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智
[內容提要]在日益全面、深入的市場化大趨勢下，越來越多的中國小農最關心的是其與商業資本在流通 領域所發生的“流通關系"。其中的問題既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系理論來理解，也不能用新制度經 濟學的契約和交易成本理論來理解。它的關鍵是不平等的交易，由此導致一系列既非資本主義經濟的、 也非前資本主義經濟的現象。媒體一般把掌控商業資本的“中間商”描述為廣泛對農戶進行“盤剝”和對 市場價格進行“炒作”的主體。本文問的是：實際情況如何？應該怎樣從經濟學理論來理解？這是個初步 的探索，試圖在基本的事實基礎上，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概念。
[關鍵詞]中間商馬克思主義理論流通關系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不平等交易
2011年夏天，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超市的大 蒜、生姜和綠豆價格都達到歷史新高，在民間出 現了“蒜你狠、姜你軍、豆你玩”的順口溜。媒體 廣泛議論價格暴漲可能來自中間商的“炒作”。 近年來，“中間商”“盤剝”小農戶的問題已經成為 社會上的一個熱門話題。面對城市食品價格的 大幅上漲以及鄉村收入仍然遠遠滯后于城鎮，一 般市民都比較傾向于接受媒體的“中間商炒價和 盤剝”的觀點。本文要問的問題是：實際情況如 何？從經濟理論角度來說，我們該怎樣理解這樣 的現象？
一、實際情況簡述 根據2011年6月的媒體報道，近幾年大蒜價
格呈現暴漲暴跌的“惡性怪圈”。2006、2007年達 到2.8元I市斤的高峰，后來跌到2008年的低谷， 最低到4分I市斤；去年則達到歷史最高點6元I 市斤，2011年則再次跌到不足1元I市斤。2011 年6月，全國最大的大蒜交易基地（山東省金鄉 縣，僅該縣便有數十萬蒜農〕的批發市場，居然出 現了數百輛農用三輪車、小卡車以及上千名銷售 販子排隊三到五天而賣不出其大蒜的現象。記 者們通過調查，發現外地的大批發商居然串通好 不出手收購，借此把價錢壓低到1.25元I市斤。 排隊的販子們從農戶收購時所出的價錢是1.35 元I市斤；按照這個市價賣給批發商，他們只能虧 本。〔《大蒜等菜價遇過山車困局中間商炒作價 格翻十倍》，2011〕
通過當地行內人士，記者們了解到，部分原
因是由于市場供需關系：價格高的后一年便會有 許多農戶一窩蜂地把麥田改作蒜田，擴大生產， 導致供過于求的局面，價格因此下跌。〔同上）
但是，僅憑這樣的供求市場關系，不會產生 如此大幅度的波動。不正常的是，有的大批發商 居然聯合起來“炒價”。當地的小中間商反映，去 年有十幾二十多個大批發商聯合大量收購囤積， 造成短缺假象，借此抬高價格。小中間商們也因 此得利，有的津津樂道，去年以幾毛錢買進，二三 元賣出，由此獲得暴利。根據《財經》雜志的一位 記者報道，即便是在歷史最高的6元I市斤價格 下，其實農戶出售價從來沒有超過1.8元I市斤， 而當時在金鄉市場的交易價高達4元丨市斤，在 超市則達到8元I市斤。〔《蒜價暴漲背后》，2010〕 報道大蒜行情的記者們聲稱，價格急劇波動現象 并不只限于大蒜，在生姜、土豆、蔬菜等市場上也 很普遍。〔《大蒜等菜價遇過山車困局中間商炒 作價格翻十倍》，2011〕
至于生姜，根據國內農副產品和農資價格行 情監測數據，2010年7月14日至8月15日，全國 生姜價格連漲33天，價格達到6.57元I市斤，累 計漲幅達化.2%。從省區市來看，近一半省區市 漲幅超過20^，其中上海、天津、江蘇漲幅居前， 分別為34.3^、32.7^、31.4^。〔《生姜漲價真相》， 2011〕有的記者因此把生姜和大蒜漲價相提并 論，認為同樣源于中間商炒價。
但更深人的媒體調查發現，生姜的生產情況 其實和大蒜很不一樣。大蒜的中間商具備囤積、 儲藏大蒜的條件〔部分原因是經金鄉縣政府多年 的努力，該地基礎設施〔包括冷藏〕設備比較完 善〕。〔鄭風田、顧莉萍，2006〕但生姜商人則不行， 因為生姜只能用地窖儲藏。產戶中有的具備好 幾個這樣的地窖，可以儲藏等待商機，反倒是中 間商必須在短期內脫手。〔《生姜漲價真相》， 2011〕而大部分媒體報道則把蒜、姜、豆并論，將 之歸罪于中間商。應該說，一定程度上，這反映 了記者們自己的炒作。在更深的層面上，也許更 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藐視商家的思維傳統。
至于綠豆，2011年8月初，京津地區超市賣價 是8〜9元I市斤，到8月19日，竟漲到13.4元I市 斤，因此導致“豆你玩”之說。但是，根據一位記 者的比較深入、系統的調查，綠豆漲價的主要原 因是綠豆遠比大蒜“嬌氣”，2010年大規模減產， 加之出口量增加〔13萬噸〕，進口量又減少〔7萬 噸〕，供不應求，價格因此上漲。一般的中間商投 資只在幾萬到幾十萬元的額度，不能控制市場。 加上國家嚴厲懲罰非法操縱市場行為的政策，實 在不可能有“炒作”。（《綠豆為什么這樣“紅”》， 2010〕
從以上的簡述可以看到，大蒜大批發商串通 炒價的現象，應該說還是比較極端和少見的，但 它確實象征性地反映了目前農產品流通領域的 一個基本的結構性現象，即生產戶絕大多數是分 散的“弱勢”小農，缺乏資本，不具備談判條件，由 此形成壓倒性的“買方市場”，小農戶因此比較容 易受人擺布。
以鐘真、孔祥智〔2010〕對鮮奶流通的比較扎 實的研究為例：大奶制品公司需要依賴中間商為 他們從大量分散的小農收購鮮乳，加工和儲藏， 以便自己更集中力量于奶制品的生產。①因此， 近年來有大量收購鮮奶的“奶站”興起。作為大 資本公司的經紀人，這些奶站對分散的小農戶享 有壟斷或近乎壟斷性的權力。對方基本不具備 任何討價還價的實力和條件，收購價格因此基本 上由他們說了算。為此，他們從這個中間領域所 獲得的收益不僅是“管理費”或“手續費”，更多來 自壓低收購價格，從自己的收購價和轉交給大公 司的價格間的差價獲利。根據鐘、孔的調查研 究，管理費用的額度達到0.15元I公斤，由于購、 賣的差價所得則達到0.20元I公斤。中間商所獲 因此達到0.35元丨公斤。在一定程度和意義上， 他們顯然侵占了奶農所可能得到的利潤丨收益。 如此的結構可能更客觀地反映當前農產品流通 領域的現實。黑龍江雙城市的情況則更突出跨 國資本的特殊地位：由于當地政府的積極招商引 資，瑞士公司(雀巢〔徹』6 ‘])獲得壟斷地位和專 權，導致一系列（等于是跨國公司和當地政府合 謀)的壓價和不正規收購行為。(鄭風田，2011〕
西紅柿和蘋果反映的則是另一番道理。生 產小戶如果依賴來村收購的(小）中間商的話，其 所得價格比較低。據報道，西紅柿收購價格可以 低到批發市場價格的11 5。因此，有的柿農I果 農便自己組織運輸。但是，即便如此，他們在銷 售過程中仍然要面對批發市場欠缺儲存設備以 及低效率等問題。政府所建立的批發市場一般 只起到比較有限的作用，基本只提供一個集散空 間，并不具備儲存設備和信息服務，也不介入批 發商與小農戶I中間商之間的交易，沒有起到促 使權力不均衡的雙方在交易中的規范化、均衡 化。〔《西紅柿悲喜錄》，2005〕
關于這方面，曾寅初“。。^)指出，現今的批 發市場，是由眾多不同的政府部門和機關所設置 的，上至國營糧食部門和果品蔬菜公司、工商行 政管理部門以及各級省市政府，下至鄉鎮政府、 甚至村莊集體。如此的批發市場多缺乏現代化 設備，基本只提供交易的露地或棚蓋空間。創建 單位一般要承受建設用地高昂價格的壓力。它 們幾乎全都以營利企業模式運作，從稅收、出租 攤位、管理費用等獲利。在這樣的情況下，批發 市場普遍缺乏公益服務意識，不會為購銷者提供 信息和儲存服務。這也是物流和交易過程中損 失高的原因。與發達國家相比，一個常見的、多 被流通領域研究者所引用的數字是，中國生鮮產 品在流通過程中，損失率約在25^〜30^的幅度， 而發達國家則在5^以下，主要是因為中國缺乏 先進的儲存、冷藏條件。而掌控這些條件的中間 商，例如上述的奶站，對小生產戶會擁有強大的 權力。可以見得，對生產戶的低收入來說，政府 也負有一定責任。
雖然如此，我們也不可忽視政府所起的正面 作用。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過程中， 政府逐步從直接“統購統銷”糧食和棉花，退到間 接調控的角色一主要是平抑這些大宗農產品 的市場價格波動。其所采用的手段是儲備和放 出，于價格過低時買入，過高時拋出。2000年，國 家成立專門的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2008年， 其總儲備量〔以最低收購價收購的，加上臨時收 購的）達到糧食總產的20^以上。②國家的總收 購量則占到商品糧全額的50^左右。（熊萬勝， 2011 ： 49)2003年，國家成立類似的棉花儲備公 司，所儲備比例和糧食相近。〔《瘋狂的棉花》， 2010〕③當然，作為“自負盈虧”的企業型公司，這 些機構也會顯示資本主義式的謀利行為（譚硯 文、溫思美、孫良媛，2006〕，但總體來說，它們所 起主要作用是穩定價格，維護農民最低收入^當 然，同時也把上漲幅度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 這就為生產這些大宗農產品的“舊農業”農戶，制 造了與生產肉、魚、菜、果、蛋、奶等高值農產品的 “新農業”農戶不一樣的市場環境。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中間商的可能非正當牟利行為。
針對以上簡述的一系列現象，本文提出的問 題是，該怎樣來理解？它與中國整體的農業經濟 結構又有什么關聯？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提出 了什么樣的問題？
二、馬克思主義理論
先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開始討論。眾 所周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點在“生產 〔階級)關系”中的“剩余價值榨取(剝削〕”。在理 論上，一切價值源自生產者的勞動。“封建主義” 的核心是租佃關系，地主通過地租榨取佃農生產 的、在其生活所必需以上的價值。資本主義的核 心則是雇傭關系，資本家通過只付給工人其生活 所必需的工資，而榨取其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在 18世紀英國的農業革命中，經濟主體是新興的雇 工經營的資本主義農場主，他們投入資本，雇傭 勞動來獲利，由此促使資本主義雇傭生產關系取 代封建制度下的租佃生產關系。不僅在城市，也 在農村，剩余價值的剝削從封建生產方式轉為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的經典觀點。
但是，必須指出，這一切是以一定的財產關 系為前提的。唯有在土地私有前提下，才可能有 地租剝削的生產關系；也唯有在土地和資本私有 的前提下，才可能有農業雇傭關系。但是，在今 天的中國，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沒有土地所有 權^理論上屬于集體，國家保留征用權〕，因此，遏 制了農村租佃關系的擴展(除了親鄰朋友間的流 轉之外，只有少量的城郊客耕佃農，以及少量的 企業公司租賃小農的承包地〕。同時，在聯產承 包責任制度下，均分土地使用權，不允許土地買 賣，遏制了大資本主義農場的擴展。根據2006年 的全國農業普查數據（比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調 查要系統、全面〕，農業(全年〕雇工的勞動投人只 占全部農業勞動投入的3^(另有04^的短期雇 工夂彳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在如此的客觀 情況下，農村其實幾乎沒有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 中的租佃和雇傭“生產關系”。也就是說，基本沒 有馬克思所說的，通過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生 產關系而“剝削”的“剩余價值”。
雖然如此，我們知道，農民一般只獲得其產 品最終銷售給消費者的價格的相對低比例，相當 部分的可能利潤被別人所占有。而所謂的“別 人”既非地主也非產業資本家，并不涉及傳統意 義的“生產關系”，他們主要是大“中間商”。后者 依賴掌控商業資本的強勢以及農戶的弱勢，從流 通中的物流、加工和交易環節中獲得利益。眾所 周知，農產品生產后，需要通過產地中間商(的運 輸和連接，部分產品更需要加工和冷凍儲存〕才 能進入(遍布全國的4000多個)批發市場。這里， 有大規模的批發商和公司，但也有許多小中間 商，包括個體農戶(販子〕進行收購。經過他們之 后，又要通過市場中間商才能進入到零售商或超 市，之后才把產品賣到消費者手上。其流通模式 是：生產農戶一產地中間商一市場批發商一市場 中間商一零售商一消費者。
在整個流通過程中，大商業資本舉足輕重。 大商業資本如果是以“龍頭企業”的面貌出現并 直接與小農戶打交道，那就比較簡單地體現本文 主題的大商業資本與小農戶間的關系。如果是 以大批發商的身份出現，通過小商小販與農戶打 交道，大商業資本的強勢則更多地展示于與小商 小販的關系中（例如上述排隊三五天還不能銷售 大蒜的上千販子〕。如果是通過經紀商與小農戶 打交道的話，其經紀商很可能會對小農戶占據壟 斷的強勢〔例如上述的“奶站”〕。
我們如果簡單用“剩余價值”的概念來理解 商業資本與小農戶間的關系，也許可以說今天的 “剩余價值榨取”形式主要是商業資本通過壓低 農產品收購價格，拉大收購與銷售價格間的差額 所獲得的“剩余”“價值”。但是，我們一定要清醒 認識，古典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或“剝削”所指 的是生產領域中的關系，而不是流通領域中的關 系。“商業資本不直接生產剩余價值”，而只通過 流通領域獲得產業資本在生產領域中所榨取的 “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擬孤，化^^)簡單把商業 資本視作與產業資本同樣性質的榨取“剩余價 值”的“資本”會混淆產業和商業資本，引起眾多 誤解〔下面還要討論〕。另外，正如有的反駁意見 所指出的，“中間商”不僅是大規模的批發商和公 司，也包括眾多為薄利而疲于奔命的農民工小中 介、販子。此外，我們還要考慮到政府建設的批 發市場欠缺服務和公益觀念的因素。
這里應該附帶說明，即便是今天的所謂“龍 頭企業”，被稱作“帶動”了許多農戶進入市場化 生產，實際上并不是馬克思所看到的規模化雇傭 勞動生產單位，而是與小家庭(承包地)農場主定 下銷售“合同”或“訂單”的公司。有的由公司提 供種苗，由小農戶來種植或飼養，然后由企業來 負責加工、運輸、銷售。在這樣的生產和交易I銷 售關系中，企業所起作用，與其說主要是生產，不 如說是流通和銷售。其所代表的與其說是產業 資本，不如說是商業資本。它的作用主要是連接 小生產戶和大市場，包括產品加工和運輸與銷 售。（黃宗智，2010：第7章）
馬克思《資本論》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經濟中 的流通是由成規模的產業資本和成規模的商業 資本所組成的，區別于“前資本主義”的“小商品 生產”。后者要么由小生產者直接銷售，要么由 (較小規模的〕“商人資本”，“爪漢吐肌I ^叩虹1”〕所 銷售。（擬批X，1894〕馬克思所沒有想象到的是中 國今天的悖論現實，即由小農戶和大商業資本 ，03㈣詁1”〕，而不是小農和小商人，也 不是大農場和大商業資本，所組成的流通。這是 中國今天的農業經濟的悖論特點。
由此可見，簡單援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 系”和其連帶的“剩余價值剝削”概念來理解農戶 與中間商的關系是不可取的。馬克思分析框架 的重點是生產環節中的產業資本下的“生產關 系”，以及由規模化產業資本和規模化商業資本 所組成的流通。但今天的中國小農所面對的既 不是馬克思所分析的產業資本中的“生產關系”， 也不是其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流通”。 它主要是馬克思所沒有想象到的小農戶與大商 業資本間的關系。因此，使用古典馬克思主義政 治經濟學的原理來理解中國今天的農業經濟，難 免“牛頭不對馬嘴”。
即使堅持要使用的話，也必須先突破上列馬 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前提概念。筆 者認為，一個可能的路徑是擺開字面的勞動價值 論和生產關系論，而靈活援用其背后的邏輯，即 源自占有“資本”（包括土地）而擁有對直接生產 者(勞動者）的強勢權力，借此壓低對方所得而增 加自己所得。
三、新制度經濟學理論
我們如果把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理論置于一旁，而改用當前十分時髦的新制度經 濟學，后果又如何？
以科斯(！^仙記只.〔0艦)為代表的新制度經 濟學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但是，應該 明確，科斯心目中的(涉及交易成本的)經濟主體 是企業公司（&爪）。他指出，此前的經濟理論僅 關注生產環節，忽視了流通I銷售環節。實際上， 一個公司必須為其產品的“交易”掌握市場信息、 達成與擬訂契約，以及驗收、執行契約等交易環 節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如此的情況下，許多產業 企業會直接介入物流和銷售領域，一直到其所要 付出的邊際成本大于在市場上通過與別的（商 業)公司簽訂合同來操作同一事情，才會轉用中 介I銷售公司。（&^6，1990〔 1988〕〕科斯論證的 要點是，除非有明晰的產權和法規(他說：我們只 需想象一個涉及眾多交易而沒有法規的交易所， 便會理解法規的必要性〕，否則交易成本會非常 之高。要降低交易成本，需要明晰的產權和交易 法規⑴0336，1990〔 19881；1991〕。
可以看到，科斯的交易者是一個資本掌控 者，要么是產業公司，要么是商業公司，絕對不是 一個任人擺布的“弱勢”者。這當然和他所認識 到的市場經濟生產者一主要是資本主義企業 公司一主體有關。他完全沒有想象到類似于 今天中國農業這樣的情況，即面對“大市場”和大 商業資本的小生產農戶。后者缺乏談判條件、缺 乏自主權，因為他們不掌握資本，習慣被掌握資 本者所擺布。小農戶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其 實主要不是科斯所看到的獲取信息，達成、擬訂 和執行契約的成本，而是因為不對等權力關系而 受人擺布所導致的高成本。對他們來說，更明確 的產權和法規并不足以解決問題，他們需要的是 建立對等的權力關系。
在科斯分析框架的影響下，研究者很容易會 把權力不對等的關系想象為權力對等的“契約” 〔“合同”〕關系，把“霸王合同”想象為平等、自愿 性合同，由此掩蓋基本事實。有的更會被誤導以 至于為不對稱的交易作辯護一一譬如，片面強調 中間商起的完全是正面的(為企業公司〕減低“交 易成本”作用，完全忽視其〔通過不平等關系獲取 利益的〕反面。一句話，即把中國的現實拿來削 足適履，塞進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理論。
還有一種做法是，將西方的現有框架盡可能 修改成可以容納中國現實的“理論”。例如，劉鳳 芹口。。〗)試圖使用“不完全的合約”概念來理解 中國農戶和企業公司之間的極端不對等關系。 文章的經驗研究其實做得相當扎實，令人起敬， 但是，如此的理論使用，最多只能起到協助西方 經濟學家們用他們的框架來理解中國現實的作 用。其副作用之一是衛護“契約”和交易成本理 論。這也許可以說是某種意義的“與國際接軌”。
但實際上，這樣的分析掩蓋了最基本的事 實，即中國農村現今的流通關系與西方的契約和 交易理論并不相符。小農戶面對的問題不是由 于產權不明確和法規不完全而導致的高交易成 本，而是由于雙方權力不平等而導致的高交易成 本。對小農戶來說，“交易成本”的組成不是科斯 看到的信息獲取和契約擬訂，而是由于缺乏談判 權而受人擺布的成本。在我看來，更簡潔的理解 是清楚指出雙方權力的不對等，完全不符合“契 約”的基本設想。如此，更可以指出科斯理論對 理解中國的局限，更可以清楚突出科斯理論的實 質內涵，并更清楚地說明中國獨特的小農戶面對 大市場的實際情況。不然，只會誤導人們想象一 個完全類似于美國經濟的現狀和未來。
也就是說，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還是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的制度經濟學，都沒有 想象到，在今天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 中國農業“產業”生產主體居然還是人均才兩三 畝地的小農。面對這個事實，我們需要的不是硬 搬不合適的理論，而是探索符合這種經驗實際的 新概念。
硬套不合適的西方分析框架所導致的一個 連帶問題是，由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微 妙結合所〕主導的中國統計系統，基本無視農產 品的“流通關系”的統計。首先是廣為學者們所 使用的《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調查》(最近的一個 例子，見王美艷，2011〕。它的總體框架集中于生 產領域，它計算的成本主要是“物質費用”和“用 工（作價廣，由此得出“生產成本”，完全不考慮 “流通I銷售成本”，更不用說源自不平等交易的 成本。（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它的“產值” 概念是農戶出售農產品給中間商的平均價格，完 全不考慮中間商由于拉大收購和最終銷售的價 格差額所獲得的利潤。
因此，我們極難從現有統計材料獲得一個關 于流通領域關系的量化概念，很難明確抓住農戶 由于與中介、中間商人“交易”而付出的“成本”。 這是因為現有的經濟學源于過去馬克思主義而 遺留的包椎，也由于今天新制度經濟學的包椎， 它們都巳經成為我們認識今天真實情況的一種 障礙。統計數字根本就沒有關注今天對農戶來 說乃是最最關鍵的“關系”，即其與中間商在流通 領域中處于不平等地位的“流通關系”㈦！^仏- 1；00 161311008^，而不是經典的“生產關系”（肝0如0- 1100比化如卩日）或時髦的、基于理想化競爭市場的 平等"交易[成本]關系"^ 113083^110031 161311008^。 一句話，我們只有面對中國的實際，方才有可能 積累有助于理解現實的數據。
在這方面，武廣漢。。口)用農民食品經營收 入，剔除生產成本，得出農民所獲純利潤；另外用 全國城鄉食品總消費，剔除農民經營收入，得出 “中間環節增值”，減去中間環節成本，得出中間 商所得純利潤。再把兩個純利潤相比，其歷年所 占兩者利潤總和之比例，列圖對照，論證農戶所 得利潤，相對商業所得利潤，巳從1999年的5、 下降到2010年的43^。如果剔除農民“家庭用工 折價”來計算，農民所占純利潤的部分1999年只 有29^，2010年更降到20^。（武廣漢，2012：圖2、 圖3〕這是個創新性的計量嘗試。當然，要充分說 明以上的問題，我們還需要更精確的計量。譬 如，區別小中間商與大中間商的利潤；更精確地 區別政府積極平抑價格波動的舊農業，和價格波 動比較激烈的高值新農業；以及比較商業資本投 資回報率和產業資本投資回報率等。
四、不平等交易的成本與收益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得出這樣的初步結 論：當前的實際是，小農戶與大商業資本〔大中間 商I企業)之間權力極端不平等的交易。對農民 來說，這種交易帶有高昂的（可以稱作廣不平等 交易的成本”。之所以稱作“不平等”的部分原因 是，它使我們聯想到中國鴉片戰爭之后的“不平 等條約”一其在西方當時的意識形態〔經濟學 “理論“〕中是平等互惠國家關系下的“自由貿 易”，但其實際是憑戰爭而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 貿易關系。中國今天的（國內外）公司十農戶的 “訂單”和“契約”農業，同樣美其名曰〔自由平等 的)“契約” I “合同”農業，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壟 斷，或近乎壟斷對弱勢的關系。而對掌握商業資 本的（大）中間商和公司來講，它們獲得的是(諸 如通過壓價的〕不平等交易的“交易收益”。（尤其 顯著的例子是上述雀巢公司在黑龍江雙城市的 壟斷行為。）
簡言之，新古典經濟學把市場交易構建為平 等自愿的個人間的契約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則 把其設想為平等的公司（產業公司和銷售公司） 間自愿的契約關系。兩者都顯然不符合中國實 際。中國今天的農業生產主體仍然是分散的、人 均才兩三畝承包地的“小農”，但其市場流通領域 中的主體則不簡單是小販子和小中介，而越來越 主要是舉足輕重的大批發商和大“龍頭企業”。 這個小農戶和大商業資本的悖論共存與結合，可 以說是今天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結構。我們與 其從不符實際的理論虛構出發，再試圖把實際硬 塞入其中，不如從實際出發，然后由此得出交易 雙方間權力懸殊的“不平等交易”的基本事實和 概念，由此看到小農戶因此而必須付出高昂代價 的現實，以及大中間商和大企業公司因此而能夠 獲得超額收益I利潤的現實。這就是當前農戶和 商業資本在流通關系中所呈現的基本“規律”或 “邏輯”。它也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規模化資本 主義雇工農業不發達的原因之一。
五、小農戶十大商業資本
略.資本主義規模化生產
目前，我們雖然缺乏系統的統計數據，但如 果我們以上的分析一在日益全面、深入的市場 化大趨勢下，對今天中國大多數的農戶來說，最 關鍵的“關系”不是生產關系而是他們在流通領 域中與大批發商、大中間商以及大流通公司間的 不平等“流通關系”一基本正確，那么，我們面 對的下一個問題便是，為什么會如此？資本掌控 者為什么會選擇這樣的商業資本^小農戶的經 營方式，而不是傳統的（斯密、馬克思、韋伯等經 典理論家所假定的）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產業 化的、規模化生產經營方式？也就是說，在市場 競爭的環境下，為什么農戶十中間商會有更高的 競爭力，把規模化經營遏制于農業生產總勞動力 投入的僅僅3^？解答這個問題會有助于我們更 清楚地理解今天的現實。
一種思路當然是通過土地制度史來理解當 前的實際。長期以來，人口壓力促使中國的（農 村)人均耕地越來越細小，世紀之交以來雖然逐 漸改善，但今天仍然只有兩三畝。同時，由于均 分土地的革命傳統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傳 統”，農村基本沒有大土地所有者。而聯產承包 的所有制制度(農民只有使用權；所有權歸集體， 但國家保留征地權力〕，在制度層面上確立了“小 農戶”生產的現實。同時，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導 致農產品高度商品化以及規模化商業資本的進 人和興起。兩者結合便產生了今天中國的小農 戶十大商業資本的悖論現實。
但我們也可以從經濟效率角度來理解當今 的小生產現實。在我看來，這里的道理再一次和 我過去提出的“過密化”和“家庭化”生產相關。 我巳經詳細論證，明清時期直到上世紀30年代， 長江三角洲的家庭化過密型生產完全消滅了雇 工經營的資本主義“經營式農場”。其理由是，家 庭農場依賴廉價的家庭輔助勞動力（婦女、老人、 兒童)來吸納低報酬的“家庭副業”〔在“長三角” 主要是紡紗和養蠶、繅絲，再加上報酬較高的織 布〕，借農耕“主業”和手工“副業”以及打短工來 作為“兩柄拐杖”的經營、生存方式。如此的小農 生產單位憑借其更廉價的勞動力，能夠支撐比雇 工經營的經營式農場更高的地租，也就是說地 價，因此完全排除了資本主義農業。（黃宗智， 1992^2000、2006！〕
今天，情況不同但道理相似。很大程度上， 農業巳經變為副業，呈現顯著的“女性化”和“老 齡化”；青年勞動力，尤其是男勞動力，大規模外 出打工，變成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前者的工資 一般才30〜50元I天，后者則約80〜100元I天。 〔陳錫文，2011 ；亦見黃宗智，2011 ；以及黃宗智、高 原、彭玉生，2012〕如此的兩柄拐杖經營模式，再一 次賦予家庭經濟單位比資本主義模式更強韌的競 爭條件。在“訂單”和“契約”農業模式中，中間商 和龍頭企業能夠借助家庭的廉價輔助勞動力，而 獲得高于雇工經營的資本主義規模生產的利潤。 同時，也能夠把生產農產品所不可避免的風險， 很大部分轉移到小農戶身上。再則是獲得“額 外”的源自在“交易”中占據壟斷優勢的收益。
小農戶面對大商業資本的情況可以見于絕 大部分農產品生產領域。例如，在“舊農業”的糧 食、油菜籽、棉花、牲畜（豬、牛、羊）散養等生產 中，絕大多數生產者明顯是小農戶，而這些農產 品領域之所以沒有出現菜、果等高值農產品那種 極端的價格波動，是因為(上面巳經提到的）國家 所采取的儲備、放出、平抑價格的調控措施。在 “新農業”的高值農產品生產中，絕大多數生產者 同樣是小農戶〔例如四五畝規模的拱棚蔬菜，或 五到十畝的“秸稈養殖”〕，而他們面對的則是比 較松弛的市場和更激烈的價格波動。在這些領 域中，大商業資本更加舉足輕重。唯有產品一致 性要求很高的生產，如牛奶、雞蛋、茶、糖、高端水 果等，才比較多見成規模的資本主義雇工生產。 它們具有比小農戶要強的談判條件，但其總體所 占比例，迄今仍然較低。上面巳經提到，我們經 過對現有統計數據的系統梳理和計量發現，總量 不會超過所有農業勞動力投入的鄉。（黃宗智、 高原、彭玉生，2012〕對大商業資本來說，小農戶 生產的優點正是，廉價的家庭輔助勞動力以及容 易操縱和利用的弱勢，比自己直接經營規模化生 產更有利。
當然，規模化生產企業公司也可以雇用價格 較低的女性和老齡勞動力，借此來與小農戶競 爭。但是，即便這樣做，規模化公司仍然必須面 對另一大問題，即農業生產的特殊激勵和監督問 題。在生產者與所有者合一的小家庭農場情況 下，激勵和監督問題基本不存在，商業資本可以 依靠農戶謀求自身利益的動力。在雇傭經營的 情況下則不同，經營者必須面對農業與工業不同 的特殊情況，即在廣大的空間里監督分散生產 一一怎樣有效監督一個幾百畝乃至成千上萬畝 農場的雇傭人員？陳錫文給出一個生動的例子： 一位五十來歲的老鄉被一個大公司雇傭除草，但 他只除掉地表上的草，沒有除根。陳錫文問他： “你為什么這樣除草？”這位(正在打麻將〕的老鄉 回答說，“我要把草根都弄掉了，那我下個禮拜就 沒錢掙了。所以我一定要留著草根在那里，它長 出來，叫我又去除了。”（陳錫文，2011〕
正是在上述兩大約束〔勞動力價格相對高和 監督相對難）之下，“資本下鄉”在今天的中國仍 然不是雇工經營的規模化生產，而主要還是商業 公司^小農戶生產的模式。在商業公司^小農 戶的模式下，資本逐利的行為主要呈現為對農業 生產戶壓低收購價和對消費者提高銷售價。其 慣用方法是，試圖把收購價壓低到接近生產戶盈 虧平衡點，把出售價提高到消費者所能承受的最 高度，借以達到最大的商業資本利潤。為了追求 利潤的最大化，如此的商業資本也會組織生產， 借以更好、更完全地掌控收購和銷售額，但其基 本經營模式和經濟邏輯是商業資本性而不是產 業資本性。作為商業資本，它們更傾向于玩弄市 場的供求關系來壓低收購價，并借同樣的手段來 提高出售價。他們促使交易成本最低化的手段 不是高效率的生產和高效率的合同簽訂與執行， 而是壟斷性的價格控制，甚或對小農戶的欺壓。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企業公司和小農戶之間的“合約”的履行率會如此低。（劉鳳芹，2003 ；張曉山等，2002〕商業 資本方既然占據壟斷性的地位，在市場價格低于 合約價格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多種不同手段和借 口（例如，產品不達標而拒絕收購，或產品低于預 期等級〕來壓價，而分散的小農戶不可能進行有 效抗拒。更極端的表現則是上述的大蒜（大)批 發商的炒價行為。當然，在市價高于合約價的相 反情況下，農戶也會借用一些“弱者的武器”，如 隱瞞耕作面積或收獲量，偷偷賣給另一中介人， 甚或(像勞工史上的工人那樣)采取集體行動來 為自己爭得多一點的收益。在這樣的實際運作 情況下，“契約”、“合同”等概念本身便只是一種 虛構。④這樣的關系的實質性內容應該更簡潔明 白地被稱作“不平等交易”，而不是基于高度發達 市場經濟中的平等交易而建構的合同與“交易成 本”理論。對農戶來說，“不平等交易”所附帶的 是更高昂的、處于科斯理論所設想的“成本”之外 的成本；而對企業公司來說，“不平等交易”所附 帶的，與其說是成本，不如說是“收益”。
六、農業經濟進一步發展需要什么？
我們下一步的問題是：促進農業進一步發 展，縮小城鄉差別和提高農民收入需要什么樣的 措施？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 中國各地地方政府（中央同樣）在世紀之交以來 一直都在積極支持龍頭企業，口號是借以“帶動” 農業產業化，領導農民致富。這就是“資本下鄉” 的基本含義。但這樣的政策實際上導致農民的 依附性，促使其自身缺乏主體性，并付出本來自 己應該能夠得到的很大部分的利益作為代價。 于是，城鄉差距一直在進一步擴大，2005年巳經 達到 3.2:1(1978年是2.6:1，1985年是 1.8： 1〕的幅 度，其后居高不下（陳錫文，2011；雙0仙030^， 2009： 34，圖 2.36〕。
筆者曾經強調，要大力扶持農民自己的合作 社，通過合作社來進行“縱向一體化”（即產、加、 銷一體化，亦稱“產業化”〕。（黃宗智，2010：第7 章)但是，問題是，在農民欠缺資本和談判條件的 實際下，權力完全掌控于資方。合作社因此也多 是借合作社之名來獲取政府資助和稅收優惠的 “偽”合作社，實際上則是由少數幾個人掌控的逐 利單位，并且多依附于龍頭企業。
從這個角度來看，重慶市政府最近出臺的一 系列措施可能會具有深遠的意義。過去，只有城 郊農民才能分享到城市建設用地增值的收益。 針對這個問題，也是為了更好地儲備建設用地， 重慶市政府近幾年建立了全市的“地票交易所”， 使偏僻地帶農民也能進入地票交易，由此獲取建 設用地市場增值的部分利益。2011年7月，一畝 宅基地(從非農用地改成農耕用地〕的地票（因為 可以借以獲得一畝建設用地的指標〕的市價(來 自開發商和政府的需求）巳經達到15.5萬元。對 于意欲遷入城鎮的農民來說，這是一筆可以用于 創業或房子首付的資金。對于借此遷入農村新 居但仍然從事農業的農民來說，它帶來了融資的 可能（以新居房子為抵押向銀行貸款〕。所在地 方一旦具備必要的基礎設施，貧窮的舊農業農民 便有可能轉人生產高值農產品的新農業。（黃宗 智，2011；黃奇帆，2011:46〕
重慶市政府最近啟動對農民的“三權”（宅基 地I房屋、承包地、林地〕作出系統的市場價值估 計，出具證書，并引導金融機構接受這些產權為 貸款質押，動員該地的金融機構在三年之內為農 村提供650億元(相當于每戶平均一萬多元〕的借 貸^五年內1000億元〕。（黃奇帆，2011:45〜48〕這 是一個意義可能相當深遠的舉措。過去，小農們 無法向正規金融機構籌資，只能依賴親鄰朋友的 非正規借貸，農業的“資本化”（即在單位土地上 投入更多諸如塑膠棚、秸稈養殖所用生物劑，或 更多肥料和農藥等資本）因此受到極大限制。同 時，“小農”面對大企業、大中間商、當地政府或經 營能人，因為缺乏談判條件，一般都只能受人擺 布。農村因此也不大可能組織出真正以農民為 主體的合作社。重慶的新舉措也許能夠通過賦 予農民實質性的談判資本，而由此促進真實意義 的合作社的興起。它可以不是由上而下的“資本 下鄉”模式，而是可以讓農民自己融資(把其產權 當作抵押來向銀行貸款)的由下而上模式。
市政府最近提出要在五年內組建2000個(社 員所有的〕股份合作社。（黃奇帆，2011 ： 48〕如果 適當扶持和引導，這樣的合作社也許可以在流通 領域與政府一同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及時為農民 社員提供市場信息，組織分選、加工、包裝、儲存、 運輸、銷售等“縱向一體化”的服務。目前，特別 吸引媒體注意的是所謂“農超對接”，由專業合作 社為超市直接提供成規模、穩定、安全的產品，借 以消除眾多迄今為中間商所控制的物流和銷售 的流通環節，為生產農戶留下更多的利益（也為 城鎮消費者提供更廉價的優良產品〕。這方面， 我們需要認識到現代化農業生產可以是，并且在 中國的現實下應該是小規模的，但加工和銷售則 同時可以是，也應該是規模化的。如此的股份合 作社，即使不能起到獨立于商業資本的“縱向一 體化”作用，也許仍然能夠為小農戶爭得比較平 等的談判權，不會像單獨、分散的小農戶那樣任 人擺布。
我巳經在另文中論證，中國“隱性農業革命” 的特點，由于中國特殊的土地制度和小家庭農場 生產組織的強韌性，是“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 與印度相比一其務農人員如今有足足45^是無 地農業雇工一一差別尤其鮮明。（黃宗智、高原、 彭玉生，2012〕重慶的新舉措也許能夠為“沒有無 產化的資本化”農業發展提供更為堅強的制度性 基礎。
當然，即便重慶市政府在政策設計上是以農 戶為主要目標的，但在實施過程中，仍然可能會 被基層官員和金融機構理解為，并應用于支持大 戶和資本主義企業，忽略真正以小農戶為主體的 “合作社”，忽略真正能夠為小農戶和大市場間建 立“縱向一體化”服務的專業合作社，忽略為小農 戶爭得平等交易的地位。目前，“三權”政策實施 的真正效果尚待觀察。
迄今，重慶市政府似乎還沒有特別關注農產 品流通(物流和購銷〕領域的問題，還沒有大力組 建更具有公益性的政府服務的基礎設施。例如， 在組建批發市場之外，提供儲藏設備、市場信息、 安全監督、交易法規和監督等服務，借以減低因 缺乏現代化設施所導致的在流通領域中的大量 損失，并借以建立銷售方和購買方相對均衡、對 等的關系，由此來提高農戶的收入。股份合作社 的設想，如果真能提高農民的談判能力，真能促 進農民自身為縱向一體化而籌資合作的能力，應 該能夠在這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也許會是 突破過去合作化瓶頸的作用。
#感謝白凱、張家炎、彭玉生和高原的閱讀和 建議。
參考文獻：
陳錫文，2011，《當前農業形勢與農村政策》，三農中國 網站，切中：11^^^^8028^00|3！110161201111117|3111016^26276^
&加1。
《大蒜等菜價遇過山車困局中間商炒作價格翻十 倍》，2011，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6月29日。
《瘋狂的棉花》，2010，載《經濟參考報》10月22日。 黃奇帆，2011，《重慶共富的戰略考慮與路徑選擇》，中
國新聞網，^中：//醫埤丄砧0306*1⑶瓜/80/2011/09-02/
3301663.8^1^1。
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中 國的農業發展》，載《開放時代》第3期，第10-30頁。 黃宗智，2011 ’《中國的現代家庭：來自經濟史和法律史 的視角》，載《開放時代》第5期，第82- 105頁。 黃宗智，2010，《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北京：法律出版 社。
黃宗智，巧今之口。。。、、。。^) ’《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 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
劉風芹，2003 ’《不完全合約與履約障礙^以訂單農 業為例》，載《經濟研究》第4期，第22-30頁。 《綠豆為什么這樣“紅"》，2010，載《光彩》第9期，第34 ~ 36頁。
《生姜漲價真相》，2011，載《光彩》第9期，第28-30頁。 《蒜價暴漲背后》，2010，載《山西青年》第9期，第40-41 頁。
譚硯文、溫思美、孫良媛，2006，《棉花儲備在市場風險 管理中的作用及中國的棉花儲備問題》，載《農業技術 經濟》第1期，第24-29頁。
唐新宇，2011 ’《淺談如何完善省級豬肉儲備制度一 以黑龍江省豬肉儲備為例》，載《商業經濟》第12期，第 19-20 頁。
王美艷，2011’《農民工還能返回農業嗎？ ^來自全 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調查數據的分析》，載《中國農村觀 察》第1期，第20-30頁。
武廣漢，2012’《“中間商I農民”模式與農民的半無產 化》，載《開放時代》第3期，第100-111頁。 《西紅柿悲喜錄》，2005，載《中國物流與采購》第18期， 第48~51頁。
熊萬勝，2011 ’《市場里的差序格局^對我國糧食購
銷市場秩序的本土化說明》，載《社會學研究》第5期，第 31-54 頁。
曾寅初，2007，《農產品批發市場升級改造的難點與對 策^基于浙江、山東兩省的調查分析》，載《中國市 場》第24期，第63~66頁。
張曉山等，2002，《聯結農戶與市場^中國農民中介 組織探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鄭風田，2011 ’《雀巢雙城為什么對奶農那么橫？》，新浪 博客，^中：“匕仏&“皿.⑶瓜丄^3幾108」如沾97扔102^^
&加1。
鄭風田、顧莉萍，2006’《準公共品服務、政府角色定位
與中國農業產業簇群的成長^山東省金鄉縣大蒜個
案分析》，載《中國農村觀察》第5期，第18 ~ 25頁。
《中國統計年鑒》，200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鐘真、孔祥智，2010’《中間商對生鮮乳供應鏈的影響研
究》，載《中國軟科學》第6期，第68-79頁。
注釋：
①正如鄭風田指出，中國的鮮奶需求有一定的限度，部 分源于飲食習慣和部分人對乳糖消化的困難；相比之 下，奶制品具有更寬闊的市場。
②該年收購糧食882億市斤，另外臨時購儲1170億市 斤，共2052億市斤。（熊萬勝，2011 ：42，腳注3〉是年糧食 總產10600億市斤（《中國統計年鑒2009》：表12-2〉。
③國家也儲備（凍藏〉豬肉〖尤其是在2007年豬肉價格 暴漲之后〉，但其規模遠遠不到糧食和棉花（所占總產 的比例〉那樣的幅度，僅相當于全年約7 ~ 8天的供應 量，亦即約總產的2^。（唐新宇，2011〉
④即便在我們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大家也多曾經歷過 “買方市場”環境下的“霸王合同”，例如，參與稀缺職位 的競爭，爭取在所謂的“核心刊物”發表文章，或從大開 發商購買稀缺房子等。
黃宗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 院、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
責任編輯：周慧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利永貞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