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在中國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打工者”是極為重要的勞動主體。但城鄉階層的差異，導致這一群體成為被市場和資本征用、規訓的主力軍，產生了大量諸如“素質”“自我發展”等主體想象的話語。在余秀華、范雨素等人的故事逐漸深入人心的今天，這篇舊文，對進入打工者們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道門。

　　我有種感覺：我不能像過去那樣。我有一種……自覺的……想改變自己的感覺。因為在這之前吧，在別人家，我們老鄉跟老鄉都知道，買菜，一毛，我說一毛五；回來記賬就貪污。跟她們這么學，好像都習慣了。反正那時候那個“素質”吧，你不覺得可恥，反而覺得應該。

　　——訪談打工妹小華（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打工妹面臨著許多困難，但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小華對一群打工妹如是說（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

　　為什么小華，一位來京多年的打工妹，有這樣的自覺，這樣的改變自己素質的欲望，使得她自愿擯棄人類學者近年來津津樂道的“日常抵抗”活動？隨著司科特（J.Scott）《弱者的武器》的出版，“日常抵抗”成為許多西方左翼研究者們尋求和肯定弱勢群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抗性和能動性的重要領域。小華的轉變卻引導我探索我們當前的社會話語情境，正是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語境使得小華認定她和同鄉們的做法是缺乏“素質”的表現。

　　《弱者的武器》書影（來源：douban.com）

　　“自我發展”作為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話語，致力于塑造一種新的、按照市場和發展主義的邏輯塑造自己的打工勞動主體。這種新的理想勞動主體，以高“素質”為標志，與市場有著共生的關系。新的打工主體在市場上交換她們的勞動的同時，她們也被激發著在勞動過程中，在她們的市場經歷中，為“自我發展”創造“素質”，使她們自己可以成為具有高素質的現代性的主體。當今市場的話語告訴我們，“素質”可以像古典剩余價值一樣，進入市場流通。當小華和其他打工妹一樣為不被時代拋棄，不至于成為時代的犧牲品而奮斗掙扎，而致力于自我發展的同時，在她們與“自我發展”的話語之間又存在著一種緊張。這種緊張來源于話語自身內在的矛盾。打工妹從內部體會這種緊張給予她們的痛苦和挫折，因為這種矛盾使她們不能把自己塑造成為“發展”所需要的現代性主體。

　　電影《特區打工妹》劇照（來源：douban.com）

　　國內眾多的媒體報道告訴我們打工群體的進步：八十年代他們出來是求“生存”，九十年代他們出來是求“發展”。隱含在對這一進步的歡呼里的是馬爾薩斯式的對“生存”僅僅作為體質上存活的一種厭惡，因為這種“生存”被界定在“發展”之外，仿佛僅僅服從自然的生命周期，從始點到終點，缺乏一種現代性的自我意識，收獲最好的時候也只是個零，而在最壞的時候，這種沒有目的的“生存”消耗了資源，阻礙了民族的發展。這種對“生存”的認定來自于“發展”話語領導權。“發展”把“生存”界定為自己的對立面，從而確定自己才是領導歷史潮流的權威。

　　一九九六年國內一家刊物發表過一篇題為《無為：保姆效應》的文章，講述了安徽無為縣的農村姑娘們在北京從保姆到企業家的經歷。伴隨這種戲劇性的社會地位的變化的，是她們整個人的變化：“進城不久，這些靈慧勤勞的姑娘經過鍛煉，很快成為城鄉文化結合的一代新人，她們走出鄉村田野時，帶著一身土氣和力氣，當她們歸來時，不僅帶回了資金、信息、技術和市場，還帶回了新思想、新觀念和家鄉人所不具備的開拓市場經濟的本領。”文章告訴讀者，無為姑娘的經驗給出一個啟示：“外部世界天寬地闊，走出狹窄的田野就能改變一切，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要依靠自己去創業，去奮斗。”與改革前外出做保姆的“求生”型婦女相比，改革開放后的農村姑娘們從只有“力氣”可賣的廉價勞動力變成了開拓市場的新企業家。

　　電影《黃山來的姑娘》劇照。20世紀80年代，無為曾被稱為“保姆之鄉”。據說無為當時約有5.5萬婦女在北京等地當保姆。這部電影說的就是無為小保姆的故事（來源：douban.com）

　　在知識精英的話語中，市場和資本成為歷史的生力軍，使國民經濟起死回生，煥發精神，并成功地改造著中國勞動大眾的“素質”。市場和資本不再是意識形態中的反角，而成為非意識形態的中性催化劑。前述文章描述打工妹在市場的勞動交換是一個雙贏的局面。打工妹們除了以勞動換取工資以外，她們的勞動還會創造令人羨慕的剩余價值：她們提高了自身的素質。市場從姑娘們那兒買了力氣，姑娘們得到了市場的訓練和磨煉。這種訓練使她們變成具有現代性的主體——自覺接受紀律支配的工人，或楚楚動人的白領小姐，或最理想的現代主體：能掌控市場和資本的企業家。從打工妹到企業家，成功的要領在于她把市場對她的培訓再作用于市場。由此，她在初始的勞動過程中創造的“素質”進入市場流通，“素質”的積累最終使打工妹變成具有信息和資本的企業家。

　　在一篇以《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一九九七）為題的書中，作者慶賀中國從落后的生產力進步到比較先進的生產力，從“階級”進步到“階層”。“階層”突出社會地位的流動性，社會群體之間和諧的共存性和文明性——這一切都建立在繁復的社會分工和社會結構之上。在作者的筆下，“階級意識”是“人類的一種初級意識，反應敏感，邏輯單純，導致暴烈而孤注一擲的行動”。“階級意識”與歷史上中國農民暴動相聯系。作者的分析隱指“農民”與“暴動”的某種天然聯系：似乎“暴動”所帶有的暴力和體力的成分漫溢到“農民”這一符號中，而“農民”這一符號被賦予的“原始性”也帶出了“階級斗爭”的“原始性”。于是，階級不僅意指一種社會對立，也包含了令人驚心的、與農民饑餓的身體尋求生存相關聯的暴力的幽靈。原始的、暴力的，與生存相聯系的“階級”應該為先進的、文明的、與“發展”相聯系的“階層”所取代。更有甚者，“階級”還將進一步被“自我發展”的話語所取代：社會對立被重新安置于一個個體的意識內部——最大的敵人不再存在于外部，而被移置于個體的意識內部。結果是小華的話：“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書影（來源：douban.com）

　　一九九八年，深圳安子的故事出現在全國的媒體上。安子，從打工妹到總經理，從千萬個打工妹中脫穎而出，成為模范。安子的故事成為打工妹成功的寓言故事在電視臺播出。安子自己榮幸地被列為一九九八年“改革開放二十年二十人”之一——二十人中兩位女性之一。安子在二十人中出現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因為把她作為改革的榮譽人物標志著發展對于新的勞動主體的召喚。

　　“打工者”并不孤立于九十年代的發展話語中。她們的出現伴隨著城市下崗工人在精英的眼中日益成為依戀和依賴計劃時代社會福利的不靈活的群體。羅莉莎（L.Rotel）在對一家國營紡織企業工人研究后指出：如果改革前這些紗廠女工被認為是社會進步的英雄的話，她們現在卻被認為是代表了“一種內在缺失，其可能阻礙中國達到現代性，因為她們本身的存在就是把過去帶到了現在”。

　　這種對城市工人的他者化，特別是對城市下崗工人的他者化，使他們被界定為發展必須克服的障礙。資本的靈活積累所需要的勞動力是來自農村的年輕打工男女，給予某個“代表人物”的榮譽和報刊上的頌揚無非是一個姿態。國內的和跨國的企業，每年吸納數以千萬計的打工男女進入幾乎毫無保障的工廠或作坊。每年都有數以萬計受傷的、病倒的、累垮的身體被扔回農村。農村成了為各種資本迅速、靈活、原始地積累而吸收和釋放勞動力的蓄水池。在外出打工普遍的地區，家庭責任田成了最后的福利依靠和勞動力再生產的微薄的物質條件。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農村經濟改革本來是為了刺激農業生產，但在八十年代后期以來的“接軌”和“全球化”進程下，生產責任田變成了福利田。如寒丁所指出：“現代史展開給我們眼前的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在今天，農村再一次成為“大后方”，不過這一次是為市場革命和前線資本的靈活積累提供無窮的勞動力資源。這種希望通過市場和跨國資本的催化使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欲望使得精英們“通過折射國際資本的價值觀來對本國的勞動力質量進行審視，把中國的勞動力看成是低于現代標準的、廉價的、沒有勞動紀律的勞動力”。今天在許多城市我們都可以通過巨大的條幅感受到這樣的價值觀：一個城市人口的文明程度和城市形象直接與資本在本地登陸的可能性（投資環境）聯系在一起。這樣的全球資本價值觀直接深入到我們的“素質”和“文明”話語的核心，也通過“素質”話語積極地參與了在新的市場條件下對國民的管理。在北京有很長一段時間，城市地鐵的高音喇叭時刻諄諄教導每天成千上萬的乘客們如何做一個“文明的現代人”，從不要擁擠到不要蹺二郎腿。提高全民人口的“素質”和“文明”程度成為新的管制目標，也同時成為精英們可以施展精力和權威的用武之地。我在南方一個小城市的大道上看到的標語一語道破天機：“處處是城市形象，人人是投資環境。”

　　2015年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細說責任田》，作者陸德生，是關于責任田制度從醞釀到推行的“第一手資料”（來源：item.jd.com）

　　當然，市場的訓練和磨煉并不一定能在來自農村的打工妹中產生市場和發展所需要的素質。這樣的市場過程也不能自動地把打工妹群體變成一個個安子。警示寓言和花邊新聞常常見諸媒體，講述打工妹的成功和墮落。“自我發展”的道路似乎像唐僧取經一樣充滿誘惑和挫折，只有那些不畏艱難的人才有可能達到那光明的境界。

　　在她們登上追求“素質”的道路之前她們不得不接受一個什么樣的自我認識呢？小華們要接受某種自我認識才能使她們渴望自我的改變，開始一個自我的改造，把自我既當成改造的主體，也當成改造的客體。因為改變自我成了小華們的欲望，這種改造，這種自我的生產過程似乎是來自題目自身的自由意志。這個自由意志卻是把含有全球資本價值觀的“素質”話語內在化，使得小華通過這一話語審視自己，把自己看成亟待改造的對象，自己是“最大的敵人”。這樣，小華的能動性把矛頭指向自己，要求自我的改造，而不是向外要求社會的改造。可能出現的“階級”意識和對社會改造的要求暫時被置換了。在九十年代，打工妹們被召喚做發展的主體，但同時她們生活在發展的邊緣，隨時可能淪為被拋棄的多余人。在當今發展話語為她們決定的現實中，“邊緣”和“多余”已寫進打工妹們的自我意識之中，成為鞭策自己自我發展的動力。一位打工十七年的打工妹對我說：“我們就怕被社會拋棄。”

　　《論再生產》書影。阿爾都塞著名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就是從這部重要手稿中抽取的片段組合而成，整合了主體建構、勞動力的再生產與國家機器等概念（來源：douban.com）

　　正是在她們“自我發展”的奮斗中，打工妹們強烈地體會到她們被困置在長期的掙扎之中，極少有可能成為發展的主體。小華從意識到自己素質不足的時刻起就把“我”從“我們”（她和她的同鄉們）中剝離出來。但是在她以下的敘述中，階級的幽靈似乎又不期然出現了，把小華擲向她意欲離開的“我們”。小華的“自我”從“我們”中分離出來，形成了一個“自我”和雇主、同鄉們的三角關系：

　　我剛出來的時候給人家看孩子，當時十七歲。夫婦倆對我挺好，希望我對他們孩子好。那孩子剛一歲多。他們家原來有一個阿姨，剛離開，因為別人家給的工資高一點兒，她就走了，但離那兒還是很近。然后我看孩子的時候她（老鄉）就老來——那兩口上班以后家里只有我一個，因為我跟她是老鄉啊，好像就是老鄉跟老鄉之間“竄”那種。她跟我說這兩口怎么怎么不好，兩面三刀，可是，然后（她自己）又給那孩子織毛衣，當那父母的面做人情。我覺得她挺不好，不想跟她這種人打交道。我就跟那孩子的父母說，我說，她說你們不好——當然我那時也是小孩子啊。他們就好像一下子看清她的面目似的。他們就覺得我挺好，我跟她們不一樣，不跟她們竄。孩子的父母就對我挺好。那幾個人呢（老鄉），因為我不跟她們來往，就特生氣。我出去，她們還堵著我，不讓我走。有時候看見我好像還罵我。實際上，我也沒跟她們吵。因為我不愿跟她們為伍，她們就特生氣。所以這樣一來，她們好像跟我對立，小孩兒的父母好像跟我站在一邊了。所以，這樣一來好像我跟他們（小孩兒父母）更緊密似的……從此以后我就跟她們斷了，就整天圍著那孩子了，整天給他寫卡片，教他認字。

　　“竄”是城市雇主常用的一個動詞，“竄”不僅指相互走訪的行為，而且隱射這種行為是偷偷摸摸的，或是過度的，可能超出了禮儀或道德的界限。雇主們常常在背后皺眉頭或直接不允許打工妹之間在雇主家相互走訪。打工妹們常常不得不在雇主不在家的時候見面或在別處相聚。在大多數城市雇主的眼里，打工妹（保姆）之間的“竄”是他們最頭疼的事之一：“竄”被看作沒有素質，沒有自律性，不能潔身自愛的表現。隱伏在這煩惱之中的是一個擔心：打工妹在一起會相互攀比工資的多少，工作條件的好壞和傳播有關雇主的家長里短。城市家庭所渴求的私密性因為保姆的存在而變得可滲可漏，因為保姆是在家庭和市場之間、內和外之間流動的角色。當市場關系和意識滲入社會每一個層面而使家庭日益被期望成為穩定、安全和親密的避風港的時候，雇主們擔心他們的保姆因為參與“竄”而成為一個不滿的、離心的角色。通過引用“竄”來描述她的老鄉，小華向她的雇主和老鄉們表明她的立場和意識，把自己和老鄉們區別開來。信號的發出引發了雇主、小華和老鄉們三方面的相互關系和行為的調整。小華對于話語呼喚的應答并不是一場獨角戲，而是依賴于上述三方的反應和互動來進行小華的建立一個與“我們”不同的“自我”，一個追求“素質”的過程。

　　小華對自己低素質的認知和她改變自己的決心在一年以后當她到一位作家家里工作時得以實踐：

　　可到了作家家里，我從內心崇敬和仰慕作家，覺得作家很神圣，自己不能讓他們看不起。作家夫人第一次跟我結完買菜賬，還余下一分錢。我們相視而笑。這以后，她再也沒有跟我結過賬，非常信任我。被人信任的感覺真好！這個時候，我才慢慢體會到人活著，有一個“人格”這東西。我欣賞著新的自我。雖然后來離開了作家的家，不管別人是否信任我，我都不再會貪污了。因為我的自我注視著我自己，我不能干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

　　小華的“自我”出現在她到作家家里后，“自己不能讓他們看不起”開始，過渡到后來“我不能干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在這一過程中，外在的、“他們”的審視眼光內在化了，成為內在的、來自于新的“自我”對自己的審視。小華新的“自我”的出現把這一審視——通過作家夫人的眼光——進一步帶進她個人的主體意識之中。當小華和作家夫人在第一次結完賬后“相視一笑”，她們間目光的相聚和微笑是欲望和紀律的相聚和相互認同。具體來說，作家夫人，在此代表紀律的審視，承認小華是一個有“素質”的、值得信賴的打工妹。而小華從被承認中得到快樂，因為她改變自我的欲望在承認中得到了滿足。當小華和作家夫人相視而笑時，（小華的）欲望和（作家夫人對小華的）紀律得到了相互認同和統一。她們的相視一笑對后來雇主給予小華的信任以及小華“自我”的出現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也許可以認為小華的新的“自我”的誕生在她的“本我”（ego）中引進了現實原則。（這一過程類似拉康對一個孩童的“我”的形成過程中的“鏡像階段”的心理分析。）作家夫人的目光和微笑向小華反射出小華想追求和認同的一個鏡像，使她欣喜地與這一形象認同。這相視一笑的時刻對小華新的理想“自我”的出現具有關鍵意義。她欣賞新的“自我”仿佛欣賞一件藝術品。這當然不是要用這一“自我”的形成來說明小華與一個孩童相當，而是想說明，我們意識中理想“自我”的形成其實是一個不斷的社會過程，而并不止于孩童時期。我同時還想說明小華的想像、欲望和對這一“自我”的喜悅是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與具體條件下“自我發展”和“素質”話語息息相關。在這一過程中，起先“現實原則”由作家夫人的審視目光所代表，到后來就直接來自于小華的理想“自我”。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現實原則是對快樂和欲望的壓制和束縛。但在小華的敘述中，現實原則和欲望跳起了雙人舞，在相互認同中仿佛融為一體。“素質”話語在小華的意識中激發對“素質”的欲望，這一欲望在作家夫人對她的“素質”的肯定中得到滿足，與此同時，作家夫人作為審視者的權威得到了肯定和強化。

　　冰山比喻與弗洛伊德所說的精神之間的關系（來源：wikipedia.org）

　　然而這一不平等的和諧好景不長。不久，小華就陷入了痛苦。她與理想自我的喜悅的認同被粗暴地中斷了。作家夫人的微笑仍然伴隨著這一過程：

　　離開作家的家，是因為他們家的活太多。我整天忙碌，像個干活機器，一天下來，精疲力盡。我提出想走，作家夫人要求我等他們找好了接替的人再走。一個星期后，作家夫人告訴我，新的保姆已經找好了，要我當天離開。我在等他們找新的保姆的時候，自己卻傻傻地干活，到頭來，自己被攆，還沒個落腳之地。作家夫人的臉上，那一貫的慈祥微笑，讓我感到心頭冰冷！臨走時，她說要檢查一下行李。她說這是規矩，誰走了，都要檢查的。她是怕我偷他們家的書。我心里不愿意，嘴上卻答應了。我是多么恨自己的懦弱啊！為什么不敢說“不！”多年以來，我為自己感到可悲！我們這些從農村走出來的姑娘，窮，無知，自卑太深了！我們渴望社會的尊重，如果我們自己沒有站起來，又指望誰？我們這些當保姆的女孩比那些賣菜的，在餐館打工的和商場賣東西的，有著更深的體會。我們進入社會的基本細胞里面，城鄉之間的文明和愚昧，人與人之間的美好與丑惡，毫無掩飾，直接沖撞，從沖撞到融合，是個痛苦的，覺醒的過程。

　　在這里，一個幽靈出現了——小華發現自己成了“干活機器”。在我初讀時，發現“我像個干活機器”似乎有些別扭，因為“干活機器”是個重復表達——機器當然是干活的，有必要說“干活機器”嗎？然而，這一看似奇怪的比喻又不能輕易地被如此理性地化解掉。在由“像”聯系的比喻中，干活被重復地表達，而在這一奇怪的不平衡的比喻中，身體和精神在過度繁重的勞動中消失了。當力氣和意識如此消損，以至于消失的時候，“我”的感覺就成了無意識的機械的“干活機器”。小華干不下去了，因為當精神和意識難以存在時，“自我發展”的基礎在哪里呢？那慈祥的微笑曾經提供給小華她欲望中的鏡像，給她帶來新生“自我”的喜悅，現在這同樣的微笑卻使小華感到“心頭冰冷”。小華所感到諷刺的是，前后似乎兩種截然不同的功能居然由同樣慈祥的微笑體現出來。小華可以認出這微笑，她在第二次微笑中看到上一次微笑的影子，也開始從這一次微笑中重新體會第一次微笑的含義。從對小華的吸引到對小華的排斥，這兩次微笑互為伴侶，從屬于同一關系原則。在這兩次微笑中，小華的“自我發展”被摔出了軌道，給她以難以忘卻的創傷，多年來不能釋懷，為自己感到可悲。這最后一次微笑和行李檢查把小華拋回了她的階級群體——照作家夫人的話說，這是（對保姆的）規矩。小華在她痛苦的反省中，把自己和打工妹群體聯系在一起。但是，小華的敘述中所指的“覺醒”是什么，小華并沒有說清楚。她所用的反省的語言談及“文明”“愚昧”“美好”“丑陋”和“人與人”，類似流行的啟蒙式的話語。但是從上文看來，她并沒有把城市與“文明”“美好”，鄉村與“愚昧”“丑陋”劃上等號，而是把文明與愚昧，美好與丑陋置于城鄉之間、人與人之間。從與老鄉在一起，到拒絕與老鄉來往，到呼喚“打工妹”群體，小華做了一個從“我們”——離開“我們”——再到“我們”的辯證的回歸。小華的這一回歸并不只是回到原來以家鄉為紐帶的老鄉群體，而是把自己置身于“我們”從農村走出來的打工妹群體。現在，打工妹們是勇敢地走出來了，但小華的經歷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她們勇敢地走出來以后，發生了什么？近一個世紀了，魯迅對娜拉出走玩偶之家提出的問題，在今天的時空中再次回蕩。

　　（James C.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Lisa Rofel, Other Moder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William Hinton, 1998, “The Importance of Land Reform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Monthly Reviews 50, No.3：14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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