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家庭收入允許，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會談論這個問題：咱們雇個保姆吧……

　　僅僅提到“保姆”這個詞——不論是眼睛遇到它，還是舌尖彈出它，都足以引起人一連串的聯想，溫馨、舒適……[1]

　　一、“家務”的話語變遷：

　　從情理呼吁到價值管理

　　知識分子階層所遭遇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矛盾，或者說勞心和勞力之間的矛盾，構成了20世紀80年代政府和社會對“知識分子負擔”關注的基礎，但是隨著市場化的深化，這一矛盾轉移了。到20世紀90年代，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表現為：社會生活日益商品化，私營部門以及新富階層的迅速增長，知識分子和國家公務員的收入穩健地攀升[2]，知識分子內部由于專業化和“下海”而出現的分化，國有企業的轉型改革以及大規模的城市工人下崗，農民收入的停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負擔的家務工作也經歷了一個話語轉變，從社會情理邏輯走向個人理性的價值邏輯管理。也就是，80年代，在全社會推進現代化的總目標和大前提下，“知識分子負擔”的話語表現為訴諸于社會情理的呼吁，要求政府關注和社會關注，同情這批對現代化將有重要貢獻的特定階層；到了90年代家務勞動已經成為個人化的時間管理中成本—收益計算的一個部分。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來講，盡管外來工依然是家政市場上的主要勞動力，但現在城市下崗女工也成了家政工人的來源之一。雇主無論在數量上還是所從事的行業范圍上都比80年代擴大了，盡管他們依然是不足十分之一的少數家庭。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常家庭生活在節奏和結構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午休在許多城市的家庭生活中逐漸消失了。大城市中很多人中午不再回去吃飯，很多的服務性部門午餐時間照常營業，而政府機構即使在夏天也會在1：30之后繼續辦公，而此前一般是在2：30或者3點后才上班。這樣，家務勞動的時間就被壓縮了。一位在國有企業工作的保姆雇主指出：

　　過去，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做家務。很多單位，下午4點下班，有時間買菜做飯。現在不同了。像我們這里，我們本來應該5點下班，但常常是到六七點。這樣我就不能回家做飯了。我的愛人也做不了。工作節奏加快了，因為競爭激烈了。我的愛人身體不太好，但還是邊工作邊學習。我也要學習。雖然我的工作不錯，但如果我想獲得一個更好的工作，我就需要一個更高的學位，只有這樣才會更有競爭力。

　　在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市場競爭的背景和壓力下，人們急切地要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學習的革命》一書應運而生，它于1999年在大城市的書店里成為暢銷書。在上世紀80年代，“時間就是金錢”還是一個大膽而新奇的口號，與深圳經濟特區聯系在一起，但到了90年代，市場價值的理念已經在個人的時間管理中占主導地位，它既塑造人們當下的日常生活安排，也影響著他們對職業前景的追求。

　　1986年，北京長安街的車流（圖片來源：王煦等：《百年中國社會影像1911-2011》）

　　此時人們對“家務勞動”的理解方式發生了轉變。在80年代，“家務勞動”是“知識分子負擔”的一個關鍵部分，這像90年代末“農民負擔”的話語一樣，訴求的是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同情和與之相關的政策支持。作為一種情理呼吁，“知識分子負擔”的話語依靠了媒體集中地對知識分子負擔的報道，包括他們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壽命統計等等。到了90年代，“家務勞動”進入了個人理性計算的范圍，成為一項最不值得的時間開支，同樣的時間不如花在其他更有利、更有益的活動上。這樣家務勞動就不再是一個需要被減輕的重負，相反，它已經變成最沒有價值的勞動，因而最不值得做了。一個下海的知識分子企業家說他的時間管理哲學是：“在對待家務勞動上你必須自己有個權衡，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間平衡，這樣你就知道你應該做什么了。我認為應該把更多的時間花在我的事業上而非家務勞動上。所以我雇一個人來做家務工作，這樣我就可以專心于我的事業，在競爭中有更加牢固的基礎。”

　　花在家務上的時間和勞動日益被置于以市場為基礎的價值體系——在這種體系下家務勞動被認為是最沒價值的，但矛盾的是，家庭生活對于放松、休閑、消費和自身修復卻越來越重要。市場機器帶來的日益加劇的競爭激起了城市小康收入的人群向往安寧、舒適、雅致和有品質的生活，仿佛家是市場的避風港，是“市場外”的空間。上世紀90年代政府的住房改革政策使人們可以擁有私人住房，由此掀起的裝修熱則進一步推動了人們的這一渴望。伴隨著擁有房產和裝修而來的是整潔標準的提高，而保持這種整潔需要更多的家務勞動、家庭行為規范，也容易導致在自家的拘束和緊張，反而直接違背了在家里尋求放松和安寧的初衷。

　　簡而言之，“知識分子負擔”的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消失了，但另一種矛盾卻出現了，矛盾的一方面是對家庭生活作為市場外空間的新向往，盡管這個空間當然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房地產廣告中，家作為人們的消費對象和情感投射對象，幾乎無一例外都被打扮成令人神往的溫馨空間。矛盾的另一方面則是這種理想家庭生活帶來了繁瑣的家務勞動和新的行為規范。

　　N先生，一位下海經商做了CEO的中年知識分子，講述了家庭生活里的約束和紀律，這些約束和紀律使他回到家也感到緊張：

　　以前，家庭生活是很隨意也很開心的：朋友們經常互相造訪；我們把報紙鋪在桌子上，喝啤酒、嗑瓜子；如果聊得太晚就留朋友過夜。這樣的生活是很隨意的。現在，一些家庭買了房子，然后好好裝修一番。女主人們都很在意（家里的整潔）。我們回到家里后首先要把鞋子脫掉。吃飯時又要非常小心地不能掉下飯菜。現在朋友也很少到家里來玩了。為什么？去朋友家里后要保持他家的整潔挺麻煩，特別是如果女主人又很在意的話。現在朋友們見面都去咖啡店或茶館里，而不是在家里了。整個事情都反了過來——在家里不是在放松，我們必須小心翼翼。這讓人很累……除了那些來錢容易花錢無度的暴發戶外，大多數人都花費了一生的積蓄來精心裝修他們的家，好好地保護它。這樣一來他們就忘記了去享受生活。他們這兒擦擦，那兒洗洗，成了房子的奴仆……

　　本來家里應該有一個很好的（家庭）氛圍。（一天）我們的女兒在彈鋼琴，我回到家后準備放松一下，欣賞我女兒彈琴。彈到中間她說：“爸爸，我渴了。”然后她就去拿水喝，不小心把水灑在地板上了。我太太馬上叱喝她：“小心！看看你！”家里的氣氛立馬就變了，僅僅因為灑了點水……這就是我們在家里所遭受的限制，一點也不自由。我去過的很多家的情況都跟這類似。

　　從80年代到90年代以來，家務勞動的社會定位和意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90年代以來家務勞動處在了一個新的矛盾之中，即對家新的期盼和家務勞動的矛盾。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對家的向往是對安全、安寧、休閑的追求，是對市場避風港的渴望。另一方面，商品房在將人們對家的期望帶到一個新高度的同時，也加重了家務勞動、加強了對人們居家行為的約束，使房主成為房奴。市場價值基礎上的個人時間管理使得雇傭家政工人成為理性的選擇。

　　二、保姆從哪來？

　　但是，什么樣的人合適做保姆呢？盡管自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保姆在城市街坊中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但一直到2003～2004年，北京的8個城區僅僅只有5%～8%的家庭雇傭了保姆。這一比例雖然很低，但其數量仍然可達20萬戶左右。城市家庭有多種渠道獲取家務助手，比如，他們可以通過家政公司來雇傭農村來的打工婦女；也可以請自己農村老家的親戚幫他們一下；還可以雇下崗女工或街坊鄰居，有時他們還可以依靠年老的雙親臨時幫他們一把。然而每一種來源都有它自己的問題，因此，這就提出了幾個問題：什么樣的人合適做保姆，以及如城市雇主所期望的“合適”反映出他們想象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社會關系。只有弄清在雇主眼里怎么樣才算“合適”，我們才能揭示出城市雇主經常郁悶的原因，看到在雇傭的過程中出現的與市場經濟相異的社會關系，而這些異質性的關系不能被簡約為工資勞動雇傭關系。

　　（一）祖父母

　　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婦女》（Chinese Women Since Mao）一書中，伊麗莎白·克羅爾（Elizabeth Croll）懷疑“未來一代的祖母們在勞碌了一生之后是否還會像當下這一代這樣心甘情愿地承擔起照顧孫輩并擔負家務的工作”[3]。到90年代末，許多年輕的城市白領和知識分子知道他們不能再把父母幫他們照顧孩子和處理家務看作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尤其是如果他們的父母本身就是退休的城市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的話。一位30歲出頭的雇主告訴我，由于她的公公婆婆都是知識分子，因此也就從來沒有想過，也從來沒有提過他們會幫助她照顧孩子。這是一種默契，大家都知道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她自己的父母也是知識分子，她還沒有孩子的時候他們就給她打過預防針，不應再期望他們會像上一輩那樣。后毛時代的城市祖父母即使在退休之后也可能會從事一些兼職工作，或者傾向于過悠閑的生活。另一名雇主則說，她的公公婆婆“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比如炒股、上老年大學、看電視或者去跳舞”，他們情愿支付一些費用來為他們的孫子雇一個保姆，把自己從這種照顧孫子的義務中解脫出來。一位男士開玩笑地抱怨說，他退休的醫生父母“只想過過輕松而又舒適的生活”，他們寧愿監督一個保姆來照顧他的小孩。今天，隨著家長們在獨生子女身上進行大量的投資，幫他們為全球化的市場競爭做好準備，許多從事專業工作的年輕父母們也不甚愿意把他們的孩子交給自己的父母，因為他們認為祖父母傾向于溺愛孫輩，并且不能按照“科學方法”來養育孩子——這些“科學方法”不以老一輩的經驗為基礎，而通過大量的父母必讀的育兒書籍傳播。總之，無論是由年輕的父母還是由祖父母出錢雇傭幫手，城市里的祖父母大都樂于監督保姆，但是不情愿自己投入到照顧小孩和家務的勞動中去。

　　（二）下崗女工

　　20世紀90年代末才有很少數的城市下崗女工很不情愿地進入家政服務市場。北京的雇主們往往會比較城市家政工人和外來的農村家政工人的優缺點。下崗女工一般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素質，因為她們更容易理解他們雇主的生活方式。又因為她們的“根”在北京，這不像那些“無根”的農村家政工人，因此雇主們也就認為她們比較“安全”。但雇主們抱怨說，北京的家政工人比一般的傭人要貴200元左右，并且她們還“擺架子”。據說由于她們“愛面子”，雇主很難隨意指使她們。做家政工的城市下崗工人通常對她們自己的家人掩蓋自己的工作性質。因為做保姆通常是屈尊的差事，所以對北京下崗工人來說，在失去國有企業的產業工人身份后從事這種性質的工作無異于是傷口上撒鹽。

　　許多雇主自己也感到，與要求一個年輕的農村家政工人相比，指使一個中年下崗工人干這干那多少讓他們有些猶豫和不自在。同是北京人，在居家的環境里以雇主和保姆的身份相處，這就讓這些經歷過毛時代的平等的人對這種相處感到些許尷尬了。一名雇主對我強調說，她對待她家的北京人保姆不會像她對待農村婦女那樣：“因為她們曾經在國有企業工作，她們已經有了一個習慣的心理。例如，單位通常在節假日給員工發各種福利……現在，當她看到我們把這些福利帶回家時，她會說‘沒有單位來關心我們了’，因此我們會分她一些我們的福利。”有些從毛澤東時代過來的中年知識分子還不完全適應這樣的服務。一個心地善良的女知識分子承認，她在她的家政工人面前感到有點不自在。“那感覺就像，怎么說呢，就像我是坐在人力車或轎子上，即使是我已經付錢了……這有點像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關系那樣……因此，在我的保姆面前，我覺得有點局促，總是讓自己做點什么讓自己忙起來。我不能讓她忙忙碌碌而我卻看起來悠然自得。”她作為雇主對雇傭關系的不自在是她年輕時接受的毛時代教育的結果。在某些情況下，毛時代的平等觀念的遺產在這些雇傭關系中仍然發揮著些許作用，體現在雇主以及傭工的主體性之中，并使雙方在這種新的關系下感到不自在。為了平衡這種不安感，雇主就給這種雇傭關系高一點的工資或者給家政工人一些額外的禮物，仿佛毛時代的過去需要這些額外的犧牲和補償似的。

　　（三）街坊鄰居

　　街坊鄰居大媽有時也被請來臨時幫忙料理家務。盡管這些大媽中有的人自己一生都沒有從事過全職工作，但是毛澤東時代的群眾動員和街道活動也給她們的主體性打下了烙印。一位拿了美國碩士學位、在一家私營公司做咨詢的女士在她所在的街道雇傭了一名大媽做鐘點工，每天幫她做些家務。她發現她的雇員“沒有主仆意識，而且服務意識比較差”。“她沒有‘被雇’的意識。如果她打破了我家里的什么東西，她會抱怨說我的廚房太小、太亂或者太暗，她看不清楚！”該女士抱怨說，“因為她是北京人，我對她會更有禮貌些，不愿直接命令她。”在這個雇主的眼中，這個街坊大媽完全不懂在后毛時代的新雇傭關系下她是什么角色，同時她又很不合時宜地把毛時代的態度和主體性帶到了現在的雇傭關系中。年輕一點的雇主對這些大媽往往作了妥協，因為大家還生活在同一個社區，年輕人不能完全不顧忌這些大媽的議論和社區輿論的影響。然而，在毛時代以及改革早期建成的社區中這些輿論的作用變得日益有限，在新建的商品房小區這些輿論的作用就更微弱了[4]。

　　街坊李大媽來家幫忙

　　1993年，家庭情景喜劇《我愛我家》

　　由于不想雇傭關系被“額外”的因素所煩擾——這些包括對傭工比自己年長的顧忌、對傭工“沒有服務意識”的妥協等，一些雇主就不愿意雇傭街道大媽了。一位三十多歲的編輯不再雇傭她所在社區的大媽，她解釋說她不愿為了與這個大媽傭工“搞好關系”而讓自己去費心思。搞好關系包括給她的傭工說好話、送小禮物以示感謝，如“這次送點蘋果，下次送點雞蛋什么的”等等。這雇主抱怨說：“我不明白，既然我已經付你錢了，為什么還要努力去跟你培養關系。無論是我還是我丈夫都不喜歡這么復雜。我們也不想把事情弄得這么復雜。”由于覺得這種事情既好氣又好笑，她說她寧愿時不時地給她的傭工發一些獎金而不愿去處理這種關系，因為后者在她看來是不必要的“復雜”。她的郁悶來自她的一個沮喪的發現，即她們之間的雇傭關系僅僅用金錢來溝通是遠遠不夠的。由于街道大媽比較喜歡“復雜”的關系，而不是單純的金錢關系，年輕的雇主拿她們沒辦法，所以在雇主眼里，這種雇傭關系看起來不像是純粹的和恰當的雇傭關系。

　　一對在南非的中國單位工作的夫婦也持類似的看法，而且進行了跨國比較。在一次晚餐聚會上他們原本是跟我聊他們在南非的生活的，突然他們就把話題轉向了國內的保姆：

　　我們單位應該雇傭當地的司機而不是從國內帶司機過來，因為當地的司機對當地的情況更熟悉一些，而且更聽話。國內來的司機，讓他干活還得看他的脾氣，如果他性格好的話那還好說。如果你因為有事而推遲午飯時間的話，他就會抱怨。保姆也一樣。在別的國家比如南非，他們的保姆習慣了伺候人，有服務意識。但是在中國，保姆沒有服務意識。有時候你甚至不知道是誰在伺候誰。你雇了一個保姆，但是你卻必須跟她搞好關系。你得照顧她的情緒。在南非就不一樣，事情該怎樣就怎樣，你不用擔心去跟保姆搞好關系。

　　這樣的抱怨不僅把中國的保姆當作問題，而且指向中國的服務行業。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服務行業的工人就被公開地批評說他們缺乏服務意識，說他們對待顧客的態度蠻橫。在改革早期，國外游客也經常談及中國的航空乘務員及商店營業員的粗魯行為。20年的批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把共和國具有政治意義的集體記憶抹掉了，在過去，從街道清潔工到掏糞工人，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周恩來都與這些人握過手、談過話。為人民服務的勞動和為客戶或雇主服務的雇傭勞動承載了不同的主體性。今天，服務行業從臺灣、韓國和日本引進的新式服務禮儀在中國大陸已經推廣開了。然而，街道大媽、國企工人和農村進城的打工者身上還不同程度地保留著過往年代的主體性的印記。即使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并沒有明確自覺地表達出他們對于平等的要求，他們還是不完全習慣于新的雇傭關系所要求的階級謙卑，不容易滿足他們的雇主。因此拿那種所謂的國際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服務業工人并指責他們缺乏服務意識的批評仍在繼續。開辦富平保姆學校的社會名人茅于軾就認為中國保姆居然認為造反有理是中國的一個問題，根源在于毛時代的“思想改造”[5]。在雇主們看來，家政服務一方面天然地要求工人具有“服務意識”作為先決條件，另一方面中國家政服務中這種服務意識的缺失是不正常的，恰恰暴露了中國存在的問題。

　　這種挫敗感也反映了國內外商界一種普遍存在的惱怒情緒，那就是后毛時代的中國未能迅速徹底地擺脫它與過去千絲萬縷的聯系。前面提到的那位編輯和她的丈夫后來就不再雇傭街坊老大媽，他們轉而雇傭了一個農村來的家政工人。這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但它折射出全國范圍內更廣闊的歷史進程，這是雇主們對純正的市場經濟的向往并為其而努力的過程。為了爭取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中國政府一直試圖盡快解決歷史問題。比如，在2005年結束對破產國有企業的補貼，目的是為了使企業能盡快甩掉下崗工人。用《中國日報》2005年上的一個通告的話來說，停止這種補貼是為了徹底解決這種“歷史問題”[6]。

　　（四）農村親戚

　　城市雇主解決家政問題更常見的辦法是請他們的農村親戚來充當家務助手。農村親戚常常被城里人認為是一種負擔或麻煩，而當城市家庭需要一個廉價而可靠的保姆時，城里人又發現他們很有用處。現在那些有農村親戚的雇主會發現，一個農村遠親要比勞動力市場上的家政工人更值得信任。勞動力市場上似乎全是些無根的人，由于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游走，所以其真實身份也難以辨別和確認。相比之下，雇主們則認為自己的農村親屬會更為可靠些，首先是因為對她們知根知底，另外如果出什么事的話也可以輕易地找到她或者她家人。一名前雇主講述了她通過丈夫的農村親戚急切地尋找保姆的故事：

　　1996年6月，我的孩子都快出生了，我們從西北我老公的老家雇了一個親戚。我們不敢相信（市場上的）任何人。我們必須得找親戚來做！不然她可能會虐待孩子，甚至會把孩子偷了賣了。所以我們考慮了很長時間，考慮能不能從他老家找一個。后來他父親帶了一個20歲的遠房親戚到了北京。很不容易的，因為好像沒有什么親戚（可選）了，她們要么太大或太小。

　　雇主一般會比較年長的和年輕的農村親戚各自的“優點”。有些人認為年長的婦女更穩妥些，而十八九歲或者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女孩雖然活力充沛，但很容易因為城市的新奇而分心，可能不會安心工作。也有人擔心年長的婦女可能會固守舊的習慣做事，而由于她年長，雇主可能對她不能怎樣，而指揮年輕人就比較容易，而且年輕人能夠很快學會城市的習慣。在比較這些親戚長短處的背后，是雇主的一種權衡考慮，一方面要考慮家政工人的勞動能生產出什么樣的使用價值和情感價值，另一方面則是雇主為此需要對家政工人作出多少權力妥協。

　　但雇主們往往發現，他們要使親戚轉變為臨時的家政工人面臨著一些困難。他們的抱怨表明他們往往看不到這種身份轉變。雇主通常的確付錢給他們的親戚，盡管這錢的數目是雇主“給”的而不是談出來的，這是因為雙方都覺得他們作為親戚談錢的事不合適。農村親戚最開始甚至會不要錢，除非他們的城市老表堅持付錢：農村親戚會說他們是來“幫忙的”，金錢的支付不大合適他們之間的親戚關系和感情背景。可是，雇主們很快就發現，他們的農村親戚確實并不認為自己是掙工資的家政工人。就像一位雇主觀察到的，“親戚們不是誠心誠意來當保姆的”。在后面筆者會分析，“心”和“意”是雇主們界定“好”與“合適”的保姆的關鍵詞。一些年輕的未婚農村女孩希望他們的城市親戚能幫忙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甚至幫她們找個男朋友，這就使得他們之間勞動關系變得復雜起來，這些雇主們知道他們必須巧妙處理才行。雖然雇主們可能會抱怨或嘲笑他們農村親戚的這些天真的期望，但是他們常常不會公開交代他們其實很難幫助親戚實現這些愿望。

　　雇主們常常發現不好直接說那些替他們做保姆的農村親戚，也不好把他們僅僅看作是打工的家政工，因為農村親戚的抱怨可能會有損雇主們在老家的聲譽。一位雇主回憶說，她不得不用暗示或提醒的方式讓她的農村表姐做事情，因為她不能命令她或簡單地讓她卷鋪蓋走人，好像對待從勞動力市場上雇來的保姆那樣，“要講究策略”。當他們與親戚雇主發生沖突時，或者抗議親戚雇主對自己的某些做法時，年長的可以倚老賣老，而年輕的則會利用年紀小的優勢（盡管她們很少這樣做）。筆者從一位雇主那里聽到比較少見的一個案例，這位雇主說她那年輕的農村表妹像“慣壞了的孩子”，有一次她們之間發生沖突時這位小表妹威脅說她立馬就要回老家。畢淑敏的《紫花布幔》小說的線索就是一個女電腦工程師和她的表妹之間的關系。在這個故事中，女雇主“習慣了做一個優秀的工程師，一個好妻子，一個好母親，現在學著做主人”，她發現“指使別人是一件有意思的事”[7]。然而，她們之間磕磕碰碰的關系帶給她挫敗感，使她認識到“親戚歸親戚，幫傭歸幫傭，要想處下去，第一是要把這條界限搞清楚”[8]。在我的訪談中，一些雇了農村親戚當保姆的雇主覺得她們希望的是一種簡單、單純的雇傭關系，他們想象那樣的雇傭關系理應更容易處理，也許也更令人滿意。在這些雇主的眼中，親戚關系作為一種非市場的社會關系扭曲了她們所向往的雇傭關系，雖然這種親戚關系也使她們免除了市場的不安全性。

　　（五）外來家政工人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們如何設法辨認出他們面前的應聘家政工人是“好”保姆呢？在后毛時代的社會，“商海”幾乎席卷社會生活的每個方面，市場經濟也幾乎把所有東西都拿來出售和流通，與此同時，家庭空間也越來越被想象成是市場外的避風港，需要好好地守護。這樣的結果是導致了家庭生活與家務勞動之間的矛盾[9]。富裕的家庭港灣更加依賴保姆，而后者卻往往是直接來自于市場。對于一些雇主來說，市場提供了他們想要的“簡單而單純”的雇傭關系，但它同時也是一個不確定、不安全甚至是危險、真假難辨的地方，這里好的東西被模仿，正品被剽竊，而拐賣兒童的人和其他的罪犯表面上看起來就像是真的打工者。

　　這樣，要挑到好的保姆看來就帶有偶然性了。雖然如此，雇主們還是要盡可能謹慎耐心地進行挑選，要拿出自己的洞見。未來的雇主們希望自己能從她們的面孔和行為上看穿這些不知根不知底的年輕打工者。所謂的不知根不知底并不是說她們真的沒有根底，而是她們在市場上輾轉流動使得雇主們難以判別她們的根底和來歷，所以看起來不那么單純，仿佛她們被市場這個大染缸染過似的。在勞動力市場找保姆時，雇主們往往互相商量。一名雇主向她的朋友咨詢這方面的問題，因為這位朋以她的眼力為傲，“我的朋友讓我（對她選的保姆）放心，‘在我看來，她絕對錯不了。我看人很準，我敢肯定她差不了’”。選保姆時，前面提到的那位CEO，N先生，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家政公司，幾天后他們才選定了一名年輕婦女。“我們（他和他的妻子）一起過去并最終確定了一個——我們觀察了這些（應聘者）好幾天，在挑選時非常地小心。我們感覺不行的話是不敢隨便要的。但是感覺是隨意的，而且不同的人感覺也不一樣。”

　　由于“好”在勞動力市場中是這樣的難以琢磨，很多雇主就希望這些外來工是初出農村的，這樣的話她們就還沒有被市場所污染，更不用說新手一般要價也低些。大型家政中介非常清楚這種需求，它們在不少農村地區設立網絡渠道，定期組織供應直接來自農村的女工，但是這種供應數量有限。那些希望在新來打工妹的市場上賭一把挑到“好”保姆的雇主還盡力減少打工妹在市場上的流通——他們在這些打工妹還沒來得及歇腳時就來要人。一名雇主這樣描述她的經歷：

　　我對在市場上找保姆感覺挺不好……一些有經驗的同事告訴我應該在特定的某天一早就去這個中介市場，就在門外等著新手的到來。那些已在城市待一段時間的保姆都太油了。所以那天我在8點鐘之前就到了中介公司那里。當時還沒開門，我就和許多人一起在門外等著。這里沒有排隊，也沒有什么人管。然后門就開了。嘣！我們一哄而入。我感覺很不好——好像我們在參與買賣人口似的。我一點經驗都沒有，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我就挑那些看起來比較聽話的，長得象樣點的，因為我要找的是一個保姆，而一個丑的保姆對孩子來說不好[10]。很快這剛來的一批就被搶光了。

　　這名女雇主最后找到一個17歲的安徽女孩，她是第一次來北京。

　　這個中介每周有兩天供應直接來自農村的打工妹。她們經常由縣級勞動部門或婦聯派人護送來京。在中介公司，所有的新來女工必須接受公司為她們定的固定工資，她們不允許與雇主討價還價，而在該機構備案的有經驗的打工妹則可以和雇主討價還價。由于工資較低，而且是剛剛從農村來的，這些年輕的姑娘們剛落腳就發現早有雇主在等著她們，她們一進大廳就被雇主們圍了起來，其場景就像上面寫的那樣。通常情況下，一批七八十個新外來工在兩小時內就被分完了。

　　電視劇《田教授家的二十八個保姆》中的保姆

　　雇主們認為，初出農村的打工妹沒有被市場污染，她們可塑性強，這樣就更適合于培養成“合適”的保姆。雇主和中介公司的經理們都跟我說新的外來工就像“一張白紙”——這個比喻，毛澤東曾經用它來比喻處在貧困中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一窮二白既是基礎薄弱，也是共和國建設的新起點，而現在這個比喻卻隨著毛時代的結束這樣被回收利用了。不過，此處這個比喻假定這些新的外來女工沒有自己的主體性，她們只是等待著雇主的培訓，來獲得她們的主體性。她們獲得的主體性是雇主的主體性的附屬品，反映的是雇主主體性的權威，同時她的主體性也是她成為“合適”的保姆的萌芽。這種關于“一張白紙”的想象完全拋棄了這個比喻的最初含義，成為在后毛時代眾多的概念翻跟頭做法中的一個，這種做法重新啟用早先時候某些意識形態的表述，讓它們在新的動員過程中產生新的意義從而為市場經濟服務。

　　在勞動力市場的正常供應之“外”尋找保姆的需要促使雇主們希望找來自“老區”的打工妹——這里說的老區是指貧困的內陸地區，它們在1949年之前曾作為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如今這些地方仍然是市場經濟的薄弱地帶，是市場經濟的“邊區”。現在這些地區正被動員起來，作為后毛時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供給基地。招聘中介知道雇主們的心理，有時非正式地向他們打廣告，說最近將供應一批從某個老區來的年輕打工妹。雇主們希望減少打工妹在市場上的周轉：正是勞動力市場的流轉使得新鮮勞動力的供應得以可能，然而這個市場的流通必須盡可能縮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保姆的勞動力商品更加符合私人的、安全的家庭空間的需要[11]。所以矛盾的是，雇主們找家政工人，市場既不得不出現，又不想讓出現。

　　三、從“一張白紙”到“一心一意”：

　　身體和主體性

　　前面提到雇主關于缺乏“合適”的保姆的抱怨使我們去追問，雇主們期望中的“合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說家政服務公司和一些雇主把從農村新來的打工妹比作一張白紙的話，那么他們想畫的“合適”的圖畫是怎樣的呢？對此我們可以從北京一家大型家政服務公司給雇主們的一封信里找到一點線索。這封信附在一份名為《家庭服務員必讀》的手冊的后面。該信為雇主們提供了誠摯的建議，告訴他們怎樣避免與家政工人產生誤會并緩和與她們的緊張關系。這個手冊自信又善解人意地總結說：“我們相信如果你要注意到這些要點，那么家政工人就將和您一心一意。”[12]筆者認為，希望家政工人能夠與雇主“一心一意”就是雇主們對所期望的“合適”的定義。

　　這個表述指向的是家政工人主體性轉變這一目標：她的主體性應該能夠恰當地領會并滿足雇主們的需求。作為一個例子，這里我們不妨重溫一下小說《保姆》。小說的最后揭示了這個不尋常的完美的保姆的謎與她隱藏的知識分子的身份之間的關系，故事也讓人傾向于這樣一種解讀，即小凌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完美的保姆，是因為她是一個有抱負并且勤奮的知識分子。盡管做的是保姆工作，但她的主體性與她的雇主沒有本質差別。小凌根本不需要任何培訓，什么都能領會。農村進城的保姆在李護士長看來是很難培訓的“一堆死肉疙瘩”，即她們的軀體中缺乏她所期待的主體性。

　　與“一堆死肉疙瘩”相比，“一張白紙”同樣將外來家政工人呈現為一種沒有主體性的純粹的體力勞動者。盡管這兩種說法都徹底否定了打工妹的農村經驗和知識，但是“一張白紙”在話語策略上卻特別有用，它有助于調動雇主的能動性，鼓勵他們通過教導打工妹，刻畫出她們新的主體性，使她們能夠心領神會地、善解人意地勞動，因此是一個策略性用詞。這種主體性的塑造以“素質”話語來說就是“提高農民工素質”。“低素質”這一標簽刻畫了他們在知識上的無知和主體性上的缺失，但這并不是城市雇主或招聘公司首先提出來的；它是由后毛時代的現代性話語建構的，是后毛時代的精英們的集體產物。“素質”與廣泛的指標和特征相聯——正規教育、禮儀、紀律、競爭力、都市品位等等，而這些特征則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和發展的想象聯系在一起。作為衡量這種現代性的尺度，“素質”剛開始是反映人口或人群的整體性指標，后來逐步擴展和滲透，成為評價社會團體和個人的標簽了。這里要說明的是，并非所有的雇主都有興趣或有意愿提高家政工人的素質。有許多雇主認為家政服務不過是一個工資與勞動時間相交換的問題，他們除了向傭工們發號施令外，與他們幾乎沒有什么互動可言。更“開明”的雇主則往往對改造家政工人的主體性有興趣，并且他們還往往認為這樣做是在幫助他們的家政工人。

　　不過，家政服務公司和雇主們也知道進城女工并非真的就是一張白紙。在一家大型中介公司對打工妹的培訓中，培訓經理教導家政工人不論年齡大小和經驗多寡，要把她們在農村老家的那套做法和經驗忘掉，因為這些在城市里既沒用也沒價值。經理反復叮囑她們把自己當成初學者。如果一定要問個為什么的話，經理會告訴她們說這些“先前”的經驗會影響她們在城市家庭里學習新知識的能力和意愿。這實際上也就承認了“一張白紙”不是自然的空白狀態，相反，它是一種被積極創造出來的東西——通過清除、譴責和清算女工們在農村積累的知識和經驗的價值才能建立的狀態。

　　一位四十多歲的工程師為他的孩子雇了一名家政工人，他這樣評論：“在農村她們養孩子就像養豬和養狗一樣。”對農村這樣徹底的否定出自一位性格溫和、受過大學教育的工程師之口。和許多同齡人一樣，他小時候就被父母送回老家，在農村與他的祖父母度過了他的童年。這位雇主不認為這樣的評論是他個人對農村養育方式的獨特見解，相反，他認為他所說的不過是重復人們的常識而已。他的這種論斷與其說是他個人經驗的反映，不如說顯示了后毛時代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性話語對人們的浸透作用。這種價值判斷與后毛時代城鄉二元對立的背景是完全吻合的，在這種二元結構中，內地的農村已經成為落后和愚昧的同義詞，被想象為處于現代性的過程之外。然而，就在不久以前，起碼一直到70年代，相當多的城市干部和知識分子家庭都把孩子送到農村老家撫養幾年。今天不僅幾乎沒有城市的家長會愿意把他們的孩子送到農村親戚那里去撫養。這個日常實踐的轉變意味著人們不再認為農村可以滋養我們民族的未來，體現了后毛時代的現代性對城鄉關系的深刻重構。

　　上述事例說明了話語的力量，它能夠將由一定的政治和社會進程所產生的城鄉關系加密，使其呈現為常識，使人們幾乎不去質疑，而通過所謂的常識，使這種關系更合法地、積極地參與社會政治現實的話語的擴大再生產，使這種話語擴大再生產能自圓其說。農村撫養孩子的方式是原始和愚昧的，這個“事實”反襯了含高附加值的城市撫養方式。用喂養家畜來比喻農村孩童的哺育，暗示了農村青少年在未來受罪的，然而也應得的前途和命運，即在社會進化和全球競爭中他們只能扮演著低等的體力勞動者的角色，這點在那些從農村來城市的大量的打工者身上又似乎得到了佐證。

　　雇主們把未經培訓的家政工人看作一堆肉身，認為她們沒有合適的主體性、主動性。如果說上面李護士長把不懂城市習慣的家政工稱為“一堆死肉疙瘩”是一種怪異的比喻的話，那么在現實生活中雇主們更常抱怨的是家政工人 “像算盤珠子——你不撥它它就不動”。抱怨的意思是一樣的。“眼里沒活兒”也是雇主對初出農村的家政工人的常見抱怨。

　　一家家政中介的經理這樣描述一位90年代末期進城的家政工：“她到了雇主家后不知道該做什么。我想這跟她受的教育水平有關。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缺乏素質。她就是不知道活兒在哪。”那些用了許多家政工人的雇主們抱怨說，他們不得不一次次培訓新的家政工人，教她們眼里能看到活兒，這樣她們才知道該干什么。

　　為了使家政工能動起來，雇主們必須再三地調動家政工人那未經訓練和沒有動力的身體。因此培訓一個家政工人就是賦予她一個新的主體性，這樣她就能學會從雇主的眼里看到家務，能夠自我調動。也就是說，這個新的主體性是接通雇主的意識和家政工體力的橋梁，把雇主的意識轉換成家政工的意識。在這個過程中，她要學習并接受新的家務認知和清潔標準，這些與她農村老家都不一樣。

　　雖然雇主們往往把家政工人眼里沒活兒視為后者低素質、無知，或者懶惰的證據，對于初進城的家政工人來說，進入新的家庭空間卻是一個充滿焦慮、迷茫和無助的過程。城市小康家庭的空間是一個令她陌生的秩序和符號世界，她現在突然置身其中。家用物品之間是什么關系？它們應該怎樣擺放？什么時候要清洗它們？怎樣洗？她本人與家里的空間以及這些物品之間又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可以未經允許就進入某個空間嗎？她可以使用哪些物品？這里沙發不僅僅是一個沙發，DVD播放器也不僅僅是一個DVD播放器，它們一起組成家庭內的秩序和空間，她感到這種秩序和空間不僅是陌生的，而且也統治著她，它們否定著她來自農村的知識和經驗，而她必需服從它們所代表的秩序。

　　雇主一般不允許或不愿意家政工人一個人在家的時候看電視，或在雇主外出的時候把朋友帶到家里。有時家政工人不得不在雇主的監視之外違規地使用家庭物品。在小說《紫花布幔》中，保姆小髻是雇主的農村表妹，有一次她獨自收看電視教學節目時聽到了門外鑰匙的開門聲。

　　會是誰呢？小髻憑著女人的敏感，立即斷定這是姐姐（雇主）。她迅即掃了一眼四周，房間很整潔，費費渾身上下也收拾得很干凈，就是廚房里還泡著一個碗……

　　“下面，請同學們把書翻到第九十頁……”一個溫和的女中音，打斷了小髻的忙碌。

　　怎么把這個給忘了！小髻趕緊走過去，啪地把電視關上，把罩子蒙好……

　　……小髻還是很緊張，這是主人在冷不丁抽查她的工作。

　　還好。一切都井井有條，不是匆促之中現收拾打掃的，費費也很乖，身上散出好聞的兒童霜氣味。無論阿寧（雇主）眼光多么挑剔，應該說小髻是一個稱職的保姆。

　　不過，屋里有一種氣氛。那是人片刻之前還沉浸在另一種情緒中，一剎時轉不過來的表情……

　　阿寧……不動聲色地環顧屋里。電視機罩是歪的，她走過去撫平，用手指觸了一下熒光屏，溫熱如費費的額頭。

　　雇主不在的時候，小髻創造了一個短暫的、違規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她成為一名學生，片刻地、部分地逃離了她的保姆身份。但這種逃離只能是部分的，因為即使當她獨自一人的時候她也不能完全忘卻自己的身份，她仍然必須保持警惕，鎖孔里的一個小小的聲響足以把她震回到現實世界。

　　在這個陌生的家庭空間里，初進城的家政工發現“活兒”的內容是琢磨不定的。在我的訪談中，家政工曉紅介紹了她學著干活兒的過程，這個過程讓她心很累：

　　那時，哎呀，日復一日，我不知道有哪些活兒，也不知道該干什么。好累！我的心太累了！想想看：你在你雇主家中干活兒，卻看不到活兒在哪。這樣你不擔心嗎？如果你能看到活兒，把它做了，你的心里就覺得踏實。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該做什么，還得跑來跑去地找事做，真的很累……我當時非常著急，一個月就像過了一年。我覺得時間沒有盡頭。我在我們村的時候，整天玩或整天干活，我的心不累。我甚至感覺不到時間的存在。哎呀，來到北京后每天都是這么長……我的雇主休產假在家里。我看不到活兒，但我總在她眼前晃……我不能就坐在那休息……這就是為什么我這么累。

　　更糟糕的是，在曉紅費力尋找那難以捉摸的活兒時，她一直處于雇主的眼皮底下，時刻有壓力。只有最后當她熟悉了這一套新的家庭秩序，眼里有活兒時，她所受的這種煎熬才告結束。

　　四、從“一張白紙”到“一心一意”：

　　階級的言說和改造

　　在“一張白紙”上描繪新的主體、提高外來女工素質的教育過程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言說和改造的過程。以法國為例討論19世紀法律的 “普世性”時，福柯評論道：法律不是普世的，而要成為普世的，它就必須是一個話語，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話語，而這兩個階級“沒有相同的想法，甚至連共同的語言都沒有”[13]。就年輕的農村婦女們來說，既然她們與雇主想法、言語、習慣都不同，她們就被當作沒有想法、沒有主體意識的一張白紙。通過這種家庭生活的再教育和勞動的再學習過程，開明雇主們希望啟發外來女工主體性的深層轉變——這種轉變是她們成為合格的保姆所需要的。進城家政工在城市里的主體性轉變是城市媒體和雇主們經常談及的話題。在這些精英看來，外來女工缺乏現代主體性既表明了國家現代化教育的不足，同時也提出了現代化教育的一個任務。

　　正是通過這些年輕女工的轉變，后毛時代的現代性才不斷地證明和展現它的普世性。談起她家原來的保姆小燕的變化，王女士很自豪：

　　小燕的變化非常大！（當然）所有那些在我們家做過保姆的都有明顯的變化。你只要對比一下她第一次來的照片和她后來的照片，簡直就不像是同一個人！在這些變化中最大的是她精神面貌的變化。畢竟，她來自一個小地方，知道的東西不多。她剛來時看上去土土的，說話也很膽怯。她來了后很快就適應了我們的習慣。她看電視，看我們如何與別人交往。她會模仿我們。我們也經常跟她談話。（在我雇過的保姆中）我跟她的關系是最好的。她人非常單純。我經常告訴她要多學習一點東西……有時我們還會談論她姐姐與她男朋友的關系。我會告訴她我的意見，經常告訴她該怎么做。所有的這些事情對她肯定是有影響的……

　　我老公人很好。他說小燕挺勤快，很少有機會玩兒。他覺得如果長期這樣下去，她的狀態可能不會太好，也就很難給我們的孩子最好的照顧。所以他建議我帶她出去玩。我們一起出去的時候，我會評論一下時尚，應該如何打扮自己等等。她離開時，她穿的衣服還有她喜歡的東西都跟她剛來的時候非常不同。她在待人接物上變得周到得體……我真的很喜歡她。她就像家里人一樣。她對我們兒子特別好。我在工作上不順心的時候，我就會對孩子沒有耐心甚至會罵他。但她從來沒有這樣對待我兒子。她對他一直都特別好。我真的很喜歡她。

　　在王女士看來，家政工小燕的變化是雇主和家政工之間素質培養和勞動付出的有效循環的結果。王女士強調她經常找小燕談話，以及她的談話如何將“單純的”、“土土的”小燕帶上了素質發展之路，這種發展涵蓋了城市日常社會禮儀到消費品味、愛情和婚姻方面的話題。小燕通過模仿她的雇主而獲得了新的主體性，不僅體現在衣著上面，更顯示在精神面貌方面，王女士發現她更能干、更勝任工作。王女士夫婦由此認為，他們在小燕身上的投資——帶她出去散心，在外出時對她進行素質教育，最后有效地返還到了他們身上，尤其是返還給了他們的孩子。的確，小燕體貼的勞動對王女士來說確實是一個欣喜的回報。在王女士的敘述中，小燕的能干、主動、耐心和細致，與她的主體性的改造是有關系的。兩年后，王女士通過她家與小燕老家官員的關系為小燕在縣城中學找了一份廚師的工作，她說小燕回家后隔一兩年就要給她寫封信。

　　為了使家政工人能夠跟雇主“一心一意”，有些雇主在教導過程中不一定回避談及雇主和傭工的利益問題。D女士和她的家政工人蕾蕾之間的關系展示了雇主是怎樣處理利益問題的。D女士是單身母親，她曾經是一名醫生，在國外生活幾年后，回國在一家保險公司工作，這是后毛時代的新行業。D女士與她18歲的外來家政工人蕾蕾的關系很密切。蕾蕾初中沒畢業，我認識D女士時，她在D女士家里已經干了1年。D女士多次跟我坦率地談起她和蕾蕾之間的關系。在我訪談的雇主中，D女士比其他雇主對雇傭關系有著更多的反思，更多的體會。按照一般的標準，她是一名好雇主。她不僅鼓勵蕾蕾在閑暇時間多讀點書，還跟蕾蕾討論很多關于人生觀的話題，比如人生需要吃苦、需要為成功而奮斗，等等。“她并不是什么都能理解。在她這樣的年紀是不可能去學會處理這一切的。在我家里，只要是她不知道的，我就要教她。”

　　曾經發生的一件事使D女士有機會讓蕾蕾懂得從個人發展的新視角看問題。

　　她老家最好的朋友給她打電話，要她回去參加她的訂婚儀式。看來她們那兒有很多的風俗。好像只有訂婚時到場了，婚禮時才能到場。她糊里糊涂地就同意了。對這種事情她從來沒有經歷過。她向我請假。我告訴她，你在這有一份工作，你不能為了隨便什么人就走開。我問她：“你覺得呢？”她說：“我也不想回去。馬上新年就要到了，我也不想回兩次家。”我說：“對。首先，我們先不去從我的需要來考慮你是否應該回去這一趟，從這個工作的角度來看，你既不應該、也不能回去。但是從你自己生活的角度，想想，既然你的朋友會一個接一個地結婚，你參加她們其中的一些人的婚禮而又不參加其他人的婚禮也不合適，對吧？”這樣我就告訴她，當我脫離先前的朋友圈時，我就再也不能參加與這個圈有關的活動了……現在，她和我想法經常是相似的。我覺得她自己已經逐漸融入到這個家庭的生活，融入了北京的生活……這樣她很容易地接受了這點（D女士的建議），因為她就面臨著這樣的情況——她現在也脫離了先前的朋友圈，沒法再參加她們的活動。

　　蕾蕾最初同意參加她好朋友的訂婚儀式的打算，被當作一個糊里糊涂的決定被D女士否定了。從D女士的視角看，蕾蕾的人情邏輯不算邏輯，她有想法也是缺乏想法的表現。顯然，蕾蕾考慮到短時間內需要兩次回家，同意放棄這個不方便。然而僅僅是因為不方便而改變原先的想法在D女士看來是不夠的。D女士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做“思想工作”的機會，從個人發展角度開導蕾蕾[14]。以自己為例，D女士將蕾蕾置于一種無法逆轉的發展進程之中——她與老家的關聯和圈子已經被她與這個家庭以及與北京的聯系所取代，“這個家庭和在北京的生活”被確定為她社會關系的重點和目的。這種個人發展的進化論和目的論就把蕾蕾和農村老家朋友的關系當作拖后腿的、可以舍棄的東西。在教導蕾蕾時，D女士把她需要并依賴蕾蕾給她照顧家務這一點先巧妙地暫時擱置，然后教蕾蕾從個人發展角度看問題，使她相信她自身的利益與D女士利益是一致的。D女士與蕾蕾分享的這種人生哲學能使她更緊密地貼近D女士的需求和利益——即變得“一心一意”，因此也就像家庭成員之一。

　　然而，外來女工的主體性改造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它需要外來女工平衡福柯曾指出的主體（subject）的雙重含義：作為服從權威的主體（subject to）和以自我知識與自我認同為基礎的自主主體（subject of）。在雇主們看來，進城家政工的主體改造總是存在這樣的危險，即她熟悉了城市生活后可能認為自己也可以在城市爭得一席之地，以至于她更多地是在主體的后一重意義上行事而非在前一重，即在服從權威的主體意義上沒有自覺。前面提到的王女士說起她一個農村遠房親戚曾來幫忙做家務。“她真的很想生活在北京，而且想開一家商店。她特別有野心。”與她最喜歡的保姆小燕相比，似乎她的遠親把自己主要是看作自主的主體而非服從的主體，因而被認定“有野心”。在王女士看來，因為這個親戚缺乏作為保姆的身份自覺和自律，因此她在主體改造中產生了一種不合適的自我定位。因此，在雇主們看來外來女工的主體改造應該有這樣的效果，即她不再像被動的算盤珠子那樣干活兒，同時她的主體改造應該在保姆定位的基礎上偏向主體的第一重含義。

　　培訓外來家政工涉及到平衡“主體”的雙重含義。這雙重含義與雇主在改革時代的自我認識也緊密相關。對于大多數雇傭家政工的專業人士和其他精英群體來說，他們一方面希望保持自己的階級優越感，另一方面也認可社會流動，在日常的環境里和家政工相處時，他們如何在兩者之間保持平衡就是一件細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提高素質的概念，既是一個作用于每個個體的社會流動的話語，又是一個階級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向另一個階級言說、對這個階級施加作用的支配過程。主體的“服從”不僅是對話語的服從，同時也是家政工人對作為話語代言人的雇主們的服從。

　　一個經過開導的家政工人所應具有的合適的主體性是什么？D女士很滿意她的教導所起的作用：在她看來，蕾蕾變得成熟多了，她的談話和思維方式幾乎已完全改變了。但是，在回想起她有一次問蕾蕾的夢想是什么時，D女士在我面前忍不住樂得笑了起來。她說蕾蕾非常認真地想了想這個問題，慢慢地回答道：“我想我們有一個新家，新家里沒有蟑螂。”D女士被蕾蕾的夢想逗樂了，而且很驚訝它是那么微不足道。相對于那位被王女士批評為有野心的保姆，蕾蕾向她的雇主表明她的主體性甚至連同她的夢想都是從雇主那里派生出來的——不僅僅是派生出來的，而且還是袖珍的——因為蕾蕾的夢想之大不過于為雇主夢想一個沒有蟑螂的新家。但我禁不住想，蕾蕾在回答之前的停頓和她緩慢的回答是否是為了努力地制造出一個逗樂的答案，這樣既可以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主體性限定在她雇主看來合適的范圍內，同時又可以消除答案的嚴肅性。

　　五、“家庭中的一員？”管理情感商品

　　和一般雇傭勞動相比，雇傭性的家務勞動有其自身的特征。作為服務性勞動，情感表現伴隨著勞動的過程，是勞動表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雇主們希望家政工體貼、聽話、可人意、自我克制、不頂嘴，把這些看作評價家政工勞動表現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在雇傭勞動關系中，體貼、可人意等等都需要家政工的努力，也是她們的勞動付出，是情感勞動。因此，家政工一方面是一般性的勞動力商品，但又不僅僅具有一般性的使用價值，她們付出的不僅僅是一般性的勞動，還有情感勞動。雇主希望家政工能付出情感勞動，不少雇主會解釋說，他們對待保姆就像一家人，含義是保姆也應該對他們像家里人一樣體貼照顧和主動，而不是算盤珠子，不說不動。但是情感也會妨礙雇傭關系，在這種情況下，雇主們會小心處理，以雇傭關系為重。在雇主們看來，情感是必要的，但需要小心對待和管理，以保證它不與雇傭關系相矛盾，不能危害這種關系的商品屬性。下面這封蕾蕾的母親寫給D女士的信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的例子，這促使D女士日后更加注意她們之間的界限：

　　D妹妹您好，

　　首先我祝你身體健康。這是我寫給你的第三封信。也許你沒有收到我之前寄給你的兩封信，因為蕾蕾沒有告訴我您的正確地址……這就是為什么我寄給蕾蕾的毛褲最近被郵局退了回來……

　　我拿起筆的時候心里有好多話想要跟你說。我很感激你對我們的蕾蕾的關心和照顧，仿佛她就是您自己的女兒一樣。上次蕾蕾回家告訴我們D阿姨待她是如何地好。她回家后，一直都說你在北京的家就像她自己的家一樣。你對她太好了。她還告訴我們，D阿姨帶她到許多她以前從來沒去過的地方去玩，讓她看到很多新東西。她還告訴她的爺爺奶奶及她的好朋友講你待她是如何地好。我們全家人都為她感到高興。在我心里你真的是既高尚又偉大。你對我們蕾蕾的真情實意我們真是感激不盡。我們一生都不會忘記你的好……蕾蕾離家后，我們就開始養兩只小雞等以后你和小菲（D女士的女兒）回來后招待你們。我不知道我的這個愿望能不能實現……

　　蕾蕾的媽媽

　　蕾蕾的媽媽用不很流暢的筆畫所寫成的大字體接連寫滿了幾頁信紙。看起來寫信的手不常寫字。在給我看信的時候，D女士承認她感到信中夸張的言詞很抬舉她，也對這種夸張覺得訝異和好笑。她覺得自己肯定沒有信中所說的那么好。她推測或許是蕾蕾想通過炫耀她北京的雇主對她多么好來提高她在朋友和親戚面前的地位。“也許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依附性增長？”D女士試著用一個經濟學術語來理解蕾蕾對她的推崇。然而，蕾蕾母親的這封信的確促使她去更多考慮自己作為蕾蕾的雇主應有的責任，“從本質上講不過是她為我干活兒，我付工資給她……但是，她畢竟年輕。作為她的雇主，我確實有一定的責任去培訓她，教她一些技巧，以及提高她的素質。”

　　聽完她的話，我向D女士指出了她以雇主的身份看待她的責任有別于蕾蕾母親那充滿感情和家庭溫情的言語表達。D女士同意我的看法，并說她有意保持一定距離，不希望牽扯進這封信所散發的感情中去。這件事勾起了D女士對她與另外一個農村家庭之間關系的回想。多年前她是一家公立醫院的內科醫生，她的一個農村病人感激她，只要一有機會進城就要去拜訪她，經常給她送去自家種的土產。然而D女士在這兩事情上發現了一個差別：“我覺得我們之間交往的基礎是雇傭關系。要不是因為需要雇一個保姆，我們和蕾蕾就不會碰到一起。”蕾蕾表現出的對D家強烈的認同既讓D女士感到滿意，也多少干擾著她們間的雇傭關系。D女士意識到了這個矛盾，也想著怎么給蕾蕾一個預防針。當D女士的妹妹從加拿大來探訪她們時，她妹妹對蕾蕾很不高興，就唱了白臉訓蕾蕾，下面就是D女士向我模仿她妹妹跟蕾蕾講話的語氣和用詞：

　　我姐姐對你非常好。這誰都看得出來。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她為什么對你那么好？首先，那是因為你對這個家庭做了貢獻。你做好你的工作，她給你工錢。其次，你們之間產生的感情是一個次要問題，是另一回事。我姐姐沒必要對你那么好，對不？她沒有必要非得雇你不可。她一樣可以雇用隨便其他什么人，只要她能把工作做好。

　　D女士說她妹妹看不慣蕾蕾是因為她發現蕾蕾的舉止不像是保姆，比如她白天躺在床上看書。訓斥的目的是提醒蕾蕾，她的勞動力是可替代的商品，而且她勞動力的主要性質——商品——不應為感情所掩蓋和危害，即蕾蕾不能忘乎所以，忘記了她的位置。雖然通常雇主們在外人面前常常淡化雇傭關系（常見的套話是“我們待她就像一家人樣”），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因為蕾蕾似乎已經相信，并且她的行為舉止也表現得好像她就是這個家庭中的一員，所以她才被提醒感情畢竟是第二位的東西，主要的還是她的勞動表現。雖然D女士不贊成她妹妹所用的生硬的語言，但她跟妹妹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蕾蕾勞動力的商品性質是她倆關系的主要方面，這種關系可以由情感來補充，但不能受到情感的左右。

　　如果說王女士通過她的家政工人小燕的主體塑造設法在情感和勞動之間營造出一種有效轉換的話，那么在這里D女士遇到的卻是一種不同的情感運轉。蕾蕾母親希望因為蕾蕾的關系兩個家庭可以相互往來。在信中，蕾蕾母親就邀請D女士和她女兒到他們農村家里做客。D女士則擔心，參與這種情感往來會使市場邏輯下的雇傭關系服從于蕾蕾家庭和農村社會的道德和情感邏輯，因此她思忖著對我說，她并不反對到幾百里外的蕾蕾家造訪，也不反對與蕾蕾的家往來，但是，停頓了一下，她接著說道：“通常，像我和蕾蕾之間的這種關系是不應該走親戚的。因此，中國有的事很奇怪。我覺得她家已把我們看作是她們的親戚。”

　　D女士感到很矛盾：她曾經與一個農村家庭有過很好的關系，但她始終意識到，她和蕾蕾的關系是一種雇傭關系，她需要保持雇主的權威身份來管束蕾蕾、發放工資以及最終終止這種雇傭關系。通過把這件事看作是中國特色的，D女士把她的困境變成了一個中國問題的諷喻，即中國的市場邏輯經常與其他不同的邏輯和情景糾纏在一起，似乎在中國很難存在有純粹而合適的市場邏輯。在這里，D女士和一些經濟學家一樣，存在著某種幻想，即認為市場邏輯本應該是純粹又自立的。這種幻想試圖將市場邏輯從與它緊密纏繞在一起的政治中抽象出來，試圖屏蔽掉市場邏輯對其他各種形式的社會關系的支配和改造。

　　總而言之，雇主們常見的抱怨——“很難找到一個好（或合適的）保姆”——表達了在后毛時代社會關系重構中的一個問題，即一個階級的思想意識如何調動和驅動另一個階級的身體。家政工的雇傭問題的背后交匯著后毛時代三條軸線或三重關系的運動和調整：城鄉關系、腦體關系以及性別關系。這三重關系的社會分工的重新確立和合理化是大量的家政工人為城市富裕家庭提供家務勞動的深層背景。

　　家政工人的勞動力是一種特殊商品，這不僅因為它有勞動產出，還因為它是一個具有主體性的、能夠從事情感勞動的商品。一般說來，來自農村的打工妹是家務勞動力的首選來源，而內陸貧困地區的年輕女工尤其受歡迎，因為她們的主體性在被否定以后被當作是“一張白紙”，有待雇主的教導來進行改造和重塑。一些開明雇主們給予家政工現代化和個人發展的教導，通過改造外來女工的主體性來調動家政工的勞動積極性。外來女工被改造的主體性聯接雇主的思想意識和她自己的身體，起到一個杠桿和樞紐的作用，以便于一個階級的思想意識得以調動起另一個階級的身體，使外來工不僅從事一般的體力勞動，而且還有情感勞動，而這種情感勞動正是雇主享受“有品質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

　　雇主們向往的“合適的”雇傭關系取決于通過細致的管理達到的勞動力商品化與情感之間的平衡，而這種雇傭關系最終追求的也是情感勞動的最大化。自覺承擔啟蒙作用的雇主們也認識到，情感是必要的，但是應該從屬于、受制于雇傭勞動的商品性質。管理家政雇傭勞動有不少的障礙，包括毛時代的遺產還在發揮一些作用，還存在于一些雇主和家政工人的意識里或潛意識里，各種異質的社會關系把農村或社區的情感邏輯帶到了雇傭關系中，以及很多的偶然因素如雇主和家政工人的個性和追求等。

　　有了家政工人，那么知識女性和職業女性是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脫離與家務勞動的聯系呢？在某種程度上是的。然而她們并沒有從話語上擺脫內置在家務勞動中的性別問題，而家務勞動內置的性別問題在80年代被置換成階層問題，一個知識分子階層的特殊問題。家務勞動的問題既然以階層問題的面目出現，它呼喚的是相應的解決之道，引入家政工把知識分子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就名正言順了，也是改革開放的價值體系所合理化的。但是內置于家務勞動中的性別問題依然存在，知識女性和職業女性只不過找了家政工當替身（或者有時是她們的婆婆，因為婆婆們有時也認為她們像保姆一樣為家庭服務，并且還是無償的）。

　　張美蓉、南松：《家務勞動價值論》，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隨著國企改革中大量女工的下崗以及90年代以來市場招聘中日益嚴重的性別歧視，越來越多的婦女被迫回家成為全職或者兼職的家庭主婦（家境富裕自愿回家的也有，但在少數）。電視連續劇《田教授家的二十八個保姆》中的第28個保姆是田教授自己最近下崗的女兒[15]。婦女的家庭化促使一些婦女支持“家務勞動報酬化”，以此明確表示家務勞動的價值[16]。但這個提議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一位參與討論的人指責說，討論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煽動”夫妻關系不和。

　　你說，“我在家干家務活，這應該不少于五百塊錢。”如果你的配偶是通情達理的，他可能會說：“好，再給你一百塊。”……但是，如果你的配偶不那么通情達理的話，他可能會說，“五百塊？一個保姆也不過三四百。你不覺得你要得太多了嗎？”你瞧，你把自己降到了保姆的份上了。[17]

　　這個指責帶有一個警告：那些敢于要求其家務勞動報酬的婦女冒著降格和掉份兒的風險。我們是否應該通過“家務勞動報酬化”來體現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家務勞動報酬化”是不是有效的性別平等策略？這些都是可以爭論的，也值得更廣泛的討論[18]。但這里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性別和階級的交叉作用：80年代家務勞動的性別問題被回避了，被置換成階級問題，而現在階級問題又反過來困擾著、“懲罰”著家務勞動的性別討論——那些敢于開啟這一討論的女性就是自取其辱，就是把自己和保姆相提并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即使那些可以依靠性別替身來解決家務勞動問題的職業婦女也仍然沒能從話語中解放出來。因此，任何對家務勞動價值的嚴肅討論都必須正視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并且通過性別問題和階級問題的關聯來尋求解放性的方案。

　　參考文獻、注釋

　　[1]郭傳火：《中國保姆》，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2]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中期，和同時代農民、城市工人以及街頭小販比起來，知識分子的收入是停滯不前的。這在當時的打油詩“老大笑，老二樂，不三不四存鈔票，知識分子光著屁股坐花轎”中得到了反映。當時包括國家糧食收購價格調整在內的許多因素使得農民的收入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快速增長，見嚴海蓉：《虛空的農村和空虛的主體》，載《讀書》2005年第7期，第74～83頁。農村改革之后，城市的工廠改革也允許以獎金的形式增加城市工人的收入。因此人們在20世紀80年代調侃道，那些造導彈的卻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卻不如拿剃頭刀的。改革進入到90年代時，正如經濟學家韓德強所觀察到的那樣，“金領階級”（知識分子、高級官員、企業家、外企白領管理人員）已經大大受益于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那時農民收入卻停滯不前，工人的收入相對地或絕對地下降，見韓德強：《碰撞》，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3]Elizabeth Croll，Chinese Women Since Mao，Armonk，NY：M. E. Sharpe，1983，p. 65.

　　[4]政策支持和鼓勵的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使鄰里街坊的關系迅速發生了變化，甚至在毛時代形成的社區也不例外。在新開發的帶保安門衛的高檔小區中，那些過得起城市上流社會生活的人們看待鄰里關系和集體觀念與普通老百姓是大不相同的，見David Frazer，“Inventing Oasis：Luxury Housing Advertisements and Reconfiguring Domestic Space in Shanghai”，in Deborah Davis（ed.），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 5-53。

　　[5]老田：《比較“小保姆”和“大學生”的政治認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411/815.html，2007年5月1日訪問。

　　[6]China Daily，“China to End Govt Bailout for Bankrupt SOEs”，Feburary 3，2005.

　　[7]畢淑敏：《紫花布幔》，載《畢淑敏文集》，北京： 群眾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頁。

　　[8]同上，第435頁。

　　[9]可參考Nancy Armstrong對18世紀英國資產階級家庭生活的分析。作者指出現代資產階級的家庭生活是被當作“躲避無情經濟世界折磨的避風港”而建構起來的，見Nancy Armstrong，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 8。

　　[10]在我訪談的雇主中，一些有小孩的雇主往往認為漂亮的保姆有助于她們孩子的身心成長。

　　[11]回想一下G·布朗（Gillian Brown）關于19世紀美國市場與家庭溫情主義（sentimentalism）之間關系所做的分析是有意義的。她觀察到，家庭用品要擺脫它原先與市場的關系才能融入家庭溫情，見Gillian Brown，Domestic Individualism：Imagining Self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 47。

　　[12]北京三八家務服務中心：《家庭服務員必讀》，非正式出版物，1998年版，第277頁。

　　[13]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New York：Vintage Books，p. 276.

　　[14]通過開導談話的方式做思想工作是促使個體意識改造的一部分，這不僅是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的一部分，讀者可參見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對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實踐的分析：Louis Althusser，“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in Lenin and Philosophy，and Other Essays，trans. Ben Brewster，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2，pp. 127-186。

　　[15]吳培民（導演）：《田教授家的二十八個保姆》，上海電影制片廠，1999年。

　　[16]張美蓉、南松：《家務勞動價值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2頁。

　　[17]迅達：《“家務勞動報酬化”是挑撥夫妻關系》，載《現代家庭》1996年第10期，第30頁。

　　[18]張美蓉和南松關于家庭勞動力價值的討論是與婦女解放問題聯系在一起的。他們堅持如下觀點：“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女性解放運動和女性解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女性解放運動是狹義的婦女解放……女性的真正解放是一切女性的解放，是使女性整體擺脫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從階級剝削、壓迫、奴役中解放出來；從男權制度，從兩性不平等的社會關系和地位中解放出來。……西方女權主義運動對于改善和提高女性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它回避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的階級剝削這個基礎內容。因此，它只不過改善了一下少數女性的處境和狀況，而談不上廣大婦女的真正解放。”同注[16]，第81頁。然而，我不同意他們對家政工的出現所做出的熱情評價：“當今社會出現的保姆，與私有制條件下出現的保姆性質完全不同。它是一個勞動人民家庭的家務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一種替代方式……從客觀上承認了家務勞動是社會的必要分工。”同注[16]，第85頁。這種熱情的評價忽略了當代中國家政工人雇傭制度的核心中存在著的不平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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