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政策是一個“政治問題”

　　—— 韋伯對德國東部近代農業工人的調查

　　近來閱讀韋伯19世紀末期的文章，《德國走向資本主義的特殊趨勢》，又名“易北河東部地區農村勞工狀況的發展趨勢”，頗有啟發，因為最后涉及到一個關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問題，韋伯的政策主張關系到“土地制度的設計需要一個什么的立場”的問題。

　　韋伯主張國家干預東部地區的大地產，通過逐漸收購的辦法，把土地國有化再出售給富裕農場主，從而遏制東部地區大容克大地產資本主義化所引起的波蘭(斯拉夫人)大量涌入造成的“文化衰退”問題。筆者閱讀時，感到一絲莫名其妙，國家政策干預容克地主的起因竟是波蘭移民客觀上排擠德國農業工人的這一“民族矛盾”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意見，要素配置目的是達到帕累托最優，而不用再考慮要素來源或者其它社會價值，例如公正或者文化等。

　　這就給筆者提出一個重要問題：經濟效率問題是否不再是單純的問題，而是一個系統問題？看來韋伯正是這么去思考的。“經濟政策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的一個判準就是民族權力相對于其它民族之增減問題，這民族權力不僅僅是涉及到經濟(總量)，而且涉及到文化和政治較量，這也是韋伯給崛起中的德國的一個忠告：光是經濟上達到最高，不一定能夠成為一個大國。韋伯認為經濟政策有其政治后果，其目標并非無可爭議地是擴大生產、發展經濟，它必須從屬于民族利益的政治和文化價值。

　　德國東部一直存在著容克地主，在與近代資本主義競爭的過程，它不得不應對而轉型為資產階級企業家，從而理性化地考量各種要素配置。社會史載：德國東部缺乏自耕農的傳統，農民一般是依附農，農民與大地產(主)實行分成制，“傳統形式的勞工與社會關系由規約地產工人及依附農民的規則來束縛”。除此之外，農民還擁有小塊土地和公共用地放牧的權利，借此權利農民家庭可以養家禽和豬，從而獲得較高的生活水平。資本主義農業進入東部地產之后，土地由于價格提高而導致這些共有土地權利被迅速取消，傳統的依附農和過渡形態的實物津貼農，迅速地被一種新型的領取貨幣工資的完全無產化的“農業工人”替代。

　　一般來說，對于這些曾經的“依附農”來說，過低的生活水平是難以忍受的，由于“資本主義允許將維持再生產勞動力的費用降到最低”：當工資不能維持既有的生活水平時，他們就只能采取其它的能夠提高家庭總收入的辦法，除了采取“家庭化生產”的辦法，比如家庭婦女和兒童參加家庭紡織來增加收入，盡管邊際報酬的下降的，還有一個辦法就是離開東部農村，這造成大地產企業的勞工短缺，給波蘭移民的大規模涌入提供了機會。但是“波蘭人在物質和精神上都習慣于忍受低標準的生活”，從而讓地產主獲得更大的利潤。大地產得到了大量廉價的波蘭勞工，得了利潤上的好處，但基于文化和民族的考慮，韋伯憂心忡忡：大量波蘭農民的涌入改變東部的文化衰退問題。

　　當波蘭人涌入德國東部時，韋伯憂慮“日耳曼人‘較高’的文化受到波蘭‘較低’文明的侵襲”。從經濟上說，容克地主為了維持競爭力，引進低價的波蘭移民有利無害，但因此而造成東部的“波蘭化”，則違背了民族整體利益。所以，東部的德國人應當受到保護。就此立場而言，韋伯是民族主義的，國家利益之上的：他在本篇調查開頭就說道“工人的一般發展如何與民族的一般發展相聯系？工人有什么樣的前景？”韋伯并不是如同馬克思預測是只是站在“階級立場”上說話，顯然韋伯已經超出了狹隘的大地主利益的立場，而站在了民族國家利益的立場，盡管其最終有利的是德國的“資產階級”——韋伯在這種意義上是反對大地主的，因為其政治上的落后腐朽，和經濟上的狹隘利益。

　　韋伯顯然也不能被認為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說話，韋伯并不是一個同情工人的“人道主義者”，他關心工人的前景之落腳點在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優越性。他雖然也關心在不同的生產關系下勞工的命運，并且做了比較，但是改善勞工待遇、要求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從來不再韋伯的考慮范圍。在政策主張的價值選擇上，韋伯并未贊同任何一種階級立場，而只是在調查之后著眼于德意志民族之前景在出謀劃策：出于民族權力增長，或者說“國家理由”，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可以調整。韋伯頗為堅決地說：要拋棄認為“目前東部土地財產的分配是一種政治與社會秩序不可撼動的基礎”觀念，“為了保護先進的德國文化，改變東部土地分配方式是恰當的”

　　韋伯給出的政策靈感來自德國另一地區，梅克倫堡實施“內部殖民”的政策，這里有強大自耕農階層，很少有人抱怨勞工短缺，流動工人也很少。而在那些（暗示東部地產）摧毀了農民階層的地方，歷史的報應是勞動力的短缺，從而造成了必須引入大量波蘭工人的惡果。于是乎，政策就要設計出一種更密集的人口布局，以便阻擋奴隸式的波蘭勞工涌入——更密集的人口布局，加之德國人口的優越文化，有利于勞工的組織化，這有利于勞工的文化水平的提高，而這種即便結社的權利也是斯拉夫波蘭人無法受用的。

　　韋伯的邏輯是：要把德國工人在本地穩定下來，必須要給他們提供一定的土地，形成類似于“自耕農”的階層，能夠定居下來，“土地分配之關鍵…在于是否存在農民居住的村莊”，與之相反是一種是脫離依附之“自由就相當于無家可歸”，這造成大量勞工流失。

　　但是為了防止制度性創造出大批“小地產’(小持有農)，他們僅“滿足于最低的文化追求”，必須要求“內部殖民”政策不走入另外一個極端，韋伯提供的藥方就是國家收購大地產：以國家內部殖民代替私人地主殖民，借此國家擁有調節利益的手段，國家把土地出租給“富裕農場主”，并且提供改良土地、集約耕種的貸款支持。這就是類似于土地國家所有而租地農場主經營并交納租稅的土地制度，它不同于大地產所有而租地農民向大地主交納地主的制度(依附農的制度)，也不同于大地產天然傾向于雇傭價格低廉且文化劣勢的勞工來從事谷物的粗放耕作。原因在于這種勞工結構僅僅有利于地產的收益，不利于國家整體利益，而且這種大地產制度也與徹底的資本主義雇農生產方式不同

　　這樣的政策雖然會暫時需要國家投資購買，可最終是有利于農業的長遠發展的，也根本上有利于挽救“文化入侵”的危機。就此，韋伯認為國家本身(德意志國家作為一個民族意志的人格載體)應該恢復1870年放棄在國有土地殖民的計劃，并且把它作為調節利益(經濟、文化與政治等)的一種強有力的(權力)手段

　　2012——5-26下午，5-27日中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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