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醫生兩件寶：一根銀針、一把草藥

“治療靠銀針，藥物山里尋。”于元堂說的這個順口溜是廣大赤腳醫生的真實寫照。“那時候，銀針和草藥是我們的兩件寶。離我們村27里遠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強的人，患了面癱，他有個親戚是我們村的，就住到親戚家，我用針灸配合草藥，一個療程7天就治好了?！?/p>

“拿起銀針，對著書，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這樣才能找到感覺?！苯鹆?6歲參加培訓就是從往自己身上扎銀針開始的。最經濟的針灸技術成了學員最為追捧的醫療手段，幾乎沒有一個赤腳醫生不會這種技術，也沒有一個學員沒在自己身上實驗過。

除此之外，赤腳醫生另一個更繁重的任務，就是挖草藥、制土藥。

為什么？因為當時赤腳醫生藥箱里的藥品實在是匱乏，“紅汞碘酒阿司匹林”是當時赤腳醫生的別名，在他們的藥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針劑，剩下的就是紅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這樣的現狀逼得赤腳醫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尋藥。

全民動員式的采藥運動，使得普通群眾也知道了草藥能治什么毛病。

除了這些，赤腳醫生還肩負著當地農民的衛生防疫保健工作。在當時傳染病肆虐的情況下，為村民免費注射麻疹疫苗、小兒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擔負全村公共衛生防疫工作，成為赤腳醫生最主要的工作。

楊念群在總結赤腳醫生廣受農民歡迎的原因時說，首先，以中醫、草藥為主要治療手段的赤腳醫生更適合農村的實際，西醫是城市模式，是靜態的，且遠離鄉村，越是專業化、制度化離百姓就越遠；其次是一個成本問題，西醫成本太高，包括陳志潛的“定縣模式”仍是西醫，他排斥中醫，因而無法推廣，一根銀針，一把草藥，甚至民間土法土方，幾乎沒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與患者的醫患關系更像是鄉間淳樸的親戚宗族關系，這就維系了一種良好的人脈，人情的回報比利益的回報更重要。

國際視野中的赤腳醫生

1972年，一部52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制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

1974年，世界衛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并在大會上做了15分鐘的發言，她親身感受到了人們對中國赤腳醫生的關注和喜愛。

1976年9月上旬，“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黃鈺祥和覃祥官一起參加了會議，他們分別就怎樣培養赤腳醫生和怎樣開展合作醫療問題進行了大會發言，別人只發言10分鐘，10分鐘之內，執行主席錘子一敲，就必須停止發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國代表團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時間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緊接著，又以兩小時的時間，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長和記者的提問。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那些金發碧眼的洋人贊嘆不已。他們伸出拇指對覃祥官說:“你們中國農村人口這么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跡啊！”

那是個封閉的時代，但是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廣泛的贊譽。直至今天，國際視野中的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個被充分肯定的名詞，世衛組織專家張開寧說，病人最需要服務的時候，赤腳醫生會及時出現，即使這個服務不是最佳的，甚至還有錯誤，但它是溫情的，赤腳醫生是全球醫療衛生史上值得稱道的一段歷史，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覃祥官大會發言的這一天，是公元1976年9月9日，就在他在國際講壇上展現中國赤腳醫生風采的時候，倡導赤腳醫生運動的毛澤東在北京逝世。遠在馬尼拉的覃祥官、黃鈺祥參加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追悼會。

赤腳醫生的黃昏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赤腳醫生逐漸從人們的視野里淡出，盡管這種淡出是漸漸發生的。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中國農村土地的再分配終于使得赤腳醫生成為夕陽職業，屬于集體的土地分給了各家各戶。公社時期，生產隊長統一安排全村農民的勞動。勞動安排是村里一件敏感、極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須制定種植計劃，選擇作物，配置勞力，購買生產資料，考慮產品出路，農業經營單位縮小到了家庭的規模。

“‘工分計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腳醫生體制遭受了沉重打擊。赤腳醫生服務村民的動力，固然有鄰里鄉情這些樸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腳醫生的服務精神和回報心理更多的是因為其醫療行為被有意區別于一般的勞動形態，無形中被賦予了更高的價值評價。這種評價隱含著自古以來對郎中的尊重，這種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藝視為高于田間勞作的職業，因此在鄉間，赤腳醫生可以拿到壯勞力的工分，這是個不小的優勢，但是隨著人民公社體制的瓦解，這種優勢蕩然無存，反而在田野里勞作的個體勞動者的身影成了赤腳醫生羨慕的對象，務農的誘惑開始難以抵擋?！睏钅钊赫f。

“道理很簡單，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這些土地的產出維持生活，沒有工分，赤腳醫生首先考慮的是生計問題，他必須放下藥箱，拿起鋤頭。”李長明說。

赤腳醫生報酬的急劇下降，也使得這些曾比大隊干部更體面的群體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對赤腳醫生的鄉土感情和道德評價并沒因此降低，但報酬上的不平等仍難維持赤腳醫生的尊嚴。

“赤腳醫生隊伍的解體除了本來就是農民的他們重操舊業、回家種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長明說，“赤腳醫生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高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知識青年下鄉，這些有文化有見識的青年有許多成為了赤腳醫生，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出現知青返城現象，1977年恢復高考，他們又成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的流失，加速了整個隊伍解體的步伐。”

1985年初，衛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呼的決定，原來的赤腳醫生要進行考核，合格的將被認定為鄉村醫生，取得從醫資格后可以繼續行醫。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至此“赤腳醫生”的歷史也就結束了。

但是，赤腳醫生制度這個涵蓋數億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務體系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從1965年到1980年，中國約有90％以上的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絡，在這個網絡下，有51萬正規醫生、146萬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和63萬農村接生員。

即使現在，許多昔日的赤腳醫生經過再培訓，“穿上了鞋”，在新農村合作醫療框架下，又成為鄉村醫療服務的主要力量。

“赤腳醫生”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是，田間地頭那個深棕色的藥箱，拉著家常在炕頭看病的情景，已成為對于那個年代的一段溫暖記憶。

（摘自1月22日《北京日報》，作者為該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