)象。”

　　“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chǎn)主義精神。”

　　直到“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年代，官氣才得到了很大的改觀。筆者幼時（80年代初）的印象里，還有公社書記（相當于現(xiàn)在的鎮(zhèn)書記）在我家吃飯、勞動、住宿的經(jīng)歷。如果不是父母告知，看他的穿著、舉止，我當時都不知道他是“大官”，還以為是什么遠房親戚；再后來，筆者就沒有再碰到過這種現(xiàn)象，反倒是連個村支書過來都要帶著大隊人馬，一副不可親近的架勢。

　　在毛主席看來，官僚主義的實質(zhì)是一種特權的思想和作風。所以，“官氣”其實只是表面現(xiàn)象，是舊的法權觀念和等級意識、特權意識的象征。為什么要展現(xiàn)“官氣”？不就是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嗎？等級意識、特權意識進一步演化的結果，就是利用權力“走后門”，為自己及自己的子女謀利益。

　　1968年，毛主席發(fā)出了“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的指示。然而，老干部陸續(xù)“解放”出來之后，就有人開始借用自己的權力和資源，“走后門”將下鄉(xiāng)的子女送去當兵、上大學，甚至直接調(diào)回城里。為此，毛主席在1974年提出了應該制止“走后門”現(xiàn)象的問題。

　　這種現(xiàn)象到毛主席逝世以后變成了一股風潮，由此才在干部子弟中刮起了“返城風”，攪動了平靜生活的知青們。因為在此之前，無論是干部子弟還是工人子弟，大家都一樣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是“走后門”造成的知青與知青的不平等，工農(nóng)子弟被傷透了心，進而造成知青們反抗、怠工、鬧返城。知青返城潮的出現(xiàn)有其他因素，但追求平等是主要原因。

　　話劇《假如我是真的》雖然呼應的是已經(jīng)在執(zhí)行的知青返城政策、控訴了當初的“知青下鄉(xiāng)”指示，卻直刺到這里面的本質(zhì)問題，這才招致停演。

　　據(jù)毛主席的女兒李敏回憶，毛主席曾對身邊的衛(wèi)士說，比貢獻不要比享受：“她們(李敏和李訥)不如你們有出息，也不如你們有前途。她們比你們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1965年，毛主席又對李敏她們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

　　毛主席走后，他的話得到了應驗。比起那些真正的子弟“倒公”、“倒社”、大發(fā)橫財，冒充“子弟”身份將女友調(diào)至事業(yè)單位或者搞張知青回城介紹信這樣的以“權”謀私的做法，完全是小巫見大巫。

　　所以，當官與民、上級與下級之間的不平等變成普遍現(xiàn)象，利用“官氣”走后門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潛規(guī)則，騙子成功行騙也就有了足夠的社會土壤。

　　從《假如我是真的》到“行政夾克”，時間跨越了44年，從“騙子”到“擺拍”，完全不同的事件，背后卻有著換湯不換藥的同一潛規(guī)則。

　　了解到歷史的人們，應該越來越能夠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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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提一下，今天是毛岸英烈士的101歲生日。

　　1946年1月7日，毛岸英從蘇聯(lián)回到延安。正在生病的毛主席見到了闊別19年的兒子，心情和身體一下子好了許多。然而，毛主席敏銳地觀察到，近10年的蘇聯(lián)學習、工作、戰(zhàn)斗和生活，兒子著裝打扮、言談舉止已經(jīng)帶著很大的蘇式“官氣”。

　　于是，毛主席就讓毛岸英把穿回國的蘇軍軍服、西裝全部脫了，換上舊灰布軍裝，住在機關宿舍，和同志們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飯。

　　過了沒多久，毛主席就讓毛岸英自帶行李和口糧，步行10多里地來到山大溝深的小村莊延安縣吳家棗園，跟著勞動模范吳滿有學習。入學第一課，就是在羊圈掏糞、壘糞，然后送糞；半年多后，又從事開荒、撒種、鋤苗、收割、打場、交送公糧。在吳滿有家，毛岸英睡土炕、吃他家的粗糧，同當?shù)剞r(nóng)民群眾打成一片。

　　再次回到延安王家坪時，毛岸英已經(jīng)是一身黃土、兩腿泥、滿嘴陜北口音、雙手長滿老繭。看著已經(jīng)大變樣的兒子，毛主席才喜滋滋地說道：這就是你上“勞動大學的畢業(yè)證”。

　　后來到了北京，毛岸英又被毛主席送到了工廠當工人。中央艱難地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決定之后，毛岸英又被父親第一個送上了朝鮮戰(zhàn)場，最終長眠在了那里。

　　回憶這些歷史的點點滴滴，再去對照荒誕的現(xiàn)實，荒誕的人物，我們從心底更加懷念毛岸英烈士，懷念人民領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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