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38年在延安窯洞里，發生過梁漱溟和毛澤東關于中國問題的爭論， 毛澤東是在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里把握中國社會的問題，理解中國的階級關系，而梁漱溟是在這辯證關系之外、把普遍性和特殊性作為二元對立的關系，以此為前提來強 調中國、尤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文化特殊性。今天面對中國的農業轉型，這樣的爭論再一次回響。中國市場化改革三十余年后我們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中理解中國農業轉型的特色呢，還是把特色當做獨特呢? 爭論的具體焦點是: 中國的農業轉型是創造了一個新時代的小農經濟，還是開啟了農業資本主義道路?中國農業資本化有什么特征?面對資本下鄉，小農是否有所謂的堅韌性?

　　從贊比亞的中國農場主吐槽說起…

　　2008年我在贊比亞做田野調查期間，在一次周末聚會中聽到中國農場主們一起抱怨作物收成被當地人偷竊的苦惱，他們說中國哪有這事兒啊，這是贊比亞特色。在交流完各自被偷的經歷以后，其中一個說，這也不是中國農場的獨特經歷，贊比亞本地白人、黑人農場也是一樣的被偷。接著他傳授了一個白人農場主的看法，“你就打算每年有10%-15%的收成被偷，就當做為社會作貢獻了，也就這么回事了，沒有必要(煩惱)。”那時，這幾位華人農場主在贊比亞已經有10年左右的經營經驗，他們基本上是在九十年代后期隨著中國農墾公司來到贊比亞，后來自己買了農場，成為私人農場主。旁聽他們的交談，我對他們吐槽的問題頗有印象，當時我除了聯想到斯科特的“日常反抗”，一時也沒有更多的想法。至于為什么在贊比亞這樣的情況比較普遍，而中國沒有，我考慮過這么這一個解釋：中國農村是熟人社會，贊比亞大農場里，農場工人不一定是本地人。

　　可是幾年后，偷竊甚至哄搶農作物的情況在中國農村也有所耳聞了。被偷竊的對象可能是資本下鄉的公司，但也可能是招商引資的本地合作社。 為什么中國農場主抱怨的贊比亞特色在近年來中國也出現了呢?看來我原來設想的“熟人社會”、“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區分”貌似有理，但不能解釋中國農村近來發生的偷竊、哄搶。原因更可能是贊比亞當地村民和資本化農業的關系，在中國也開始出現了。中國農業轉型帶來了經營主體的變化，重塑了農村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尤其是資本化農業與當地村民的關系。如果贊比亞的中國農場主對中國國內這些情況有所耳聞話，那么他們會意識到，他們冠名的贊比亞特色并不是贊比亞的特色，至少并不獨特。

　　什么是“特色的”，什么是“獨特的”?在中國，很多人說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特色，的確，但是，這一特色并非獨特，贊比亞的土地有94%受習慣法保護，也就是說屬于酋長代理的部落所有制，部落成員均可從酋長那里獲得土地的使用權。盡管習慣法對于贊比亞土地兼并起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是這一阻力并非不可克服，世界銀行和贊比亞政府在不斷鼓勵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在農業領域積極招商引資。農林漁占贊比亞GDP的20%，占全國勞動力的80%。全國110萬農戶中，75%的農戶是小農戶， 經營規模在1-5公頃左右，主要靠手工勞作，較少購買農資，產出大多歸自己食用;17%是新興農戶, 經營規模在5-20公頃，購買的農資，兼有家庭勞動和雇傭勞動，產出主要供給市場;8%包括了商業農戶和企業化農場，商業農戶規模在20公頃以上，高度機械化，使用長期雇傭和季節性雇工;企業化農場規模達數千公頃，由專業人員經營，使用雇工 。

　　贊比亞小農戶中很多依靠務工，包括農業務工和家庭成員外出打工，來維持自身的簡單再生產。“半工半農”不是中國獨有，在第三世界其它國家也常見，早些年沃勒斯坦等認為第三世界和發達國家的很大不同是第三世界擁有大量的、沒有完全脫離農村的半無產階級。贊比亞農業主體的各種類型，在中國大體都已經存在，當然各類的占比和具體特征在兩國會有所不同。 就小農戶而言，中國小農戶比贊比亞小農戶在農資方面更加依賴市場，農產品的商品率也更高。

　　通過贊比亞的調研經歷，我對“贊比亞特色”或“中國特色”的提法有了許多的謹慎和懷疑。在主流話語里，中國農業常常以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為參照，人們或以此反思中國農業轉型的不足，或以此強調中國的獨特道路。誠然，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農業轉型承接著中國社會的歷史脈絡和一些體制特色，然而在中國市場化改革三十余年后，我們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中理解中國農業轉型的特色呢，還是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當作二元對立的關系，強調特殊性呢？

　　再訪毛澤東與梁漱溟，列寧與恰亞諾夫之爭

　　1938年在延安窯洞里，梁漱溟和毛澤東關于中國問題曾經有過爭論，毛澤東是在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里理解中國問題，理解中國的階級關系，而梁漱溟是在這辯證關系之外、把普遍性和特殊性作為二元對立的關系當做前提來強調中國、尤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文化獨特性。今天面對中國的農業轉型，這樣的爭論再一次回響，只不過參與討論的學者這次參考的是列寧和恰亞諾夫關于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俄國農業發展的爭論。通過重讀列寧和恰亞諾夫，《開放時代》2015年第五期的專題的幾篇文章關注的問題是：

　　•中國的農業轉型是創造了一個新時代的小農經濟，還是開啟了農業資本主義道路?

　　•中國農業資本化有什么特征?

　　•面對資本下鄉，小農是否有所謂的堅韌性?

　　農業道路的問題事關國計民生，事關中國的未來。中國三農正遭遇著千年未有的滄海桑田，希望這場討論能幫助回答“中國農業往何處去”這一基本問題。

　　爭鳴的焦點問題

　　這期專題中，黃宗智和賀雪峰基本上認為中國農業仍然以小農或小規模經營為主體，小農經濟不僅具有價值上和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在現實中有著頑強的生命力。賀雪峰稱這樣的觀點為小農經濟派 (賀雪峰 2015)。這兩位學者激烈批評了以龍頭企業引領規模化農業的政策導向，提出了以小農為主體的農業現代化路徑，并各自倡導如何使小農與社會化生產對接的政策建議。嚴海蓉、陳義媛、孫新華、陳航英、黃瑜的四篇文章則提出了爭鳴。通過宏觀數據和案例分析，他們認為中國農業資本化已經開啟了農業資本主義道路，資本積累的動力和農村的社會分化同時伴隨著中國農業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小農雖然數量仍然龐大，但是在喪失主體性，而開始直接地或間接地隸屬于資本化農業。

　　以小農經濟的主體性為出發點，黃宗智認為今天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需要建設小農場+合作社的一體化體系。而建設這樣的合作化體系則需要走出崇尚農民自發性合作和崇尚規模經營這兩個誤區。日本、韓國、臺灣的農民合作體系發揮了政府的扶持功能，避免了英美大而粗的規模化經營，從而建立了小而精的東亞合作化模式。

　　今天中國是否有條件來建設這樣的體系?黃宗智認為，盡管公益性合作社的發展在中國面臨著“十分強大的制度性障礙：國家全力招商引資，偏向資本主義企業和大戶、偏向借助個體逐利的激勵機制來促進經濟發展，”中國具有“比戰前日本農政更完全更有力的農政體系”來實踐日本二戰后的的合作化改革。在黃宗智看來，這樣的農民合作化道路不僅是“農政民主化”，而且可以成為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的突破口。

　　然而事實是，今天日本也在失去維持合作體系的條件。資本主導的逆向土改正在席卷亞洲各國的小農，侵吞他們在二十世紀前半葉通過斗爭獲得的果實。在亞洲許多國家，小農正在被資本化農業所驅逐，土地再次呈現加速集中的趨勢。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在2003年至2013年間，規模農場增加了54%，種植園增加了19%，而小農數量減少了16%。 日本也不例外，自2000年來，日本農民的數量下降了40%，而農業生產公司的數量翻了一倍，達到14,333個 (Grain 2015)。

　　如果中國實踐日本戰后的合作化模式，問題的關鍵是黃宗智指出的“十分強大的制度性障礙”如何克服?除了國家招商引資等行為是制度性障礙，資本主義企業和大戶的行為和利益訴求是否也是發展公益性農民合作社的資本障礙?中國今天的農業轉型有哪些推動力，能否能夠提供日本當年合作化的條件呢?

　　作為小農經濟派的代表人物，“為誰的現代化?”作者賀雪峰對中國農業有一個基本判斷，即今天中國農業的主要矛盾是小農戶難以與社會化大生產對接。面臨著一矛盾，如果說黃宗智的倡導是東亞模式的合作社，以此解決農戶與市場的對接問題，那么賀雪峰倡導的是國家支持基本農業設施的改善、村社統籌共同生產事務。與黃宗智對經濟和治理民主化的關懷有所不同，賀雪峰以世界體系的基本邏輯和結構作為必須接受的前提，把中國當前的發展總目標設定為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此為本。三農的價值、功能和定位在于為總目標服務，此為末。在一本末關系框架中，賀雪峰提出了三農的底線功能，即保障糧食安全、提供農業就業、為中國現代化提供農村穩定器。在三大底線功能中，賀雪峰認為三農作為“穩定器”的功能最為重要，是否服務于這一功能因此成為衡量農業現代化的方針，成為評價政府政策的指南。賀雪峰認為推動強富美的農業現代化政策是本末倒置，因為國家扶持農業規模經濟主體的方法恰恰有悖于三農作為“穩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而農村自由經濟和市場內生的農民分化則與三農的穩定器功能并行不悖。

　　本期四篇論文對上述中國“小農經濟”的判斷提出了爭鳴，對農業轉型提出了與黃宗智、賀雪峰有所不同的看法。 這四篇論文顯示中國農業的資本化伴隨著無產化的趨勢。針對當今中國農業資本化的討論，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引入了列寧-恰亞諾夫的爭論，他們計算出中國農業雇工大體比例為3%，因此認為中國的農業資本化沒有伴隨無產化，中國農業轉型符合恰亞諾夫的命題。在本次專題中，幾位作者再訪列寧-恰亞諾夫之爭。嚴海蓉、陳義媛、孫新華計算的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的雇工比例遠遠高于黃宗智、高原、彭玉生呈現的3%。但是這幾位作者關于中國農業資本化性質的分析沒有局限于農業雇工。農業雇工雖然是討論農業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維度，但不是唯一維度。因此，在農業資本主義的內涵上，這四篇論文與2012年的專題有不同的看法。黃宗智等似乎把農業資本主義等同于使用農業雇工的大農場，把農戶經營等同與非資本主義。然而本專題四篇論文認為小農戶、家庭農場、農業企業并不形成各自獨立的平行體系，并不分別代表非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農業資本主義是一個體系性的存在，在農業資本化的過程中，無論是資本化的大農場，還是普通小農戶，都動態地存在于同一個生產關系里面，相互關聯，當然毫無疑問的是，小農戶和資本化主體在這一體系中處于不同的位置。農業資本化一方面把越來越多的小農排擠出農業，同時也使未被擠出的小農吸附到農業資本的產業鏈條上。在此背景下，小農家庭經營的存在本身既不足以說明農業的非資本主義化，也不構成另類的道路。

　　從列寧關于農業資本化道路的論述延生出來，嚴海蓉、陳義媛認為中國農業資本化既存在著自下而上的動力，即通過農民分化產生的資本化經營主體，如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外出包地農場主、甚至一些地方龍頭企業，也存在著自上而下的動力，即資本下鄉，而且還存在著上下并舉的動力，即國家資本通過支農政策下鄉與農村大戶精英的資本結合，加速推動規模化和資本積累。從改革初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二十年間，中央主要通過鼓勵農民分化來推動自下而上的資本化。最近十來年，中央和地方一方面繼續支持自下而上的資本化，鼓勵種養專業大戶、合作社，一方面開始支持自上而下的資本化，如鼓勵龍頭企業跨區運作、企業集群建立農業產業化示范基地。賀雪峰（2013）認為小農立場即國家立場，然而，嚴海蓉、陳義媛的研究表明，國家立場并非小農立場，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鼓勵農民分化，推動農業“去小農化”。

　　孫新華以一個農業鄉鎮為調研點研究農業轉型，具體回應了2012年專題導言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他把河鎮農民分化分為兩個階段，2007年前是 “有分化未突破” 的量變階段，以中農和小農的分化為主，2007年后隨著政府積極推動農業轉型，分化進入資本化主體興起的質變階段。資本化主體的興起以土地集中和農業雇工的存在為條件。政府幫助創造的正是土地集中這一條件。隨著土地從小農和部分中農流出，他們需要通過農業務工來補充自身生存的條件，資本化主體需要農業雇工的條件也同時一箭雙雕地實現了。在河鎮，資本化主體農業雇工率高達30%以上，遠遠高于黃宗智、高原、彭玉生呈現的3%。河鎮農業一方面有著資本化主體的新興，一方面有無產化的趨勢。

　　孫新華的研究也使得我們不能無視農民的分化，尤其是中農的分化。即便是在“有分化未突破”階段，河鎮的農民分化也不能從恰亞諾夫的人口學視角來解釋。在分化突破的質變階段，部分中農加入興起的資本化主體中，而部分中農則變成小農。賀雪峰教授把中農看成農村的穩定力量，然而研究顯示中農有內在和外在的不穩定性。內在不穩定是因為他們具有資本積累的動力，“河鎮的很多中堅農民都有擴大再生產的動力，只要總收益不斷增加，即使增加雇工他們也非常樂意。”外在的不穩定是使中農保持為中農的社會條件不可能穩定，這些條件遲早會變化。當在政府推動下，條件發生變化，內外因結合，部分中農的擴大再生產的愿望得以成全時，另一部分中農則成為小農。

　　陳航英的調查研究在同一鄉鎮展開。他的論文很好的回應了這一問題，即小農戶面對的主要經濟問題是什么。陳航英的觀察發現，資本主體的出現也再造了“小農”，使得小農不再是八十年初相對獨立的直接小生產者，而成為資本主體的土地和勞動力的提供者。黃宗智認為小農面臨的問題主要在流通領域，而陳航英的研究顯示資本主體對小農的排擠和覆蓋雖然包括流通領域，但也發生在生產領域，直接吸取小農的土地和勞動力這些生產要素。

　　陳航英的研究和黃瑜對廣東雷州半島養蝦的研究同時反駁了黃宗智和賀雪峰提及的恰亞諾夫的命題，小農的堅韌性---這是小農經濟派的樂觀主義源泉。然而，這一樂觀似乎是建立在一個錯位的假設之上，以為資本與小農的競爭是刀對刀、槍對槍的競爭，以為市場競爭是誰多打糧食、誰多養蝦的競爭。實際上，今天資本與小農的競爭是航母對小帆船的競爭，資本可以通過產業鏈的覆蓋，攫取全部或部分產業鏈利潤，以此取勝，壓倒小農。陳航英的研究顯示與資本化主體相比較，小農從購買農資到農產品銷售有許多吃虧的環節。而黃瑜的研究正是展示了資本如何從上下游延伸到生產環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小農在大量地流失，直到中國農村出現空心化、出現老人農業，出現未來誰來種地的擔心，因此小農的堅韌性值得商榷。以小農的性質來說，現在的小農已經不同于八十年代初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小農，本期有四篇論文認為現在的小農，直接或間接地隸屬于資本，為資本提供土地或勞動力，或為資本承擔其不愿意承擔的生產環節的高風險。此小農非彼小農也。這些作者們認為形式的貌似背后是實質的不同，主體性的不同。農民的農業、社區的農業比資本的農業的確有優越性，不是攫取利潤方面的優越性，而是更可能發揮農耕在文化、生態、社區的維護和再生產上的多功能性。但是我們應該客觀清醒地看到在市場化、 資本化的過程中，中國農村的生產關系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小農在分化，小農的獨立性被不斷扼殺，這種可能性也被不斷地扼殺。

　　參考文獻

　　環球傳媒網.河南許昌：800畝高梁遭哄搶 業主損失上百萬, 2013年9月24日，http://www.sdxinwen.com/news/bencandy.php?fid=44&id=1748

　　賀雪峰. 小農立場.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3.

　　黃宗智.《中國新時代小農經濟》導言.開放時代，2012 (3): 5-9.

　　黃宗智，高原，彭玉生.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開放時代，2012(3)：10-30.

　　南風窗. 哄搶合作社謎局調查.2014.25期, http://www.nfcmag.com/article/5162.html

　　嚴海蓉，陳航英. 農村合作社運動和第三條道路：爭論與反思. 開放時代，2015(2).

　　Grain: Asia’s Agrarian Reform in Reverse. April 30, 2015. http://www.grain.org/article/entries/5195-asia-s-agrarian-reform-in-reverse-laws-taking-land-out-of-small-farmers-hands

　　Jorgensen, S. L. and Z. Loudjeva.2005. A poverty and social impact analysis of three reforms in Zambia: Land, fertilizer, and infrastructure. The World Bank, Social Development Papers No. 49.

　　World Bank.2003. Zambia, the challenge of competitiveness and diversification. The World Bank, Report No. 25388-ZA.

　　Zambia National Farmers Union. 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in Zambia’s Agriculture Sector, 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zambia/231771/PDFs/ZambiaNationalFarmersUnionInvestmentOpportunities.pdf, 2015年 5月30日查閱。

　　Zhang, Qian Forrest and John A. Donaldson: “The Ris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gribusiness and Collective Land Rights.” The China Journal, No. 60 (2008):25-47.

　　Zhang, Qian Forrest.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 Rural China: Dynamics of Accumul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tate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5:3(2015): 338-365.

　　1. 陳義媛、孫新華在田野調查中都發現了這個情況。合作社被哄搶的案例，參見環球傳媒網(2013)，南風窗(2014)。《南風窗》報道指出哄搶可能是一出被導演的戲，然而即便是戲，也說明哄搶在中國農村已經不是不可思議的情節。

　　2. 此處分類來自世界銀行關于贊比亞的農業報告(Jorgensen and Loudjeva.2005; World Bank 2003)，而各類農戶占比數據來自贊比亞農場主協會的報告 (Zambia National Farmers Union, nd)，盡管后者發表日期不詳，但是根據報告的內容可以估計于2014年或2015年發表。

　　3. 在一次研究生課上，我和學生討論張謙和 John A. Donaldson(杜強)的文章(Zhang & Donaldson 2008).班上一位來自緬甸的學生認為，文中給出的中國農業經營的5種類型中，除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半無產化”(即土地被村集體承包給公司，村民給公司打工)這一類型在緬甸沒有外，其它的類型緬甸也都有。

　　4. 張謙首先開拓了關于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的論述，最近他又發表了一篇關于農村階級分化的文章見Zhang (200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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