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人民公社的三大功能

前幾天《開放時代》在上海召開第四屆論壇，討論建國六十年中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關系。筆者應邀參加了這屆論壇，并以鄉村治理的邏輯為題作了發言，其中涉及人民公社部分，以為正是人民公社為1980年代的分田到戶提供了基礎。若沒有人民公社時期的積累，分田到戶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分田到戶是正確的，今后相當長時期仍然應該堅持土地承包制度，另一方面，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因此認為人民公社搞錯了。人民公社與承包制之間的關系，應是承接、互補的關系，而非對立的關系，是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下所采取的都有合理性成分的政策。

當然，這樣來講人民公社與承包制的關系，有些泛泛而論且也過于常識化了。站在今天中國農村的角度來看人民公社，我們可以歸納出人民公社的三大功能。這就比只是泛泛而論人民公社要更為具體一些。

一、

那么，人民公社有哪三大功能？一是溫鐵軍常講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安排是為了適應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需要。中國是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既不可能通過向外殖民來獲取原始資本積累，又很難從輕紡工業開始來開展自己的工業化計劃。雖然毛主席講農輕重的關系，重在最后面，但實際上優先重工業是幾乎所有后發現代化大國的必然選擇。只有有了完整的重化工業，一個大國的經濟軍事實力才能強盛，國家的獨立自主才有保障。而先發現代化國家則因為已經提供了可能的由低級到高級、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的發展模式，而可以讓后發現代化國家模仿，從而較快地實現現代化。這也是毛主席講大仁政與小仁政關系的核心。毛主席講的大仁政是國家獨立富強，小仁政是工人農民的生活改善。新中國成立后，工人農民生活的確要改善，但在現代化急行軍的背景下，生產剩余的大部分不能用于改善生活條件，而是要投入到事關國家獨立富強的工業化建設尤其是重化工業的建設中。所以，新中國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工人農民的生活水平，一方面又要將主要的生產剩余用于生產性投資。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改善的不快，工業化的投入則快速增加。終于，到了1970年代末期，中國已經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工業化及作為工業基礎的重化工業開始有能力反哺農業，典型是農機和化肥的大量增加。有人說到了1980年代，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較建國前相差不多，相當部分農民仍然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因此建國前30年白干了。這不合事實。第一，到1980年代分田到戶時，中國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水準較建國前都已改善很多。從人均糧食，到人均壽命和人均受教育年限，都已是建國前的一倍到數倍。第二，到1980年代初，中國經濟結構已由建國初期農業占60%以上而現代工業產值僅占3%，變成農業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不足30%，現代工業產值超過50%，中國已經初步由一個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工業體系尤其是重化工業已經具備了強大的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偸窍扔猩a資料的改善，再有生活資料的增多。有了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就是遲早的事情。到1980年代初，中國工業的強大生產能力已經具備了，這是與建國初的最大的不同點。有了生產能力，還能生產不出生活資料？還能不改善生活水平？

如果說新中國選擇強調重化工業，強調先提高生產能力再改善人民生活的大方向是不錯的，是大仁政，則這個時候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來從農村提取資料，來抑制社會的過快消費，就成為制度設計的關鍵。人民公社制度因為可以將小農組織起來，解決國家與分散小農的交易難題，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積累，從而使中國的工業化得以順利完成。不過，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說只是農民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貢獻或犧牲，潘維尤其不同意農民為國家提供了多少個億的原始積累（通過剪刀差）的說法。潘維的意見也有道理，因為不僅是農民，而且城市的工人，而且各級官員和知識分子，也顯然為國家工業化作出了貢獻。尤其從改革開放以后官員和知識分子分別掌握有權力和知識，及權力和知識資本化所可能為官員及知識分子帶來的巨大利益來看，人民公社時期，官員和知識分子所掌握權力和知識的資本化并不明顯，官員和知識分子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受到抑制，從而在城鄉之間，在官員、知識分子和工農之間的收入差距，遠低于當前的差距。甚至可以說，人民公社時期，官員和知識分子所作犧牲較工農更大。

重化工業的特點是工業鏈條長，自我循環嚴重，建成完整的重化工業體系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并且在此期間只有投入沒有產生。其好處是，一旦重化工業建成，其巨大的生產能力，可以數十倍成百倍地提高生產效率，徹底改變生產工具和生產能力。在重化工業尚未建成階段，重化工業的投入就需要來自各方面的投入，即所謂“原始資本積累”。計劃經濟及人民公社制度都是要服務于這一目標。人民公社成功地為中國工業化提供了數千億元的原始資本積累（雖然潘維不同意這個說法），從而加快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也就是說，人民公社制度是這樣一個制度設計，即國家為了解決與分散小農交易的難題，從農民有限剩余中提取資源來建設暫時不能反哺農業的現代工業化體系，就必須要有人民公社的制度設計來充當提取資源的中間人。因為人民公社的本質是要從農村提取資源，且實際上完成了這樣的提取任務，現在要談人民公社效率低，是錯誤的制度設計，就是誤置了問題的語境。人民公社效率是低的，但人民公社制度具有合理性，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現代化戰略選擇及當時國際國內處境下的必然結果。我們不能因為人民公社效率低，而否定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功夫在人民公社以外。這大致是溫鐵軍的觀點。也是毛主席說“滿頭亂發無法抓，編成辮子就好抓”的意思。

二

但是，溫鐵軍對人民公社的估計還是太悲觀了。據我們在全國農村調查，分田到戶時，全國至少有1/3以上農民持相當疑慮的態度，而非如小崗村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將地分掉。小崗村農民要分地，當然也非孤例，但是否全國農民都已強烈要求分地到了小崗村的程度，也大可懷疑。這個意義上講，雖然國家通過人民公社制度向農民提取了大量資源，農民卻并未因此強烈反對這一制度，這一制度本身有其內在的合理性。

論證人民公社內在合理性的有三種視角，一是資源稟賦的視角，典型如老田的討論。老田認為，新中國一直以來是人多地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而新中國工業化的資源稟賦中，資本最少，勞動力很多。如何將勞動力組織起來，形成更多生產剩余，就是中國工業化能否成功的關鍵。人民公社恰好是一個可以將勞動力組織起來形成剩余的制度。人民公社組織勞動力的辦法是擴大生產單位，將生產者之間的交易內部化為生產單位內部的管理問題。

正是人民公社成功地解決了生產者（小農）之間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使農民可以組織起來獲取更多生產性的收益，其中組織起來最大的收益是，幾乎僅僅憑借勞動力投入，中國將耕地灌溉面積由建國初的18%擴大到1970年代末的46%以上，幾乎整整擴大了兩倍?？晒喔雀孛娣e的擴大是中國糧食增產的最大秘密。此外，人民公社時期還通過勞動力投入，進行了有效的農田基本建設，植樹造林，環境建設，等等。

生產單位的擴大，雖然因為內部化了生產者之間的交易費用，卻會產生管理成本。生產單位越大，內部的偷懶行為就越多，磨洋工屢禁不止，生產效率越來越低，從而出現了諸如小崗村一類破產村莊。

論證人民公社合理性的第二個視角是從管理角度進行的討論。人民公社降低管理成本的辦法有二，一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將生產核算單位降低到生產隊，而生產隊在很多地方往往是一個自然村落，是一個熟人社會，是有強有力內部人認同的群體，生產隊建立在自然村落基礎上，就使村莊的傳統與生產隊的建制有所契合，從而可以降低管理成本。這是張樂天在《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書中著重討論過的問題。二是工分制度。工分制度十分精巧，曹錦清等人在《當代浙北農村經濟社會變遷》一書中有詳細討論。工分制的精巧之處在于通過擴大分母，來調動社員參加勞動的積極性。正是以工分制為基礎，人民公社可以只花極少的代價辦民辦教育，辦合作醫療，甚至辦有一定專業水準的文工團。而正是民辦教育、合作醫療和農村的文體活動，提高了農村的受教育水平，降低了死亡率，及豐富了農民的業余生活。離開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度，民辦教育和合作醫療等都很難維系下去。

論證人民公社內部合理性的第三個視角是意識形態的作用?！白ジ锩偕a”在人民公社時期并非全無道理。正是通過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宣傳，使農民對自己未來有一個期待，他們相信，自己的勞動是有意義的，是為子孫后代更幸福的生活提供可能的。參加生產勞動是光榮的，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人，將個人的勞動與國家的興衰、民族的命運、人民的解放和子孫后代的幸福聯系起來，至少在農村相當一部分人中具有真實性。不然，農民就不會表現出對那個時代的懷念了。革命意識形態加上恰當的革命文藝，第一次為中國農民提供了超出個人和家庭的無限意義。農民不只是通過子孫延續來獲得生命的永恒意義，而且通過“為人民服務”來獲得這種生命的意義。相反，當前農民對國家的一大不滿足以前許諾人人平等的都可以分享的共同生產的財富，為何已被少數人占去了呢？

也正是通過以上三個方面：通過擴大生產單位，內部化生產者的交易成本；通過將生產隊建立于自然村基礎上及通過工分制度來降低管理成本；通過意識形態教育來提高農民的認同和調動農民的內在積極性，使得人民公社并非沒有內在效率的制度，而是在為國家工業化作貢獻的同時，也發展了農村的生產，和提高了農民的素質。這是與蘇聯集體農莊完全不相同的方面。雖然人民公社內部的確是有磨洋工和偷懶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因此說人民公社制度是無效率的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在短短20多年對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甚至對農民個人條件（教育、醫療、住房等等），都是極其巨大的。高默波曾寫有《高家村》一書，從個案的角度提供了數據。黃宗智通過對上海市郊農村1970年代的考察，提供了一個區域的數據。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從國家的統計年鑒上查找相應年代的糧食增長率、灌溉面積、教育年限、人均壽命等數據來說明人民公社是高效率的。

倒是今日農村，雖然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工商業，但在農業中，農村剩余勞動力因為不能組織起來，而致他們無法改善與自己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公共品的供給問題。一方面農村中農民大量的時間用于打麻將，一方面只要農民組織起來就可以建設的美好家園，卻因為組織不起來，而破敗不堪。這方面可供展開的內容很多。

三、

人民公社還有第三個功能，即人民公社為農民提供了生活和生產的意義系統，從而使農民可以從生產和生活中獲得意義感。

我們往往習慣于單純從經濟上考慮農民的收益。齊美爾曾說，貨幣，市場經濟的最大問題是消滅了那些不能用貨幣表達出來的彌足珍貴的價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越來越關注貨幣收入，卻忘記了人生的本來意義。

人民公社的意識形態宣傳，不僅僅是降低了管理成本，而且的確使人們具有一定的理想主義，人生更加有目標和意義。人民公社內部的相對平等和以社區內部分工為基礎的生產意義的系統，在大多數時候都是有效的。尤其是相對現在的農村，人民公社時期，人們覺得自己的生活更有價值、更有目標、更有尊嚴和體面感?！霸礁F越光榮”的說法，至少為窮人挺起胸膛做人提供了可能。無論如何，人們是自己看得起自己的，甚至村莊中最窮的人也是如此。

農民在人民公社內部組織起來，就可以開展各種有意義的文娛活動，就可以有超越經濟目標的其他意義系統。比如當時獎狀所具有的深刻的光榮感。個體的人不能產生價值，只有在人與人的交往中，人才可以獲得超過動物的意義。人民公社正是提供了這樣一種人與人交往的可能。人民公社時期，頻繁的會議及社員對生產隊事務的深度參與，都是今日中國農村所缺乏。甚至集體勞動不累人，有使不完的勁，而個體勞動就不能產出生這樣的審美，從而容易讓人厭倦。

人民公社解體以后，農民生活條件大為改善，但吃飽了，人卻覺得生活沒有勁了。這是意義系統出了問題，其要害一是市場經濟將農民邊緣化所致，二是農民不再能組織起來對抗取消農民意義的現代性?？疾旖袢罩袊r村，最大的問題也許不在生產上和經濟發展方面，而在文化上，在意義系統的解體上。梁漱溟講中國的根本問題在于文化失調，他是從宏觀上講的。今日中國農村，農民傳統及農村社會的瓦解，使得文化建設尤為急迫。而回想人民公社時期，人民公社因為將農民組織起來了，雖然經濟條件尚差，很多農村溫飽問題仍未解決，但人們仍然可以對未來有憧憬，對人生有期待，對集體有幻想，對榮譽有要求，對輿論有反應，對文娛有興致，對生活有情趣。

我這樣談人民公社的文娛功能，當然不是指望現在通過回到人民公社來解決當前農村人際關系疏離和意義系統解體所帶來的嚴重問題，而是說，只有失去了的東西，才會發現它存在的價值。到今日中國農村一看，才發現，人民公社在建立意義系統方面，在將人超越動物性方面，其實也具有價值。尤其要注意的是，人民公社這方面的價值，也是在現代性進入后，是在國家從農村提取資源的前提下生產出來的。

四、

記得有一位學者說過，看一個人是否誠實，只要看他對毛澤東時代的態度。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為了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作了卓絕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新中國成立以后，全國人民（包括農民，也包括知識分子）勒緊褲帶，以沖天的熱情改天換地，將中國建設成為了不僅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可以在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國家，這是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偉大成就。這其中，全國人民付出的艱辛與汗水是無法統計的。每個個體在這個巨大的歷史性變遷中，都可能因為各種原因而受點委屈。新中國成立很快就要六十年了，六十一甲子，在今天的中國，若我們因為自己受過委屈而滿懷怨恨地看待歷史，而一定要將建國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對立起來，恐怕就不是客觀的態度。

2007年11月2日下午

于江西鷹潭上清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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