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土改”的農民視角　　

----以貴州地區貧困農村為例　　

吉家欽　　

（一）　　

關于土地制度的政策性調整，黨的十七大三中全會釋放出的明確的政策信號　　

是：保持原有土地經營制度不變，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從中央的這些決議上看，我國的土地政策在將很長一段時間里維持現有格局，但對已經存在的的土地流轉模式表示進一步認定，并在某種程度上鼓勵推廣和發展?！　?/p>

長期以來，理論界和輿論界對基于土地流轉的農地地制度的調整持肯定或者懷疑觀點，其核心都涉及土地私有化問題。在其過程中正反雙方都以農民利益說事，但更多的時候我們看到，農民利益在各方尖銳的博弈中更象是一個為彼此增加贏率的籌碼。如果我們缺乏對我國廣大農村現實的深刻理解，同時對于底層民眾的悲苦只是停留在同情的表象里，而缺乏感同身受的認識，那么，任何對有關土地制度的政策調整的過度解讀和爭論都將失去原有的意義?！　?/p>

同時我們發現，在這一輪的農地新政的輿論里農民集體失聲。我們的調查報告說明，絕大部分的農民普遍對農地政策的調整方向和內容不知情，遑論有發聲和參與的機會。農民主體性的缺失，說明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缺乏對中國農村的把握和民意的尊重，同時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彰示了一些專家學者甚至是某些媒體“農民利益為先”論調的虛偽。那么，土地新政導向、輿論鼓吹的風向以及已經推入實踐的土改模式將把中國八億農民引向何方？我們無妨聽一聽農民對這輪關系到他們生存和發展的土地政策的一些看法，也許從中我們會有所補益。　　

                                           （二）　　

貴州鄉村善治研究中心是一家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從事農村社區發展工作的　　

社團。本機構分別在2007年9月份、12月份和2008年8月份、10月份對貴州地區的不同類型的十幾個村莊就現行土地制度在社會變遷的進程中對農民和農村的影響做過一些專門調查，需要申明的是，我們的調查過程和內容是公正和客觀的，在調查的過程中并沒有地方政府相關人員的參與，同時調研點的很多村莊都是我們機構的長期合作伙伴。以下是我們的一些調查結果和相關分析?！　?/p>

1、關于國家涉農政策以及土地制度或者土地制度調整　　

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90%的農民都給于國家的涉農政策很高的評價，“中　　

央的政策是好的，我們有地可種，同時又不用交租，而且很自由，想種啥就種啥，不想種地就出去打工?！薄@是農民最普遍的表述，但同時至少70%以上的農民都對地方政府和村干部提出批評，說他們是中央政策落實不下來的主要障礙，至少有一半的農民認為村干部辦事不得力，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認為，“上面來的錢都被他們吞了”。對于現行的農地制度，大部分的農戶都知道土地是集體的，他們只有經營權，而且農民普遍對國家的農地政策沒有太多異議，他們相信中央政府會長久保證農民有地可種，因為目前如果農民沒地可種的話將會出大亂子的。但大部分的家庭認為“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不公平，至少一半以上的農戶希望國家應該定期進行土地調整，至少承包期長短都沒有關系?！　?/p>

我們的分析：　　

1）國家涉農政策的調整。取消農業稅，并對農業生產進行直補，標志著我國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歷史拐點。在這幾年的時間里，農業和農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農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時，中央政府的執政形象在農民心中得到扭轉并進一步放大，特別是這兩年來，“關心民生”成為中央政府的一項主要工作內容和方向，因此其執政公信力備受稱贊和推崇。但具體到執行層面，一直以來，地方政府總是成為民眾抨擊和批評的焦點，其中原因當然和我國傳統的官僚習俗有關，但最主要一個原因是，長期以來縣鄉村三級基層政府被民間視為利益共同體，特別是有些地方政府官員甚至官商勾結或者黑箱操作非法侵占農村集體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侵犯農民權益；而在中央涉農政策調整之后，低保以及涉農資源進村在分配上又存在缺乏公平和透明的現象，因此，涉農政策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對干群關系的緊張現狀有所緩沖，但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改善?！　?/p>

2）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對于土地制度的調整，80%留守農村的農民的底線是：只要對國家、對農村的發展有幫助，怎么變都可以，但是一個前提是一定要保證農民有地可種。在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并沒有覆蓋到廣大農村地區，同時城市就業機會和待遇也無法滿足廣大農民需求，在這種情況下討論的農民失地問題（也就是有地可種的問題），其實就是在討論農民的農業生產的時間和效益問題，對廣大農民群眾來說，目前的現實是怎么養活和養好一家子，所以土地的使用權或者所有權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概念的東西，并非第一需求。比如有農民就曾經和我們提到，我家只有2畝地，但土地被硬性承包出去了，每年只收入租金千把塊錢，怎么養家糊口？我四十多了，又出不去打工，人又閑不下來，現在怎么辦？在這個角度看，所有的這些學術性和概念性的東西對農民來說有用嗎？沒人否認，農民權益的制度性保證的重要性，但農民的思考是基于現實出發的，我們是否也有必要基于現實換位思考一下，我們政策和制度的調整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農民的現實生產生活造成怎樣的影響?！　?/p>

3）另外一方面，農民的有限理性體現在要求集體資源在分配上一定要公平，所以他們有土地面積調整的訴求。有些學者認為，土地經常性調整不利于資本下鄉，同時也浪費國家的大量財力物力。但在農民的角度，生存才是他們的第一選擇，家庭人口增多了，有限的土地如何養活一家人，這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在我們的調查結果里，一般80后出生的農村人口都沒有分到土地；這個群體考上大學的比例不到五十分之一；目前他們其中的90%都進城打工。--對于這個問題大部分的農村家長都表示出某種擔心：賺不賺到錢沒有關系，千萬別學壞。他們的城市生活甚至生存有問題嗎，我們都不知道，但至少我們知道，國家的制度并沒有對這個人數規模龐大的特殊群體有過特別的關注。生存是人類最底線的起碼權利，為了方便資本下鄉，我們就有權利剝奪別人生存的機會嗎？　　

至于承包期的長短，農民并不是很在乎，自從中央實施了一系列的惠農政策以后，農民對國家政府產生了高度的信任感，他們相信政府肯定能保證農民有地可種。由此可見，只要政府真正關心民生，其執政的公信力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2、關于外出打工和農民進城　　

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表明，貴州地區農村的外出務工占總人數的30%至　　

40%，基本上四十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都逃離農村。同時外出打工的收入至少占農民家庭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農村家里房子修得好的都是有人在外打工的家庭，80%以上的農村家庭收入和支出基本持平，沒有什么積余。在打工人口中，大部分成家的年輕人都本分的工作，努力賺錢；但沒有成家的年輕人普遍沒有責任感，賺多少花多少，基本上沒有寄錢回家。貴州地區的農民工流動性比較大，大部分打的都是臨時工，農忙或者沒有在城市沒有工作時，成家的一般都有選擇性地回家，而大部分沒有成家的則一直漂在城市，直到生活不下去為止?！　?/p>

在這里，我們提出的兩個問題是：1、比較一下農業生產和在外打工的收益；2、如果政府鼓勵以土地（或者宅基地）換城鎮戶口和住房，但不保障你有穩定的工作，你將作何選擇？對于第一個問題，基本上90%的人都回答打工賺得多，最主要的是可以拿到現金，但城市開銷也大，工作比較辛苦；在農村務農雖然賺得少，但比較自由，又可以照顧到家里，如果能干點，再和別人租點地種，收入和打工也差不多，同時大部分的農民都擔心農業風險，其中包括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對于第二個問題，80%以上的農民都表示愿意以土地換城鎮戶口和住房保障，但他們大部分人都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要有穩定的收入，否則連生活都無法保證了，“還住那么好的房子干嘛？要說居住條件，農村比城里空氣好多了”。　　

我們的分析：　　

1）比較外出打工和在家務農的收益顯然沒有多大的意義，最主要的是，目前我國的農村土地確實起到穩定器和儲水池的作用，并通過這種作用構建起農民往返城鄉的自由通道，不但為中國八億農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也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廉價勞動力，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沖社會治安的緊張局面。有些學者否認農地的保障功能，并引經據典加以論證。我們不知道農地的保障功能是否與生俱來，但至少我們明白經過歷史的演變，我國自改革開放以后的農地在農村的現實中確實起到一種社會保障的作用。在和農民的交流之中，我們發現農民對土地表現出一種無奈和依賴，他們一再強調“有地可種”“和生活保障”是這種無奈和依賴的具體體現，一方面，土地的產出已經不能滿足他們對生活的預期，因此他們對土地（農業生產）產生失望甚至是怨恨的情緒，另外一方面，離開土地后他們將面臨未知的命運，比如很現實的生活和生存問題，因此土地在他們眼里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現階段，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農民謀求生計的途徑增多，農地的這種可依賴和基本保障功能正在慢慢弱化，但目前看來，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在我國農村將維持很長一段時間，同時，中國農民特別是上年紀的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是歷史長久沉淀的結果，因此他們對土地的心理依賴和那份眷戀也許將永遠不會消失。　　

2）在這里我們比較感興趣的問題是，第一，大部分的農民都認為在外打工的收入比在家務農的多，但他們普遍表示如果算細帳的話，農業生產收入將占家庭總收入的將近一半。我們試著設想一下，如果今后土地集中起來搞規模經營，將導致大量的農民進城，這表明這部分農民將失去一半的收入，而問題的關鍵是家庭原來的另外一半打工收入基本上是家庭里主要勞動力常年打工辛苦賺來的血汗錢，失去農業生產的支撐后，按目前農民工的就業和待遇條件看，大部分人是無法賺回這一半的。何況如果是舉家進城的話，其家庭開銷必然顯性化和貨幣化（在農村很多開銷都不用花錢），其家庭支出必將成倍上漲，這樣一算，農民進城勢必導致更加貧困和邊緣化。第二，農民進城后將面臨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這里我們以宅基地換城鎮戶口和住房保障的土地流轉模式為例子來說明一下，這其實是農民以土地使用權換取城市準入證，這也許是輿論非常推崇的一個新模式。首先，原來的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而熟人社會里人們的行為舉止的規范是由“軟約束”框定的，進入城市之后，農村原有社會結構被打破，同時農民（也就是準入市民）的社會資源也將面臨重新建立，試想一下，如果他們生活沒有著落，他們將飄去何方，社會穩定又憑何保證？其次，農民的住所及其使用面積一般要比城市居民的大很多，因為那里既是住所也是“工作間”，因此另外一個現實問題是，他們住進被安排的新居后，如果他們還要從事農業生產（現實中農民全部失地是一個過程），他們的農具擱在哪里？家禽和家畜養在哪里？生產資料和收獲的農產品又要保存在哪里？再者，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意味著他們在進入城市前逐漸失去農業生產條件，，除了土地被集中使用之外，畜養和禽養業將進一步被資本和養殖能手（專業戶）所控制和壟斷，農民又失去另外的一種經濟收入途徑，他們的現實生活將進一步惡化?！　?/p>

城鄉一體化，是社會文明和社會進步的要求，但農民融入城市生活是需要一個適應過程的。在日本，政府在法律上給進城農民規定一個適應過度期，并在過渡期內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其主要原因就在這里。但目前我國這種人為的，特別是政策和資本導向的農民進城模式，是把毫無準備的農民推進城里，表面上看似乎是穿越城鄉藩籬的破題之舉，其實是把農民的退路斷掉，再來個優勝劣汰。同時，在城市化和經濟穩定發展的角度，這也有硬著陸之嫌。　　

3、關于土地流轉和資本下鄉　　

在調查過程中，如果我們和農民提起“土地流轉”一詞，大部分的農民都不　　

知道所指何物，但一提起出租、承包、轉讓等，農民又如數家珍，可見在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玩兒。在貴州的絕大部分地區，因出外打工人口比較多，同時經濟又較為落后，所以土地流轉的主要形式是出租。在我們的調查報告顯示，貴州的土地流轉比例為30%至40%之間，主要是以出租為主，出租方和承租方一般是親戚或者朋友關系，據反映，主要原因是親戚朋友有事好商量，不會鬧出啥問題來，比較保險，一般沒有合同約定，租金隨各地經濟狀況而定，比如有些地方是200挑谷子（每畝），有些地方是收獲物的四六開（出租方四）；一般來說，農民互租土地的面積都不是很大，也就三、五畝，多的十幾畝，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不夠以及農業風險的影響，同時在和農民的交流中，我們也發現了政府農技服務職能嚴重缺位的問題?！　?/p>

遵義附近的城郊農村，也少數種植能手或者老板進村承包土地，主要是種植蔬菜和煙葉，在某些縣，比如遵義地區的湄潭和鳳崗等地，當地政府在幾年前推行過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是引進資本、鼓勵種植能手種植茶葉，期間也發生了大規模的農地流轉現象。　　

    就土地流轉和資本下鄉，我們和農民重點交流以下兩個問題：1、如果國家允許土地自由買賣，你們會不會賣土地，為什么？2、如果有老板進村承包土地，你們愿不愿意和他們合作，如果合作，你們的前提是什么？對于第一個問題，90%以上的農民都表示不會賣土地，用他們的話說是“販賣小孩的那些人才會賣土地”　　

，原因如下：第一，農村的土地目前不是很值錢，賣不起好價格；第二，賣了土地以后，生活怎么辦？；第三，土地是共產黨“打下來 ”分給我們的，怎么能賣呢。對于第二個問題，至少80%以上的農民都表示歡迎有人進村投資，他們愿意和資本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地租是要合理；合同要三、五年一簽；承包期不能過長，怕土地回流不來?！　?/p>

    在我們和村干部的交流過程中，大部分的村干部都表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后，農戶分散孤立了，人也變得叼鉆起來，外來人很難和他們打交道。如果有老板進村和他們承包土地，要一家一戶做農民工作，然后分別簽訂合同難度很大，但如果村干部或者鄉里有人過來協助工作，又給人一種強制老百姓出讓土地的感覺?！　?/p>

 我們的分析：　　

1）如果實行土地私有制，農民會不會賣土地？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來看，　　

除非生活或者其他方面出現急需用錢的情況，留守在農村的那部分農民是不會賣土地的，但這不等于不會出現土地兼并的現象。首先，我們的調查人群為留守農村的四十歲以上的農民，從觀念上說，這部分的農村群體對土地的感情很深，同時如果失去了土地，這部分人進城后將很難找到工作，所以生存才是他們第一選項。但在我們的另外一份針對進城務工的農村青壯年人群的調查中，大部分的農村有地人口都表示會把土地賣出去，然后進城“拼一下”，這部分人發展的欲望非常強烈。目前這部分青壯年群體占農村人口的至少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而在未來的幾年這部分都將成為家庭的主體，如果他們當家作主了，不會賣土地才怪呢？其次，總體上說，目前我國的大部分農村經濟水平都很低下，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農村家庭的收入和支出目前基本持平，沒有多余的余錢和存款，這也是目前制約農民賣地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農村生計可持續改善的趨勢，特別是進城務工和兼業就會慢慢在增多，未來幾年農村的經濟水平將有一個大的飛躍，這將為農民賣地提供一個比較好的經濟基礎。再者，有專家預測，在未來十年將出現一個農地高度集中的現象，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或者某些官員的不作為和亂作為，甚至出現官商勾結，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現象。有的學者以此為借口，鼓吹“以私權對抗強權”，問題的關鍵在于土地進入市場流通環節之后，為官商結合提供了一個更為巨大的變相合理和可操作空間，如果缺乏有關機制的約束，弱勢的農民如何在一場沒有游戲規則的輕、重量級的比賽中贏得最后的勝利？由此可見，目前我國的農地制度雖然弊端百出，但國家權力或者官商強權屢犯農民土地權益現象的發生，主要原因在于國家政策的執行機制和監督機制嚴重缺失所致，其核心問題和政治體制或者鄉鎮體制的改革有關，這也是目前我國很多地方干群關系緊張的根源所在。　　

   2）資本會不會下鄉，資本下鄉將給農民和農村帶來什么結果？有部分學者在解讀中央十七大三中全會有關土地政策的決議后認為，土地流轉的對象是農村集體內的個人和合作組織，而非城市工商資本，因此本輪農村政策和土地政策的調整不會引發資本下鄉。我們國家的行政體制的弊端是中央政策的落實和地方政府的執行嚴重脫節，何況中央也沒有對資本下鄉做過多的政策性限制，口子既然撕開了，地方政府和資本就有把它拱大的本事。一直以來，特別是這五年以來，在我國很多地方都已經出現資本大量進村的事實，同時也出現了大量的由地方政府主導的“資本導入農地”的實踐模式了。同時，目前我國國內出現資本流動性過剩的現象，有專家預測，農地將會成為未來十年的主要投資熱點，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美國高盛在湖南圈地養豬的事情，連高盛都養豬了，還編出資本不會下鄉這樣的彌天大謊，真是掩耳盜鈴。　　

    資本下鄉沒有關系，問題的關鍵是資本下鄉將帶來什么？的確，資本下鄉可以盤活地方經濟，同是也可以帶給農民一些實惠，但如果從農民的角度考慮，資本下鄉弊大于利。第一，資本下鄉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增收難的問題。有人按貴州地區的經濟水平算了一筆帳，如果以一百畝的土地面積算，經營者一年付給農民的費用為：租金5萬元（每畝每年500元），人工10萬，其他費用不超過2萬元，總計農民從中獲利為17萬元（管理人員一般不會請當地人），如果農民自己種的話，按貴州遵義地區的平均畝年凈產值可以達到2500元，則100畝的年凈產值為25萬元。當然農民把土地租出去后還可以出外打工，但目前在中國農村的現狀是地也種，工照打，所以在這塊上出入不大。第二，為了提高單位產量，經營者一般都會使用高效的、帶有劇毒成分的化肥和農藥，毀滅性地使用土地，這樣的結果是農地被過度開發或者過度污染，最終將失去使用用途，同時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惡化。在現實中，這樣的例子多不勝舉，雖然我國也實行了農產品市場準入制度，但在大部分地區還是流于形式，同時目前這層窗戶紙還沒人捅破，如果一旦破了，我相信其影響力將不亞于前段時間的“三鹿事件”。第三，土地回流難，合同一簽并生效后，農地將很難返回農戶手里，在遵義鳳崗地區，政府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農民的土地資金每畝在80至100元之間，但合同一般長達10年至15年，我們可以預見的是15年內土地不可能回到農民手里，甚至15年后還很難說。有人說農民把地租出去后還可以替經營者打工，這樣一算還是挺合算的，問題的關鍵是規模經營講究的是節省成本，算算如果種植100畝地需要幾個人工？同時用工也講究時段性，也就是播、收季節，農民從中是沒有什么賺頭的。第四，經營者（特別是資本）不會也不可能和農民共擔風險。如果虧本或者經營過程出現問題，一般的情況都是經營者溜之大吉，留一個爛攤子給地方政府和農民。據地方官員反映，其實逃租還算好的，農民虧也就虧一定的租金；如果是在經營過程中農地非農化使用，特別是出現土地不能復耕的情況，那農民可就虧大了。當然，在現實中，很多資本的逃離，也和農民有很大關聯，這里就不做討論?！　?/p>

以上種種，在我國的廣大農村屢見不鮮，農民深受其害。還有一些極端的例子是，資本下鄉的用意并非利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比如利用地方政府的信任騙取貸款，或者農地非農化變相經營等等?！　?/p>

3）另外做的一些附加分析。有農民和我們算過一筆賬，就是資本下鄉進行農業生產經營和農民自己種植的成本計算和比較，承包經營的成本包括土地承包費、生產資料費、人工費、運費、損耗費，甚至還有招待費；而農民的生產成本只有生產資料費、少量運費和損耗費，其中生產資料中大部分的農民都自留種子，而且損耗物可以做養殖原料等自用用途。即使規模生產會大大降低單位成本，但和農民自種相比，單位成本也會高出很多，所以他就問，農民既然都很難從農業生產中賺到錢，而單位生產成本更高的資本是怎樣賺到的？其實，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上面提到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那種情況，以農業之名賺另外的錢；另外一種情況是，除了科學種植之外（當然也包括使用高效，含有劇毒成分的生產資料），最重要一點是地方政府的支持，比如修路、修水渠、甚至還有提供另外的地方性補貼等等。　　

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目的就是要為農民提供相關的服務，比如農技推廣、科學培訓、公共品提供等等，但一直以來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地方政府的服務職能都存在嚴重缺失的現象，這也是我國農業生產水平和生產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地方政府也給農民提供和資本待遇一樣的鞍前馬后的服務的話，我想，農民對農業生產的激情將會有很大的改觀?！　?/p>

三農問題的解決，土地政策的改革也許是一個突破口，但在農民的視角，生存和穩定永遠是他們的第一選項 ，而發展必須退居其次，如果我們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前提的，那這樣的發展僅僅只是為資本服務的借口而已，因為它已經遠遠偏離發展的本身意義和初衷?！　?/p>

                                          （三）　　

有次有朋友去江浙一帶考察蔬菜市場，他回來后對當地農民的種植水平、市場能力和談判能力贊不絕口，同時他還認為，和大公司相比，農民蔬菜經營者更加靈活，因此在商業博弈中不處下風。這和社會上的某些言論有些沖突，比如，有些學者和地方官員總是說農民素質低，所以得“硬來，硬推”,否則農村發展不起來，但沿海一帶經濟發達地區的部分農村的崛起推翻了他們的論斷。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其必由之路，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化和市場化的進程必將逐漸地、有規律地覆蓋到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只有這樣，城鄉一體化的戰略目標才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軟著陸。　　

但主要的問題是，我國大部分的農村還缺乏沿海一帶經濟發達地區農村所具備的發展條件，因此在生存中謀求發展，應該是我們對農村和農民得出準確判斷后的正確選擇，同時農村的發展應該以農村現實為基礎，以農民為主體。有些學者認為，如果無法通過盤活土地獲得資金，那農村的發展勢必步履維艱，我們的認識是，打土地的主意還不如先解決農村金融問題，推行“公司+農戶”的模式不如發展真正屬于農民自己的經濟組織。雖說三農問題是長期制度安排的結果，同時也需要政府在制度層面上的調整和改變去謀求所突破，但如果我們的解決途徑離開了農村現實，并忽視農民的主體性，那么我們得到的最終結果也僅僅只是改變，而不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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