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圍繞小崗村的美麗謊言與惡毒流言

三十周年了，總是要拿出點東西顯擺一下的，巴菲特有句名言：“只有當潮水退去的時候,才知道是誰在裸泳。”也許老天爺都看不下去，也許膿包正是出頭之時，在三十周年紀念時，能拿出手的東西是不多的，大部分國企改x失敗了，僅存的國企也不再是為人民服務的平臺，而成了習慣于向人民伸手加價的壟斷組織，本來這才是改x最關鍵的重點，本來成功的國企改x才是初衷，但現在卻沒有值得炫耀的，所以顛來倒去，那個改x發韌之地的小崗村就不得不用金紙包裝了，砸著唾沫星子不停添油加醋了，似乎中國人的肚皮溫飽都與小崗村相關，只有相信了小崗村的改x，人民才能真正地感謝他們。似乎只有這樣宣傳，改x的顯擺才有邏輯。

喜歡嚼舌頭的新聞媒體與無恥經濟學家一樣每每談及小崗村人當初所謂簽字畫押時的勇敢行為時都念念不忘提及一句重復無數遍的謊言：1978年冬天，出于求生的本能，小崗村的十八戶村民冒著殺頭坐牢的風險，在一間茅草屋里簽下了“分田到戶”的生死契約。這些年來，一些無恥政客總是以類似語言來抹黑那個偉大時代，因為只有將毛澤東時代描繪成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都會惹來殺身之禍，將那個時代描繪得殺人如麻，聽起來讓人恐懼得尿褲子，再重復千遍萬遍才能讓后人相信，才能證明改x的偉大。但事實并非如此解構就能讓人可以輕信。如果說小崗村的這十八戶農民當初真的是“冒著殺頭的風險”，有哪些法律政策當時規定犯此類問題將有殺頭之禍呢？找不出。文革期間對現行反革命的鎮壓也是有一定的政策依據的，盡管現在看來有些過份，但是將分田到戶的人處以極刑的規定至今誰都沒有找到過理論依據，就是當時被打倒的第二號走資派連黨籍都還保留著，這還不能說明問題么？但這類的險惡之言在中央電視臺這類媒體已成信馬由韁的習慣之語。如果真的是“冒著殺頭的風險”，必定是一出來就會遇到社會的懲罰，至少也要經歷大事化小的過程，然而傳到省委書記萬里那里最后傳到中央這十八戶人家也沒有被怎么樣，那時是沒有哪個有多大的膽量包庇犯罪份子的，既然是“冒著殺頭的風險”，必然就會遇到來自政權的鎮壓，然而這一切都沒有發生，連輕輕的皮鞭都沒有落下，這風險何來？如果沒有法律政策依據，至少也要找點事實依據吧？到現在為止，有誰聽說過在新中國因為分田到戶而掉腦袋的先例？沒有！我們倒是看到過孫志剛因為沒有帶身份證而被關，并被打死在收容所。我們能因此就指責改x開x的年代如果不帶身份證就有被關、被打死的危險嗎？顯然不能這么說，這僅僅是個案，但說謊者對那個時代顯然沒有一點大量。對分田到戶的處以極刑的連個案都未曾有過的，卻被作為口實讓權威媒體抖落了二十多年，現在有人老愛說毛澤東時代是對人洗腦，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洗腦，是把真實的洗掉涂改成不真實的才叫真洗，否則洗腦有何作用呢？

現在媒體一再宣傳是因為有了小崗村的大包干中國人才吃得飽飯。這是十足的流氓說法。南街村沒有大包干，華西村沒有分田到戶，反而搞得比他們好。2008年有農民的蘋果8分錢都賣不出去，這類事實同樣證明搞單干是沒有前途的。在小崗村，有農民也承認黑豆價格的起伏存在風險，而這類風險是農民很難預測的，如果是毛澤東時代，有誰會有此類擔心呢。1978年不少農民愿意單干，是因為他們看不慣當官的不好好干活，而分配所得比他們要多，一方面表現了他們的原始正義性，同時也反映了他們的自私、短視與局限。現在的他們才發現，現在剝削他們的手比過去更多更強大了，他們出售的產品往往連市場價格的一半都達不到，賺錢的不辛苦，辛苦的不賺錢，比當年感受的不公平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年分田單干的十八個發起人之一、現已年逾六旬的嚴宏俊老人在訪問南街村時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畝二分地束縛住了手腳，邁不開步子啊！”現在的小崗村黨支部沈浩也說：“ “要發展現代農業，就牽扯到土地的問題，過去是一家一戶的種植，村民感覺這樣已經到了盡頭。下一步發展現代農業怎么辦？我們要繼續深化改x，引導農民進行改x。”，而他在參觀南街村時同樣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作為過來人與局中人說出這番感慨，不比鍍金的話筒更真實更有力量？當事人所經歷的事實，難道不比信口開河更有說服力？早知如此，何必不初？已知如此，何必再騙？我們的媒體、我們的官員如今的認知能力竟還不如一個農民，我們還能指望他們真的三個代表嗎？

現在有些經濟學家說當年大包干是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要么是不了解中國復雜的國情，要么就是存心說謊。在上大學時我的山西同學家那里正在搞分田到戶，當時他就說這是在折騰。大田改小田，農業機械反而用不上，又分不了，機器就銹在那里，這叫解放生產力嗎？在毛澤東時代以前，農民在農閑之時是沒有多少事的，在北方叫貓冬，在毛澤東時代，在農閑時節搞大規模的水利、農田基本建設，林縣的紅旗渠，堪稱世界奇跡，大寨的改天換地的志氣，引來世界的矚目，生產力真的被束縛了嗎？如果說其受到束縛，也僅僅是GDP被束縛了，那時不重視GDP，農民的大量勞動成果，并沒有計入GDP中。反觀現在，幾千萬的失業人員，幾百萬的失業大學生，連受剝削的機會都被剝奪了，還不是生產力的毀滅么？重復建設，相互壓價，昨天是國企倒閉，今天是民企敗產，昨天是政府打白條，今天是外企卷款而逃，到底是誰在摧殘生產力？到底是誰在束縛生產力？如果農業不搞科技，沒有水利設施，能有多大的發展空間？正是毛澤東時代才給了這種空間。

小崗村有什么好學的？官方媒體在談到小崗村時，總忘不了提及小崗村人那段要飯的光榮歷史，因為只有提及那時的要飯，才能凸顯今天的進步，只有強調78年人均22元，才能凸顯今天的偉大事業。如果是有思考能力的人，這類的灌輸只能反映其對歷史的無知，是對智慧的侮辱。小崗村的窮不能歸咎于集體所有制，首先應當歸咎的是當地干部的落后、自私與懶散，如果不是他們的思想落后，小崗村農民絕不會對生產是如此沒有積極性。小崗村農民的民風也是有問題的，人均土地4畝半，只能從每畝土地中取得5.5元的收入，這是十分可恥的。想想當年的大寨，當年的蘭考，都是憑著改天換地的干勁使家鄉大變，而小崗村不論怎么講都比蘭考、大寨自然條件好，卻寧愿討飯也不愿用勤勞的雙手改變家鄉的面貌，現在官方媒體將他們吃不飽飯的原因不是歸咎于他們的懶惰，而是歸咎于集體制度，顯然是說不過去的。在《小崗村——光環閃耀的日子》我們看到介紹說“改x開x之前，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是全縣出了名的——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花錢靠貸款的“三靠村”，當時號稱“一畝地種下20斤種子，只能收18斤，收的時候不用鐮刀用手拔”。從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間，小崗沒有向國家交過一粒糧食。”，如果照此邏輯，不用吳敬鏈、新聞媒體的抹黑，不僅是中國的城里人，就是中國人也早就餓死了，小崗村還到哪里去討飯呢？作為農民，有足夠的土地，卻乞求別人去養活他們，世界上還有比此更可恥的嗎？而改x開x者的喉舌，不是譴責這種可恥的民風，而是譴責集體制度，是相當可笑的，如果不是有當時的社會制度，誰來救濟他們，誰來為他們貸款？誰來為他們返銷？當時中國的社會積累相當部分來自農業，其他的農民都在為建設國家而奉獻，而他們卻在消耗當時很薄的國家底子，對共和國起著蛀蟲的作用，現在居然成了進行對比的功勞薄了，難怪這些年要流行“太CCTV”的笑話。對比現在的制度試想一下，如果你是窮人，你有貸款的信用嗎？前不久一部《十萬人家》電視片就有韋娟這樣的臺詞，我有錢時，銀行的人追著你的屁股死乞百賴地求你貸款，當你真正遇到困難，真求他們時卻貸不到款。這位曾給過這家銀行好處的韋娟的氣憤之語絕不是個案。在如今的中國，連干了活都拿不到工錢經常拿白條，許多失業工人都拿不到救濟，而從1958年起就沒有向國家交過一粒糧食的小崗村卻還能從國家取得救濟與貸款，說明毛澤東時代是多么慈悲，憑什么還要這么恨之入骨呢？沒有道理呀！

通過官方媒體我才知道，1978年小崗村遭遇了大旱，而剛一分田到戶就下了一場雨。現在靠天吃飯的農民還有很多，照樣有顆粒無收的光景，是不是也可以拿毛澤東時代豐收年份與現在相比來證明現在的退步呢？以這樣的對比來證明改x開x的成就本身就顯得心虛！

大家知道，布票糧票并不是改x當年就取消的，而是經過十多年就取消的，如果大包干這么神奇，應該是當時就能讓中國人吃飽肚子，應當是當時就立竿見影，為何要等十幾年呀？傳統的農業技術存在了幾千年，要提高產量是很難的，沒有毛澤東時代引進的化肥設備，沒有毛澤東時代對農業科技的重視，沒有毛澤東時代對農田水利的大量投入，糧食產量如何能提高？沒有毛澤東時代引進的化纖設備，僅靠農田生產的棉花，如何能同時滿足吃飯穿衣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由于經濟發展與自然條件的不平衡，人民的收入與所得顯得不平均，這是很自然的事，一些地方的百姓吃不飽飯不是制度造成的，一些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一些要從自身上找原因，像小崗村人均4畝多地，卻要長年乞討，能怪制度嗎？要怪制度只能怪他們為什么要讓小崗村成為“三靠村”。在毛澤東時代有不少地方與不少人還是吃得飽的，現在官方媒體一口咬定30年前中國人吃不飽飯只不過是一種以偏概全。如果去訪問那些長年失業的職工，如果去訪問那些半老卻被迫賣淫地婦女，他們所過的日子是不是也能作為現在整個中國的寫照呢？

一個社會是需要組織的，如果個個單干，這個社會就是一盤散沙，就會沉淪，最后不成社會。社會越是發達與發展，越是需要更高度的合作，搞單干本來就是倒行逆施，試想個個單干，工廠如何運作？政府處何存在？社會如何組織？毛澤東時代促使人民思想上進，克服自私自利思想，走集體化、公有化的道路，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國家有凝聚力，執政黨有號召力，道德有示范感召力，所以毛澤東時代道德高水準，政府有威望，共產黨有權威，人民有希望。而改x的始作俑者卻是順應落后的思想意識，大開歷史倒車，搞得社會混亂，思想混亂，道德淪陷，官場腐敗。

小崗村不具有可復制性。毛澤東時代樹的典型，不論是雷鋒、王鐵人、陳永貴，還是大慶、大寨，都具有可學性，可以推廣帶動的進步效應，而小崗村顯然沒有，更多帶有保育、包裝的特點。可是奇怪的是，毛澤東時代樹立的旗幟最后都被拔除了，而小崗村這樣的典型卻被一吹再吹。從中央臺《光環閃耀的日子》與有關小崗村的介紹看，與其說是小崗村創造的奇跡，倒不如說是政治需要涂抹出的奇跡。現在小崗村的黨支部書記沈浩是5年前從省財政廳空投來的，據說大變化也就在這5年，如果在5年前與改x開x前相比又如何呢？沈浩是不是還帶來了一些關系渠道呢，我不得而知，但是中國的國情我是有依據想像的。如果不是改x的典型，沈浩會空投到這里來嗎？顯然不會，中國像小崗村這樣級別的單位據說有90萬個，如果空投這么大的隊伍國家做得到么？小崗村蓋了不少樓房，當事人講其實她們根本用不上，一層樓就夠了，還有村民講，為了拿到這兩萬元的政府支持，一些人借款蓋樓。安徽并非是個富省，鳳陽并非是個富縣，之所以熱情資助，完全是為了胡總書記有個宣示政策的好背景。如果對中國的農民都進行這樣的資助，中國政府拿得起么？即使中國政府拿得起，他們又愿意拿么？中國相當一部分人還住不起房，卻讓中國有房的小崗村村民拆得房屋蓋新樓，到底是誰愛折騰呢！這幾年來，一些企業到小崗村投資，顯然受到了政府的引導與鼓勵，但這種政府背景中國有多少村子可以得到呢？如果這是一種典型，可學之處又在哪里呢？

現在的一些學家與主流媒體一再重復這類的謊言，如果說改x開x不好，有誰愿意回到三十年前過那樣的日子？那時家家有電視嗎，有電話嗎？有電腦嗎？試圖用這類的說辭來掩蓋現在的諸多不是。毛澤東時代就不會前進嗎？毛澤東時代就不能發展嗎？毛澤東時代就注定是永遠停留在那個水平嗎？事實與理論上都從來沒有給他們提供過任何依據。毛澤東時代是苦些累些，但大多數人當時并不感到苦與累，為什么？比過去好，有前途有奔頭，社會積累創造的財富可以由子孫們來享用。正是毛澤東時代的高積累才掙下國家的底子，才有了工業門類基本齊備的制造體系。事實是看得到的，在毛澤東時代，高積累用于搞政績工程了嗎？搞大吃大喝了嗎？將高樓拆了去復古、去一重復地搞城市的穿衣戴帽、燈光工程了嗎？都沒有。毛澤東時代搞的都是實事，官員們必須以身作則，自覺接受群眾的監督，社會的財富都用于建設工廠、鐵路、公路上了。97年我在廣州與一位北京人交談，談到我父親再回北京時的感受，這位北京人講，拆掉一些古跡是沒有辦法的，為了百姓的居住與城市交通，不得不拆除一些古建筑。毛澤東時代的建設是為了百姓，而現在百姓住房并沒有完全解決的情況下，將百姓遷移占用國家資源去建一些沒有任何價值的仿古工程，兩個制度，一個是為人，一個是為錢，到底誰的境界高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是毛澤東的時代，出不了所謂的富翁，不會蓋豪華辦公樓，決不會讓官員作威作福、花天酒地。決不會搞得幾千萬人失業下崗，生活維艱；決不會讓百姓看著官員、資本家的臉色，去乞求恩準、去乞求飯碗；決不會將國家搞成外國人的加工廠，為子孫留下環境債，大部份人一生下來就是給資本家當伙計的命。如果在毛澤東時代，科技一定比現在進步，不會象現在多個領域被印度所超越；如果是在毛澤東時代，道德決不會如此淪喪，中國的官員決不會如此沒有志氣，讓中國人的形象在國外如此沒有信用。前不久我看了一個電視節目，說上世紀四十年代全世界只有5臺電腦，如果將時間再往前推，那時是沒有這些玩藝的，是不是更應當與那時相比更顯然心安理得、更顯得改x開x的偉大成功呢？衡量一個社會的好壞，離不開對分配制度的衡量，分配制度決定了社會與人們思想機制，決定社會的公平公正，決定人心的正義情感，決定一個國家的真正實力。前不久看了電視連續劇1895，小小的日本竟能打敗中國，決不是偶然，他們是君民一心，王后的首飾都捐了購買軍艦，一心為了壓倒中國，而中國這邊慈禧太后卻是在關心建她的園子，她的壽誕，她的權力，大臣們勾心斗角，互相算計，互相拆臺，這樣的官場，這樣的世道，中國不敗才真的是怪。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哪個腐敗的王朝不是敗在鶯歌燕舞中？哪個衰敗沒落的政權不是坍塌在對人民的漠視與欺壓之中。如今買辦的媒體、太監文人不是用真誠的眼光借鑒歷史，而是鼓噪如簧的喉舌去欺騙人民，相信覺醒了的大多數中國人是不會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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