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平寨,壯族婦女的家庭地位是很低的,家務和農活基本上都由婦女來承擔。在飯桌上,我們每次都看到婦女總是在男人喝夠吃飽才開始用餐??墒?,我們看到手工藝小組婦女的丈夫對于妻子的態度慢慢改變,甚至重視起她們的工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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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01年3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云南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和云南省師宗縣政府一起推動了一個名為“探索中國農村能力建設的滅貧模型——云南的個案研究” 的行動研究[1][2]。項目所在地的平寨村位于中國西南地區云南省的東北部。它擁有大約300年的歷史,是由8個自然村寨組成的一個行政村,面積約占23平方公里。村子只有一條機耕路通往外界。村子的居民主要是壯族少數民族,也有少數的漢族。根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全村壯族和漢族加起來共有347戶,1469口人。因為村寨里的人還不能完全達到溫飽水平,依舊掙扎在貧困線上,所以村子被官方劃為貧困村。一般情況下,每年約有超過20戶人家缺糧4到6個月。根據平寨2006年8月提供的數據,大概有16戶人家約44口人因為過于貧窮而被免除了所有的農業稅。此外還有62戶人家,約285口人因為嚴重的貧困在那一年接受了糧食救濟。在訪談中,我們發現很多村民,尤其是在山上只有貧瘠土地的兩個漢族村,許多人不得不借高利貸買糧食吃。很多孩子也因為貧困失去了上學的機會。鑒于平寨是縣里最貧困的村子之一,當地政府采取了三項本土政策——“冬季農業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和“高科技農作物推廣”——作為減貧的重要策略。
像中國其它農村一樣,平寨村在后改革時期也在經歷巨大的變遷。在主流發展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農村的經濟越發市場化,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越發城市化,這過程其實為農村帶來了深重的影響,其表現在市場經濟導致村民面臨日益嚴重的生計問題,城市消費文化破壞了農村的傳統文化,出現文化認同的危機[2][3]。有見及此,我們尋索著如何回應村民在生計方面的要求,同時能讓農村的經濟發展變得可持續。我們覺得應該將經濟和文化結合起來推動一個新的項目。
在2005年,受到公平交易發展理念的啟發,我們開動了另一項新的稱為“設計與發展”的行動研究,試圖開發本土的傳統文化和手工藝產品,一方面使得在地婦女能夠有生計的改善,同時也保護和再生了在地的傳統文化。這是我們第一次跨學科和專業的合作研究,我們和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進行合作,希望設計師能跟我們一起利用當地材料和本土手工藝來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藝產品,通過公平貿易的途徑,讓婦女們能夠得到合理的報酬,同時透過經濟的賦權達到性別和文化的賦權。
二、中國農村發展的困境
扎在平寨的七個年頭,我們發現村民事實上被困在現代化的十字路口。在后改革開放的時期,農村人口外出越來越頻繁,外出的背后有不同的考量,許多村民離鄉別井去到城里打工,年輕的卻是努力讀書希望考上城里的中學或上大學,可以從此改變自己的身份。平寨再不是封閉的山區鄉村,特別是政府的“村村通”政策,隨著電器下鄉,村民與媒體與外界的交流更加頻繁。他們暴露在現代世界的消費浪潮中,受到都市文化的沖擊。這七年間我們見證了村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但是這些改變并沒有帶來她們生活的真正改善,反而帶來了種種困境,最明顯的就是貧困的再造和文化認同的危機。
(一)現代農業科技與傳統農業的消逝
在過去,平寨村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他們種自己的田、喂養自己家的牲畜、建造自己的房子和紡織自己服裝。他們的生存技能一代代相傳,靠著上一代傳一下來的生活智慧,他們基本上滿足了生存的需求??墒?,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他們的傳統智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Ku & Ip 2011:235-254; Ku,2011:344-369)。
現代農業的其中一個特征就是農業必須直面市場經濟,農民不再能夠自給自足。他們的生產資料包括種子、化肥和農藥都要依賴現金和市場。當地政府在過去的7年間不斷地推動農業產業化,強行推動村民大規模種植商品作物[3][4]??墒?,這些外部引入的技術和當地政府強制執行的生產計劃并沒有幫助農民增加收入,反而使農民變得更加貧窮。舉例來說,幾年前,當地政府鼓勵村民種姜作為經濟作物來增加收入。因為姜只生長在沒有開墾過的土地上,村民只能在山地開荒種姜,結果嚴重破壞了整個山坡的土壤,帶來了嚴重的泥土流失。更糟糕的是,因為姜的過度供應,市場上姜的價格每年都在起伏暴跌,村民得不償失,虧本之余也破壞了自己賴以生存的環境。
為了增產和獲利,村民選擇了農業新科技,然而農藥化肥和新種子的使用也使得村民對現金嚴重依賴,同時大量化肥農藥的使用也破壞了土壤和環境。市場的不確定,增產不增收,使村民對農業生產失去了信心,因為他們無法控制價格,無法通過農業生產來改善生活。一些老農民傷心地說道:
我們從來沒想到種了一輩子地之后,我們突然發現不知道怎么去種莊稼了。這些年不論我們怎么種,都沒辦法賺到錢。
結果很多村民只能放棄農業到外面闖世界,村里的男性幾乎要么到附近去私營礦井挖礦、要么到沿海打工。婦女們也一樣,要么到城里賣工、要么就去城里當服務員或到沿海打工。對于婦女來講,離鄉別井是不情愿的,有一個婦女就告訴我們:
我寧愿出去找份不同的工作,這樣至少不用呆在家里只吃飯卻沒有收入。我什么都不懂,刺繡也不能幫我賺足夠的錢來給幫補家計。
(二)現代消費與貧困再造
在新的市場經濟影響之下,現代消費模式也滲透了中國農村,擁有一些所謂的現代生活物品代表時髦和“幸福”。為了追求新界定的“幸福生活”,村民渴望電視、電子產品、現代家具、皮鞋和時髦衣服。這些渴望必須用現金來兌現,這樣村民對現金的依賴愈來愈重,許多時候他們一年到頭努力工作,也不過為了能夠買了一臺彩電或一輛摩托車。
除了這些消費品,村民的現金開銷也越來越大,例如孩子學校的費用,醫療費用,電費水費,化肥,農藥和現代服飾。這些日益增長的開支把村民壓得喘不過氣來,因為靠農業的生產根本無法增加村民的收入,結果外出打工變成唯一道路。另外,作為幫助他們的孩子脫貧并離開農村過上“幸福”生活的另一條道路,教育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但這樣學校的費用和學習材料的花銷也變成了村民一項巨大的經濟壓力。盡管政府宣稱提供9年免費教育,但每年村里的學生還是要交上許多的雜費。如果孩子有幸考上大學,那父母兄弟姐妹可能通通要外出打工,才能供得起一個大學生。我們在村里認識的一位婦女,因為女兒上了師范,結果夫妻兩只能跑到廣東化妝品廠來打工。妻子一年下來,得了嚴重的肺病,還是不愿意回鄉。
當村民的欲望、念頭和殘酷的現實之間的鴻溝不斷拉大時,一種無助感就會越陷越深。當村民試圖改良耕種并學著使用當地政府引入的現代技術來種植經濟作物時,他們的生活水平并沒有提高,日子依舊像過去一樣貧窮,甚至越過越苦。當村民靠著農業生產來實現他們的理想時,卻是越來越困難,一種生活的匱乏、無助和無能感常常涌現在村民心中,信心的低落使得他們對發展失去了方向(Ku & Ip,2011:235-254; Ku,2011:344-369)。
(三)現代生活方式與文化認同危機
在過去,外面的世界對村民并沒有多少影響,因為村民除了到鄉上趕集,很少外出。當地的文化,比如服飾、語言和生活習慣都是一代傳一代。但是,改革時期的中國村莊不再對外界封閉,除了現代技術對農村的沖擊巨大之外,消費浪潮同樣很大轉變了村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強化了村民的文化認同危機(Davis,2000;Croll,2006)。另外,村民的外出和上學,鄉上的旅游開發等等這些,都打破了過去的寧靜,改變了平寨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在村里,我們能看到傳統文化被外界的“現代”文化“入侵”的現象(Ku & Ip,2011:235-254; Ku,2011:344-369)。
政府著意發展的“村村通”電器工程,使得村民可以放眼都市和世界。電視上所顯示的并根植于主流話語的所謂“現代”和“先進”生活方式可以說給村民帶來了鮮活的對照。村民以為都市的生活方式才叫“好”、才叫“幸福”,反觀自身的村落,許多村民認定是“落后”、“貧困”和“不好”的。特別是年輕人,他們正在積極地脫離自己的傳統和撇棄自己族群的文化,希望通過重新的自我改造,變成一個都市人(Ku,2003;嚴海蓉,2000:95-134)。
記得當初我們進入平寨時,每天吃完晚飯后,男男女女都會聚集在支書的門前空地,他們談論外面打工的故事、城市里的高樓大廈,一起討論新的手機、香港和臺灣的電影和流行歌曲。一些年輕人會互相炫耀他們的時尚,年輕人都穿上了T-Shirt牛仔和染黃了頭發。他們向往城市生活,并且他們當中許多人相信幸福的生活意味著城市中的便捷生活。每次問他們自己家鄉如何時,他們都會說家鄉很落后,覺得生活很不方便、很臟等等負面的東西。
傳統的習俗方面,也在不斷地丟失。舉例來說,壯族民歌(他們稱為小調)曾經是壯族人對于他們生活和感情甚至是情侶彼此表達愛慕的方式。如今這些小調幾乎聽不到了,在他們那里都是香港和臺灣流行歌手唱的愛情歌。很多年輕人崇拜香港和臺灣的歌手和電影明星,他們的畫像和海報粘貼在很多年輕村民的屋子。另一個例子是,村里的年輕人已經很多年不再穿他們傳統服飾了。遠離村子上學的年輕女性村民也很少穿傳統服裝。在這些年輕人看來,民歌并不好聽,同時傳統服裝也沒有什么吸引力。他們甚至認為這些是落后和愚昧的象征。外界的流行音樂和時尚的服裝,相反,代表著先進和現代。他們看不起那些“從來沒有見過世面”的村民,也嘲笑那些著“老掉牙”的壯族服裝和“寒酸”打扮的女孩。這些女孩甚至因為不會講普通話而被嘲笑。
村民盲目崇拜現代文化使得他們不認同自身的本土文化,然而族群和文化的印記卻揮之不去。當他們到城市打工的時候依然被城里人瞧不起,在城里他們自尊很低也沒有自信。希望能夠通過打工賺錢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其實這只是一種迷思。[4][5]就像一個村民告訴我們:
之前我以為如果在城里工作生活可能容易些,結果卻是比在田地里干活更苦更累。老板實在很壞,我們做了工作他卻不付報酬。我在廣西(省)干了5個月,我沒有得到一分錢。我經常很餓肚子,但是當我問老板要錢,他就變得很殘酷。我失去了工作,并從南寧(市)一路乞討回到了家鄉。
因為無法跟上城市中激烈的競爭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大部分出去的村民周期性地被迫又回到村中。可是回到家鄉,他們的心思已經不放在農活上了。相反,他們依然迷戀追求城市生活的樣式。但是,因為缺乏實現他們欲望、夢想的手段和途徑,在他們心靈深處有一種失落和匱乏感。男孩子為了保住自己的一點自尊和驕傲,我們看到他們常常在年輕女孩子面前炫耀他們的“時髦”和“見識”,以掩飾他們失落和不自信。
村民們對自己文化的否定和對現代文化的盲目追求使得他們陷入了文化認同的危機。在村里呆不下去,在城里也呆不下去,一種精神上的漂泊,無法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這一切對于農村發展都是不利的,我們希望能找到一種發展的途徑一方面能保護在地社區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加強當地民眾的文化自信、同時也能夠達到經濟的賦權。
三、文化、婦女與能力建設和賦權的發展行動
根據世界勞動組織的報告,世界上5億5千萬的窮困勞動者中60%都是婦女,婦女做的無薪工作兩倍于男性。她們代表了世界兼職和非正式部門工作者中的絕大多數,失業率也比男性高出許多倍(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06),因此婦女與發展是很多發展機構的主要目標。
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婦女一樣,平寨婦女正在經歷著貧困。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她們從早忙到晚上,還是無法應付家庭日增的開支。自2005年開始,在村子里我們就發現越來越多的婦女追隨農村外出打工的浪潮,去到煤礦或城市的工廠里打工。雖然她們實際上不希望離開家鄉,就像一個中年婦女告訴我們的那樣:
我實在不想去,如果我能在村子里能掙個幾千塊錢來支持我孩子的學費,我就不會去。離家真讓人傷心。
平寨的婦女承受了撫養下一代的最重要責任,并愿意貢獻她們的每一分錢在孩子的教育身上,她們還是家庭中的情感支持者和照顧者。母親被迫與孩子分開,遠離家鄉到城市里實在是讓人悲傷的事情。也因著母親的離開,沒有人照顧老人和孩子,這些家庭常發生悲劇。即使是年紀大點的孩子也感到悲傷,因為他們只能在母親一年一次回到家過陰歷新年的時候才能見到她們。在村子里,看到這些景象讓我們想盡辦法,回應婦女們的需要,我們前后嘗試了不同的增收項目(例如養豬)來幫中年婦女增收和提高生活水平,希望透過經濟的賦權達到文化和性別的賦權。
我們團隊中主要由人類學者和社會工作者組成。我們都持守著一種共同的視角,那就是社區民眾的能力和資產建設(capacity and assets building)。能力建設的視角背后是相信在地社區的民眾不管是貧困還是邊緣群體都擁有她們自身的能力,只是這些能力常常被隱沒和沒發現(Saleebey,1997; Sherraden,1991; Tice,2005; Templeman,2005)。資產和能力的建設框架幫助我們從優勢視角看待在地社區,看到的是其隱藏的各種資產和力量,而不是盯著他們的缺陷、問題和無能(Ginsberg,2005; Lohmannn,2005; Collier,2006。就像斯科爾斯(Scales)和斯惴特(Streeter)指出的那樣,農村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是“去揭示和重新確定人們的能力、天賦、生存策略和激情,以及社區的資產和資源(Scales & Streeter,2005)。所以我們的角色就是致力賦權農村社區,以創新的方式發掘和利用在地的資源,創造出新的資產。協助民眾尋找和決定自己社區發展的方向。在平寨,我們認識到平寨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婦女刺繡手工藝就是其中之一。我們決定透過推動婦女手工藝項目來建設婦女能力,透過增加他們的收入,來保存村民的文化認同。以下部分是我們走過的一些歷程。在當中,發掘和提升社區能力是我們首要任務,希望從個人和社區的能力建設達致社區的變革。我們也理解到能力建設意味著對人力及其組織的長期投入,所以在2005年開始,我們培育婦女刺繡小組,陪伴她們走到了今天。
(一)口述見證(oral testimony)與手工藝文化涵義的發掘
項目的開端,我們的重點工作放在發掘傳統刺繡手工藝的文化意義。因為我們知道,只有明白了刺繡手工藝與婦女生活的關系,我們才懂得去欣賞她們的文化、欣賞她們的手工。
在方法上,我們選取了口述見證(oral testimony),口述見證是推動社區參與發展的另類手法,也是一種另類的參與性農村需求評價(PRA)手法。它除了幫助我們收集資料外,通過口述的方法,我們可以聆聽到超越主流話語之外的聲音,發掘那些在社區被壓制或者隱藏的問題。更重要的,口述也是社區弱勢賦權的手法,因為它提供了一種路徑,讓邊緣的民眾自己發聲,講述自己的故事和見解。從敘述自身生活經驗過程召喚被遺忘的主體??谑龉适乱材軒椭覀儼l現和理解一些社區共同擁有的經驗和智慧,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利用社區的資源來重建社區。[6][7]
口述故事的收集也是社區民眾發動和參與的途徑,因為故事收集是民眾最能掌控和運用的手法。我們所在的少數民族社區,民眾大部分不會漢語,由于面對語言的障礙[7][8],我們只能邀請民眾一起參與故事的收集,我們才能夠完成這項的工作。2001年我們在社區已經做過一次大規模的口述故事收集,并且與村民一起編寫了《平寨故事》一書。2005年我們再次做婦女手工藝的口述,一切顯得駕輕就熟。我們和社區的婦女一起,在不同的寨子訪問老婦人。老人家給我們講述了自己的生活故事,她們一生為生存打拼,雖然辛勞但也看到她們的生存策略和智慧。她們還告訴了我們關于刺繡和手工藝的事情,講述她們如何紡線織布,如何繡花,如何自己制作衣服等。在老人的房間,還保留織布機和紡線的工具等,她們還會給我們示范這些手藝。在半年的口述收集之后,我們基本能把握過去平寨婦女手工藝制作的整體生產過程,以及這些手工藝背后的文化意義。
在平寨村,所有針線活中用的布料都是他們自己紡織的。過去平寨婦女從小就被教導傳統的刺繡。他們紡自己的布和紗,用天然的礦物和植物來染布,制作自己顏色多彩的衣服和裝飾。即使在老人的記憶中,她們以前是自己種棉花的,可是由于土地不夠,平寨已經很久不種棉花了。如今她們僅僅從市場上購買帶著不同顏色的棉線,然后近鄰和親戚一起幫忙拼線,然后用手工織布機紡織自己的七彩壯錦。雖然還有一些老人懂得用自然的花和植物染布,但現在多數的婦女只用市場上買來的化學染料的布了。
婦女們通常會在自己的衣服和日常用品上(譬如鞋子、背篼等)繡花。她們繡花都必須在紙上剪下樣子,然后在上面刺繡。她們的顏色和圖案富有民族特色,手工非常精致。刺繡是婦女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婦女引以為傲的手藝。婦女琴就告訴了我們她自己的故事: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看到大人做針線活,我很羨慕。當我放牛時也帶著媽媽的針線盒。我學著剪刺繡的樣子。那時,樹葉就是我的紙張,野花和大自然就是我的圖案。
另一個婦女瓊也說道:
當我干完田里的耕作和家務活后就坐下來刺繡,這時是我最享受的時光。在孩童時期,為了學著剪繡樣,我從弟弟的課本上撕下很多紙。
平寨婦女的刺繡圖案主要是花朵和其他她們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得到的東西。婦女小組帶頭人鳳就告訴我們為什么她們只是設計和繡花兒:
我們幾乎不繡其他東西,像動物。原因是我們常常在山上看到花兒。我們幾乎碰不到什么動物。之前山上的植物很多,所以我們記得都是大自然的東西。我們有很多花的圖案。婦女總是繡那些長在地里的四葉花。我們以前不用化肥,田里很多。每當分地的時候我們就去找長這種野花的田地。每個人都爭著要這樣的地,因為長這種花的地肥育。這種地里種稻米不用化肥也長得很好。但是,最近這些年花兒都被農藥殺死,它們再也不長了。
就是這種花,我們叫它貓頭鷹花,我們都繡這種花。這種貓頭鷹花可以保護我們的莊稼,老鼠來吃我們的莊稼,我們種這些花來保護谷子,所以這也是保護莊稼的花兒。
通過口述故事,我們和其他參與這個口述收集的年輕婦女建立了穩固的友誼和合作關系,我們有了共同努力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年輕的婦女有機會聽到村里老人的故事,并理解傳統刺繡的意義。這是一個教育、賦權的過程,婦女們重新發現她們自己文化的根,重新明白這些手藝的價值。年輕婦女表示對老人們的尊敬,并且開始對一代代人傳下來的文化遺產產生了興趣。此外,老人也重建了自信心,通過講述自身的生命史以及和年輕人分享村子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她們找回了自己的能力和驕傲,后來老人們也成了小組幫助恢復老布的制作。
口述故事收集之后我們還組織了分享會,我們都覺得刺繡是一個重要的資源,有幾個婦女非常積極地要成立小組來推動刺繡產品的制作??吹剿齻兊姆e極性,也看到她們刺繡的精美,我們明白婦女手工藝項目的可行性,于是決定進到下一步小組的培育。
(二)婦女手工藝小組的發育
在評估婦女手工藝小組的可行性之后,發現工具和材料在村里方便可得,我們決定組織一個婦女手工藝小組,因為我們相信增強合作是婦女能力建設和賦權的關鍵。我們想挑戰強調個人主義和競爭的主流發展思維,希望透過手工藝項目推動一種新的集體合作形式的經濟模式。我們從平寨之前婦女發展失敗的經驗中汲取教訓,決定小規模地開動項目。在與婦女積極分子商量之后,我們決定了項目的目標:通過發展刺繡手工藝產品,增加婦女的收入來支持他們孩子的教育;推動新的合作主義和婦女參與;透過經濟的賦權提升平寨婦女的能力;保護平寨的傳統文化和提升在地的文化認同和自信;提升消費者綠色消費和公平交易意識。
我們和婦女領袖鳳一起,到各寨子尋找刺繡技術好的婦女,邀請她們加入婦女手工藝小組。我們幫助召集了幾次小組會議,解釋婦女工藝小組的理念和運作的方式。婦女特別是年紀較大的對我們的合作經濟形式沒有信心,因為集體化大鍋飯的記憶猶新,同時婦女也擔心市場,總覺得自己繡出來的東西城市消費者不會喜歡。雖然我們不斷地解釋合作的重要性和保護傳統文化的可行性,也不斷保證我們會盡最大努力尋找市場。但是最終,只有7個婦女愿意參加婦女工藝小組。
我們并沒有因這個狀況灰心,因為我們明白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農村改革,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下,很多農業生產只在個人或單戶的基礎上合作。農民除了婚禮、葬禮和新年之外很少合作。每戶都在自己那塊責任田勞作,并沒有合作的文化(Ku,2003)。我們也知道如果合作想成功,我們必須通過不斷的培訓和活動來建設婦女的能力。
作為社區發展的協作者,我們通過不同的手段促進婦女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和動力。我們協助婦女組織會議并討論婦女手工藝合作項目的年度計劃。我們也承諾給予婦女啟動基金貸款,用于購買材料和工具,并支持她們去昆明等地學習參觀的花銷。
(三)設計和生產過程中的能力建設
為增強平寨婦女手工藝產品市場形勢的意識,2006年9月,我們支持婦女小組中的一些成員到著名旅游景點石林去參觀旅游手工藝市場。石林的大部分旅游產品都由彝族少數民族生產。平寨婦女探訪了當地一家婦女組織,參觀了她們制作的旅游產品的類型和她們的手工藝術。她們同彝族比較了針線活中的相同點與不同點,她們討論了市場價格,并走訪了旅行社的人。在第一次市場考察之后,平寨婦女們得出幾個結論:這些手工藝產品質量很差,市場價格太低;她們刺繡的風格和技術是獨特的,不同于彝族;旅游產品是機器生產的,她們的卻是完全手工的。這次考察增加了平寨婦女對市場的了解,也增強了她們的信心。她們從比較當中發現自己刺繡技術的優勢。
2006年10月,我們的工作人員帶了一些她們的刺繡產品到昆明,進行了市場開發。我們找到了產品設計師,跟他一起探索如何把平寨的刺繡設計成不同的產品。我們看到平寨婦女們刺繡的精美,相信如果可以開發出一些精品的刺繡產品,一定可以得到懂得欣賞的消費者的歡迎,到時不僅婦女可以有所收入,也可以保護壯族的傳統手工藝。設計師利用平寨婦女的繡品設計了四種產品——布制書皮、賀年卡和禮品卡、刺繡鏡框和抱枕套。我們把這些樣品帶回平寨村,婦女們都很高興,她們興奮地看到自己刺繡竟然可以變成家居用品和裝飾。
我們強調設計者的參與但同時看重在地婦女的創造性和想象力。因此,原則上設計者并不改變婦女刺繡的樣式、色彩和風格。設計者只是用婦女做出來的刺繡產品幫忙設計一些產品。我們也讓婦女學習自己成為產品設計師,尊重婦女對于產品的選擇。我們告訴婦女們,如果一些產品對她們沒有意義,她們可以隨便放棄這些款式。專業設計師的參與只是為了啟發婦女的創造力,從設計師那里學到一些觀念后,婦女開始創造她們自己的產品。那幾樣設計師的產品,婦女們可以接受布制書皮,刺繡鏡框和抱枕套。但她們不喜歡賀年卡和禮品卡,因為這不是她們的文化,她們對此不熟悉,認為它沒什么用。
2006年9月,我們和婦女小組一起制定出生產計劃,并逐步落實。但是,當她們從市場中購買繡線和布料等原材料,一切準備工作都完畢時,她們突然間告訴我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做。我們明白這是婦女缺乏信心的表現。于是2007年1月我們帶領平寨婦女再次外出拜訪另一家刺繡婦女小組,和其他婦女小組帶頭人和組織成員進行了深度的交流。那個組織建立了3年,并有3000名會員。這個協會組織從外面的工廠獲得訂單,然后把工作分給會員。她們的產品銷往上海、北京和東南亞,會員的平均年收入差不多2000-5000人民幣。刺繡小組的成功故事再次給了平寨婦女信心。
回到之后,我們跟平寨婦女一起做了總結。這次訪問的組織還是屬于彝族,她們的針線活很不錯,但她們的針法跟平寨是不同的,屬于十字繡。平寨的刺繡是先用剪刀在紙上剪好圖案,然后把剪紙放在織布上,然后一針針地繡。刺繡的效果是凸面的,跟機器做的很不同,機繡是平面的。她們也學習到這個組織一些寶貴的經驗,譬如她們組織內部的分工非常的細,有三個姐妹負責跑市場,有負責做賬的。她們還規定在農忙的季節不做刺繡活,只有會員才能從中分到訂單的活。她們運作的方法也很簡單,如果她們得到訂單,然后定好價格,會員過來拿活,完工之后送回產品,這是合作的一種方式。
實地的走訪開闊了平寨婦女的視野,并增強了她們合作的信心。這也加強了她們的組織意識,平寨婦女也發展出自己的組織和合作方式。就像領袖鳳解釋的那樣:
我們和她們不同。我們平等分享利潤,大家一起做,大家有不同分工,在心里我們感覺公平。我們的產品價格也比他們的高,因為我們的刺繡更加復雜。我們先剪紙,然后手工刺繡,非常耗時。我們擔心市場,擔心我們費了很多時間,最后沒人喜歡我們的產品,沒人買它。但是看了其他人做的東西,我們有了信心。經過這么多年她們才成功,這就是為什么他們能組織這么多婦女,現在我們有信心嘗試了。如果我們不去訪問他們,看到她們的成就,在心里我們依然有很多不確定性。這種感覺讓我們無法定下心來開始工作。
這一次我們還帶了平寨婦女拜訪了一家時裝公司的經理,商討合作的可能性。接著還在昆明看了一些民族手工藝商店和花鳥街(昆明最大的手工藝市場)來激勵婦女的創造性,幫助平寨婦女了解市場上流行的貨品。我們還介紹在昆明開一家高質量工藝品店的老板林先生給婦女,希望他作為手工藝產品設計者和店主,可以分享一些市場理念和運作的經驗。在這個分享工作坊中,平寨婦女很高興地學習了很多東西,譬如做生意的技巧,也知道了有三種手工藝產品的市場:大眾市場、高質量市場和另類公平貿易的市場。平寨婦女在走訪中感覺收獲良多,得到了很多生產自己產品的點子。
(四)消費者教育和公平貿易的推動
回到村子后,平寨婦女熱烈地討論了她們應該瞄準的市場類型。她們最終決定選擇開拓精品的另類貿易市場。對她們而言,大眾市場的價位太低,而且她們覺得大眾市場產品的質量也差。如果做那么丑的刺繡,她們會覺得羞愧。她們真心希望消費者能夠懂得欣賞她們高質量的刺繡,而且更希望價格在某種程度上能反映她們的勞動和努力,以及她們傳統文化的價值。
為幫助婦女測試市場,并增加她們與外界交易產品的信心,我們決定在兩個國際研討會上賣她們的產品,同時進行公共教育。在這些國際會議上,從2007年2月到7月,平寨婦女做了大量的刺繡產品,例如可以掛墻的刺繡鏡框,刺繡手機包、刺繡桌布、刺繡墊子和抱枕套、紙巾盒套、刺繡名片夾、刺繡棉筆套、刺繡情人手鏈等等。婦女們短短時間內進步神速,而且她們高度的創造性也讓人驚訝。她們從設計者和走訪過的市場和商店的產品樣式中吸收了大量的靈感和點子,她們成了自己產品的設計者。
在2007年7月16日到20日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的第15屆國際社會發展聯盟大會上(ICSD),我們建了一個銷售專柜和展覽專柜來介紹我們的項目和展示平寨婦女的手工藝。我們提出如下口號:“您的購買將會產生不同!”“、“購買平寨母親的手工刺繡產品,支持她們的經濟獨立”,還有“購買平寨婦女的手繡工藝品,讓我們與她們成為公平交易的伙伴”。
讓人倍感鼓舞的是她們的產品,在大會上受到與會代表的高度贊揚,有很好的銷售記錄。許多人對這些刺繡產品的生產過程和產品之外的意義很感興趣。她們還希望更多的了解婦女小組如何組織起來。
在ICSD會議之后的那一周內,平寨婦女的產品出現在云南大學舉行的中國農村社會工作和發展國際研討會上。我們做了同香港會議上一樣的事情。但是,不同之處在于平寨婦女參加了這次會議。她們向當地和國際的代表銷售和介紹自己的產品。剛開始,一些平寨婦女很害羞,不敢面對面地跟陌生人講話。但她們很快克服了這種緊張情緒,當她們看到代表們贊賞她們的作品并想購買時,她們笑得像花一樣的燦爛。盡管對很多代表尤其是本地的代表來說,她們的價格比一般的旅游民族工藝品市場要高很多,但我們都一一解釋她們價格構成的部分,讓消費者明白公平貿易的原則—那就是要肯定生產者的勞動價值和文化價值,在購買過程考慮的重點是免除購買產生剝削,而不單單是價錢的考量。她們還在會上進行了一次表演,并公開回應與會者提出的問題。婦女們的變化讓人印象深刻,她們如此的勇敢,表現了真正的賦權。
(五)小組的鞏固與發展
在這兩次會議上,包括已賣的和與會代表訂購的產品,她們差不多賺了人民幣23,700。這一次的收益對婦女是一大鼓勵,然而下階段該如何進行呢?如何鞏固其組織和規劃將來發展呢?
首先,我們讓她們集體決定如何用她們賺的錢。婦女們開始學習簿記和會計的技術。去掉購買原料的成本人民幣10,000元,她們每人可以得到人民幣2000-2800元。最可貴的是她們決定另外留下人民幣7,000元作為婦女集體(合作)發展基金。
為了幫助平寨婦女鞏固她們的項目并理解這種合作形式的意義。我們聯系了貴州省很出名的楊建紅苗族刺繡學校,希望婦女可以學校這個組織的運作。楊建紅苗族刺繡學校屬于一個民間組織,由當地婦女楊建紅創辦。她的目的是保存傳統苗族文化以及增加當地婦女的收入。這個機構主要是提供刺繡技術培訓,給年輕苗族婦女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她以社會企業的方式運作它。不僅為了增收,也為了賦權給婦女,增強她們的自尊和自信。她成功推廣她們的產品,現在產品遠銷大城市和海外,像臺灣和日本。
我們項目工作員和婦女工藝小組的成員在2007年12月去了貴州,到了苗族刺繡學校參觀。楊建紅女士介紹了機構的結構和運作,也介紹她建立的苗族刺繡博物館,里邊收藏和展覽了大量傳統的苗族刺繡。平寨婦女和貴州的苗族婦女坐在一起對刺繡技術和婦女小組運作經驗作了交流。這次的走訪給平寨婦女展示了未來,使她們在平寨推動婦女手工藝小組的信心大增。她們受到楊女士的鼓勵,也被她這么多年的堅持所感動,也開始明白保存傳統文化的意義,同時提高積極參與的意識。
回到村子以后,她們做了年度規劃,為婦女手工藝小組建立了管理體系和規范,并開始從其他自然村招募新成員。她們有明確的分工,例如一個負責簿記和會計,一個負責質量控制,一個負責樣式和產品的設計。她們的規制顯示了合作精神,促進了集體主義、信任、資源共享和主體參與的意識。
到今天為止,2008年度計劃的某些工作已經完成。她們在2008年7月建立了一個網站來介紹項目,分享故事,推廣她們的產品。從2008年到今天,她們成功開發了公平交易網絡和選擇性市場。例如,她們先后得到了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理工大學、公平貿易店、香港樂施會、還有中歐論壇等的訂單。她們開始討論與香港公平交易動力的長期合作,也開始收集傳統壯族刺繡的作品,并準備建立一個傳統壯族刺繡博物館。她們已經在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研究和發展網絡和社聯的商務中心設立了一個櫥窗,來展覽、陳列平寨手工藝產品。2010年我們也與香港地脈基金會、鄂倫春基金會合作在母親節一起舉辦了名為《母親與女兒》的循環展,這展覽將從香港移到北京、上海、昆明等地,希望教育公眾,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的理念也愿意參與我們的事業中來。
四、我們發展行動的點滴成果
經過幾年的發展,這項農村社會工作計劃基本上按照我們設想的婦女的能力建設和經濟改善目標運作。最讓人高興的成就是發展了一個有堅定的婦女核心小組,她們熱心于參與婦女手工藝小組的工作,把它看成自己的事業。另外,很高興看到當地婦女間的團結和合作意識逐漸增長,以及信心和自豪感的增加。通過推動婦女參與和賦權,很多婦女重新有了控制自己命運的感覺,并對自己的文化遺產產生了更強的認同感。
(一)從消極接受者到積極行動者
婦女從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地行動者。在項目的開始階段,婦女認為她們為外來社區組織者工作。因此她們只關心可以從我們這里拿到多少的錢。但現在他們清晰意識到這是他們自己的項目和手工藝小組。發展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依靠小組成員的集體努力。
在這個過程中,平寨婦女也發現了她們自身的能力和潛力。剛開始,她們幾次要求找些專家來教她們產品設計或簡單地給她們設計好模板來模仿。但當平寨婦女有機會到處參觀手工藝市場,與其他少數民族婦女比較,她們的信心增強了。當專業設計師的介入最小化時,她們的創造力和設計能力完全發揮出來了。平寨婦女成了本土設計師,并給我們展示了再創造刺繡樣式、顏色和風格方面的能力。項目朝著我們的理想發展:“在社區中設計,和社區一起設計,和為社區設計。”
(二)推動集體主義和合作精神
這個項目在村子里也打破了個人主義的惡習,推動民眾轉向了集體主義。剛開始,當我們強調合作組織建設時,平寨婦女們都很冷漠,不明白為何要合作。但是,當她們看到合作和相互幫助的益處時,她們開始理解合作的意義。像一個平寨婦女蘭說道:
之前我們看不到婦女小組的前景,所以我們不來。今天我們著實喜歡一起刺繡。我們聊天,設計和縫紉。我們相互學習刺繡的技術,很享受。而且我們可以交流信息。有一次我突然生病了,婦女小組的姐妹們幫我恢復過來。
面對生活的壓力,婦女們也不再孤單。她們在一起可以商量、一起分擔,平寨中心的婦女手工藝工作坊成為她們喜歡聚集的地方。
(三)發展婦女關于管理和銷售的知識和能力
這個項目的另一方面的能力建設是發展婦女銷售和交易的知識。兩年訓練之后,她們掌握了做生意的基本知識,例如成本計算、價格設定、市場風險和產品制造。像小組領袖鳳說的那樣:
之前我們不知道如何做生意,我常擔心有人可能下了大的產品訂單,當我們生產出來時結果他們不想要。我們怎么樣才能拿回錢呢?如果不能,我們的損失就很大。我們常常擔心這樣的事情,哈哈……我們之前不知道怎么去做生意,現在我知道可以跟買主要定金,然后才生產。
(四)增強文化認同和文化保護意識
文化認同危機是中國農村發展的另一個障礙。在市場經濟的意識主導下,文化的價值往往用市場的價值來衡量,價格高、銷路好才叫有價值。之前因為婦女覺得刺繡沒有價值,是因為沒有市場,所以大多數年輕女孩不情愿學習刺繡。
在這過程中,我們讓婦女看到她們的刺繡是珍貴的,也讓她們明白在主流市場沒有銷路和價錢低是因為當中的剝削和不公平貿易。當我們轉向公平貿易的市場,平寨婦女們看到自己產品的價值,因為購買她們產品的消費者或團體都是因為欣賞她們刺繡手工和文化意義,而不是看重產品的價格。透過刺繡,她們的收入也不斷增加,吸引了更多的人愿意參與進來。她們開始吸收年輕婦女,讓她們開始學習刺繡。特別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后,許多年輕婦女失業回到了家鄉,陸續參加了婦女手工藝小組。會員們都很受鼓舞。就像蘭說道:
我們都是40多歲的婦女,盡管小組中所有的姐妹都會繡花,如果我們不傳下刺繡的技術,將來就會消失。現在任何一個30歲以下的,甚至更年輕的婦女根本不知道如何做刺繡活。
當我問她們為什么如此享受刺繡時,她的回答著實讓我們驚訝:
我們為什么保存刺繡?因為我發現村子里的樹將來都會被砍掉。我們的后代將不知道山的漂亮景色?,F在我們保留下村莊景色的樣子就是為了告訴孩子們故事,讓他們知道我們家鄉的美。當他們欣賞著我們的刺繡時,一切都值了,盡管刺繡辛苦也累人。
婦女現在有了文化保護的意識,她們開始收集古老的刺繡和織物,也準備建個博物館。她們也與村莊老年人協會里的老婦人合作,恢復古老的布料生產和染布技術。她們希望傳統刺繡技術可以得到保存和發展。
(五)經濟賦權與性別賦權
我們項目很清晰地希望透過經濟賦權使得社區的性別關系得到改變,婦女能夠得到賦權。我們深知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在這幾年的過程中,從細微之處我們看到刺繡小組婦女與丈夫之間關系的改變。
在平寨,壯族婦女的家庭地位是很低的,家務和農活基本上都由婦女來承擔。在飯桌上,我們每次都看到婦女總是在男人喝夠吃飽才開始用餐。可是,我們看到手工藝小組婦女的丈夫對于妻子的態度慢慢改變,甚至重視起她們的工作來。我們??吹剑攱D女集中在平寨中心趕工的時候,中午她們各家的男人都會做好午飯,給她們送來。每次跟婦女們聊到這事,她們都笑的很開心。
在領袖鳳的身上,看到她丈夫更大的改變。以前她丈夫基本無所事事,家務不干,田也不耕。但自從鳳挑起婦女小組的大梁,為家庭的經濟帶來很大的貢獻后,她丈夫也開始積極起來。除了支持鳳的工作外,也參加了我們另外的生態大米種植合作社。
婦女們還跟我們分享了她們經濟自主的重要性,譬如鳳說:
以前我們腰包里沒錢,每次跟老公要點零用錢都很難,還要看他們臉色。到鄉上趕集,想買點什么都不行,都要問準老公?,F在我們腰包有錢了,要買什么就買什么。要上街就自己去,不用理他了,哈哈……
經濟的自由讓婦女們有了尊嚴,當說到這些的時候,她們都笑得特別開心,讓我們深深感受到這對她們是多么重要,也是她們走下去的動力。
五、結語
與平寨村民一起工作的7個年頭,我們發現農村貧困的核心原因不全是低水平的教育、土地貧瘠、村莊位置偏遠、技術無法更新,以及缺乏市場經濟知識等。毋寧是,農民失去對發展過程的控制并變得被動無助。當面對外來發展主義理念的沖擊時,他們對自己發展的道路產生了錯誤的理解,以為農業商品化就能致富,過上城里人的生活叫發展,以為外出打工就是改善生活,以為拋棄傳統就是“先進文明”。這一切導致他們對農業生產失去了信心,也對傳統的懷疑。身份認同的危機使得他們非常迷失,生計的困苦使得他們變得悲觀沒有動力,對發展失去了信心。農村發展的另一個障礙是農戶個人主義的抬頭,沒有合作和集體的支撐,農戶個人往往無法與市場競爭,成為了市場經濟的犧牲者。
因此,為了農村可持續發展,我們的首要關注不應只是增加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收入,而是強調能力建設和賦權的工作。我們應努力在經濟賦權的過程中重建在地民眾的文化自尊和信心,達到文化賦權和性別賦權。我們在平寨的工作只是另類發展和農民合作的一種嘗試。我們相信,發展沒有唯一路徑,它全取決于是否能夠使當地民眾成為發展的主體,讓他們意識蒙醒和能力提升以抗拒在現代化發展中被邊緣化。
我們的項目只是針對這些議題的初步嘗試,希望將來能夠有更另人鼓舞的發現與讀者分享。無論如何,我們有一個夢,希望有一天農村的每個婦女可以輕松地告訴外來者:“我們的幸福像盛開的花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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