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談黨的農業政策六十年

——讀《黨的農業政策60年》的一段論斷，

    談毛澤東時代是怎樣解決吃飯問題的。

張亦民

一、問題的提出

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浙江行政學院主辦的《當代社科視野》2009年第四期一篇題為《黨的農業政策60年》的文章說：“家庭聯產承包制作為中國農民的一次偉大創舉，它不僅迎來了中國農業增長的‘黃金時期’，而且在很短時間內解決了上億人的溫飽問題。農村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從2.5億人下降到1.3億人，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15.1%，成為人類消滅貧困歷史的一項奇跡。”

這段話雖然被許多人所認同，但未必有多少人思考過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論斷。說它似“是”，因為在中國歷史上解決溫飽問題這件大事，確實就發生在提倡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并從此逐漸地告別了物資匱乏和憑票證定量供應的艱苦生活年代。如今，只要有錢，什么都可以滿足，這是不爭的事實，也堪稱中共執政以來的“一項奇跡”。說它是“非”，因為將這項“奇跡”歸結為家庭聯產承包制。這就有些牽強附會，混淆視聽，把現象當本質來反映了。

為什么這樣說，道理很簡單，“家庭聯產承包制”就是合作化運動以后相對出現的“包產到戶”或“分田包干”等等的別稱。不論叫什么名稱，這種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都屬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小農經濟恰恰是農業現代化的障礙，是現代農業革命的主要內容和對象，因而偏離了方向，找錯了原因。但也要看到，長期來在理論精英的輿論影響下和生活感覺中幾乎形成了一種觀念，認為人民公社時期集體經濟因產權不明晰，“干不干一個樣”調動不了農民積極性，因而產量低吃不飽飯。包產到戶后直接與農民利益掛勾，產權清晰，調動了積極性，產量自然就高，于是解決了吃飽問題。其實，這是一個認識誤區。眾所周知，舊中國農民耕種的土地所有權歷來清晰，基本上只有三種形式：一是農民在自己小塊土地上耕種的自耕農；二是租地主土地耕種的佃農；三是自己無地專為地主打長工的雇農。按照精英們的產權論來說，這幾種產權明晰的土地性質，應該是農民不缺積極性的依據。但是，幾千年來的中國農民為什么一直掙扎在饑餓線上呢？又怎能設想共產黨領導下的小農經濟就能成為消滅貧困歷史的“奇跡”呢？

筆者無意否定“在一定范圍的勞動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歷史決議語）的積極作用。問題是要把這種積極作用放到更為廣闊的歷史時空中去認識。

二、歷史的透視

我國古代《漢書》中有“民以食為天”的名句，說明了吃飯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需要。自然界本是給人類提供食物資源的廣闊天地，但由于人們生產能力的限制和社會性質的不同，幾千年來的舊中國，沒有哪個朝代解決過吃飯問題。如果說一部文明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那么這部階級斗爭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同饑餓抗爭的歷史。從古到今的社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食物短缺與食物分配不公引發而來的。勞動人民是物質的創造者，又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數千年的歷史，就成了勞動人民的饑餓史、苦難史，因爭“食”被戰死，因災荒而餓死，就成了司空見慣的歷史現象。

資料顯示，我國從二千多年前有全國人口統計開始，基數是二千多萬，到盛唐開元時期為七千萬，到1949年才號稱“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實已超過五億）。說明我國人口發展極其緩慢，年均增加人口只有二、三十萬。其原因主要是二條：一是戰亂中戰死，二是災荒中餓死。說明死人在舊中國是常見的事，哪怕是在“盛世年代”也一樣處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慘狀。專家們估計，豐年也有60-70%的人吃不飽，荒年有80-90%的人吃不飽、大批人餓死。到了現代的民國時期也不例外。1949年建國時的饑民為22%，加上半饑餓狀態的人仍占中國人口80%。所以，在外國人心目中的中國是一個“饑餓的中國”。

1928年至1930年，以陜甘為重點的北方八省發生的大饑荒，就造成難民五千萬，死亡人數在千萬以上，其中陜西達300萬，甘肅230萬。美國記者斯諾，解放前曾長期在中國考察，后由其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諾中國》一書中就記述了那次大饑荒的慘狀說：“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凈了。路邊橫著骷髏的死尸，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飽受著饑餓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

1943年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到河南采訪，從潼關到洛陽再到鄭州的騎馬路上，“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尸體并撕咬著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鄭州后，白修德看到的另一種景象是政府官員們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熱情接待中有各種高檔的菜肴，是他“吃過的最好宴席之一”，并被稱為是一個“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的年代。

1945年，抗戰勝利之年，僅在湖南因災荒餓死的就達500萬人。據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稱：僅國民黨統治時期每年死于饑餓的人數在300-700萬之間。有人估計整個民國時期的38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不少于2億人。眾所周知的著名文學家朱自清，就是因為寧愿餓死也不愿吃美國救濟的面粉，在貧病交加中逝世的。

正是基于這樣的中國歷史，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斷言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于是認為，共產黨執政必定因解決不了吃飯問題而垮臺。毛澤東在評白皮書中則說，中國“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后來，毛澤東同紀登奎的一次談話中說：“農業是基礎，就是我的屁股。把農業搞上去，我們解決了吃飯問題，屁股就座穩了。中國的農民好得很，要求不高，解放這么多年吃飯和穿衣問題還解決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呢？國際上反華勢力總是在封鎖和制裁我們，只要解決了這個問題，我看他制裁個屁。”毛澤東的話與杜勒斯的預言相對照看到，共產黨就是在處于絕對弱勢情況下同絕對強勢的美國霸權主義在“吃飯問題”上開始較勁執政的。

三、制度的選擇

中國吃飯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社會根源是要深蒂固的，既有封建土地制度和生產分配關系的問題，也有與此相聯系而并存的分散的小農經濟方式。中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決吃飯問題。所以，中國執政后首先就是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廢除幾千年來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和生產關系，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農民土地所有制。

要指出的是，土改后建立起來的個體的、分散的經濟制度仍然是小農經濟，它雖然能一時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于農業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這種進步與發展是不可能持久而穩定發展的。它不僅不能抵御自然災害，而且很快會出現貧富兩極分化。所以，土地改革任務完成后，立即面臨著走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選擇。對此，有人會說：當年選擇資本主義道路有什么不好，早學西方經驗與美國結伴，不就早些富起來了。這話未免有些離譜了。網上有一篇署名灣仔、題為《臺灣人猜想：假如中國沒有毛澤東》的文章說：中國如果讓蔣介石統治下去，“中國早就進入了全球化，為帝國主義國家造一些邊邊角角的東西。中國當然也不會造得出衛星、火箭、洲際導彈”，“那么，中國現在就是菲律賓或印度尼西亞的樣子。”同樣道理，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政權后，如果保留著土改時那種個體的小農經濟制度，那么共產黨的政權豈不成了歷史上改朝換代那樣，打倒皇帝做皇帝，將蔣介石換成毛介石，從一種剝削制度換成另一種剝削制度，從而陷入歷史興亡“周期率”的覆轍，革命成果付之東流。

中共領導中國革命，旨在推翻“三座大山”，使全國人民過上和平、民主、共同富裕的和諧生活，決不會、也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模樣去趕超先進。有的理論精英說，馬克思講的社會主義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中產生的，貧窮落后的中國，沒有資格也不能超越資本主義生產力去建設社會主義。因此要補資本主義“課”。照此說，美國得補封建主義課，我國西藏更得補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兩門課。貧窮與制度并無絕對聯系。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依靠其對世界性的掠奪固然富裕，但更多后發的資本主義國家富裕了嗎？由貧窮落后走上社會主義的國家雖然暫時貧窮，但有優越的制度必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長江后浪趕前浪。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強國的出現，從來都是在超越中形成的。要說資本主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以殖民地掠奪方式發展得最早，后來英國通過戰爭和工業革命成了19世紀世界霸主；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殖民國家紛至沓來，美國又通過獨立戰爭取代了英國，成了20世紀霸權。正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所說：“英國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紀的‘先進’；而中國則是由于其‘先進’，反而導致了19世紀的‘落后’”。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中國，難道還要跟著人家屁股后而不通過自身制度改革去趕先進嗎？

有的人認為只要向美國學習就會像美國那樣富起來。這是騙人的謊言。美國是要學習的，但不能學習美國的剝削制度。中國的國土面積略大于美國，但人口是13比3。如果將國土面積比作一張飯桌，那么中國這一桌是13人，美國只有3人。按理，美國這一桌不論是采用分食制，還是自由地吃，都可以吃飽吃好，但有的人還是要把手伸到人家飯桌上去。而中國13人的飯桌該怎樣吃？這是近代中國先進人物都在思考的問題。中共執政后所采取的措施，無非是要讓超員的這桌飯吃得合理而和諧，不發生弱肉強食的現象。中國和印度的人口有可比性，是13：11，只是制度不同，效果各異。近些年來，印度經濟飛速發展，卻不見饑荒減少，至今仍有三億人吃不飽飯。2004年孟買一個城市就餓死一萬名兒童。正誤是非是比較中認識的。建國60年來從吃不飽到吃飽了飯，是選擇了社會主義的結果，這是一個從栽樹到結果的過程。

四、黨內的斗爭

土地改革后，為了防止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及時號召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經濟之路。在1953年到1956年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有些老區早在建國之前）。1958年又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毫無疑問，集體化是共和國前30年最基本的農業政策。這一政策的實現，為中國農村、農業、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在集體化道路上從上到下都存在著兩條不同路線的爭論。如土改后就出現了要不要合作化和怎樣合作化？是先合作化后機械化、還是先機械化后合作化？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是繼續改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等等。沒有想到的是由開始工作上的爭論，后來成為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直到現在，民主社會主義者還在呼喊：“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回歸，”欲徹底瓦解集體經濟，實行自由主義私有化。他們把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和三年困難中餓死人的問題，都歸結為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造成的，并不斷地在報章雜志上大肆渲染，為推進私有化制造輿論。

其實，人民公社從1961年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和組織形式之后，公社初期發生的問題已得到糾正解決，并開始進入穩步發展時期。即使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多系領導干部作風和工作問題。特別是社隊企業的萌芽和發展，使廣大干部群眾看到農村集體經濟的光輝前景，預示著農業變革時代的到來。

“文革”結束后，當時主管經濟的李先念，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王任重都曾激烈反對“包干到戶”的主張。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還明確寫上“不要包產到戶”的文字。后來被稱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原農委秘書長）至少在1979年前還是堅持集體化思想的。

另據有關領導回憶：1980年中央召開各省第一書記會議（各省派兩人參加）。會議由已經不掌實權的華國鋒主席主持，并作了開題講話。話后經過片刻沉默，大家推“文革”前的江蘇老書記、時任江西的省委書記江渭清帶頭發言，他講話中明確反對“包產到戶”，但提出一種分工分業，主張多種經營，分小組承包，搞養殖業、種植業、林業、工業等。他的發言立即獲得吉林的王恩茂等多數到會人的贊同與支持。而會上明確主張“包產到戶”的是遼寧任仲夷、內蒙周惠、貴州池必卿三人。說明中央高層對人民公社的認識基本是統一的。令人奇怪的是，這樣重大的政策問題，中央一直沒有作出正式的明確決議，而背后卻在推動包產到戶的活動。全國報紙、廣播、電視，大力宣揚安徽小崗為代表的包產到戶典型。于是在各省委之間曾掀起了白熱化的“陽光道”與“獨木橋”之爭。1982年中央下達1號文件，以“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精神向全國推廣了“家庭聯產承包制”。8月14日，新華社還報導了我國社隊企業進一步發展，但到21日就報導了中國農村已有74%的生產隊實行了包產到戶的生產責任制。

五、毛澤東的態度

黨內農業政策的分歧雖然在合作化開始就存在，但集中反映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以后被認為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也始于此會。

毛澤東有個倔強的脾氣，他認準的事阻力再大也要堅持到底，這是他的事業成功之處，也是他悲劇之所在。眾所周知，總線路、大躍進是他倡導的，人民公社是他推廣的。他對實施這“三面紅旗”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他可以承擔責任，但要否定“三面紅旗”是絕不允許的。這是廬山會議從反“左”到反右的緣由所致，也是七千人大會之后形成“兩個司令部”的淵源所在。本來，毛澤東在會上對三年困難時期的工作帶頭作了自我批評，各省領導也紛紛作了檢討，承擔了責任，統一了認識，是一次成功的大會。但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5月24日，鄧子恢向毛主席呈上近萬字的《關于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意見》書，系統地闡述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以來存在的問題和他的理論見解與政策主張。接著，就以此報告的內容為基礎，在5至7月間向國家機關、中央黨校和全國性的會議上作了六場有事實依據，有理論分析，沒有虛假擴張，又有政策主張長達4.5萬多字的形勢報告，備受聽眾認同和歡迎，被稱為是讓人“振聾發聵”、“令人震撼”的演講。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毛澤東對鄧子恢的意見書和演講報告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完全沒有那回事一樣，既無支持也無反對的任何信息反饋。當時安徽已有40%的農戶實行包產到戶，也不見毛澤東是何反映。廬山會議上他批轉了彭德懷一封信，掀起了一場大風波，而七千人會后的這些情況卻不表任何態度，究竟怎樣看？值得深思。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1日談到包產到戶問題時說：“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客觀上就是階級斗爭。現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認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談話，有人聽說我國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資產階級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說階級斗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孫中山也不講階級，只說有大貪、小貪之分。還有沒有階級？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這是個根本問題。”

5月25日，毛澤東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時又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有優勢，內外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馬杜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

從上述講話看到，在毛澤東看來，包產到戶的問題，不論你主觀動機如何，在客觀上已具有階級斗爭的性質，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重大問題。基于這樣的認識，毛澤東就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告誡。現在讀這兩段話，對我們從深層的、而不是簡單淺膚的，理性的、而不是表象感性的、甚至是庸俗的理解“階級斗爭”及其“為綱”的科學內涵，也許是有幫助的。盡管毛澤東晚年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堅持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卻是他最大的貢獻。

六、六十年實踐

建國60年來，我國農村經濟實行過各種各樣的生產方式，但前30年的基本方向是從個體經濟向集體經濟轉變時期（自然也有包產到戶的局部地區）；后30年是集體經濟向包產到戶的個體經濟轉型時期，同時也保留著數千個原來公社式的集體經濟單位。那么，究竟哪種生產方式更符合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和更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歷史是檢驗實踐的最后判官。

我國小麥育種專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之一的李振聲為《中國統計年鑒》計算出建國60年來10年為一組的糧食單產增長率6個數據：1950年代的平均增長率為1.9%，1960年代為2.4%，1970年代為4.6%，1980年代為2.7%，1990年代為2.2%，2000-2008年的9年間，平均增長率是0.8%。

上述6個數字，讓我們沖破了長期來形成的兩個感覺：一是長期來總是說，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增長比改革開放以前增長速度高幾倍的說法。這有個計算方法問題，將農村改革前后的農業總產值為依據的對比，是不科學的。就以糧食來講，70年代末國家曾對農產品價格作過大幅度提價（后面提及），將實物折合成人民幣是沒有可比性的。因而是既不科學、也不可信。二是長期以來，大家都在說，到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而這6個數字顯示的恰恰是70年代是建國60周年來糧食增長最快的時期（1965年的糧食產量是3890.5億斤，到1979年是6642.3億斤，提高71%，全國人均684斤，是歷史最高紀錄。）值得人們進一步思考的是：為什么70年代前糧食增長快，反而是“吃不飽飯”的年代？反之，80年代后糧食增長放慢，甚至負增長了，卻讓人感受到改革開放來最令人感受深刻的是“告別饑餓”了呢？這是60年農業政策要認真解讀的問題。

七、緣何能增產

建國初期條件差、為什么糧食生產能迅速增長？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是怎樣解決農業和中國人吃飯問題的？基本做法是：

第一，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大力發展集體經濟。這是毛澤東時代農業的一條基本政策。經過土地改革，農民平均分到土地后，生產積極性極大提高，農業經濟在解放后得到迅速恢復。但分土地不是農業革命的最后目的，必須引導農民走向集體化道路。經過互助組、合作社的發展，直到人民公社成立，實現土地國有化。所有農民加入了全國幾萬個公社或合作社。農民可以保留5%的自留地。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初期受“共產風”影響，農業經濟受挫，1961年的人均產量比1957年低了近30%。在此背景下，要不要堅持集體化道路面臨嚴重考驗。毛澤東獨排眾議，堅定不移地走集體化道路，親自抓人民公社條例制訂，確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糾正了“一平二調”和“大鍋飯”的不正之風。此后，人民公社進入鞏固發展新時期。憑著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精神，從1963年開始直到1984年撤消人民公社，都顯示著集體經濟的優越性。說明了集體化道路是落后的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戰略選擇，也是當時國內外形勢下的必然結果。

第二，加強農業基礎建設，為糧食增長創造了條件。由于歷史上統治階級的執政謀私，只知道橫征暴斂，不注意改善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在“靠天吃飯”的情況下，農業生產必然受到自然環境條件的制約，并成了舊中國沒有能解決吃飯問題的一個基本原因。中共執政后就從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入手，在毛澤東關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等號召下，開始了直接為農業服務的興修水利等活動。淮河、海河、遼河、江都水利樞紐、被譽為“人造天河”的河南紅旗渠等江河湖海的水利工程先后完成，黃河、長江的水害也基本可以被控制。同時通過支農工業的發展，農業的水利化、機械化、化肥化、電氣化都得到不斷加強。到70年代末，全國耕地灌溉面積由50年代的18%擴大到40%的8億畝，達到每人有一畝以上穩產高產田。全國機耕地已占50%。農業生產條件發生的重大變化，確保了60年代后糧食上升的勢頭，1984年是增長高峰，此后就進入長期徘徊不前狀態。到2003年提出組織新型合作社問題。

第三，社隊企業的發展為農業和糧食增長起了重大促進作用。農村社隊企業是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的產物，但隨著三年困難時停滯不前。1961年有所恢復，1965年到1978年得到蓬勃發展，按照不變價格計算，社辦工業產值由5.3億增長到123.9億元，在社隊企業就業的社員近二千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的6%。這些社隊工業創造的利潤又反過來支持農業發展，到1976年按農村人口計算的糧食占有量達到了740斤，為農副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基礎。江蘇的社隊工業在其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65年的6.7%猛增到1976年的40%，蘇南華西村就是從1961年開始辦社隊企業起家的典型。社隊工業為農業機械化、現代化，改變農村落后面貌以有力的資金支持和物質支持。多數國家在現代化中剝奪農民，是農民涌入大城市，最終導致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中國通過社隊工業的就地發展來實現，逐步將農業為主的人民公社變為工農商學兵一體的小社會，進而縮小城鄉差別，顯然是農民共同富裕的一條科學之道。70年代農村的變化已經預示著農業大變革時代的即將到來。

第四，大力發展農業科學技術，直接為糧食增產服務。我國早在1957年就成立中國農業科學院，省地縣各級都設有相應科技單位，生產隊也有分工科技管理干部。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總結出“水、土、肥、種、密、保、工、管”八字憲法。進入60年代后，科技部門培養的小麥、水稻、雜交玉米、高梁等開始在生產中推廣。實在說，七、八十年代糧食增長幅度大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南有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北有李振聲的小麥品種改良等一大批科研成果的成功與推廣分不開的。而80年代初正是推廣包產到戶的時期。科技成果的推廣與包產到戶的積極性相重合，于是被鼓吹單干的改革家們用來移花接木的渲染，造成了“包產到戶”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的誤導。要說稻種改良，其實還有比袁隆平更早的廣東農科院首席科學家、被稱為“水稻矮化育種之父”的黃耀祥，早在60年代為華南特別是廣東的糧食增產作了重大貢獻，并為省委領導帶來了榮譽。所謂“要吃糧，找紫陽”的溢美之詞由此而來。同樣，“要吃米，找萬里”之說也同此理。

八、“餓飯”為哪般？

渡過“三年經濟困難”之后，糧食生產迅速增長，但人們依然要緊衣縮食，糧食到哪里去了？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回答：

首先，糧食增長最快的年代，也是人口增長最快的年代。前有所述，中國有全國人口統計的二千多年來，年均增加人口不足30萬，到民國時期的38年共增人口近一億，年均300多萬，而建國60年來已從5億增加到13億，年均增加1300多萬，而未計劃生育的五、六十年代是1500萬。所以糧食增產首先要滿足人口增長需求。其實“吃不飽飯”主要是三年困難時期給人們的印象，盡管一直在搞計劃供應，實際生活在慢慢改善。“文革”初，紅衛兵串連還享受乘車不買票，吃飯不付錢的生活。有的人埋怨毛澤東不接受馬寅初計劃生育的建議，自討苦吃，犯了錯誤。從實而論，當時中國處于帝國主義軍事包圍的惡劣環境下，不能不從備戰的全局來考慮。許多事情從局部看是對的，而從全局看是行不通的。當家難就難在這里，拿計劃生育問題抬馬寅初來貶毛澤東是不公允的。

其次，吃飯問題不單是農業問題，而是要從整體上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農”的系統工程，其本質是國家工業化。毛澤東從國家獨立富強的全局政策稱為施“大仁政”，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是“小仁政”。解決吃飯問題是要兩者結合的問題，既要施“小仁政”，還要靠“大仁政”來保障。要實現工業化就要有工業資本的積累，而缺乏工業基礎的中國只能從農民有限的剩余中提取資源，通過農副產品、輕工產品同工業化國家換取工業設備。前30年的工業建設有過三次大的發展：第一次是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援助156項工程建設；二是大躍進時期的工農業全面發展（大躍進中問題不少，但成效也客觀存在）；三是七十年代打開中美關系大門后，經毛主席、周總理批準的“四三方案”即用43億美元向西方發達國家進口一大批先進技術和設備，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等都是直接間接為農業現代化和改善人民生活服務的。70年代既是糧食增長最快的時期，同時也由于工業引進多，需要農業支持的時期。沒有先由農業支援工業，也就沒有工業對農業的反哺。

其三，向蘇聯還債。早在斯大林時期蘇聯曾給中國政府一些貸款，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也以貸款形式記賬，向蘇聯購買武器裝備，共計人民幣58億多（現在看是小數，那時是一筆巨款）。中蘇交惡時，正是我國三年困難時期，赫魯曉夫妄圖借此壓服中國共產黨。要如期還清債務，就要在農業中挖潛力支援還債。為此，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當年筆者在部隊，連隊自養的食獵養到100斤就要賣給政府去還債，當時戰士的口號是“不吃饅頭也要爭口氣，勒緊褲帶也要支援國家去還債”。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并大大地激發起發憤圖強的愛國主義精神。我國不僅如期還清了債務，成為一個“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國家。同時，在六、七十年代還分別取得了“兩彈一星”和建成了初具規模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與門類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等重大成就。這種為國家爭氣，為工業化付出的決心，既是長期勒緊褲帶的原因，又是為擺脫“貧窮社會主義”向共同富裕的小康型社會主義轉變創造了條件。總之，沒有當年“餓飯”，也就沒有今天飽飯。如一個正在創業的家庭，經過艱苦奮斗，過上幸福生活時，兒子卻在埋怨幼兒時太艱苦，實屬不該。

九、教訓要吸取

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舉世矚目，大家都躬逢其盛，其中感受最深的莫非是告別了過去幾十年來憑票證供應，物質短缺的狀態。但從糧食增產的實際來看，改革開放初連續增產到1984年為止，85年以后就開始放慢，甚至出現負增長的局面了。但老百姓再也沒有糧食緊張的感覺，這是怎么回事？

須知，改革開放后糧食的繼續增長，除了有賴于過去開創的條件在繼續發揮作用外，主要采取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推行包產到戶的政策，調動了農民積極性，成為初期農業總產值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如1975年到87年間的農產品總產值平均每增長率為7%，其中有一半是依靠養豬養雞來拉動的。同期的油料、蔬菜、水果等作物年增長率為8%。由于糧食滿足吃飯之后就可以用來發展養殖業，增加貨幣收入，從而改善了農民生活，并在河南一些地方出現“天天吃肉”現象，成為農民支持土地承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有“過去喝湯喊萬歲，現在吃肉還罵娘”之說。二是放開糧價，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并規定從1979年夏糧開始提高20%，超購部分再增加50%，其他農產品平均提高50%，從而大大提高了農民積極性。

但也有人認為，“80年代初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種急功近利的性質，無論分田到戶還是開放農產品價格，從長效機制看，并不是沒有負面作用的”。事實也是如此，包產到戶推行后，土地被小塊分割，加速了集體經濟瓦解，84年人民公社撤消后，統一的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工程無法進行，農業現代化停滯不前，集體福利體系的崩潰，農村兩極分化加速，大量農民進城打工，新的“三農”問題從此而生。與此同時，政府對農業投入減少，80年代國家的投入由70年代的10%降到1%左右，1985年國家對水利建設的投資總額是20.2億元，只相當于1975年45.3億元的45%，致使農村大量水利設施無人維修，破壞嚴重，進而導致一些地方自然災害重新肆虐。特別是1998年到2003年的糧食連續減產，國家不得不大量進口糧食。70年代中國四大糧食品種，水稻、大豆是出口，小麥是進口，玉米有時出口有時進口。今天中國四大糧食品種統統進口，其中一直是傳統出口的大豆進口比重達60%以上。由于大豆被跨國公司控制，導致2007年食油價格大幅上漲。

這就又提出了中國的“吃飯問題”是否已真正解決？其實，解決吃飯問題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動態概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標準和要求，今天講解決了吃飯問題，主要是相對于饑餓的舊中國和新中國計劃定量供應而言的。幸好今天已有條件可以進口，但作為一個大國要依賴進口糧食，一旦國際形勢變化或突發事件，可是危險的事。所以對我們這樣人多地少的大國來說，解決吃飯問題始終是一個無有窮期的課題。2003年以后，政府重視發展新型的合作經濟組織，但至今未能改變個體生產的主導地位。

其實，包產到戶的責任制，對完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未必不是一種“創造”。問題在于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既無聯產分配，也無上繳集體積累，而是徒具虛名，根本不存在有責任與義務的承包關系。如果切實按照“聯產承包”的內容要求去做，在集體經濟內部的多種經營性質，分工為業，分組（戶）承包，不僅不會造成對集體經濟的沖擊，而且有利于公社體制改革，為公有制體制下的產業革命創造條件。所謂集體經濟，首先是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其次是勞動者在集體經濟中的主人公地位。第三是勞動成果的分配（包括集體積累和個人按勞取酬）。有了這三條就是社會主義經濟。至于如何在集體經濟中為個人和集體創造財富的問題，就在于厘清個人對集體的責任與義務的關系問題。據筆者所知，溫州模式早在六、七十年代因人多地少背景下，自發地辦起家庭作坊，或以一技之長走南串北去掙錢，有的還到海上販私等各種個體活動開始的。要指出的是，這些個體活動都是身帶公社證件，并要向集體交管理費的，即仍然是集體經濟體制下的活動。如果在改革開放后加以改進與完善，在確保農業的基礎上，人盡其才地去闖市場、辦二、三產業，對個人對集體無不都有好處，那就會出現“只有富人、大款，而沒有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窮人”即“上不封頂，下有集體保障”的另一種“溫州模式”。因為這種模式是通過集體的、個體的、外出的、引進的各種方式實現的，因而也可稱馬克思講的“自由聯合體”。

十、宗旨不能忘

回顧黨的農業政策60年，前30年由個體經濟向集體經濟轉變，糧食從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到1978年改革開放20年間增長率為52%。其間1965-1978年，從19452萬噸到30475萬噸，增幅為57%（1949年糧食為11318萬噸）。后30年是由集體經濟向包產到戶的個體經濟轉變，糧食生產從1984年撤消人民公社為起點到2003年倡導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的19年，則由40712萬噸至43067萬噸，增幅率僅為6%。

本來，因為科技創新或生產方式改變而帶來的增長，總是有個穩定的時期，所以到80年代后期增產放慢是正常的，但長時段的慢速發展甚至出現減產負增長的情況是值得深思的，其中有“種糧不如買（進口）糧”的思想原因，也有包產到戶的生產方式不無關系。不比不知道，通過實踐對比，才知道失去的東西之可貴，才認識到優劣之所在。集體經濟的優勢在于：1、有利于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而反哺農業；2、有利于農業自身的基本建設；3、有利于興辦社隊企業，增強集體財富；4、有利于辦集體福利走共同富裕道路。包產到戶的缺點也顯而已見。主要是：1、難以承擔水利等公共工程事業；2、不利于農業經濟與城鄉共同發展，個體農民難以和公司在市場上競爭，“公司加農民”最終只能淪為打工仔，再變為被剝削者；3、個體經濟是兩極分化之源，不利于共同富裕。所以，毛澤東稱包產到戶是“小正確、大謬誤”。反之，自然也有集體經濟的“大正確、小不足”，這是改革開放進行自我完善的一項任務。

一般而論，人們都是拿人的勞動積極性來看包產到戶好還是集體經濟好作標準的，這是長期來的一個認識誤區。人的勞動積極性固然是從事各種活動的基本因素，但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具有決定性因素的是要看這種積極性是否符合科學性。所謂科學性，就是按客觀規律辦事。但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它不僅有實踐性，還有一個階級性，即不同階級立場的人有不同的是非價值標準。按理，馬克思是發現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最高權威，所以中國共產黨就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建黨立國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但在西風壓倒東風的今天，中國革命付出2800萬烈士鮮血得來的勝利，在世界霸權主義、實力政策與和平演變的攻勢下，同樣受著嚴重的考驗。因為無產階級革命不是以取得政權為目標的，而是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還要改造主觀世界，改造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人的世界觀（價值體系）。馬克思主義不是靠自發產生的，而是要通過教育灌輸實現的。所以毛澤東歷來強調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指出“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等，惟如此才能將自發的積極性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科學積極性。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領導中國人民開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能領導中國農民從小塊土地上走向集體化道路，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哺育的結果。

十一、最后的結語

今年是建國60周年，一個甲子，兩個30年，加上新民主主義革命30年，是三個30年。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這三個30年都有它自己的經驗和教訓，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歷史經驗，是農業春耕、夏耘、秋收的關系。按照黑格爾正反合的命題，正是為第四個30年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總結歷史經驗的好時機。

我們黨從籌建開始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建黨立國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共產黨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明確宣布最終目標是“消滅私有制”。所以建國以后就一步步地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繼承先賢孔夫子到孫中山追求而未能實現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社會。眾所周知，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政治作為上層建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離開了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即沒有公正、平等、合理的經濟基礎，哪里會有勞動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可言呢？還有什么“以法治國”、“以德治國”都不是根本之法、治腐之源。

有人說，毛澤東的錯誤主要是“左”了，快了，急了，搞“窮過渡”。對此，回頭想想，“窮過渡”會比“富過渡”的工作好做。看看美國占世界5%的人口，卻占世界四分之一的財富，為什么沒有過渡到社會主義，為什么無產階級革命總是在窮國里發生？想想這些，批判“窮過渡”未必都對，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未必就錯。

總而言之，共產黨姓“共”名“公”，這是共產黨的“出身成份”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的根本性質，所以倡導“公”字當頭的集體經濟，追求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和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這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也是共產黨扎根于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治基礎。離開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共產黨也就自然地失去了群眾基礎，進而也會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在我們慶祝建國60周年之際，正該很好重溫毛澤東在建國前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和評美國白皮書的文章，重識當年中國人民的志氣和骨氣很有好處。讓那些主張西化、私化、分化和非毛化的人們去說三道四吧！中國共產黨將和中國人民一道，堅定不移地按照革命先輩已經開辟的道路，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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