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已經過去了30多年。回憶起當年大包干的曰子，嚴俊昌總是充滿了激情。那是個苦難和光榮的歲月。他和村民們一起扛過了艱難，硬是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條路，創造了小崗村的歷史，也創造了中國農民的奇跡。他堅定地認為，當年，餓著肚子的他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應該解決什么問題，怎么解決問題。
然而，與當年的清醒相比，小崗村解決了生存和溫飽問題之后，嚴俊昌更多地感到了困惑。
土地承包幾年后，村民手里漸漸有了點錢。但是好日子沒過多久，五花八門的攤派收費就開始了：種煙葉種棉花要交錢，種果樹要交錢，養頭豬要交錢。哪個村民交不上錢，就到他家扒糧食。
作為村干部，嚴俊昌那幾年一年的津貼有1000多塊，也是從農民的各種稅費中得來的。
他覺得太對不起大家。
嚴俊昌找來一位教師，給萬里寫了一封信，把小崗村的情況、他的煩惱和困惑一一寫清楚，托人帶到了北京。
不知道是不是這封信起了作用，過了一段時間，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來到了小崗村。
縣里事先告誡嚴俊昌，要按照統一口徑說話。嚴俊昌不同意，縣里就不安排他發表意見了。
但是，快散會時，溫家寶點名讓嚴俊昌說話，嚴俊昌就說了當時亂罰款亂攤派的事。
溫家寶當時就表態，農民這么樸實，怎么種地種得這么辛苦呢？嚴俊昌說的如果是事實，就一定要改正。
結果，那一年，小崗村的各種攤派就取消了。第二年，其他的亂收費也都不收了。
上級還出錢，幫小崗村修了圍墻，拓寬了道路，給村委會蓋了20間辦公用房，l998年江澤民總書記來視察前，縣里還給他們18個帶頭人每家裝上了電話。
面對新的形勢，嚴俊昌認為，小崗村應該把錢花在刀刃上，不能搞形象工程。不能光指望著地里那點谷子、小麥，那是發不了財的。應該考慮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工業、副業。他們成立了小崗村農工商總公司，準備把力量往農業之外再使一使。
這時候，縣委下了文件，突然要調嚴俊昌去鎮里當農委副主任。
這是l995年。從此之后，嚴俊昌再也沒有在小崗村擔任職務。農委副主任是個閑差，他也就是到其他的村蹲蹲點，收點稅費。，當年的淮西好漢，漸漸地迎來了自己的遲暮之年。
暮年的嚴俊昌依然關注著小崗村的一切。撫今憶昔，嚴俊昌更多的是困惑。他認為，大包干只是當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義刮浮夸風和共產風把大家搞得沒有飯吃，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發展，還是應該走集體化之路。用他的話說就是：“原來分那一畝三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殘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畝二分地束縛住了腿腳，邁不開步子啊！”，他還向媒體表示過，現在的小崗村，窮的窮，富的富，“要早知這個情況，就是砍我的腦袋，也不搞‘承包’啊！”
67歲的嚴俊昌目前過著平靜的生活。他每個月有七八百塊錢的退休金。如果他到小崗村的大包干紀念館當講解員，一天還能有20塊錢的收入。
除了他安詳的家庭生活之外。嚴俊昌時不時地要接受一些媒體的采訪，也在繼續關注著小崗村的事。2006年，他還鼓勵兒子嚴德友帶頭參與土地流轉制度改革，用租來的地種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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