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干旱

——中國北方水資源危機的社會成因

孟凡貴

No.2009-01日期：2009年1月31日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 Global Affairs, PKU

內容提要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北方陷入了持續的、規模空前的惡性水源危機。十河九干、大河斷流、地下水位大尺度下降，人類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長期以來，主流觀點認為氣候變暖變干、工業用水增多、森林植被減少等因素是“大水荒”的主要成因。但通過深入的量化研究，可以發現在大干旱的背后隱藏著一個重要的“社會制度成因”：“包產到戶”終結了中國古典農業“中耕保墑”體制，逆轉了毛澤東時代建立的農業“灌溉保水”方向，從而加大了農田蒸發，才是導致“大水荒”最根本的原因。

《研究報告》是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CCGA）的刊物之一，展示就重大問題所做出的研究成果。

一、“大水荒”——以黃河為例

中國北方正發生著持續的、規模空前的惡性水資源危機。這場危機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正在以愈演愈烈的勢頭蔓延。“大水荒”席卷了西北、華北的全部和其它部分地區，涉及國土面積、人口以及經濟總量的1/3。按流域計，囊括了全國6大流域中的3大流域——黃河、海河的全部和淮河的大部。

（一）黃河的惡性斷流與枯竭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詩人曾用“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的壯麗詩句來描繪她的雄渾激越。但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黃河卻年年斷流，入海水量急劇減少。國人早已用“黃河成了季節河！”的驚呼來描述黃河的現狀。

根據1919年以來的水文觀測資料，60年代以前黃河也偶發過斷流：一次是1938年蔣介石扒開花園口，造成主河道連續多年斷流；一次是1960年三門峽大壩落成，在枯水期試閘，造成斷流。

20世紀70年代，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輝煌壯麗的農業灌溉革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灌溉農業體系（后文詳述）。其中在黃河流域內和下游黃淮海平原興建了規模巨大的引黃灌溉工程。因抗旱用水集中，而水庫蓄水能力相對不足，此后出現了輕度的“季節性斷流”。但年均斷流時間僅為14天，斷流時間也只發生在春旱時節。

80年代后期，黃河斷流發生“惡變”。斷流時間由春旱季節向全年度彌漫，跨年度斷流已屢見不鮮。年均斷流天數擴大為100天，斷流河道從山東延伸至河南。1997年，利津站斷流226天；河口連續330天無滴水入海；開封以下800公里河道一馬平川，斷流直逼黃河中游的界碑——鄭州花園口。

圖表1：黃河斷流情況統計表【1】

伴隨著斷流性質的惡變，黃河入海水量出現急劇衰竭。

圖表2是1949-2005黃河利津站的“實測徑流量”變化，大略反映了河口的實際入海水量。

圖表2：黃河平均入海水量變化圖【2】

圖表1、圖表2客觀反映了建國以來的黃河水情史。20世紀50-60年代，灌溉農業剛剛起步，黃河流域同時進行著以治理洪澇、積水、鹽堿等惡劣環境為主的農業生態革命，水源利用十分有限，500億立方米黃河水白白流入大海。

20世紀70年代，因灌溉革命的發生，黃河入海水量出現了第一次大幅度衰減，但仍保持了310多億立方米的入海水量。除了滿足輸送泥沙所需的200億立方米“生態流量”外，尚有100多億立方米因水庫儲調能力不足而被迫“棄水”。一方面是棄水，一方面卻又因抗旱取水集中而發生了一些斷流，這是在小浪底水庫建成前僅靠三門峽水庫無法解決的矛盾。這個時期發生的斷流時間短，未引發明顯的生態后果，更不存在水源危機問題，屬于“工程調度性斷流”。若刻意限水，“斷流”應可避免。這個時期，黃河處于適中的良性開發階段。

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黃河水量發生了第二次大幅度衰減。年均入海水量從70年代的310億立方米銳減為140億立方米，已大大低于200億立方米的生態流量。

1997年實際入海13億立方米，僅為天然水量的2.2%。黃河已經沒有了“汛期”和“洪峰”的概念，說黃河“干”了絲毫不為夸張。斷流已經完全是貧水性質的“水源性斷流”。

在小浪底和三門峽聯合調控的基礎上，1999年國家啟動了“黃河不斷流項目”。但2000年以來的年均入海水量仍繼續減少，由90年代的140億立方米再降到120億立方米，甚至經常達不到50立方米/秒的“斷流預警流量”。2002年，實際入海水量僅為34.5億立方米，即使把汛期行洪流量平均進去，也僅能勉強維持“不斷流”。

（二）水源儲量的大規模消失

1. 地表徑流損失

根據前引圖表2，以70、80年代平均水平計算，僅1990-2005的16年間，黃河入海總量減少2650億立方米。

2. 淺層地下水儲量損失

80年代以來，黃河流域平原的淺層水位平均下降了14米。流域16.70萬平方公里平原所含淺層優質淡水（含礦化度≤2克/公升）儲量減少1470億立方米。

3. 深層地下水、土壤水儲量損失

深、淺層水的巨額支出，使黃河流域形成了較大的地下水漏斗區65處，漏斗面積6000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運城漏斗，面積達1800多平方公里，水位埋深110米。

圖表3：20多年來黃河流域水源虧損累計（1990-2005）

20多年來黃河流域水源累計虧損為6000多億立方米。

這還不包括一些因資料缺乏無法計入的項目，如山丘地下水與平原地下水不重復部分的儲量虧損，高原冰川積雪的儲量虧損，流域內天然湖泊萎縮的儲量虧損，礦化度≥2的輕微或輕度咸水的儲量虧損等。這些未計入部分的虧損總量也應在千億立方米的量級。

6000多億立方米到底是個什么概念？它相當于10多條黃河的天然流量，3000條長城的體積、全國每人95萬瓶礦泉水。

如此龐大的水源為什么會在短短20年間忽然消失？

二、“大水荒”的成因辨析

為什么中國北方水源會在短短20年內全面枯竭？各種學說雖莫衷一是，但主流的觀點均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降水減少,氣溫增高；工業與城市用水增多；森林植被減少。

筆者認為這些因素不僅不是導致“水荒”的主要原因或次要原因，甚至根本就是反面原因。

（一）“氣候因素”不是“大水荒”的成因

近20年來中國北方的確存在著降水減少和氣溫升高的趨勢。黃河流域90年代的年降水量較60年代減少了4.2%，氣溫平均升高了0.58℃。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據多方面資料和研究成果，黃河流域的水面蒸發量80-90年代較60-70年代卻下降了7.5%。在地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實際蒸發量和水面蒸發量成正比關系。【3】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發生重大地表變化，實際蒸發也當同時減少7.5%。降水減少了4.2%，蒸發卻同時減少了7.5%；“收入”雖少了，但是“支出”更少，“庫存”沒有減少的理由。也就是說，包括氣溫、日照、降水、天然氣候蒸發在內的總體氣候因素并不是水源減少的原因。

若按“干燥度=年水面蒸發量/年降水量”的氣候學公式，分子（水面蒸發量）減少了7.5%，分母（降水量）只減少了4.2%，干燥度數值是縮小的。也就是說，黃河流域的氣候不僅沒變干燥,反而稍微濕潤了。在氣候趨于濕潤的情況下，流域水源的大規模減少，就不應該簡單地“歸罪”于氣候因素，而應當到影響蒸發的其它因素——地表條件變化中去尋找。

（二）工業和城市是增加水源的因素

在中國北方的水危機中，往往首先引起關注的是水質的嚴重污染。但如果僅僅只是污染，我們就應該能看到滿河污水流入大海的景象，而中國北方的現實情況卻是大河斷流、十河九干，連污水也沒有那么多。這就說明中國北方的水問題已經不止是停留在污染層次上，而是演進為更為深刻的水源危機了。

圖表4表明：1980年以來，農業用水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工業與城市用水快速增加。但是，“用水”并不等于“耗水”。

圖表4：中國用水情況變化表【4】

嚴格地講，只有蒸發才是真正的耗水。“土壤吸收、產品帶走、居民和牧畜飲用”不見得就是耗水。土壤吸收可能有一部分滲入地下，成為地下水、土壤水。居民和牧畜飲用將有一大部分通過排便回到污水系統。只有呼吸、皮膚分泌才造成蒸發，礦泉水、西瓜等產品攜水也只是水量轉移。其他生活用水比如洗衣服，用水看著不少，可真正能被稱為?耗水?的是晾曬過程蒸發掉的水分，其它的也進入了排水系統。

直覺告訴我們，工業和生活只能把水弄“臟”，而不能把水弄“沒”。計算證實了直覺。水的“比熱”和“汽化熱”都非常大，蒸發水需要很大的能量。經簡單計算，在熱效50%的情況下，一噸標煤可蒸發初始溫度為攝氏15℃的水5.6立方米。而2005年中國能源總消費為折合標煤22.2億噸。【5】即使把這些能源全部用來蒸發水分，也只可蒸發124億立方米，僅占當年工業、生活用水的6.3%。根據有關數據統計，工業用水的“蒸發耗水率”不超過10%。工業與生活用水可以是水質污染的禍首，卻不能夠是水源枯竭的罪魁。

進一步研究認為，工業與城市的擴張必然伴隨著同樣面積的農田減少。同樣面積的市區耗水量只相當于農田人工灌溉用水部分的1/3。

在天然降水方面，農田和市區降水雖然是同量的，但農田降水將被耕作層土壤吸收后用于田間蒸發。而農田轉化為市區后，地表將被水泥屋頂、水泥路面覆蓋，天然降水非常容易形成地表徑流，通過城市排水系統進入江河湖泊或在其它地方下滲形成水源總量。而且，水泥覆蓋下的土壤含水也不容易蒸發。

深入的量化分析說明：工業與城市不僅不是水源枯竭的原因，反而是水源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往認為工業與城市擴張導致用水增加，造成水源枯竭的結論是未經推敲的。

因此，雖然城市取水比農業密集，但取水不等于耗水；城市取水使用后，對外轉移了水量；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使用城市排出水灌溉農田的情景。也就是說，城市的水量輸出造成了城市水位深于農村。據不完全調查，目前中國被污染的農田約1.5億畝。其中，污水灌溉已形成污染3250萬畝。【6】這就是城市對外輸出水量的結果。

（三）水源危機和森林植被無關

一些人堅持認定“森林可以增水”，似乎只要有了森林，就要水有水要云有云。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人類對生命本質的認識、農林業的生產實踐都一致告訴我們：任何生命的生長發育都需要消耗水分，森林作為龐大的生命群落，也不可能例外。森林是水源豐富的結果，而不是水源豐富的起因。

從統計數據看，自建國以來，森林面積除1980年左右一度下降外，其余時間都是增長的。說20多年來的水荒是“森林減少”造成的，不具有統計學依據。圖表5反映了1949年以來中國森林覆蓋率變化。

圖表5：中國森林覆蓋率變化表【7】

大量的、長期的檢測表明，林地水分的蒸發要遠遠大于荒坡裸地。在干旱、半干旱地區，裸地50%以上的降水可以形成地表、地下或土壤水資源，而喬木林地的降水蒸發率接近、甚至超出100%。超出部分就通過透支土壤水分的方式維持。當土壤水分被長期透支到接近或低于“蔫萎系數”后，樹林就退化為“小老樹”——灌木化，甚至成片枯死。

雖然林區土壤具有較好的入滲和蓄水條件，有望形成“細水長流”的局面，但前提是降水足夠大，雨季吸納的水分自身消耗不完。即便是“細水長流”，但全年總徑流量也是減小的。在降水較小的中國北方，由于森林自身的蒸發已將所吸納水分耗盡，使得“山青水綠”的企盼成了“山青溝干”的尷尬。

在逐個排除了水源危機的氣候、工業、森林等主因后，本文提出一個全新的“社會制度成因”。

（四）“社會制度成因”

讓我們再次審視黃河年均入海水量變化圖：

該圖顯示，新中國成立以來，黃河水量發生了2次劇烈衰減。第一次發生在60-70年代，衰減188億立方米，衰減率為38%；第2次發生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衰減144億立方米，衰減率為51%。

60-70年代，在黃河第一次衰減背后，隱藏著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這次革命適中地開發利用了白白流入大海的那部分水量，并沒有帶來生態和水源危機。那么，在帶來了嚴重水源危機的第二次衰減背后又隱藏著什么呢？是氣候、工業、森林嗎？我們已經一一排除了這些因素。是灌溉面積再次擴大了么？下圖顯示，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灌溉面積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因人民公社的解體平均減少了736萬畝。

圖表6：中國1978-1997年灌溉面積變化【8】

那么，它的背后到底隱藏了什么巨大變故？

我們將從中國古典農業的“保水耕作”體制在“灌溉革命”發生后所遭遇的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入手，揭示耕作體制改變對水文環境的重大影響。

三、毛澤東時期的“保水農業”

（一）“中耕保墑”——中國古典農業的核心和特征

在中國北方廣大的干旱、半干旱農業區，作物年需水量為1000毫米左右，年降水量卻只有200-600毫米，而且降水的季節分布極不平衡。在社會尚不具備能力組織大規模灌溉的古代中國，為了解決這種十分尖銳的水資源供需矛盾，勞動人民發明了以“保墑”為核心的耕作體制。“墑”，指的是土壤水分。保墑,在古代文獻中也稱為“務澤”。“務澤”就是“經營水分”。所謂經營，就是通過深耕、細耙、勤鋤等手段來盡量減少土壤水分的無效蒸發，使盡可能多的水分來滿足作物蒸騰。

“鋤禾日當午”一句婦孺皆知。若要問農民為什么要冒著炎炎烈日終日鋤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實際上，除草只是較為淺顯的目的之一，鋤地的核心目的是“松土保墑”。《齊民要術》就特別強調：“鋤不厭數，勿以無草而中綴”。就是說，鋤地是不論次數的，沒有草也要鋤下去。這是為什么呢？

近代土壤學揭示，土壤在過水后會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細管，它還會在縮水過程中開裂。“松土”就是切斷毛細管，堵塞裂縫，從而抑制水分沿毛細管上行至地表蒸發或直接經裂縫蒸發。這就是“松土保墑”。

松土保墑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濘時進行：用鋤頭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喧土”，喧土不會開裂；喧土層與下層之間的毛細管也被切斷了，不再能從下層獲得水分，因此會迅速干燥成無水分可供蒸發的“被子”，把下層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國最早的農學論文《呂氏春秋·任地》論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它的意思是鋤地就是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體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膩、酥松。農諺“鋤板底下有水”、“鋤頭自有三寸澤”就是對松土保墑功能的生動總結。

松土保墑又被現代農業學稱作“喧土覆蓋法”。覆蓋也是防止一切水分蒸發的最有效途徑。分布在中國甘肅、青海等地區的“砂田”就使用卵石來覆蓋地表，竟然也能在極度干旱的環境中生產出西瓜、蔬菜等高水產品。正宗“白蘭瓜”，就出產于砂田。毫無疑問，和石片覆蓋、秸稈覆蓋、塑料薄膜覆蓋相比，“暄土覆蓋”具有“同質覆蓋”的無比優越性。

這也是中國古典農業的“超前性”所在。

松土保墑的原理又和槍支等精密鋼鐵制件的“發藍”工藝類似。發藍就是“以氧制氧”：讓金屬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鐵薄膜，保護下層不再被繼續氧化。松土保墑則是以“表層干燥化”來防止“深層干燥化”。

中國古典農業發端于春秋時期。走出了石器時代刀耕火種的華夏先農，開始有意識地提高土壤對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的耕作體制。“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層厚度。這一做法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堅實“犁底層”，減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擴大作物的水、肥空間；又可將下層“死土”翻起，熟化其結構，風化其養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保水性能和肥力。深耕還可加強土壤在雨季吸納降水的能力，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稱為“深耕蓄墑”。“易耨”就是經常鋤地。松土除了保墑、刈草外，還可提高地溫，達到減少蒸發的效果。由于蒸發消耗熱量，減少蒸發的途徑之一就是積累熱量。農諺說的“多鋤地發暖，勤鋤地不板”就是這個道理。

在古代中國，人們甚至把“鋤地”作為判斷國家制度的標準。“深耕易耨”的說法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在其中表達了儒家學派治國的主張：“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他認為讓老百姓能夠經常鋤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

在孔孟之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則基于法家的“國治觀”，把“深耕易耨”作為國家安全的標志。《管子·八觀》寫到：“行其田野，觀其耕耘，計其農事，則饑飽之國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磽，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這段話的大意是：只要看一下它怎么耕地、鋤地就知道這個國家的安全狀況了。

北魏時期出現了賈思勰的農學巨著《齊民要術》。該書進一步把耕作體系總結為“耕—耙—耱—壓—鋤”，標志著中國以“保水”為核心的古典耕作體制的成熟和完善。“耙”是用鐵齒將犁耕翻起的土塊切碎，兼有減小播種阻力和松土保墑的目的；“耱”是無齒耙，著重于將地表拖細碎、平整；“鎮壓”是通過碾壓或拍打的方式將耕、播、鋤造成的坷垃支翹壓實。在《齊民要術》的體系中，“耱”、“壓”、“鋤”都以保墑為直接目的。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日本農史學家認為，《齊民要術》所代表的“旱農的經驗原理與現代旱農的科學原理已十分接近”。【9】

“中耕保墑”體制之所以單獨在中國形成，除了中國北方干旱、半干旱的氣候背景迫使華夏先農去探索、實踐這條道路外，還得力于在2000多年前的西漢就普及的條播（耬播）技術。條播--整齊、有間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為可能。而歐洲公元17世紀前都還是手工撒播，亂七八糟的植株間根本就沒有人的立足之地和下鋤空間。到18世紀歐洲才普遍采用條播技術。直到1731年，農技推廣家杰思羅·塔爾還在努力勸說歐洲農民采用他的“馬拉鋤地法”。

當宋代中國成功地將北方古典農耕技術移植于南方，江南“稻作體系”取得平均畝產量343市斤的成就時，歐洲作物的畝產才約合76市斤。毫不夸張地說，直到18世紀，歐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農業”。

（二）毛澤東時代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

中國古典農業對水采取“保”的態度，其實是落后的生產力和落后的社會形態面對干旱環境的被迫選擇。“保”，只可能減少水的損失，而不能根本解決降水過少帶來的嚴峻難題。因此，將“人工灌溉”引入耕作過程就成為中國農業從古典向現代邁進的最重要步驟。

1957年，毛澤東主席提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一命題。由于工業革命才剛剛起步，當時中國的水利建設依賴農業合作化、集體化制度。中國農民就是靠人眾心齊、大錘鐵鍬、手推肩扛的方式，拉開了中國農業灌溉革命的輝煌大幕。

當時任水利部長的傅作義曾發表一篇題目為《四個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文章，文章總結道：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新中國擴大灌溉面積一億多畝，相當于舊中國四千年以來所積累灌溉面積的一半。【10】在以后的十幾年里，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農業獲得了機械、能源、技術的強有力支持。到70年代，中國完成了人類文明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農業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計劃”結束時的1979年，據統計，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面積7.3億畝，占世界灌溉面積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積超過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積占實際耕作面積的比例）提高到了46%，處于世界領先地位。【11】同時還完成2.6億畝的除澇和6200萬畝的鹽堿地治理。共建成大、中、小（10萬立方米以上）型水庫8.6萬座，總庫容4千多億立方米。人工河渠總延長300多萬公里，已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里。【12】而據水利部《建國40年水利建設經濟效益》提供的數據，1949-1987全國水利工程總投入按1980年不變價格計算為2164.11億元，勞動力投入折合1137.03億元。與此相比，80年代我國水利建設投入占基本建設投入份額由1958-1979的7.08%降低為2.7%，這么低的投入恐怕連工程維護都完不成，更別提新建項目了。

按當年“國家搭骨頭，群眾填肉”的建設模式，國家與各級政府投入1800億，用來完成水利建設30%左右的核心工程，如工程框架、鋼筋混凝土等項目施工，并負責后期維護等支出。群眾的勞動力投入為1137.03億，大致用來完成其余70%土石方體積工程。在這些投入中，很多是人民公社以生產隊“記工分”的方式完成的。當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為0.45元/立方米，也就是說，靠國家和各級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體積為1083億立方米，靠群眾“記工分”完成的工程體積為2527億立方米，總計為3610億立方米。3610億立方米這個天文數字是個什么概念呢？萬里長城的工程量為2億立方米。傾舉國之力、歷經15年建設還沒有完工的三峽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開挖、回填、混凝土澆注總量不超過3億立方米。也就是說，在1949-1979的30年間，新中國水利建設的工程總量為1200座三峽工程，平均每年建設40座。

如此巨大的工程建設，不僅使灌溉面積數倍增加，也促成灌溉結構的戰略調整。華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躍提高到了74%，超過了南方平原地區，也超過了“都江堰”等經典灌區。【13】在干旱地區實施灌溉要比濕潤地區困難得多，但增產效果卻更為強烈。在新中國新的灌溉面積中，有2/3增加在北方。籍此，中國一舉扭轉了“南糧北調”的被動局面，實現了用7%的土地養活24%人口的千年夢想。

（三）精耕細作、農業生產八字憲法和大寨道路

農業與工業有著本質的差別，至今人類還不能象合成聚乙烯顆粒一樣合成大米。這就意味著，農業的現代化只能是用工業、科技、社會的手段來加強和改善農業，而不能徹底取而代之。

灌溉的本質是攝取環境水源補充農田水源。環境水源取決于大氣降水等氣候、地理因素。也就是說，在特定區域內，環境水源的儲量和盈余能力都是一定的。

在毛澤東時代，隨著灌溉革命的進程，中國在環境水源盈余能力很小的北方擁有了大規模、高密集的灌溉農業。然而，正如《黃河年均入海水量變化圖》所揭示的，當時并沒有發生透支水源儲量和克扣生態需水的問題。截止70年代末，黃河流域平原的淺層水平均埋深為3.0米，是最適合農業耕作的優選水位；年入海水量依然保持為300多億立方米，扣除河道生態需水200億立方米，還有100多億立方米的盈余可供以后擴大灌溉面積使用。我們在驚嘆之余回觀歷史就會發現，這一奇跡誕生于對中國古典農業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1.“精耕細作”——對古典農業“保水耕作”的繼承

1955年，在完成了暴風驟雨般的土地革命和簡短的戰亂恢復后，新中國開始規劃農業的現代化遠景。自1955至1960年的6年里，毛澤東主席在廣泛調查、深入研究、集思廣益的基礎上，親自起草、多次修改，主持制定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40條”），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公布實施。在這部具有法規性質的綱領性文件中，“發展灌溉”和“精耕細作”同時被列入條款。《綱要》第五條規定，“興修水利，發展灌溉，防治水旱災害。”第十一條規定，“一切農業合作社都應當實行精耕細作，改進耕作方法，……及時鋤草間苗，加強田間管理。”

毛主席創造了一個新詞——“精耕細作”。遍覽中國古代文獻，并沒有“精耕細作”一詞。管子使用的是“深耕謹耘”、孟子使用的“深耕易耨”，《齊語》使用的是“深耕疾耰”。顯然，先賢們都局限于具體工序的耕作要求，而“精耕細作”則“高度概括了包括整個中國古典農業體系在內的全部技術原則，其涵蓋要深廣得多”。【14】

文獻研究還發現，在1956年的《綱要（草案）》里，毛主席使用的還是“精耕細作”。但到1957年《<綱要>（修正草案）》公布前，毛主席就在其它場合使用“精耕細作”了。

比如他說“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靠精耕細作……，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15】毛主席為此還通篇研讀了威廉斯的《農作學及土壤學原理》等技術專著。【16】之后，“精耕細作”便成為一個成語，并取代了“深耕易耨”的傳統說法。

“精耕細作”雖然作為中國古典農業的基本原則早已確立千年，但是，若缺乏必備的社會機制保障，再好的原則也很難被普遍遵行。比如鋤地就經常被看作是“有空可以多干、無空可以少干”的“閑活”。“有草鋤草，無草松土”是看不到“搭鋸見末”的經濟效益的。“汗滴禾下土”既沒有桑拿的痛苦，“鋤禾日當午”也沒有敲鑼打鼓求雨好玩，沒幾個農民一定要把“齊民要術”進行到底。貧下中農沒幾壟地可侍侯，地主家又舍不得“銅子兒”和窩頭雇人從事這種“不緊要”的活計，也就幾個中農家的婆姨、半大小子還在“東一犁溝西一壟”地從事著鋤地的勾當，幺幺倆倆散落在孤獨的田野，這種現象越是到王朝末期就越是明顯。

真正使“精耕細作”得到全面實行的是社會主義運動。

農民們成群結隊、忘乎所以，為一成不變的勞作摻合了許多“不本分”的內容。先在田間出一出風頭、賽一賽干勁，再到地頭去“掃文盲”、念報紙、大批判、“提覺悟”。甚至連“廣播體操太極拳”、“擊鼓傳花丟手絹”也被搬到了田邊地壟。民兵干脆就帶著槍支，在墳包青紗帳間展開軍事行動。

一時，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粗吼交織一片。

后來，有人為這種勞動形式取了一個外號叫“大呼隆”，雖不十分雅聽，倒也相當貼切。據說這種勞動“出工不出效”。

因為在灌溉革命以后，“中耕保墑”就“比較效益”而論就毫無意義了。“有草鋤草”尚能節約肥料陽光，在除草劑不發達的年代還算有作用。“無草松土”就有點“勞民傷財”。

松土保持的那點水分在灌溉條件下只要輕松推上馬達，從容提起閘門就完全可以實現。雖說是節約了一點電力，但怎么也抵消不了體力活動對糧食的消耗，而且還磨損農機具、鞋底子。

然而，若不經歷史的深刻啟示和水源危機的昭然明示，誰也不會想到：正是這種“無效勞動”減少了灌溉對環境水源的耗散，保證了灌溉的規模和持續，成為勞動轉化為資源的典范。也正是“大呼隆”方式，在漫長的播種與收獲間隔期間為相對閑余的人力提供了有樂趣、有約束、能普遍參加、能持之以恒的社會主義“人性化”勞動，為“精耕細作”從原則到制度建立了組織保障。

1957年，毛主席先后提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和“精耕細作”，科學地解決了“在灌溉條件下，還要不要堅持‘耕作保水’”的問題。古老的“中耕保墑”技術，在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起跑線上獲得了嶄新的生命，被放到了和灌溉同樣重要的地位上。

20世紀60年代，著名“莊稼把式”勞動家陳永貴，還借鑒“深耕”原理，將“淺鋤”改革為“深刨”。在玉米、豆類等行距較寬的作物中間，鋤耕深度可達25-40厘米。蓄、保墑兼顧，取得了良好的增產效果，作為“大寨經驗”被學習推廣。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為了把廣大農民從繁忙的手工鋤地中解放出來，新中國在50年代就開始生產新型畜力和動力鋤草機。但中耕機械和翻耕、普播、收獲機械相比，有著在“棵間運行”、要求“靈活準確”的特點和難點。在“大躍進”中，中耕機和“水稻插秧機”同成為攻關重點。經不懈努力，至60年代，已推廣使用“通用架萬能中耕機”——可更換多種工作部件：鋤草鏟、松土鑿、松土輪、培土器、鎮壓磙、壟作鏵、開溝鏵等。至70年代，由小汽油機直接驅動工作部件、類似于“田間機器人”的水稻中耕機已批量生產。

2. 大寨道路——治山、改土、保水的光輝典范

假如說“精耕細作”是對中國古典農業“保水”傳統的繼承，那么“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就是在繼承基礎上的發展。作為貫徹落實“農業八字憲法”的典范，“大寨道路”的主要物質成果是“治山改土”——“人工水平梯田”（包括“水平竹節溝”）、“人造小平原”、“人造海綿田”等。后二者的耕作性能、灌溉性能、保水性能沒人“敢”提出“質疑”。對于“梯田”，長時間以來主流宣傳都認為它造成“水土流失”。

客觀地考查，“梯田”并不是大寨的發明。在中國漢文化區，“梯田”之名出現于宋代。菲律賓的“伊富高梯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1995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中國著名的云南“哈尼梯田”、湖南“紫鵲界梯田”也都在為“申遺”忙得不亦樂乎。這些梯田一個個景色綺麗。怎么那么巧，偏偏“大寨梯田”就和“水土流失”聯系上了？現在大寨的“虎頭山”、“狼窩掌”也都成了旅游景點，一眼看去山清水秀、郁郁蔥蔥，“水土流失”不知道是什么時候發生的。

梯田帶來的到底是“水土流失”還是“水土保持”？科學的監測和研究表明，在同等水文、地理環境中，梯田“蓄”水能力要遠大于林地、草地！如果科學使用，其“調”水功能更具有林地不可比擬的“潛力”。

圖表7：“黃河上中游管理局”多年、多點觀測所獲的資料【17】

圖表7反映，對于一般的降水（頻率≥50%），森林的攔蓄能力尚能接近于梯田。但降水越大、越需要攔蓄洪水時，林地、草地就越不如梯田。

對于10年一遇的洪水（頻率10%），梯田的平均減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對于20年一遇的洪水（頻率5%），梯田的平均減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通過對比發現，梯田在水土保持、水源形成、抗擊洪澇、保證糧食安全方面的優越性都是森林所不及的。

發展灌溉、精耕細作、八字憲法、大寨道路，在這一系列的方針政策推動下，中國農業由“中耕保水”的自然農業演進為“開源保源”的“灌溉保水農業”。一條清晰可鑒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展現在中國面前。

四、“保水農業”的終結和“大水荒”的降臨

（一）建國以來的田畝制度

繼20世紀70年代中國發生人類歷史上最為恢弘的農業灌溉革命后，在80年代，中國農業再次發生了令史家瞠目結舌的巨大變故：中國農業實行了“土地家庭承包制”——“包產到戶”。農田被分割為人類農耕史中從未出現過的“極度細碎化”。其細碎程度甚至影響到了漢語的語匯系統——連描述土地的不定量詞都由“塊”變成了“條”。

在此30年之前，中國也曾經發生過一次“農田細碎化”運動。那就是新中國成立之際的“土地革命”——地主、莊園主的連片土地被奪取了政權的農民切割為適合家庭耕種的塊塊，地主的“四駕馬車”被農民瓜分為“單駕車”。按照馬克思的定義，這或許應算是某種意義的“生產力倒退”，原本就不多的“莊園式”規模生產因素被迫終止。但是，局部的、有限的倒退卻換來了“耕者有其田”的巨大社會進步和勞動力解放，百年動蕩的歷史終告一段落。掌握了土地的農民煥發出從未有過的生產熱情，中國的糧食產量得到了顯著的提高。

然而毛澤東主席很快意識到，不改變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手段，僅靠“人體勞動力”的“熱情”、“勤勞”、“積極性”不可能帶來持久的、穩固的農業發展與社會進步。繼而，毛主席推動了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運動。在這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基礎上，中國農民僅用短短20年時間就先后完成了2次人類歷史上空前宏大的農業革命：一次是60年代完成的以治理洪澇、積水、鹽堿為內容的?農業生態革命?，一次就是70年代完成的“農業灌溉革命”。【18】

農業集體化是既能超越低級的“莊園模式”，同時又不引發新一輪土地壟斷的唯一途徑。沒有集體化，土地革命只是一次簡單的“勞動力解放”和“生產資料”再分配過程；有了集體化，土地革命成果才能轉化為推動農業工程技術革命的巨大動力。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適應原理來看，農業集體化是土地革命的合理延續和必然結果。

80年代的“農田細碎化”和50年代土地革命時的條件相比卻頗為不妙，因為此時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灌溉革命”，土地與水源的關系已經非常復雜。土地可以分割，灌溉工程卻不可分割；土地可以“包產到戶”，水源卻不能界定在固定位置。強行把集體化大生產產生的灌溉革命成果應用于眾多分散的小農經營，就如同把一件為“大個子”量身定做的衣服拿過來給幾個“小個子”合穿，難免會出現有的把腳蹬進袖子里、有的把頭套進褲襠里的后果，衣服最終被撐破也不是不可想見的。

（二）“包產到戶”——保水農業的終結

中國農業的“個體經營”可追溯到奴隸社會末期，距今已有2500年的歷史。正是連續2000多年的農業“家庭經營”，塑造了中國古典農業的“保水耕作”。分散的小農不具有灌溉工程能力，再不保水，靠什么吃飯？而到20世紀80年代，小農雖說回歸了他們祖輩的本來面目，也不再具有工程能力，但卻可以坐享“灌溉革命”的成果。作為“利益經營者”，小農們會不會停止“高成本”的“耕作保水”？單靠“低成本”的灌溉來解決吃飯問題？這個問題至關重大，它關系到整個社會的水源安全！

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耕地18億畝，合120萬平方公里，剛好占國土面積的1/8。假如還沒有發生“灌溉革命”，大不了就“豁出去”這1/8頭頂的降水，任小農們“愛保不保”。而現在可大不一樣了，這片土地上已經有“灌溉革命”留下的8.6萬座水庫、幾百萬座塘壩、300多萬公里引水河渠、百萬座提灌站、220萬眼動力機井。農業已可以“千里引動黃河浪、百米汲取地下水”，全部960萬平方公里頭頂的降水和腳下的地下水都難逃農田的攝取。此時，“灌溉能力”已成為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掌握在數以10億計小農的手中，揮舞在“眾水源們”的頭上，萬一他們不肯為整個社會的水源安全而“保水”，那可真要命！

很不幸，這種擔心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了現實。

自“包產到戶”后，小農們紛紛扔掉手中的“勞什子”鋤頭，撇開祖輩們干了兩千多年的“松土保墑”。 從“精耕細作”、“保水耕作”蛻變為只管種、澆、收的“懶漢耕作”。

至70年代末，中國耕地約有一半已被“革命”成了“灌溉農田”，還有一半仍停留在“雨養”階段。但是在全國范圍內，“灌溉農田”的糧食產出已占到總產量的2/3以上；在華北、西北、“黃淮”地區，“灌溉農田”的平均畝產是“雨養農田”的2.75倍。【19】特別是在“黃淮海”平原，糧食產量的近9成（88.7%，以灌溉密度74%計）生產于“灌溉農田”。僅憑“灌溉農田”小農已可保障吃飯，剩幾壟“雨養農田”再怎么也“鼓搗”不出“先富”來。

（三）大“水荒”的降臨

從“精耕細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種、澆、收的“懶漢耕作”，會損失多少水源？筆者進行了田間實驗。實驗結果為：放棄“松土保墑”可加大“1/2的棵間土壤蒸發”，或者“1/4的田間總騰發”。該結果證實了民間“鋤三省一”的說法：鋤三遍可少澆一水，也驗證了婁成后院士關于“在耘鋤不力的大田中蒸發與蒸騰保持平衡（即蒸發與蒸騰各占50%）”的論斷。【20】

這可不是個小數字！

不包括東北在內的中國北方——“黃淮海流域”現有耕地面積7.0億畝。【21】7億畝農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內的總“受水”為3556億立方米。因放棄“松土保墑”加大的田間蒸發總量每年為：3556億立方米×1/4=890億立方米。

這一數目接近于1條黃河再加2條海河的天然水量，相當于10條“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

890億立方米的數字，揭示了中國北方發生“大水荒”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這個數字不僅印證了本文第一部分關于“黃河流域20多年來水源總量減少6000多億立方米”的計算結果，也注解了為什么“大旱荒”起始于80年代后期——80年代初，“包產到戶”對“耕作體制”的瓦解在經過“潛伏期”后表現出征狀來了。之所以有3-5年的“潛伏期”，是因為水源儲量有巨大的緩沖能力，同時，耕作習慣的漸漸“退潮”也需要一個過程。

（四）“保水農業”瓦解的經濟、政治、社會基礎

我們無意將責任推給素有勤勞傳統的中國農民，但我們有義務探討什么因素導致了“保水耕作”的終結？我們還有沒有辦法改變這些因素，重新恢復“保水農業”？讓我們重新審視一下“包產到戶”。

1.“包產到戶”后，農業轉變為“經營”

既然是“經營”，農民就有權利考慮“利潤”和“成本”。

人工鋤1畝地大約需要2個勞動日。在80年代初一個農業勞動日的平均價格為1.20元，鋤4畝地是8個勞動日，工資成本為9.60元。鋤4畝地減少的水分蒸發為50立方米（相當于澆1畝地使用的水）。50立方米水用機井灌溉用工1.5小時、工資0.23元，用電6度、電費0.72元（“農用電”單價為0.12元/度），總成本0.95元。也就是說，“鋤”與“澆”的“成本比”為10倍。

有人問，農民不會使用中耕機械嗎？“包產到戶”后集體保留的機械沒人維護、管理。農機員也是人，他也要“打麻將”，也要“投機倒把”，結果就是機械癱瘓、生銹、最后被孩子們偷拆部件賣廢鐵換香煙。就是它不癱瘓，一臺機器讓誰用不讓誰用在包產到戶的情況下也難以決定。為此爭執打架還影響社會和諧。

《石家莊地區志》載：“機引鎮壓器——1955-1979年（使用期間），平原多數社隊使用于耕后鎮壓、碎土、保墑、鎮壓地表。1980年后多數地方停用”。【22】

2.“包產到戶”破壞了“保水農業”的生產組織結構

中耕雖然是勞動強度不怎么大的工作，卻非常枯燥、單調。既沒有播種的躊躇滿志，也沒有收獲的喜悅。面對滿眼的綠色、浩瀚的莊稼地、無盡頭的活計，一種難以排遣的孤單、寂寞、渺小、絕望會時時襲上心頭。找不到感覺的讀者去讀一讀《老人與海》吧！

勞動者的安全也是一個問題。村語“麥梢黃，臥下狼”是說當莊稼超過2尺深具有“隱蔽性”時，里面就充滿了兇險。解放前，時常有人在地里被土匪綁票、仇家傷害、中暑暴倒……直到50年代，都還有農民在地里被狼吃掉的事。

80年代以來，狼的事倒沒有，但在青紗帳里被強奸、在村外路上被搶劫、在田頭被偷了自行車、少男少女被引誘學壞……這些事還少嗎？

人作為社會動物，不可以像老虎一樣在一個山頭“獨處”幾年，直到繁殖需要。筆者1976年初中畢業，14歲就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后來聯合了好幾個村子的初中畢業生自己動手建起了“民辦高中”方才復學）。因年齡小，多被安排一些“特殊”的活計。比如，大人們鋤地，我在家燒開水，按“赤腳醫生”給的方子，仁丹、薄荷、綠豆、生地、清涼合劑什么的擺弄一番。約莫快工間休息了，就平車拉上大茶筒、茶碗筐送往地頭。車上還有一件“寶貝”——“學習箱”。

里面除了十來本到大隊圖書室來回調換的連環畫、故事書，還有象棋、軍棋、“建設牌”（撲克）。東西雖然簡陋，卻也能給勞作的人們帶來不少歡樂。

“包產到戶”卻瓦解了“人性化”集體勞動的社會組織單元。

3. 農田“細碎化”加大地表面積，也促使“保水耕作”終結

“土改”是按“塊”分地，“包產到戶”則是按“壟”分地。華北通常的情況是：1個生產隊有150人、25戶，250畝地分為10塊，每塊平均25畝。假如25畝的“大塊”地呈“黃金分布”，是約為100米×166米的矩形，假設每戶人口相等，每戶在10“大塊”的每塊中分得1畝“4米×166米”的“條”地。

為什么要這樣劃分？首先，10“大塊”的形成是一個村子劃分為多個生產隊的結果。土地是按距村子遠近、道路交通狀況、肥力、土壤、水利條件、平整度、墳頭密集度、所接壤村子的民風等多種標準劃分為不同等級的。每個生產隊可在各等級中分得一塊。同樣，“包產到戶”也必須遵循這個原則。“丑媳婦近地家中寶”，你不能把村邊的一“大塊”好地分給兩戶，而讓其他戶去分遠、差的。只能在每“大塊”中給每戶各分一“份”，而這一“份”還必須是“條”，因為只有“條”才能讓每“份”都“就接”到橫貫地頭的道路和水渠。沒聽說過么？當時一“條”鞭子都是要剁成25“節”分的，一“口”水缸也是要砸成25“片”分的。

地還是那么大，為什么“細碎”就加大蒸發呢？因為“邊界長度”發生了改變。集體“大塊”地除去兩頭的道路渠道和兩邊接壤方共用2條“產權邊界”，自己均攤1條，邊界長度就是地塊長度166米。“包產到戶”后“產權邊界”總長擴大為4150米。有“邊界”就有“界埂”，“界埂”比一般的“耕作埂”要高大許多，就擴大了地表面積。

那一年春節回老家，酒桌上有人“訴”筆者的遠房堂兄，說他“不澆水不施肥”。筆者說，那他就“不打糧食不吃飯”。

“訴者”一笑說：“不打？人家不比誰打的少，人家是'活墑'，很先進。不過和他相鄰的倒霉，要多澆兩水”。

筆者恍然大悟。原來，水分在土壤中是可以“側向補給”的。地只有4米寬，只要相鄰的地施肥澆水后，水肥就滲透到他的地里，一邊2米，4米寬就很容易“滲灌”了，還帶著化肥。如同花卉愛好者經常把花盆“坐”在淺水里，靠盆底的洞滲水，獲得“活墑”。在失水過程中不板結、不開裂。

這個故事捎帶出一個問題：既然水分可以在土壤中“側向補給”，“松土保墑”又叫“暄土覆蓋”，你“蓋”他不“蓋”，他那里的水分蒸發了，你這里辛辛苦苦“蓋”住的水分就補給他，他再蒸發，你再補給……這里“蓋”住那里“漏”，這豈不是“篩子當鍋蓋”，等于就沒“蓋”嗎？從此，也就沒人再“蓋”了。

4.“保水農業”的全方位終結

情況還不只停留在耕作體制的荒廢上，下面幾則資料展現了中國“保水農業”全面終結的幾個景點。

為提高土壤長遠肥力，增加有機質含量，《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不惜在糧食還相對緊缺的建國初期，就將“綠肥”納入“復種指數”。“有機質”可以抑制水分蒸發。可80年代后，綠肥已蹤影不見。殘存的水生綠肥“水葫蘆”等，因無人管理利用，反成為環境災害。

安徽滁州《定遠縣志》載：“綠肥……70年代中后期，全縣綠肥面積發展到20萬畝以上，1976年突破40萬畝；70年代末，由于實行了家庭承包責任制和擴大了麥油面積，大量施用化肥，綠肥面積急劇下降，到80年代幾乎無人種植綠肥。”【23】

沼氣作為有機肥源和新農村建設綜合項目，曾經在70年代得到迅速發展，到80年代卻也和綠肥命運相同。1978年全國農村擁有沼氣池750萬口，1984年減少為400萬口,幾乎減半。【24】

土壤有機質含量的下降，使得耕地全面板結，從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濱，莫不如此。

圖表8反映了吉林省舒蘭市1980-1996土壤有機質下降的情況。另據《南方農村報》報道：2002－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展耕地地力調查與質量評價調查結果表明，與第二次土壤普查（1979-1986）相比，5個市土壤有機質下降了15％－20％。【25】

圖表8：舒蘭市土壤有機質含量變化【26】

5. 畫餅充饑的“免耕法”

“免耕法”是一種新興的“保水耕作”方法，以“最小耕作—腐殖覆蓋”構成體系。“最小耕作”是說要盡可能減少耕作，以免擾動土壤，造成水分暴露、蒸發。“腐殖覆蓋”是說通過“免耕”將作物殘茬、秸桿保留在地表，任其腐爛，經多年累積后形成一個“腐殖層”，覆蓋地表。

可以看到，雖然在“耕”的問題上完全對立，但在“覆蓋保水”方面“免耕法”和“精耕細作”又是完全一致的。

“松土保墑”靠“暄土”覆蓋，“免耕法”靠“腐殖層”覆蓋。離開“覆蓋”，就沒有“保水”。

作為“保水耕作”終結的先導，1979年中國開始“高調”宣傳免耕法。如能對“免耕法”積極改進方法，創造條件推廣，它仍不失為一種選擇。然而，在“精耕細作”被終結后，我們絲毫沒有看到要建立“免耕法”體制的跡象。

“免耕”對“腐殖質”的依賴要遠遠大于“精耕細作”。

“免耕”之所以敢“免”，就是全憑有“腐殖層”覆蓋！然而，80年代后，野蠻瘋狂的“秸稈焚燒”席卷全國。燃燒使植物遺體釋放了一生“光合作用”積累的能量，失去了全部有機成分，僅剩下一點點礦物質無機鹽——灰燼，沒了有機物，土壤去哪里獲得“腐殖質”？更別提“腐殖層”了。

80年代后，每當夏、秋收時節，從北京到武漢，到濟南，到太原，到西安……廣大的北方因秸稈焚燒而“狼煙滾滾”。

一開始沒人管，后來煙霧造成高速公路封閉、影響到城市空氣質量，政府才開始干涉。特別是2000年以后為了申辦奧運會，政府更加大了“禁燒”力度。國家為此專門動用了“衛星遙感監測”。各級政府也紛紛出臺法規法令禁止，但收效甚微。每到夏、秋收，市、縣、鄉各級地方政府都要組織“禁燒工作隊”。工作隊白天駐守在地頭有效果，但夜里“偷燒”卻禁止不住。“逼”得政府連臭命昭著的“連保制”都使了出來——大標語赫然寫到：“一處冒煙，全村受罰！”。

這是農民“逼”政府嗎？集體農業時期，秸稈全身都是“寶貝”，連秸根都要集中到地頭用大功率切草機切碎漚制，等來年再還田做底肥。這還不夠，還要按比例輪流一定面積專門種植“綠肥”——不長糧食、專長“秸稈”的作物，用來翻耕掩埋以提高土壤長遠肥力。集體解散后，個體農民既沒有切草機，也沒有漚肥池，政府硬要求“禁燒還田”，怎么“還”？“掩埋”則需要大型翻耕機，“埋深”才不至于影響播種，才能不因秸稈腐化產熱將禾苗“燒”死。沒有物質力量支撐，農民們除了“偷燒”還有啥出路！

2007年9月27日，濟南因為“秸稈焚燒”關閉了高速公路，普通公路上的車輛也不得不開啟霧燈緩行。《齊魯晚報》報道說，“晚上10點多，一位農民大聲喊：‘現在沒人啦，趕快再燒一堆吧！’”。【27】

最近2、3年來，隨著玉米收割機的使用，結束“秸稈禁燒”看到了一點希望。但現在的處理方法是“粉碎掩埋”，和“免耕法”要求的保留在地表沒有任何關系。

根據“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提供的資料，截止2005年，中國已推廣“免耕法”面積1500萬畝。【28】也就是說從1979年開始宣傳“免耕法”以來，中國平均每年推廣57.7萬畝。這個速度不慢，再過3120年，中國的18億畝耕地就全部實行“免耕法”啦！

把前人制訂的“耕作保水”體制破壞掉，自己宣揚的“免耕保水”又全無蹤影，中國農業一下子就倒退到“原始無體制耕作”階段。

經過以上的全面分析后，可得出中國北方大規模、持續、惡性水源危機的成因鏈：

“包產到戶”→保水農業瓦解→農田土壤蒸發加大890億立方米→惡性水源危機。

五、沉重的反思

人民公社解體后，分散的小農已不再是承載國家戰略的元素。農業“田間管理”是整合閑散勞動力而進行的“軟性”生產勞動，個體勞動成果不具有明確的“可計量性”和直接經濟效益。國家可以“出錢”，但誰來“接錢”、誰來組織、如何實施、如何管理、如何計量、如何報酬？單是“機制建設”都不知要比調水工程大多少倍！“市場體制”對這種不規范的大規模“零散勞動”，不能象調水工程一樣靠“招標”解決。

如此想來，當初解散人民公社，何止只是消解掉了一個“經濟實體”，何嘗不是直接砍斷了國家的一條“臂膀”，使國家失去了農業社會的綜合調動能力？2008年初的雪災，整個南中國陷入癱瘓。試想如果人民公社還存在，別的不敢說，道路肯定是堵不住的——沿途數千萬農村民兵能在一夜之間把國家主干道的積冰全部砸開。現在呢？“動手前先談‘錢’，談不好‘錢’咱去玩”。面對2億戶分散小農，“談錢”都不知道該和誰“談”。離開了“人民公社”這個載體，農村民兵只不過是“名義存在”而已。

既然“發動群眾、耕作保水”不可操作，工程調水就成了必然的選擇。但外流域的水源也不是無限可調的。根據世界銀行的評估，“南水北調”近期工程只能解決華北45%的水短缺。【29】在其余短缺中，30%靠“節水灌溉”，9%靠“污水處理”，16%靠“提高水價”解決。其中，提高水價只能產生“惜水”效應，本身不產生任何水源；污水處理也只能改變水源的質量，并不能“無中生有”產生新水源。而且“9%靠污水處理”建立在把海河現有入海污水全部處理回收，不讓一滴水入海的預案上。這二者和“水源盈虧”都沒有本質關系。

“小農經營”和“市場體制”環境下，看不到解決水源危機的途徑。路在何方？到了我們應該反思的時候了。

【注　釋】

1 王玲:《黃河水資源開發利用的問題與對策》，http://www.chinawater.net.cn/CWSnet/meeting-7thhxla/wang%20ling.doc。

2 姚治君等：《黃河水資源統一管理效果與綜合管理對策》，《資源科學》，2006年02期。

3 作物需水量公式：E=α E0(式中E為農田需水量,E0為水面蒸發量,α為經驗系數)，參見另區域（或流域）總蒸發量的奧里杰科普公式。

4 1980年數據來源參見陳志愷：《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問題的探討》，http://www.cws.net.cn/cwsnet/meeting-kejichuzhang/li021212-yfl.doc；2005年數據來源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2004年中國水資源公報》。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6 新華網國土資源部消息：《中國十分之一以上耕地遭到污染》，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4/22/content_6011983.htm。

7 數據參見"綠博會專刊"，《人民日報》2005年9月26日；國家林業局"中國對全球生態建設與森林保護的貢獻新聞發布會"，《經濟日報》2007年6月6日。

8 國家統計數據庫："有效灌溉面積"，http://219.235.129.54/cx/indicator/indicator_sc3.jsp

9 轉引自董愷忱:《從世界看我國傳統農業的歷史成就》，《農業考古》，1983年第2期。

10 傅作義：《四個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五號，第64～65 頁。

11 美國目前灌溉密度僅為13%，參見水利部灌溉實驗總站馮廣志、白曉君：《節水灌溉赴美培訓情況綜述》，http://www.syzz.org.cn/zhuanjiashidian/22.htm

12 有關數據參見水利部計劃司：《四十年水利建設成就-水利統計資料》；水利部農村水利司原司長張岳：《我國節水農業發展現狀與存在問題》。

http://www.hwcc.com.cn/nsbd/NewsDisplay.asp?Id=127422

13 林耀明、任鴻遵、于靜潔、姚治君：《華北平原的水土資源平衡研究》，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http://www.ce65.com/paper/detail_Paper_297.html。

14 董愷忱：《東亞與西歐農法比較研究》，"代前言"，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年版。

15 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66 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 版。

16 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澤東》，《名人傳記》2007年6月。

17 黃河上中游管理局張麗、李敏：《水土保持在黃河水資源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http://www.yellowriver.org/0308pages-1/lunwen/shuibaolunwen/12gjshb01.htm。

18 《孟凡貴（蘇拉密）：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10/25660.html。

19 水利部農水司原司長張岳：《我國節水農業發展現狀與存在問題》，http://www.hwcc.com.cn/nsbd/NewsDisplay.asp?Id=127422。

20 婁成后：《覆蓋耕作》，http://www.cqan.com.cn/content/detail.php?cid=10&id=58。

21 張國良：《南水北調工程工程概況》，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專家委員會http://d.biaoshu.com/water/6/319.pdf。

22《石家莊地區志·農業》，http://www.sjz.gov.cn/art/2006/10/21/art_17333_13。

23 定遠縣70年代后期擁有耕地156萬畝，40萬畝綠肥占耕地總面積的26%--筆者注。

24 《全國農村沼氣工程建設規劃（2006－2010年）》，http://www.agri.gov.cn/xztz/P020070418570346665578.doc，比對文本提供的"1980年723萬口"數字，目測曲線值1978年約為750萬口；比對文本提供的"1986年453萬口"的數字，目測曲線值1984年約為400萬口。

25 《"十一五"將改造中低產田15萬畝》，《南方農村報》，南方報業網，2005年11月8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ncb/jjxw/200511080610.asp。

26 參見馮君、侯亞南：《舒蘭市耕地土壤退化與防治的研究》，《吉林農業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 。

27 《農民焚燒秸稈濃煙籠罩濟南城 高速公路也被封》，《齊魯晚報》，2007年9月27日http://news.qq.com/a/20070927/002564.htm。

28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農業及消費者保護部，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 http://www.fao.org/ag/zh/magazine/0110sp.htm。

29 Jeremy Berkoff 著，石秋池等譯：《中國南水北調項目的可行性探討》，《南水北調與水利科技》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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