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小崗村“貧富差距”的一些信息

在《大于給小崗村算個“八字”》中，大體算了算他們在大局已定之后的主要經濟收入——按現在的“大小崗村”4000多人8000多畝土地計算，他們每年人均土地出租可收入1000余元。除去老人孩子，按2000個可以出賣的勞動力計算，每個勞動力年收入萬元上下，人均年收入5000左右。這些收入加起來現在勉強可以達到6000元的小康水平。他們中的大多數可能就將長時間這樣生活下去，再難有跨越性質的發展。不過，這里算盤的只是正常時的平均水平，其中的差別沒有體現。

小崗村作為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盡管一直有領導、專家直接支持指導，但是仍然沒有能夠解決“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有關媒體沒有正面報道過這方面的問題，但從各種報道中也有一些反映。

上面的計算可以作為小崗村的中等收入水平。其中當年大包干的帶頭人之一嚴金昌又是其中比較寬裕的，他被聘為一個占地兩百多畝現代養殖場的管理者，拿著月薪八百元左右的工資，日子過得很舒服，不愁吃，不愁穿，口袋里的錢也多了。特別是，他還能夠享受太平洋財產保險有限公司的養老補助，每年有1200元的收入。

富裕的可以小溪河鎮副書記，小崗村葡萄合作社理事長、大包干的帶頭人嚴俊昌的兒子嚴德友為代表。他在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時自我介紹說，他租了村里面缺乏勞動力的、年輕人出去打工的家里面留下老年人使不動機械工具的等的地種植葡萄，請了一些工人，年齡大一點的普通工人七八百塊錢，年紀輕一點的1000塊錢左右為他工作，當時面積是200來畝，年純收入20萬左右。據說現在面積擴大了一倍，收入自然更加可觀。對他來說，當干部那點工資已經是小頭了。當然，與那些日進入斗金的大老板還是比不得的。

依然貧困的早幾年有嚴宏昌的弟弟嚴富昌，他對記者說的“真沒有想到，搞‘承包’，把別人‘包’富了，卻把自己‘包’窮了。”影響很大。在悼念書記沈浩的文章中也有一些反映，如村民關友林全家6口人，4個智障，生活的艱難不要說。村民韓德國的孫子出世后，母乳不夠，買不起奶粉，可見生活也是很拮據的。關友章的遺孀毛鳳英病得較重，沈浩及時把她送到鎮醫院，并對醫院的院長說：“老人家不容易，盡管給她治療，等出院了我來結賬！”65歲的五保戶韓慶江，哮喘病急劇發作，眼看就不行了，沈浩聞訊后又一次掏出身上全部的“私房錢”……這樣的事太多太多。據不完全統計，6年里，沈浩“貼”了“私房錢有好幾萬”，他做的這些事，若不是他去世后的整理搜集，誰都不知曉。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樣的事太多太多”也說明小崗村的貧困家庭還有不少不少，而且小崗村的集體福利建設不佳不佳。

綜合來看，小崗村的“貧富差距”只在幾千到幾十萬的級別，雖然與城市幾百到多少億的級別比起來還是比較小的，但與共同富裕的目標卻差得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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