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90年代末，電視連續劇《田教授家的二十八個保姆》[1]在上海、北京等許多城市的地方有線電視臺廣泛地播出。這部輕喜劇關注的是上海一個小康家庭的內部生活，講述了田家多次尋找家政工人的故事。通過劇名突出強調田家雇傭過28個保姆，電視劇一方面不厭其煩地顯示家政工勞動力供應的充足，另一方面這個夸張的數字也生動地表現了富裕家庭的需求單靠數量無法得以滿足的那種挫折感。

　　類似地，雇主們在我和他們的訪談中也屢屢表現出他們混雜著的優越感和挫敗感。我聽到過種種抱怨，比如：他們“雇過和炒過的保姆夠編成一個排了”，或者“找一個合適的保姆比找對象還難”[2]。作家畢淑敏在她的小說《紫花布幔》中這樣描寫一個電腦工程師對她保姆的嘆息：“她依舊像算盤珠子一樣，不撥不動……培養一個精干的可人意的保姆，真比培訓一個合格的程序設計員還難！”[3]一些雇主很高興能有人來聽聽他們對保姆們的抱怨：有的太木，教不會；有的可能學得快但又不守規矩；有的干活勤快，但又老頂嘴，忘記了自己保姆的身份；一開始她們可能單純，但慢慢就學得“油滑”，愛算計，給自己打算時不顧給雇主帶來的不方便；她們一開始都很勤快，但慢慢就變得懶了；等等。偶爾，我和雇主的訪談約在了她的工作單位，我們的談話會吸引周圍的同事，而她們全都開始附和著發泄她們各自的不滿。一次在合肥的一個大學圖書館訪談時，受訪者也對這種自發形成的群體性抱怨感到有點驚訝，并且幽默道：“這感覺就像我們在對一個婦聯干部‘訴苦’一樣。”“訴苦”是上世紀40～50年代土改時期對農民進行革命動員的一種形式，它鼓勵被壓迫者公開說出他們所經歷的苦難，使他們在公開敘述的過程中獲得和體驗階級主體性。婦女協會（后被納入全國婦女聯合會）經常會積極發動農村婦女們針對階級壓迫和父權制訴苦。這里雇主們援引“訴苦”的概念，就是潛在地設定自己相對于保姆的一種受害者立場，認為理應得到同情和傾聽。在北京，雇主常常將訪談安排在家里或咖啡館里，我從未遇到與一群雇主面談的情況。不過，有的北京雇主告訴我，她們在單位吃午飯時有時會講各自家保姆的故事，或模仿她們的行為舉止來消遣。

　　我在北京和合肥共訪談了大約35名雇主，大部分是專業人員，從事大學教師、圖書管理員、出版商、白領雇員、律師等職業。受訪者大部分是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的婦女。由于80年代前雇傭家政工人的做法在城市并不普遍，因此大部分訪談對象都是80年代后才開始雇傭保姆的，也就是后毛時代的新雇主。為了在田野調查中獲得信任，我的工作原則是對事不對人，所有的訪談都匿名處理（個別特殊情況除外），并且不訪談同一個家庭中的雇主和家政工人。盡管現在看起來許多城市家庭使用家政工，但是在2003～2004年間，北京雇家政工人的家庭也不到10%[4]。

　　家政工人，無論他們是雇主的農村親戚、城市下崗職工、年長的鄰居，或是更常見的進城農民，大部分是他們家庭中第一代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也就是后毛時代的新家政工人。1949年前中國長期合法存在的奴婢制傳統和主仆等級制度，以及對傭人勞動的精細分工和命名[5]，被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一掃而空。如果說這種傳統至今仍有影響，那也是作為 “舊社會”的一個幽靈而存在。農村進城做保姆的打工妹有時提到“舊社會”，表達她們對勞動條件的抗議，以及對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意義的質疑[6]。改革時代的新雇主和新家政工之間存在著一種相當普遍的彼此不滿，本文要分析的正是這個矛盾。除了擁有一般性的雇主和家政工人的矛盾之外，改革時期家政雇傭關系矛盾還有一個特點是揮之不去的社會主義遺產在民間社會的影響與雇主們對改革時期市場烏托邦的想象之間的沖突。

　　雇主們頻繁的抱怨促使我去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找一個合適的保姆這么難？“合適的”可以指（某物或某人）滿足或符合某種要求，以及/或者適合某種規則和程序。當雇主們討論家政工人時，“合適的”這個詞既描述了家政工人符合雇主的需要和條件的狀況，又表達了雇主對這種狀況作為事物應然秩序的肯定。

　　為了考察雇主們頻繁抱怨的原因，我們需要問一問怎樣才算合適，哪些人能成為合適的保姆，以及為什么這種“合適”在后毛時代的中國難以達到。提出這些問題并非是偏向雇主的立場和觀點。需要明確指出的是，這里對雇主—保姆關系的研究并不是要討論雇主的個人道德素質，而是探討后毛時代雇傭關系背后深層的社會關系的變革，尤其是性別和階級問題的凸顯或屏蔽。本文討論的是后毛時代體腦、城鄉和性別的關系如何交織在家務勞動雇傭的問題上。本文是這樣界定階層和階級的：勞力和勞心或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是社會分工，但是在階級社會中，這種分工體現了階級關系；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定的群體可以說是社會的一個階層，但是在家務勞動雇傭關系中，作為雇主的知識分子及其他白領和作為出賣勞動力的家政工之間具有某些階級關系的特點。

　　具體地說，在20世紀80年代關于“知識分子負擔”的討論為什么凸顯了腦力勞動（業務工作）和體力勞動（家務勞動）的矛盾，而遮蔽性別的問題？“知識分子負擔”的話語如何為保姆進城搭臺？重讀80年代的小說《人到中年》可以讀出以下問題：家務勞動在話語上怎樣變成了一種負擔？承受這些負擔的人有性別嗎？誰是家務勞動理想的、合適的承擔者？以社會史的視角看，家務勞動本身既沒有天然的，也沒有固定的界定；它是一個可以變化的社會實踐領域，在改革時代的現代化進程中，腦體、城鄉和男女這三組社會差別的重構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家務勞動的定位和認識[7]。

　　一、80年代“知識分子負擔”

　　與知識分子的性別

　　后毛時代家政雇傭勞動的興起是與20世紀80年代早期關于“知識分子負擔”的討論聯系在一起的。在中國語境中，“知識分子”是由受過教育的人構成的特殊社會群體，包括科學家、作家、藝術家、教師、醫生以及其他專業人士、國家給予津貼的技術干部等[8]。在文化大革命中，精英取向的大學入學考試制度被廢除，取代它的是通過推薦制度從工、農、兵中直接招收學生[9]。1977年才重新恢復了大學入學考試制度。當時改革的語境使人們認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國家人才的培養出現了一個斷代。“知識分子負擔”這個話語突出地刻畫了這樣一批中年知識分子：他們在“文革”前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在人才短缺的改革初期，他們負有特別重要的責任，要為后毛時代的現代化做出關鍵性的貢獻。

　　這些中年知識分子承受的重負包括繁重的日常家務勞動、艱苦的生活條件，國家對科研的支持不足，撫養小孩的責任，照顧父母的義務，等等。“繁重的”幾乎成為形容知識分子家務勞動的常用修飾，它使家務顯得是一個突出的負擔。這個話語警示人們，中年知識分子的負擔已經達到危機的水平，這些負擔是導致一些杰出的中年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小說《人到中年》是表現這種重負的最佳例子。1980年，這部小說首次發表在文學雜志《收獲》上，諶容在書中刻畫了一個女醫生陸文婷的困境：她和她的家人住在擁擠的小屋里，被家務所負累，掙扎在腦力（專業的和技術的）勞動與體力勞動（家務）的矛盾中[10]。在這部小說之前，“傷痕文學”曾靠著知識青年對他們“文革”時期在農村付出的體力勞動和其他艱辛的“訴苦”而席卷中國文壇，《人到中年》則是關于中年知識分子群體的一曲“訴苦”和頌歌。一方面，小說歌頌他們堅定不移地將自己的才華和青春奉獻給了他們的工作，奉獻給了后毛時代的國家重建；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個關于危機的故事：不是知青在“傷痕文學”中表現的信仰危機，而是身體的危機——知識分子身體的危機。

　　故事開始于陸文婷大夫因勞累而昏倒在手術臺上。然后故事情節追述了一幕幕細節：她對工作的高要求，她作為一個眼科大夫一心撲在病人身上，以及她作為一個不稱職的妻子和母親的愧疚感。雖然主人公是一位職業女性，負擔著特定社會性別分工下女性特有的勞累與內疚心理，但她疲憊和崩潰的形象引發了媒體將知識分子的負擔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廣泛地進行討論，還促使了黨中央指示各級領導人對這個問題引起重視，要關心中年知識分子[11]。小說出版后不久，同名的電影上映，推動了全國的關注與同情。自此，諶容的名字就與這部小說聯系在了一起。

　　故事片《人到中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攝制，1982年上映

　　當時社會對諶容《人到中年》的認同反映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在諶容塑造的眾多小說人物中，陸大夫作為一個被家務所負累、被自己在家庭領域里的失敗感所困擾的這么一個疲憊不堪的專業人員，成為了80年代初全國話語中的中心人物？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社會在接受這篇小說時陸大夫的性別卻隱去了，從而使她的問題成為一般知識分子的問題，使她作為知識分子，而不是作為婦女成為“知識分子負擔”的話語中心。1980年代韓起瀾（Emily Honig）和賀蕭（Gail Hershatter）在她們編輯的關于中國婦女的著作中寫下了她們對這部小說的反響的觀察：“人們一致認為，這部小說是中年知識分子承受的過度的、無回報的重負的令人痛心的寫照。小說雖然把各種家務瑣事描述得面面俱到，然而，婦女所承受的工作和家務的雙重負擔卻從未成為公眾關注的問題。”[12]如果把第二個問題再擴展一下：當性別因素被過濾掉之后，家務勞動變成了純粹是一個階層的，而不是某種性別的負擔，那么，這種敘述會引發哪些社會后果呢？

　　為了回答第一個問題，讓我們比較一下諶容享有盛譽的《人到中年》和她默默無聞的《永遠是春天》[13]。這兩部小說在出版上僅僅相隔一年，刻畫了兩種不同的性別、政治和家庭生活之間的關系，比較之下我們也許可以理解陸大夫何以成為20世紀80年代新時期的突出形象。在《人到中年》中，陸文婷是一個溫和、謙遜的專業人員，她“無職無權，無名無位，然而，她手中救人的刀就是無聲的權威”[14]。“文革”期間，丈夫傅家杰的實驗室被查封了，他承擔了家務活，而讓陸從負擔中解脫出來，得以全神貫注忙她的工作。“文革”的結束扭轉了這個暫時的、不正常的分工。國家和這個家庭都已恢復“正常”：“粉碎‘四人幫’以后，科研工作要大上，傅家杰被視為骨干，他的科研項目被列為重點，又成了忙人。這樣，家務勞動的重擔又有很大一部分壓到陸文婷肩上。每天中午，不論酷暑和嚴寒，陸文婷往返奔波在醫院和家庭之間，放下手術刀拿起切菜刀，脫下白大褂系上藍圍裙。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分秒必爭的戰斗。從捅開爐子，到飯菜上桌，這一切必須在五十分鐘內完成。這樣，園園才能按時上學，家杰才能蹬車趕回研究所，她也才能準時到醫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診室里，迎接第一個病人。”[15]

　　這里，家庭秩序的重新“正常化”依靠的是后毛時代國家政治秩序的重新“正常化”，并與之相切合。然而“撥亂反正”的努力恰恰反映了家庭和國家的“正常化”不是天然的，而是斗爭的產出。而這種變得“正常化”的秩序可能放逐了“家庭”和“國家”其他的歷史可能性[16]。為了使丈夫更好地投入工作，陸大夫在自己昏倒的前一天晚上提出了一個倡議：為了傅能有一個更好的不受干擾的工作條件，他應該搬到研究所去住，把家務和孩子全都留給陸一個人。雖然她溫柔的、親愛的、同志般的丈夫一開始并不同意，但她還是說服了他試一試。只是第二天陸突然的暈倒使這個計劃未能付諸實施。昏迷中，陸大夫不斷被內疚感和挫敗感所困擾，一幕幕自己未能履行家庭責任的場景出現在腦海中：她還沒給女兒梳小辮，還沒給兒子買白球鞋，還沒給丈夫創造更多的研究時間。這樣，《人到中年》以同情的筆調塑造了一個性格溫和而又意志堅強，兢兢業業而又完全不涉政治的職業女性形象，她把自己奉獻給了國家，但她又超越于政治，尤其是“文革”的政治。小說的情節充分凸顯了陸文婷大夫作為一個母親和妻子的挫敗感。

　　與《人到中年》獲得廣泛贊譽不同的是，諶容早此一年在同一本文學刊物上發表的小說《永遠是春天》卻沒有引起多少關注。這部小說是關于一個女革命者韓臘梅的故事。她非常講政治，生活中也沒有家務的負擔。最有意思的是，這個革命女性的故事是由一個自省、自責的男人講述的，也就是她的前夫李夢雨，一個省委領導，一個習慣于家庭舒適的男人。解放前，臘梅曾是一個地主家的奴婢，一群共產黨人救了她，這其中就有李夢雨。后來臘梅在40年代入了黨。共同工作的過程中，李和臘梅相愛并結了婚。1943年的一場戰斗將他們分開。傳言說臘梅在戰斗中跌下懸崖，犧牲了。經過幾年無果的搜尋后，李相信她已經犧牲，遂與一名城里的大學畢業生小師結合。20年后李與臘梅意外重逢時震驚了，臘梅早些年尋找過李，然而發現他再婚以后，就不打算打擾他。重逢后，李總有些內疚和后悔。然而，此外李還發現他和臘梅之間有了一個莫可名狀的鴻溝，這個鴻溝好像還不是時間的流逝和自己的再婚造成的。在小說中，李對臘梅以及他們兩人關系的敘述一直延續到他們重逢的十年后，臘梅去世為止，而講述的中心則是這兩個曾經是愛人的同志之間那個神秘的鴻溝。

　　疑惑驅使著李迫切想要了解臘梅是如何獨立生活的。他的第一次探望卻使得兩人之間的差異和距離更明顯了，也讓李心里不安。臘梅在一個職工宿舍區里有一間整潔的小屋，里面只有簡單的生活必需品。令李驚訝的是，臘梅的房間甚至還比不上他家保姆的房間。此外他還覺得臘梅的鄰居很吵雜，他對此感覺很不適應，然而臘梅在那兒卻住得很習慣。那天晚上，李才開始重新審視到自己家里的家具，他寬敞的書房以及柔軟的窗簾——一直以來他都把這些看作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必須的。

　　這間屋子很大，一邊靠墻排著三個大玻璃書櫥，一邊放著一整套沙發。窗前放著大辦公桌和皮轉椅。辦公桌兩旁各有一張皮躺椅。天花板上的吊燈，桌上的臺燈，沙發旁的立地式柱燈，使人在這屋里每一個地方看書，都能有很好的光線。通常，批改文件的時候，我坐在寫字臺前。看書的時候，我靠在躺椅上。思考問題的時候，我在屋中間發亮的地板上漫步……[17]

　　臘梅并不急于對兩人之間的鴻溝做出什么解釋。事實上，當李問及她生活方面的問題時，她都寡言少語，而當討論政策及執行的問題時，她就變得很健談和熱心了。當李得知他們的女兒在鄉下由一對曾經救過臘梅的老夫婦撫養時，他指責臘梅不是一個好母親。即使這樣，臘梅也只是解釋說，老夫婦和她的女兒好得分不開，而且在鄉下長大也不是壞事。只是到了后來，女兒才給他講述了臘梅的母愛，并為母親辯護。

　　李一直無法理解自己與臘梅的距離，直到有一天他終于意識到自己的失誤。他與臘梅走得越近，他的自我批判就越強烈。臘梅一直堅持著平等和解放的政治信念，與視特權及小資家庭生活為理所應當的許多同級別干部相比，她是一位有機的（葛蘭姆西所說的organic）、不隨大流的、有獨立性的革命者。臘梅成了李的一面鏡子，李在鏡中看到了自己作為一個革命者的墮落，他不僅養成了工作中的官僚主義作風，而且把資產階級的家庭生活特權視為理所當然。

　　臘梅的政治主體性通過李對她雙手的幾次描繪得到暗示。李幾次回想起在地主家做丫頭的臘梅，那時她才17歲，剛剛解放出來，就志愿給共產黨的戰士做鞋和洗衣服，一雙手弄得又紅又腫。多年以后，李在一個水庫施工現場見到臘梅，發現她的雙手是又粗又硬，完全不像一個女同志的手。她的雙手是她參加公共體力勞動的見證。臘梅卻從未把她簡樸的生活方式當作一種犧牲。她與鄰居一起開心地談笑，在工人社區中組織夜校，與一個年老的果農真誠快樂地聊天，還幫他挑擔。李學會了欣賞臘梅作為一個與基層相聯的、富有獨立性的政治主體發自內心的快樂，并以此為鑒看到自己的墮落和變質。

　　李的地位使他在家庭生活條件上享有他認為理所應當的特權。而他的妻子師，大學畢業后雖然在機關工作，但是她生活的中心就是在一位老保姆的協助下有條不紊地打理家務。當臘梅的女兒去探望她的父親時，盡管李夫婦已盡力讓她住得自在，但李家的生活環境還是讓這個鄉下來的“野”姑娘覺得分外的拘束和壓抑。正是通過這個鄉下姑娘的不習慣和她的觀察，李家日常生活的講究——挑剔的飲食，精致的裝修，等等——得到了進一步的揭露和批評。因為社會主義時期婦女的人格和平等地位是通過她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作為標志的，師對她的丈夫嘆息到：“我有了這個幸福的家，我把自己關閉在這金絲籠里，這就是我的不幸……真的，我不像韓臘梅。她是一個堅強的戰士，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女人。”[18]師感受到了臘梅堅強而獨立的政治意志，而這正是她不幸缺乏的。與李和師相比，諶容更敬重臘梅，就如同她敬重陸文婷醫生一樣。

　　也許臘梅和師之間的差異彰顯了社會主義性別政治實踐中的一個話語矛盾。作為40年代早期從一個地主家的丫頭成長起來的革命者，臘梅保持了堅持她最初的革命信念。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更激進、更多元化的性別政治在50年代由于國家主義的確立而隱退。雖然50年代初期婦女開始廣泛地參與集體勞動，盡管臘梅式的政治主體在那時仍受到尊敬，但婦女們還是被重新定位到民主化的家庭關系中去[19]。當李的妻子師回顧自己的處境時，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因為她在這個民主化的、原子化的家庭中處于中心地位，受益于李的地位帶來的優越的物質條件，沒有典型的傳統大家庭那種復雜的親屬關系帶來的麻煩。但是師這種小資家庭主體地位恰恰使她不能成為臘梅所體現的那種獨立的政治主體，她希望通過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所承擔的家務能夠轉變為一種間接的社會貢獻。一方面是家務的女性化，另一方面婦女的解放又有賴于她們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在這種矛盾面前，師選擇了前者。臘梅沒有遇到這樣的矛盾。作為一個孩子有他人照看的單親媽媽，臘梅不必面臨家務問題。她與鐵姑娘們類似，后者是因為未婚而暫時擺脫了家務負擔，從而可以在集體勞動中成為半邊天。只是因為處在一個不尋常的環境中，臘梅才避免了因操持家務和社會工作的雙重要求而帶來的主體性的內在矛盾和衰竭。盡管得到了作者的敬重，臘梅代表的主體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表現世界里也只能是一個特例，而非典型。

　　應該指出的是，在《永遠是春天》里，作者諶容也讓李夢雨這個男性省級干部批判地反省了自己與家務的關系。作者不僅沒有因為李的性別而免除對他的批評，反而還突出了李對自己參與特權生活的自責。小說中李的自我否定比起他妻子師的歉意更發人深省。李所擁有的富足、私密的家庭生活是日常滋長特權和異化的場所，在“文革”前這個領域一直抵抗著政治的介入。李在反思中看到，這些生活和家庭瑣事似乎能夠離開他有意識的干預而自我延續。直到很晚他才意識到他自己實際上助長了它的不斷延續。雖然妻子師感到有些失落，覺得因為管理家務自己的價值跌落了，但在大多數時候，李和他們的子女仍心安理得地享受這種家庭生活的好處。

　　通過陸文婷、臘梅、李夢雨及李妻等人物形象，諶容的兩部小說展現了極不相同的性別、政治和家庭關系。臘梅最后累倒在工地上，不久后去世。如果說臘梅的倒下雖讓人痛心，卻并不是悲劇，在后毛時代現代化的背景下，陸大夫的倒下則被演繹為不僅是一場悲劇，更是一場危機。她的倒下是由雙重負擔引起的危機爆發：這其中既有身體的危機，也有主體性的危機。甚至當她還在昏迷的時候，她的精神仍在為自己不是一個好母親和好妻子而受折磨。

　　《人到中年》通過陸大夫承擔的雙重負擔似乎顯示了家務勞動的女性化與社會主義女性人格有賴于參與集體勞動/公共事務之間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在《永遠是春天》里通過兩位女性的不同選擇來表現，即以家庭事務為主的師和全身心投入社會活動的臘梅。如果說師和臘梅是各自作為這個話語矛盾的一方面出現的話，陸大夫則身兼雙重要求，因此分裂以至最終崩潰。她的悲劇本來提供了一個機會來反映社會主義性別實踐中長期存在的話語矛盾，然而《人到中年》在當時引發的是另一種社會效應。

　　誠然，社會主義性別政治發揮了婦女的才干，使其能夠在集體勞動和公共事務中撐起半邊天，這種性別政治強有力地重新定義了“內/外”的性別含義，并打破了傳統對婦德的空間界定，所謂女人在家“內”是正當的，而在 “外”則是羞恥的[20]。在新的生產關系下，婦女能夠外出勞動而不被局限在“內”的空間，不為社會輿論所羞辱，同時婦女們有真正的機會去贏得榮譽、勞動報酬，這些都是當時的婦女們帶著極大的熱情所擁護的“社會主義的性別優越性”[21]。不過，“工作”和“勞動”的涵義仍被狹義地界定為能直接創造剩余和提供積累的生產性活動[22]。在這個令人遺憾的狹隘的生產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下，家庭“內部”的活動被看作是非生產性的負擔，這個負擔與婦女“天然地”連接在一起，婦女解放被當時的主流認為仍有待生產逐步的工業化和社會化。

　　“大躍進”時期，為了使婦女能更多地參與公共勞動，各地（包括一些農村地區）都曾試圖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兒所。盡管其動機來自于生產主義的熱情，而不是性別平等，但這種實踐的確使得生育等再生產勞動轉化為公社工作的一部分，從而可以正當地要求公眾關注和資源，而且其勞動的社會性通過記工分得到體現。當時生產主義的熱情也基于一種信念，即這種安排是和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相適應的[23]。在一些地區，這種生育勞動的社會化甚至在“大躍進”后也得以延續。比如我過世的奶奶曾在集體經濟時期（江蘇農村）被安排負責照看村里的孩子，生產隊給她記工分。但是，這樣的實驗在“大躍進”后大部分終止了。再生產勞動重新被移回到家庭領域，失去了社會性的體現以及社會的支持。

　　在毛時代大多數時期家務勞動被排斥在社會勞動之外，這個排斥可以追溯到現代的經濟概念。經濟學中缺乏對家務勞動的價值表達，這個缺失與什么是“經濟活動”和什么是“非經濟活動”的劃分密切相關。Tomlins把這個劃分追溯到古希臘詞語oikos（家庭）概念中包含的男/女、內/外等結構，他援引Boydston觀點指出：“經濟逐步與男性在家庭性別勞動分工中所承擔的工作掛鉤。在家庭經濟體之外所掙得的工資……變成了勞動的符號。這最終導致了經濟不承認家庭內的勞動……”[24]在關于家庭勞動是否是生產性勞動的辯論中，Christine Delphy認為無報酬的家務勞動是生產性的。她認為如何區分“家務勞動”和其他勞動，為何“家務勞動”通常被認為是非生產性的勞動，關鍵不在“家務勞動”作為具體的或總體的勞動本身有什么特征，而在于它從屬于某種特定的生產關系 ，即父權制的生產關系，因為同樣的勞動在家庭之外進行時就突然有了價值表現形式[25]。也就是說，家庭勞動從價值體系中被排斥出去，不是由于其勞動的特殊內容，而是因為它處于父權制的生產關系下，從而被置于資本主義的市場流通之外[26]。

　　在中國社會，在家里或者親屬之間進行的家務勞動都不被算作生產性社會勞動。勞動者在她家庭和家族之外從事的家務勞動是有報酬的，也確實有價值表現形式，但即便在毛時代也未成為社會化的公共勞動。毛時代生產主義的勞動觀限制了服務性勞動的社會化和增長，使人們認為服務性勞動為非生產性的。這樣，即使從事社會化的公共勞動的服務行業工人，如酒店、旅館和商店的工人，與其他行業工人相比，仍然缺乏同等的社會承認和榮譽感。

　　陸文婷的悲劇本來可以提供一個急需的反思機會，以便人們重新思考這種對“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性別界定和分工；也本來可以讓人們另辟蹊徑，在一個聯接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整體性價值系統中去評價家務勞動[27]。在毛時代，城市家庭趨于核心化和民主化，而且當時絕大多數婦女都有全職工作，能給家庭經濟帶來收入，從而不被丈夫們當作“家庭婦女”。不可否認，男人們也分擔了相當多的家務勞動，然而，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的性別邏輯基本未被觸動，仍然是家庭沖突的重要來源。男人們常常是在妻子的抱怨下才被迫做更多的家務的，“不要以為就你整天上班。我也要上班，每天也是8小時。我也很累！”[28]80年代前期到中期的調查顯示，在吉林省的城市里，男人平均每天花4.25小時，而女人花5.43小時在家務勞動上[29]；而在北京則是男人2.25小時，女人3.75小時；在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則是男人3.9小時，女人5.2小時[30]。

　　2001年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聯合開展的關于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的第二次全國調查報告稱，婦女承擔了85%的日常家務勞動，妻子平均每天花4.01小時在家務上，比丈夫多2.7小時[31]。盡管2001年的調查和80年代的調查在規模和參數上并不完全一致，數據仍然可顯示出，20年過去后，婦女承擔了更多份額的家務勞動。人們普遍承認，中國男人“幫助”妻子做家務，但也普遍認為家務勞動是婦女的天職[32]。所以，我認為有必要質疑勞動的性別分工，同時批評狹隘的生產主義的勞動觀，以便承認社會的再生產勞動是社會勞動不應分割的部分。

　　80年代早期，在一些城市的街道社區已經進行了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有限的嘗試：動員社區資源，建立以街道為基礎的服務站，為社區內家庭提供廣泛的服務，包括送牛奶、照看老人和小孩、修理家具，等等[33]。然而，這些由婦聯推動的、以社區為單位對部分再生產勞動社會化的嘗試并沒能挑戰家務勞動是婦女天職的觀念；當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以商品化服務取代社區經濟時，這些新生的社會化努力便很快地式微。

　　陸文婷的故事本可以為我們提出社會主義性別政治問題，然而在80年代的話語背景下，這個問題成不了問題。相反，在這篇小說當時產生的社會效應里，陸文婷的性別意義消失了：陸大夫成了知識分子的代表，而與性別無關。這使筆者開始審視改革的時代語境，正是這個語境塑造了小說的社會效應以及人們對小說的解讀。社會和政治的形勢決定了什么樣的問題是“社會”問題以及一個問題如何成為“社會”問題。當時的情景可以通過下面的例子體現：在一次訪談中，當作者諶容被問及是否像小說里的陸大夫一樣覺得自己是不稱職的母親和妻子時，她回答說：“是的，和陸大夫一樣。我覺得我們必須有犧牲才能完成工作。”[34]訪談者緊接著評論道：“中年知識分子的問題縈繞在她心中已經好長一段時間了。”[35]這顯然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作者和小說的主人公作為女性，面臨著類似的特定困境。性別的問題就這樣眼睜睜地被順理成章地繞過了。

　　那么這在當時是怎樣地“順理成章”的呢？在80年代改革的背景下，陸大夫之所以在當時轟動的社會效應中失去她的性別意義，而且她的故事也不能提出性別和家務勞動的關系，恰恰是因為當時的性別話語已經通過“撥亂反正”走向性別本質主義，使得婦女和家務之間的聯系更加成為應然。隨著改革時代對毛時代“撥亂反正”的深入，毛時代的性別政治在“正常”化的語境下，越來越被等同于不正常和“性別失序”。由婦聯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婦女”便開始明顯地失去了其思想基礎，毛時代的婦女形象被認為失去了性別本性，成了被扭曲了的女人，所謂的“不像女人”[36]。在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和人文主義的背景下，后毛時代的性別政治開始拒斥“社會主義婦女”，并通過雜志封面、娛樂節目和廣告渲染女性化和家庭化來塑造一種本質主義的性別觀。

　　1981年，北京某發廊，具有流行意識的女性

　　順應著永久的潮流（劉香成攝）

　　在如此巨大的認識變化下，“社會主義婦女”失去了意識形態上的領導地位，當時一些雜志（特別是1983年至1984年的社會學雜志《社會》）展開了辯論，話題是女性是否應該回家，或者至少將婦女的全職工作減為兼職。后來一項覆蓋2000名讀者的調查顯示，70％的受訪男性喜歡自己的妻子“回家”，而且希望妻子原來的工資加給他們[37]。緊跟婦女重新性別化和家庭化的潮流，商業廣告開始將婦女描繪為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各種媒體也充斥著關于婦女如何成為好妻子和好母親的忠告[38]。

　　甚至有人認為毛時代的“性別失序”搞亂了自然的性別關系和家庭秩序，因而阻礙了中國的發展。據說，社會主義的性別話語導致了女人的去性別化，即所謂的 “陰盛陽衰”。有人認為，由于男女都既上班又做家務，這種安排使男女都疲憊不堪，從而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39]。還有些人提出，日本能如此迅速地現代化，是因為它有一個自然的、合理的性別分工：女人呆在家里，男人出去上班。在80年代中期推翻社會主義性別話語的進程中，在媒體和影視界出現了一場對“中國陽剛”的呼喚，呼喚所謂被國家閹割了的男性陽剛之氣[40]。與此呼應的是，一些婦女也因為疲于雙重負擔而被“婦女回家”的討論所吸引。這樣，先前體現著民族解放和進步的毛主義的婦女們，現在則被看作中國落后的象征和緣由。

　　作為一個溫和、不關心政治的職業女性，陸文婷避免了毛主義婦女那種遭受嘲笑的命運。但是，在性別“撥亂反正”走向保守的趨勢下，她不能代表“女性”從政治上和哲學上質疑勞動的性別分工和家務勞動的社會性質問題。受到社會和政府關注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的陸大夫，而不是作為女性的陸大夫，盡管農村婦女，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比城市婦女和農村男人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勞動[41]。因此陸文婷的家務勞動問題成了一個階層負擔的敘述，而不是性別問題的敘述。她成了知識分子的代言人，而不是女性的代言人。

　　這樣，這部小說就催生了“知識分子負擔”這一話語。陸大夫的性別被隱去了，她“沒有地位，沒有權力”，也遠離政治，但是她為國奉獻，通過個人的專業技術獲得威信，這樣一個形象成為呼吁提高知識分子地位和待遇的代言人。這個階層擁有人才優勢和專業知識，在改革開放時代的“四個現代化”方案中，他們在技術官僚化的社會中地位顯著[42]。后毛時代的話語體系在調整性別關系的同時，也放棄了基本的階級路線并推翻了“文化大革命”時的“群眾路線”政策。“群眾路線”在意識形態上認為歷史的創造性和能動性存在于普通人（特別包括體力勞動者）的集體力量之中。在改革進程中，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價值差別被精心地重建，創造性和推動力從“群眾”轉移到了知識分子群體。腦力和體力勞動開始分別同知識分子的大腦和城鄉工人的身體聯系起來，毛時代之后國家現代化的努力需要“一個階級的腦力和另一個階級的體力”[43]。新話語體系對知識分子—工人、腦力勞動—體力勞動，思想—身體設定了不同的價值判斷，只有了解了這個新的話語體系，我們才能深刻理解陸大夫身上體現出來的悲劇和危機：腦體矛盾導致了她的分裂，她的專業技能可能被繁重的家務所重壓，甚至摧毀。她的悲劇是一個階層的悲劇。如果說后毛時代中國的現代化取決于人才，那么陸大夫的倒下在某種寓意上就為國家現代化的未來敲響了警鐘。它傳達的消息是，知識分子需要從體力性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思想解放的自由化浪潮似乎只是意識形態和思想的解放，但在“知識分子負擔”的話語下，它也不言而喻地是要把腦力勞動從體力勞動中分離和解放出來。

　　當家務勞動被敘述為知識分子的負擔后，它會導致怎樣的社會解決之道？這部小說發表后不久，不僅是各級政府行動起來，對知識分子額外關注，農村婦女也大量進城，提供80年代初城市知識分子和其他精英群體急需的家務勞動。 “知識分子負擔”問題的產生，使得北京市人大和政協在80年代呼吁政府重視組織和管理進城的家庭傭工。農家女進城當家政工承擔家庭體力勞動成了把知識分子從腦—體的分裂中解救出來的方法。

　　為了避免誤解，應該指出，筆者并不是說《人到中年》這部小說導致了“知識分子負擔”話語的產生；也不是說這部小說帶來的社會后果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用意，因為作者其實不能超出具體的歷史來締造意義，左右社會效應。《人到中年》的例子與其說顯示了作者的用意，不如說顯示了在后毛時代話語體系中，那些發揮作用的特定邏輯和力量如何推動了社會對小說的閱讀和感受，并使得社會領域的一個“問題”得以產生/呈現。在陸大夫被推到話語聚光燈下時，幾乎是同時期的《永遠是春天》所描寫的毛式革命女性的形象卻被完全遺忘了。改革帶來的意識形態巨變使臘梅成了歷史上已經翻過去的一頁。如果說臘梅還有什么象征意義的話，那么她象征的是要被否定的毛時代的過去。至于陸大夫，她的負擔被理解為“知識分子負擔”，而這一群體擺脫這些負擔的要求，則預示著另一個階級作為商品化的家務替身的出現，即農家女以家政工身份進城打工時代的到來。

　　二、理想的保姆

　　——理解雇主對于理想保姆的企盼

　　1984年春，北京某報紙在最不扎眼的報屁股上登出市三八服務公司決定在全國招聘保姆的短訊。這一舉動猶如在比基尼島上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立即在市民中產生了強大的沖擊波。[44]

　　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北京數萬的保姆數量仍然不能滿足城市家庭所表現出的對于家政工人的熱旺需求。為了迅速擴大家政勞動力市場并對其加以規范，政府的有形之手配合市場做了很多工作。1999年筆者采訪了一個家政工人招聘公司的經理，他在描述80年代中期市場對于家務勞工的強烈需求時用了一個成語“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就是說當時公司根本不愁給家務工人們找到雇主。到90年代末已經有了廣泛的市場網絡，這些網絡給城市家庭提供著年輕的農村女性勞力。

　　火車上的中國人：1994年，哈爾濱站（王福春攝）

　　盡管如此，一直以來都有人在抱怨說找一個“好”保姆或者“合適的”保姆比找一個老婆還難。如果要理解這種抱怨，我們要了解城市家庭想象中的“好”保姆是什么樣的，以此來分析中國后毛時代家政雇傭者們追求什么樣的雇傭關系和社會關系。這里筆者把社會關系（sociality）理解為勞動、權力以及感情之間的關系。小說也許最能表現城市雇傭家庭眼里什么樣的保姆是“好”和“合適的”。但是在分析這種虛構的理想保姆——霍達的短篇小說《保姆》中的人物小凌——之前，筆者先要介紹一個打工妹菊菊的一些打工經歷。在筆者敘述小凌的故事時我們在腦中記住菊菊的經歷是有益的，因為菊菊是那些千千萬萬普通的進城做保姆的打工妹中的一員，她們與小凌這個理想的保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菊菊在她16歲時就和她小姨來北京打工。當我于1999年在北京遇到她時，她已經在北京給3個家庭共做了8年保姆。

　　這（第一）家對我不差，但也不是太好。我第一次去那家時不太會做家務，看起來傻乎乎的，因此他們對我也不是特別的好。比如，他們從來不讓我和他們一起看電視……但是他們讓我和他們一桌吃飯。你知道吧，一些人家甚至不允許保姆同桌吃飯；他們嫌你臟。這家允許我跟他們一桌吃飯。但是有很多事情，怎么說呢，就是跟我自己家不一樣。因為想家，我傷心地哭過好幾次。兩個月之后我小姨就離開北京去了深圳，留下我一個人在北京。到了晚上，這家人就聚在一起有說有笑，而我就孤零零的，沒人注意到我。這跟在（自己）家里不一樣。這里沒人會在乎你。

　　本來他們雇我是照看小孩的，但是他們也讓我（手）洗家里5個大人的衣服（包括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和1個叔叔，這個叔叔那時在上大學，沒有結婚）。你看，每天早上我給嬰兒熱牛奶，然后給他喂奶，再就是洗尿布。8點多左右孩子奶奶就會去居委會。我就要洗更多的尿布，擦地板，打掃屋子。等嬰兒醒了，我就要抱著他。11點鐘左右奶奶回來把孩子抱過去，我就繼續做家務。午飯后奶奶會讓孩子睡覺，然后她又出去。我就洗所有的碗筷，然后就為一家人洗衣服。另外我還要為晚飯洗好菜和肉。總之，我每天都在不停地干活……

　　那個小孩只有一歲多點。我在家也有弟弟和妹妹，但是在農村要照看一個小孩沒這么復雜。在這里，孩子在什么地方碰到了，他奶奶和媽媽馬上就會說：“你怎么沒看好孩子？”那個小孩當時剛開始學走路。也真是很奇怪：當你看著他的時候，他就好好的；一旦你不注意他開始做其他事的時候，他就會在什么地方磕到自己。這個小孩有時候會睡十來二十分鐘，或者一個小時，等他醒了你就得跑到他跟前。有時候我手頭有事不得不讓他睡醒后先自己坐會兒，這時他又會在什么地方磕到自己。如果是現在，我就會說：“你讓我干這又干那，但是我只有兩只手，肯定有我做不好的事。”但是那時候我干這干那，想讓他們對我有個好印象，這樣他們能對我好點。但結果我還是做得不好，不能讓他們滿意。他們說我沒有照顧好孩子，說我洗的衣服不干凈。

　　她在這家連續干了4個月，中間沒有一天休息，然后有一天早上雇主讓她打包走人，她被領到家政工人招聘中介那里。“他們沒有預先通知我，但是就是通知我了，也沒什么用，因為我不認得周圍的路，也不認得什么人，如果他們不送我回來我也找不到什么工作。”菊菊和很多其他進城打工的家政工是虛構理想保姆小凌的反面人物。

　　小凌是作家霍達的短篇小說《保姆》中描寫的一個理想保姆形象，她23歲，北京人[45]。這篇小說創作之前，基于諶容的中篇小說《人到中年》改編拍攝而成的電影在全國城市已經是家喻戶曉。在霍達的小說中，小凌在一個退休的李護士長家里做保姆，李女士的丈夫是一位老教授，姓沈。李女士看了電影《人到中年》后決定幫助她那知識分子女兒照看她外孫，這樣她女兒就不至于成為另一個陸文婷。李女士很同情《人到中年》里面的陸醫生，“要是陸文婷有個媽，能累成那樣？”[46]李女士接過照顧外孫的任務后，沈教授經常不得不情愿地幫忙照看孩子，為了不讓沈教授為孩子的事操心分神，李女士決定找一個保姆。找保姆的過程是漫長而曲折的，這不是因為她找不到，而是因為她從“這潛藏著危險的外地來客中謹慎地物色盡可能合適的人選”時不得不必須非常謹慎[47]。在李女士看來，很多在她家工作過的農村保姆看起來就是一堆“死肉疙瘩”，她們不但不愿意聽她的話，而且很笨，即使當面教她們也學不會。而小凌則看起來是“既有力氣又有機靈勁兒，能夠‘苦干加巧干’的人”[48]。而且，與之前的保姆們不同的是，小凌并沒有被李女士繁多而高標準的要求所嚇倒——李女士的要求可以從她經常提醒的一句話中看出：“培養人才要從嬰兒時期做起。吃的、用的，可不能糊弄！”[49]每天小凌要從市場上購買雜貨，做早飯，給孩子洗澡，一個人為一家人準備好衛生可口的午飯。她的工作還包括手洗嬰兒的尿布和衣服，清洗奶瓶并消毒，打掃衛生，還有洗大人的衣服等等。不過小凌可以在半天內就干完所有這些事情，而且離開之前，她還能把晚飯做好。她做這些不需要任何的幫助或者提示。除此之外，她還會做好幾種春卷和餃子。北京保姆小凌就是這樣完美無缺，在李女士經常而嚴格的檢查中她從來沒有讓李女士失望過。例如，下面就是李女士的突擊檢查的例子：

　　小凌在做飯。李若君會突然問她一聲，“昨天洗的伯伯（沈教授）的上衣呢？你忘了收進來，丟了吧？”

　　“噢，”小凌端著炒勺，不用回頭，輕聲回答說，“大衣柜里，左邊第三個抽屜里。”

　　果然不錯，疊的整整齊齊，和教授出門穿的那幾件衣服摞在一起。

　　這種審查、抽查、突然提問，不是所有保姆都能應付得了的。做不到就只好請你走。李若君倒不是故意與她們為難，而是不愿意降低標準，以歪就歪。[50]

　　也只是在小凌通過了李女士所有的審查和抽查之后，主人“那種‘監督勞動’的味道漸漸沖淡了”，也只有這時李女士和小凌之間的關系才可以說是“和睦相處”了[51]。兩個月后，小凌就打破了李女士之前雇傭保姆的最長時間記錄。而小凌到來之后，沈教授在寫書稿時也變得非常有效率。現在他可以起床后悠閑地給他的花園澆水，在早上沒人打擾地連續工作幾個小時，然后吃一頓美美的午餐，中午在沙發上打個盹，下午繼續他的工作。在白天忙完這些事之后，他就可以放松下來與外孫一起玩了。“一天一天，他感到很充實，很滿足，生活恢復了原有的節奏。”沈教授對小凌有感激之情：小凌每天工作半天，一個月從教授那里得到的工資是10塊。這10塊錢沈教授和他夫人在一個百貨商場五分鐘就可以花掉，可是小凌為這10塊錢給他們干了多少活啊！他感嘆道，他“洋洋數十萬言的著作，是靠她的無數細碎的勞動鋪平了道路才可能寫出來的，正象一條又寬又平的大馬路修成之前，先鋪上一粒一粒平淡無奇的石子！”[52]這種感覺讓教授心里感到內疚，因為他們只不過把她當成可以用錢買到其勞動的保姆，而他們其實應該拿她當自己的孩子看待。這種家長式的溫情與中國現代早期著名的作家梁實秋的表述很相似，他通過古詩人陶淵明的話教導人們管理一個仆人應該像對待一個人一樣，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53]。

　　在80年代早期，要一個年輕的北京姑娘愿意去做保姆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認為在作家看來，小凌代表了雇主們心中理想的保姆形象。作為“稱職保姆”，這個人物映射出農村進城保姆們的種種缺點，而這些農村保姆，李女士解雇了一個又一個。小凌高效的、任勞任怨的工作，以及她對李女士表現出的生硬態度和階級傲慢的容忍，制造了一個和諧、令雇主們稱心的社會關系，體現在沈教授過的那種悠閑而高產的生活，以及保姆和李女士之間融洽的關系里。

　　這個故事苦心孤詣地塑造了小凌這樣一個完美保姆和理想的社會關系，這種完美和理想是由小凌的勞動帶來的，她實現了幾乎不可能達到的高標準同時又只拿著微薄的工資。這不得不發人深思：盡管小凌這個人物沒有現實的可能性，她這種不同尋常的完美為什么成了一個社會想象？這個社會想像的合理性在哪里？在小說中讀者無法進入小凌的內心世界。在整個故事里，小凌是被敘述的，被揣測的，小說從來沒有讓她說出自己的心理話。這樣最有意思的問題就是在當時的社會語境里如何讓小凌這個角色能說得通，這也是小說制造的懸念。

　　是什么使得小凌成為一個雇主理想中的保姆呢？在故事寫就的社會語境中，即使是老于世故的李女士也有一段時間難以理解，為什么作為一個城市人小凌愿意去做一個保姆，這在80年代初既是無法想象的，也讓人覺得有些神秘。與今天不同的是，在那個時候人們確實幾乎沒有聽說有城市女性做保姆的。這樣我們在解釋小凌這一現象時就面臨著一個后毛時代轉型期的難題。李女士是真的困惑了。作為一個理想的保姆，小凌和來自農村的家政工人不同，因為她看起來能完全理解她的雇主的各種要求，而且從不缺少動力去盡善盡美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她到底是什么人？李女士嘗試過想像小凌就是掙工錢，這個市場邏輯將小凌和其他農村打工婦女置于相同的廉價勞動力的位置，但是李女士還是覺得單憑這一點不足以解釋小凌為什么這么好。李女士感到有些茫然，她想到了一些過時的政治話語——毛澤東時代的“為人民服務”。她試著把小凌想象為一個“雷鋒”，一個毛澤東時代大公無私的英雄。小凌羞澀地，然而堅決地答復道，她不是雷鋒，她干活是為了賺錢。李女士對小凌的工作越滿意，對小凌的身份就越感到困惑。

　　既然新的市場邏輯本身和舊的“為人民服務”的邏輯都不足以解釋小凌，那么怎樣才能使得小凌這個形象有社會合理性呢？這個故事后來暗示，小凌之所以做家政工人是因為這樣她有時間來安排照顧她那臥床不起的媽媽。作者霍達讓沈教授這樣評價她：“這孩子真好！”在80年代早期，素質的概念正日益成為評價人口的一個指標，但那時素質還沒有與個人價值掛鉤，這個關鍵詞還不像現在這樣普及和靈活。如果作者霍達在十來年后寫這部小說的話，她也許就會用“素質”這個詞來描述小凌和其他保姆的差別了。十來年后，“素質”一詞在勞動力市場上非常流行，勞動積極性和技能的高低被認為是素質高低的表現。然而，在80年代早期，霍達把小凌和其他保姆的區別解釋成為是她在市場經濟時代保留了傳統美德。

　　然而關于小凌的困惑還沒有結束，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這個故事留下了它那個時代的印記。小說原本會成為對一個完美保姆的贊美詩，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在故事的高潮中，小凌由于精疲力竭在沈教授家附近暈倒了。像陸醫生一樣，小凌也進了醫院。但與《人到中年》反映女主角的昏迷中的潛意識不同的是，小凌幾乎總是通過她雇主的意識來敘述的。在小凌被送到醫院之后，深感內疚的沈教授在小凌的包中除了找到她給自己買的早餐之外，還偶然發現里面有一本她關于一首著名唐詩的書稿。小凌的書稿與沈教授研究的是同一個題目，而且里面提出了與沈教授完全相反的觀點。沈教授被這種反差震驚了！

　　“吃驚”和“震驚”都不足以表達沈教授這時的心情。他懷疑自己眼前的東西。完全不可思議！這這么可能？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姑娘，一個保姆，怎么會與這么厚的一部手稿聯系起來!教授困惑了。在他眼前浮現出一個籃子，一把鍋鏟，奶瓶，尿布，搓衣板，洗衣服時的肥皂泡，一個熬藥的陶罐……她怎么會有時間？她為兩家人干活，還得在床前伺候母親。除非她是一個機器，根本不需要休息？[54]

　　小說插圖的黑白對照戲劇化地表現了老教授此刻腦中出現的對小凌身份的震驚、矛盾和困惑。小說這時描寫的是沈教授專注地閱讀著小凌的書稿，同時小凌既作為一個保姆在搓衣板上洗衣服，又作為女兒在床邊伺候母親，沒日沒夜地工作的形象不斷從老教授腦中閃過。比小凌的累倒更令沈教授以及讀者吃驚的是小凌的書稿，它出現在老教授腦中的畫面中。只有這部書稿才能揭示小凌累倒的重要性，才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小說到這里暗示，小凌也由于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雙重壓力而崩潰：她在白天要進行大量的體力勞動，晚上還要進行腦力勞動。因此小凌的謎底最后揭開了，從而產生了小凌累倒的真正意義。她作為一個保姆累倒只令人憐憫，而她作為知識分子累倒才是一個更令人驚乍的問題！沈教授聽到小凌脫離危險那剎那的情緒反應權威性地認證了小凌是一個潛在的知識分子。“好。”教授輕輕地放下電話，好像怕她吵醒小凌似的，“寫完書后的覺肯定是很香的。別吵醒她！”

　　對最后這個戲劇性場面的描寫突出了沈教授在故事中強烈的在場。我們可以認為最后的這段描寫增強了如下幾點。首先，盡管在這個家庭中主要是李女士與小凌打交道，而且她們之間的關系是小說的主要情節，而沈教授則是由小凌和李女士的勞動供養著的主要的學術中心。其次，只有沈教授一個人作為他研究領域的學術權威才可以認證小凌其實是一個潛在的知識分子。為了進一步突出教授的權威，插圖畫家甚至在教授的腦袋旁邊放了一個原子彈的符號——這在80年代的中國是科學和現代化的通用象征——雖然這個科學符號配上這位文學教授有些奇怪。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這個戲劇性場景中教授的強烈在場消減了他與小凌的性別和階級差別，并改變了她病倒這一事情的意義。小凌和沈教授之間的差別是性別和階級差別的疊加。但是經過一番曲折的懸念之后，借助于這個戲劇性的場景，小說意圖把讀者帶向一個新的解讀，即盡管有著性別和階級差別，但是就沈教授而言，現在他們倆都是知識分子，他不再把她看作是一個賺取微薄工資的年輕保姆加以同情，現在他把她看作是一個知識分子來尊重和關心。小凌到底是什么人？保姆還是知識分子？作者讓沈教授作出權威的判斷，這就把小凌累倒這件事變成了知識分子之間的問題，而一筆勾銷了他們之間的性別和階級差別。但是小凌會怎么想呢？作者并沒有費心去展示小凌的意識活動。沈教授的意識是小說最后的決定性視角，將故事和問題一起帶向終結。

　　小凌累倒的意義是，沈教授對她潛在的知識分子身份的認定使得這個故事成為另一個版本的《人到中年》。李女士雇傭小凌以防她自己的女兒變成另一個陸文婷大夫，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小凌她自己變成了一個隱蔽的陸大夫。這篇小說的標題《保姆》反映了小凌身上所體現的兩種身份之間的不協調：她既是一個完美的保姆，又是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這樣，小凌就是一個矛盾：一個理想的保姆，然而最終并不是一個真正的保姆。

　　是什么使得小凌成為一個理想的保姆呢？故事把小凌與普通農村保姆之間的區別置于新的視野之下。在這個戲劇化場景之前，小凌的獨特性被解釋為市場邏輯與傳統美德的結合，當時她的雇主接受了這樣的推理，即一個孝順的女兒會成為一個好的家政工人。然而，似乎作者自己也覺得這種解釋有點牽強，小凌不應該除了保姆外什么也不是，她的“好”應該有更豐富的內涵。因此我們最終得知的故事是小凌之所以是一個完美的保姆，滿足了李女士和沈教授對一個保姆的所有期待，不僅僅是因為她有著傳統的美德，任勞任怨地用她自己的勞動換取一份工資，而且因為她也是知識分子，其實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因此這樣煞費苦心塑造出來的保姆太完美了，她反而倒不能只是一個保姆[55]。如何合理化小凌這個完美保姆呢？小說似乎暗示，因為小凌其實是一個小知識分子，所以她能夠認同并不遺余力地貫徹她雇主的勞動標準，甚至使得李女士感嘆她自己也不可能做得比小凌更好。小凌身份的這種設計最終暴露了一個矛盾：這個非常合適的保姆最終對她自己和對社會都不是合適的——小凌不應當是個保姆。根據小說的結尾，讀者可以猜到小凌康復后，她將得到應有的對待，很可能將不再需要做保姆了。

　　作為試圖解決“知識分子負擔”問題的小說，《保姆》在其結束時再現了一個負擔過重的知識分子累倒的場面。它突出了而不是解決了勞力和勞心的矛盾以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對立。這篇小說成了它所處時代的產物。如果說小凌是一個理想的保姆，但又不合該做保姆，那么小說反映的是這樣的一種敘事，即很多來自農村的打工婦女是“合該”做保姆的，但卻不是理想的保姆。《保姆》最后還是沒有解決誰來做保姆的問題。十年二十年后這些問題依然存在：誰合該做保姆？誰可能是好保姆？怎樣能使雇來的保姆自我發動、用心干活并能創造一種令雇主滿意的雇傭關系呢？當我們的社會分裂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當改革開放的現代化的裝配要用一個階級的大腦和另一個階級的身體時，大腦如何推動身體呢？

　　參考文獻、注釋

　　[1]吳培民（導演）：《田教授家的二十八個保姆》，上海電影制片廠，1999年。

　　[2]這種抱怨的另一個版本是“找一個好保姆比找一個好媳婦還難”。

　　[3]畢淑敏：《紫花布幔》，載《畢淑敏文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頁。

　　[4]要得到家庭傭工的正式統計數據是很難的，因為許多人來去自由，并不辦理暫住登記。Wang Shanping估計北京市1982年至1988年間的家庭傭工為5～6萬人，見Wang Shanping，“From Country to the Capital：A Study of Wuwei-Beijing Female Migrant Group in China”，Master’s thesis，Oxford Polytechnic，1992。根據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2000人口普查分縣資料》，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版），北京市構成主城區的8個區（東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陽、豐臺、石景山和海淀）的家庭總數為180萬。假設1個保姆只服務過1個家庭，那么在80年代城區約有2.7％至3.3％的家庭雇了保姆。實際的家政服務雇傭比例應該要高得多，因為一些保姆在多個家庭服務過。張先明先生是北京最大的家政服務公司的創始經理人，在1999年與他的訪談中，他估計北京家政工人數量大約為10萬人，而2004年這個數字將達到15萬（林紅梅、劉羊旸：《家政服務業：誰來開發500萬人的就業崗位？》，http:// www.southcn.com/，2004年12月10日訪問）。根據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2003出版的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北京市城區總戶數為260萬。同樣假定每個家庭1個保姆，那么雇保姆的家庭比例是5.7％，但同樣地，實際的比例會高很多。在2003年12月13日新華社文稿“Beijing in Need of Housemaids”中，北京市家政協會副會長李大經估計2003年北京8個城區約有20萬戶家庭（即約7.6％）雇了保姆，這是我在文中提供的數字“不到10％”的統計基礎。另外據報道，2003年上海有超過10％的家庭聘請保姆，見“More Shanghai Families are Employing Maid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eptember 18，2003，A6。

　　[5]禇贛生：《奴婢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6]Yan Hairong，“Rurality and Labor Process Autonomy：The Question of Subsumption in the Waged Labor of Domestic Service”，Cultural Dynamics，2006，Vol. 18，No. 1，pp. 5-31.

　　[7]此處分析中提到的差別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毛澤東時代國家明確承認的“三大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差別和工農差別。

　　[8]知識分子這個新詞出現于上個世紀20年代，它用來指當時新出現的掌握從西方引進的普遍真理來為中國服務的那批人，這一稱號與現在被認為落后的“傳統”（后來也包括毛時代的社會主義）相對立。詳見TaniBarlow（白露），“Zhishifenzi［Chinese Intellectuals］and Power”，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6，1991，pp. 209-232。

　　[9]Joel Andreas，“‘Mass Recommendation’ of ‘Worker-Peasant Soldier’ Student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April 3，2005，Chicago.

　　[10]Shen Rong，“At Middle-age”，Chinese Literature，Vol.10，1980，pp. 3-63.

　　[11]Gladys Yang，“A New Woman Writer Shen Rong and Her Story ‘At Middle Age’”，Chinese Literature，Vol. 10，1980，p. 70.

　　[12]Emily Honig & 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 258.

　　[13]諶容：《永遠是春天》，載《諶容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14]Shen Rong，“At Middle-age”，p. 40.

　　[15]Ibid，p. 23.

　　[16]唐斯勒（Jacques Donzelot）在其The Policing of Families一書中將家庭生活看作是社會過程的一個“運動體”。見Jacques Donzelot，The Policing of Familie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

　　[17]諶容：《永遠是春天》，第42頁。

　　[18]同上，第20頁。

　　[19]Tani E. Barlow，“Theorizing Women：Funu，Guojia，Jiating Chinese Women，Chinese State，Chinese Family”，Genders，Vol. 10，1991，pp. 132-160.

　　[20]Lisa Rofel，Other Modernities：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 66.

　　[21]Gail Hershatter（賀蕭），“Local Meanings of Gender and Work in Rural Shaanxi in the 1950s”，in Barbara Entwisle & Gail E.  Henderson（eds.），Re-drawing Boundaries：Work，Households，and Gender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 79-96。賀蕭對50年代女性勞動模范的研究表明：“國家并沒有怎么創建一個新的性別分工，因為對分工的定價、宣傳和付酬在陜西省農村中許多貧困家庭已經存在了。”（第81頁）她也指出雖然這些婦女滿懷熱情地擁抱國家對她們的勞動力和創造性的認同、接受和酬勞，她們中的許多人也自覺遵從社會對婦女的慣常期望（第88頁）。

　　[22]參見Lisa Rofel，“Hegemony and Productivity：Workers in Post-Mao China”，in Arif Dirlik & Maurice Meisner（eds.），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Issues of Socialism in a Third World Socialist Society，Armonk，N.Y.：M. E. Sharpe，1989，pp. 235-252；Tamara Jacka，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3]Delia Davin，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

　　[24]Christopher Tomlins，“Subordination，Authority，Law：Subjects in Labor History”，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Vol. 47，1995，p. 47. 有關經濟的性別問題，他引用的是Jeane Boydston，Home and Work：Housework，Wages and the Ideology of Labor in the Early Republ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5]Christine Delphy，“The Main Enemy”，in Close to Home，translated by Diana Leonard，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4，p. 90.

　　[26]戴爾菲（Delphy）對家務勞動的分析表明，具有宗法關系的家庭經濟模式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同時存在（同注[25]，第71～73頁）。她將這種家庭生產關系界定為由戶主支配和占有家務勞動創造的價值。

　　[27]20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女權主義者在關于家務勞動的辯論中主要關注主婦們的無償家務勞動是否以及如何創造剩余價值，并將這些勞動以價值形式與工業生產聯系起來，見Wally Seccombe，“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Vol. 83，1974，pp. 3-24；Wally Seccombe，“Domestic Labour—Reply to Critics”，New Left Review，Vol. 94，1975，pp. 85-96；Margaret Coulson，Branka Magas，and Hilary Wainwright，“‘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r under Capitalism’—a Critique”，New Left Review，Vol. 89，1975，pp. 59-71。先前的婦女運動浪潮并沒有解決很多社會領域中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其中也包括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問題。見Arlie Hochschild & Anne Machung，The Second Shift：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New York，N.Y.：Viking，1989。家務勞動的機械化并沒能減少對有償家政服務的需求。事實上，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雇傭家政工人成了一個重要的全球現象，在北美和歐洲從事家政服務的跨國移民婦女人數在不斷增加。例如，Anderson指出“越來越多的歐洲家庭依賴移民勞工從事不能外包的基本生活和再生產的勞動”，見Bridget Anderson，“Servants and Slaves：Europe’s Domestic Workers”，Race & Class，Vol. 39，No. 1，1997，p. 37。近來，關于從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移民從事保姆、女仆和性工作者的文獻，引發了人們對服務性勞動的跨國流動、對國際家政市場上南北方女性的關系——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女性在國際家政市場的遭遇中分別扮演著雇主/女主人和傭工/女仆的身份——的新一輪討論。Ehrenreich和Hochschild認為，在女性傳統勞動的全球轉移中，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分別扮演了傳統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而“這種曾經只是限于地區內、為女權主義者所批評的勞動分工，套用一句時髦的話，已經全球化了”，見Barbara Ehrenreich & Arlie R. Hochschild（eds.），Global Woman：Nannies，Maids，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2，p. 12。

　　[28]在北京，關于家務分工的爭吵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造成離婚的最常見原因，見江霞：《值得倡導的家務勞動服務工作》，載《紅旗》1986年第3期，第38～39頁。

　　[29]同上。

　　[30]Emily Honig & 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p. 259.

　　[31]全國婦聯、國家統計局：《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報告》，http://www.stats.gov.cn/ztxw/fndw/200109040054.htm，2005年3月8日訪問。這項調查選取了19449人的隨機樣本，受訪者45.6%是男性，54.4%是女性，49.5%來自農村，50.5%來自城市。結果顯示，女性平均每天花254.1分鐘在家務勞動上，而男性每天花93.1分鐘；其中，城市女性花214.1分鐘，而男性花86.3分鐘；農村女性花267.4分鐘，而男性花95.1分鐘。

　　[32]張李璽：《夫妻沖突：家庭性別分工模式重構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載《婦女研究論叢》1998年第3期，第4～8頁。

　　[33]見江霞：《值得倡導的家務勞動服務工作》；Croll，Elizabeth，Chinese Women since Mao，Armonk，NY：M. E. Sharpe，1983，pp. 62-63。

　　[34]Gladys Yang，“A New Woman Writer Shen Rong and Her Story‘At Middle Age’”，Chinese Literature，p. 68.

　　[35]Ibid.

　　[36]關于20世紀80年代改革時期毛式婦女的消失，婦聯資助的一系列失敗的運動，以及婦女作為“女人”（the female sex）的優勢等，請參閱白露著作的詳細討論，見Tani Barlow，“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ü：（unmaking）National Woman”，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et al. （eds.），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e，and the Sta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p. 339-359.

　　[37]張李璽：《夫妻沖突：家庭性別分工模式重構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第6頁。

　　[38]Emily Honig & 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pp. 167-205.

　　[39]例如參見方方：《愿美夢成真》，載《家庭》1998年第11期，第27頁。

　　[40]參見Dai Jinhua，“Rewriting Chinese Women：Gender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Space in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in Mayfair Mei-Hui Yang （eds.），Spaces of Their Own：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p. 191-208；Lisa Rofel，“Yearnings：Television Love and Melodramat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American Ethnologist，Vol. 21，No. 4，1994，p. 713。

　　[41]李航：《家務勞動與工作權利的保護》，載《婦女研究論叢》1996年第1期，第41頁；葉敬德：《家務勞動，男女平等與企業政策》，載《婦女論叢》1996年第4期，第10頁。

　　[42]老田分析了改革時代的精英階層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作為國家政治和財政政策的中心來指導資源再分配的。見老田：《“鄧小平過程”為什么是可能的》，載《批判與再造》2004年第14期，第1～20頁。

　　[43]這里筆者借鑒了斯皮瓦克（Spivak）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解讀，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Speculations on Reading Marx：After Reading Derrida”，in Berek Attridge，Geoff Bennington & Robert Young（eds.），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 52。就我此處的分析而言，“利用一個階級的腦力和另一個階級的體力”的不僅是資本，也包括國家，后者是在特定的腦體分工基礎上推進發展的。

　　[44]張美蓉、南松：《家務勞動價值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頁。

　　[45]霍達：《保姆》，載《當代》1983年第6期，第55～62頁。

　　[46]同上，第56頁。

　　[47]同上，第55頁。

　　[48]同上，第57頁。

　　[49]同上，第57頁。借助“人才”話語對各種專業人士的估價，可參見Lisa Hoffman，“Guiding College Graduates to Work：Social Constructions of Labor Markets in Dalian”，in Nancy Chen et al.（eds.），China Urban：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4，pp. 43-66。另外可參見安德訓對兒童撫育和現代性之間聯系的研究：Ann Anagnost，“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Public Culture，Vol. 16，No. 2，2004，pp. 189-208。

　　[50]同注[45]，第59頁。

　　[51]同上。

　　[52]同上。

　　[53]梁實秋：《第六倫》，載 《梁實秋名作欣賞》，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5頁。

　　[54]同注[45]，第62頁。

　　[55]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的《賣花女》（Pygmalion）里面復雜關系的顛倒。在《賣花女》中，被調教的賣花姑娘莉莎（Liza）在上流社會圈子里展示的口音和社會風度正是因為太完美了，反而被人懷疑是假冒的。透過英國文學中“紳士中的紳士”（gentleman’s gentleman）一說，我們經常也可以看到這種顛倒關系成為主題——完美的管家只是一個很好的模仿者，可算是“紳士中的紳士”，但他并不是“真正”的（proper）紳士。但是這篇小說里的情況是相反的，而且是悖論式的：因為小凌的真實身份是一個為生計而奔波的城市知識分子而不是一個“真正”的保姆，她可以理解并遵守雇主的勞動標準從而成為一個完美的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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