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中國的土地政策也在演繹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國式歷史運勢。50年的“土改法”是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算是一“分”；到了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農村實行農業合作化尤其隨后而來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土地跟著變成了公有，算是一“合”；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位村民自行分地開始了全國范圍的聯產承包，又算是一“分”； 05年1月7日農業部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鼓勵農民將承包的土地向專業大戶、合作農場和農業園區流轉，發展農業規模經營，建立以土地為主要內容的農村股份合作制，又算是一“合”。短短五六十年光景中國的土地政策就經歷了分分合合的數番變更，這種變更密度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在世界范圍內也應該是絕無僅有的吧！　　

到底什么樣的土地政策適合中國？　　

稍微了解新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50年的“分”對于貧苦農民來講這土地是從無到有，不僅土地，就連必須的生產工具也分到了手，所以那時的“分”使廣大農民真真切切的得到了實惠，也就大大的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激發了農民進行生產勞動的熱情，所以那時的分地是深受老百姓歡迎的。56年的“合”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改革的必然結果，是農村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根本標志，在那個時代既是必要的也是深受農民歡迎的大變革。78年之后的“分”實事求是的說也是有其重大的積極意義的，最大的意義是調動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并在最短的時間內基本解決了數億農民的吃糧問題，也是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歡迎的。當下正在一些地區進行的“土地流轉”是要把農民承包的土地從實物形態變為價值形態，讓一部分農民獲得股權后安心從事二、三產業，另一部分農民可以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從而盤活土地資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論起來也應該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如此看來，“分”也好，“合”也好，只要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有利于社會進步和社會穩定，有利于生產力水平的解放和提高，同時又深受廣大百姓的歡迎和擁護，就都是好政策，就都是適合中國的土地政策。　　

那么，既然都是好政策，既然也都曾深受廣大農民的支持和擁護，既然也都為社會的進步發揮過積極的偉大的作用，又為什么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分分合合無止無休呢？　　

有人說社會在進步，形勢在發展，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形勢的發展，土地政策也應該與時俱進以滿足社會的新要求、適應形勢的新變化。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短短五六十年中國的土地政策就已經經歷了數次翻天覆地的大變革，而且這些大變革幾乎都是完全否定式的革命性變革，難道近五六十年來中國的社會進步和形勢的發展變化竟突飛猛進到必須用一次次“革命性”的土地改革政策才能適應下來？　　

是的，社會在變，形式在變，土地政策也應該變，但是，在這么多次分分合合的變化中有沒有不變的因素在？　　

有！這個不變的因素恰恰是土地政策針對的主要對象——農民。是農民一直以來幾乎一層不變的思想狀態使土地政策圍繞著他們而在“分”“合”之間不斷搖擺。　　

如此說，廣大的農民朋友肯定不干了。農民怎么了？農民沒有與時俱進嗎？農民的思想狀態怎么就一層不變了？　　

那好，現在就來看看數十年來（應該是數千年來）中國農民的幾乎未變的思想狀態。　　

還是從建國后的歷次土地政策的變化說起。建國初，農民是沒有自己的土地或是很少有屬于自己的土地的，是政策使他們擁有了夢寐以求的土地，所以他們的熱情一下子高漲起來，但是高漲的熱情并不能解決生產力低下、傳統生產方式落后、勞動力不足等帶來的種種窘困局面。是隨之而來的互助組、合作社解決了當時的農民面臨的所有困難，在此基礎上，他們看到了個體力量的弱小、體會到了集體力量的強大，因而他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激情投入到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去，進而自覺自愿的將私有的土地交給了剛剛成立的人民公社。在這個過程中，是農民積極地向政策靠攏。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實行的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調的部分供給制，集體財產無償調撥統一核算，統一分配，結果使農民驚恐和不滿，紛紛殺豬宰羊，砍樹伐木，造成生產力的很大破壞，給農業生產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后來不再搞一平二調但老百姓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卻再也高漲不起來了。在這個過程中，是農民消極的抵制政策。　　

土地承包后，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再次高漲起來，高漲的原因不僅僅因為誰種的多、收的多誰就吃的多，還一個原因是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想種什么種什么，也就是有了一定的經營自主權。在土地承包最初的若干年中，農民對土地政策的適應是先天性的。　　

但是，在農村二、三產業和城鎮化迅速發展的形勢下,有些無心經營農業以及一些無力耕種的農民出于經濟和安全上的考慮不愿放棄土地,導致土地棄耕現象日趨嚴重。特別中央減免農業稅收（包括公糧）、發放種糧補貼以來，那些無心經營農業或是無力耕種的農民更不愿放棄土地，土地棄耕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其嚴重起來。于是旨在在不改變家庭承包經營基本制度的基礎上，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設，建立以土地為主要內容的農村股份合作制，從而盤活土地資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土地流轉”制度應運而生，但是這一制度并未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響應，相反卻受到強力的阻撓和反對，結果這一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貫徹和執行，上邊的態度也日漸模棱兩可起來。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對政策的解讀是非理性、有失偏頗的。　　

也許你會說這不正是農民思想一直處在動態狀態的表現嗎？怎么說是一直以來幾乎一層不變的呢？　　

豈不知，恰恰是這表面的“變”深深地遮掩了他們內心深處的永恒不變，這永恒不變就是利益、好處、合適。有利可圖、有便宜可占、對我合適我就適應、就擁護、就支持、就合作、就有熱情也有激情，否則就是相反。建國初的分地給農民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和好處，地“分”的很順利。互助組、合作社給農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方便和實惠，地“合”的也很情愿。人民公社的統一分配使本來就缺乏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的他們中的部分人感覺吃虧了、不合適了，于是產生驚恐和不滿了，于是紛紛殺豬宰羊、砍樹伐木了，于是開始消極怠工不愿出力了，于是情愿挨餓也不愿積極從事生產勞動去了。土地承包讓農民感覺合適了，于是熱情來了，積極性高了，種的糧食也夠吃了。但是，小農經濟畢竟無大利可圖，種地也永遠種不來小康，于是他們開始棄農經商、四出打工，于是他們顧不上種地、他們的土地開始撂荒，于是土地成了他們真真正正的“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農業稅的減免、種糧補貼的發放一夜之間使土地又給他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他們又把土地寶貝起來了。最令他們視土地為寶貝的還是目前尚未全面鋪開的“土地流轉”，一部分農民開始轉變固有觀念，認為土地“奇貨可居”，給的價錢不“公道”那是堅決不答應“流轉”的。　　

農民思想狀態的上述不變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諸多不良因子長期發酵熏染的結果。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自私、利己文化對農村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自古如此。特別是土地承包以來的三十多年來他們的私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脹，私欲膨脹的結果是擠兌的良心沒有了立足之地。他們開始只看眼前、只看自己，只顧掙錢、不顧公德，農業生產也缺規劃性和大局觀。損人利己甚至損人害己的事情都不惜為之。比如，大米發霉變綠了照樣拉到城市里忽悠不明所以的市民說是新品種反倒賣了好價錢，種青菜為了有個好賣相不惜噴灑劇毒農藥一邊心安理得的私下宣稱反正咱自己人不吃。再比如填平灌溉溝渠種莊稼、拿河湖堤防賣土方、用避孕藥養鱔魚、用大量激素喂雞鴨、用尿素淘豆芽、給番茄西瓜催熟、往豬羊肉里面打水、造假煙假酒劣質奶、販賣婦女兒童等等。也許有人會說這都是不法分子所為，但這畢竟出自農村，而且不是個別現象。早年社會上盛傳一個農民拐賣了一個女大學生的稀罕事，此事出來竟有人對被拐賣的女學生很不以為然，說是上學都上傻了竟上了目不識丁的農民的當，豈不知這種說辭正是對“純潔”兩字的褻瀆，而拐賣者呢？難道不是干了一件傷天害理的事！　　

如今，農民開始為他們的私欲、短視、失德行為買單。大量劇毒農藥和化肥的使用破壞了土壤結構、污染了水體、惡化了環境，假農藥、假化肥、假種子使他們由假貨的制造者一變而為假貨的受害者，他們既是毒奶、毒肉、毒大米等的生產者同時也是這些毒品的消費者，如今農村患奇病怪病的人越來越多不能不說與其飲食、衛生、居住環境等密切相關。　　

日前有消息報道，某地瓜農因膨大劑過量致使一地西瓜爆裂招致很大的經濟損失，某地菜農因蔬菜價格過低而難以承受重大經濟損失而自殺，海南蕉農因香蕉太賤憤而砍蕉樹等。一般說來，這類消息應該很能引起社會上的一片同情之聲，但事實是社會對此發出的批評之聲倒是不少，有偏激者甚至大呼“活該”，是中國人沒有同情心了嗎？不是，農民自身的某些行為招致了社會的普遍反感。你為什么要往西瓜里面注膨大劑？你為什么要往香蕉里面噴灑過量的催熟劑？你為什么不動腦子的盲目種菜？看見種什么掙錢就一窩蜂的跟風，“逗你玩”“姜你軍”等將城市市民害苦了，你們就迷了心竅的也往這套子里面鉆？對自殺的菜農、受損的瓜農、蕉農沒有報以同情，不是無情，是哀其不幸，怒氣不良，恨其自作孽。　　

現在的農村可謂一片亂象，亂就亂在農村人沒有什么不敢干，沒有什么干不出。他們拋棄了祖輩、上輩忠厚淳樸的良好基因，卻發揚光大了千百年來農民固有的狡黠、急功、愛占便宜等小農意識。他們不僅自私而且狹隘、陰暗，為了微利可以不擇手段、不計后果、不計社會成本。他們為了賣幾塊錢可以偷走城市干道的窨井蓋，為了黃瓜挺直可以在黃瓜上抹上什么什么藥。他們為了一個“利”字簡直鉆過頭去不顧腚，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提高國民整體素質、特別是農民整體素質應是建設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樹立社會主義農村新風尚、建設健康的農村新文化應是提高農民整體素質的有效手段。可惜，對農村文化的建設、對農民必要的文化、公德教育恰是國民教育中的最薄弱一環。一些地方官老爺兩眼只盯著GDP的數字，大搞所謂形象工程，一門心思的開發、建設無非是為了發財升官，農村問題反而熟視無睹、視而不見，難道他們不知“三農”問題在中國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且不說“土地流轉”過程中是否都嚴格遵守了“辦法”中“禁止改變流轉土地的農業用途”等相關規定（據悉大多都成了建設用地）；也不說“土地流轉”是否能夠達到盤活土地資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預期；也不說“土地流轉”是否將催生出中國特色的農場主或農業資本家；也不說“土地流轉”是否將使為數不少的農民徹底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只說“土地流轉”政策作為政策到底適應不適應中國國情、民情。　　

竊以為，如果不能從根源上祛除農民思想深處的痼疾，不能從根本上鏟除農民意識層面的劣根，“分”也好“合”也好，真好也好假好也好，什么樣的土地政策都不可能適合中國。這應是“三農”問題面臨的一大“迷局”，而通過針對性思想教育切實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當是有效解決這一“迷局”的可靠途徑之一。　　

（本人農民出身，本文只為探討問題絕無貶低、侮辱農民之心，望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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