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近期公布的歷史性決定，破天荒地允許農民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天南地北的都市精英和媒介領袖們紛紛彈冠相慶，將之視為解放農村的重要舉措。但對一貫堅持以集體行為提高農耕效率的農民馬宜場來說，憂慮才是最自然的第一反應。　　

《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公布的次日（2008年10月20日）清晨，《中國日報》記者在村外田間向才從河北送貨回家的老馬轉述了土地新政的要點。這個山東漢子沉思片刻，就皺起了眉頭，本就刀削一般的臉上轉瞬又多了幾分溝壑。　　

“咱農民的土地本來就不值錢。來幾只猛虎，就能把我們這些小動物都給吃掉了，”他對記者說。“我是喜憂參半，就怕走偏。”　　

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老馬，并不是這個山東西南部普通村落里對《決定》的基層落實提出質疑的人。但對農民長久以來安身立命、福禍所依的土地，這位皮膚黝黑的姜莊合作社理事長的憂慮和關注，或許比很多旁人都更加強烈和深切。　　

“中央政策的出發點應該是服務弱勢群體，而不是讓富的更富，”他說。　　

一個中國農村的光明與曲折　　

《決定》指出，國家將“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層層落實責任，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　　

但在這個梁山縣南，微山湖西的貧瘠村落，居民們有最充分的理由對天子腳下政策制定者們的堅定態度持謹慎的保留意見。種地的人已經很少了。那些還在堅持耕種的人們，對新土地政策的可能受惠者（亦即其土地承包權的潛在所有者）相當警惕。最重要的是，農民們擔心新政將最終允許土地的自由買賣，而在他們眼里，這將使封建地主階級變本加厲地卷土重來。　　

　誰來種地？　　

跟很多其它的中國農村一樣，生于姜莊，適齡工作的男男女女，基本都在此城彼市，盡力融入大小都市繁榮昌盛的服務行業。其結果是，在這個約300戶、1350名登記人口的村子里， 12歲-40歲之間的住戶近乎絕跡。　　

這里土地生產的主力軍，是村內的其余留守人口，尤其是婦女和中老年男子。而這些非壯勞力日復一日的耕作，使早已落后的傳統農作方式更加低效。　　

平均算來，當地村民每年每畝地的農耕收入是七八百元。但人工與種子費用無算，一畝地的全年化肥花銷達三百元左右，農藥也差不多要一百元。按村民馬培成的話來講就是，人均每畝一百元/年的國家補貼“很好，但太不夠了”。　　

即便在田地產量高的情況下，效益也是低的，因為品種混雜。這片綿延數千畝的平原土地，分別屬于幾個相連行政村的上萬農民。大多數村民只有非常少的耕地，自顧自家，各種各花。三十年前開始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他們的生產力，但到了農民口中“種一年地，不如扛一個月石頭掙錢多”的“經濟時代”，過于隨意的散戶農業種植似乎已不再是明智之選。　　

“我們農民就算是聯合起來，也只不過是一個大的弱勢群體，”老馬說。“被它（猛虎）分散著吃……”　　

農業機械也幫不上什么忙。“不能迷信機械作業。這里人均地很少。我家就兩畝地，大型機械用不上，小型的（農機具）又沒有，還是得人工，”村里一位姓姜的老人說。　　

“我們是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他說。　　

誰來管地？　　

對正在席卷全球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姜莊人幾乎一無所知。鄉紳干部們偶爾會興趣濃厚地向外人問起此間故事的來龍去脈，但僅止于此。在這里，土地是唯一真正的共同關注。其重要性從魚臺縣計生辦四處張貼的標語中可見一斑：“多生一個孩，地從誰家出？”　　

姜莊耕地極度緊缺。平均每名村民只有約九分洼地。這不到一畝的洼地，就是普通姜莊農民一生中最重要的社會保障。　　

但當土地流轉成為一種自由選擇的時候，他們擔憂監管和集體行為的缺失，會把姜莊帶回十多年前一二強人一言九鼎，隨意處置全村集體用地的老路上。　　

正是為了追回五百畝被時任村支部書記賣與私家的集體用地，老馬帶領鄉親們進行了十余年的抗爭，姜莊也由此得名“上訪村”。該支書最終被罷免。但時至今日，那五百畝地的從屬關系仍未理清。　　

不止如此，被村民們罷免了的村支書竟在離任之后，轉而赴鎮里就職。在老馬最后一次嘗試上訪前，這位在地方呼風喚雨的人物警告他說：“你就是告到天邊，到頭來還得是我處理。”　　

誰來賣地?誰來買地？　　

老馬從沒想過把自己手頭的五畝地賣掉。他在姜莊的同齡人、同鄉和同志們也大多沒有賣地的打算。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農戶們各自負債累累，遲早有被迫賣地的一天。　　

“要是沒有合作社，土地（政策）一開放，很多農民就得賣地還債。這就造成新的地主和雇農了，”老馬說。　　

“中國不缺有錢人。土地一開放，不都得被他們買了？他們成了大地主，其他人都是佃農，按現在這樣風調雨順的年份還有吃的，不然就要動亂了……要是按這么著搞，原來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什么啊？”　　

從村頭到村尾，老馬們的情緒都很激動。但他們的后代，城市里的新一代農民工們，可能并不贊成其父輩的觀點。老馬和合作社副理事長周東安都說，年輕人土地意識淡薄，不會回村里發展，畢竟城里掙錢容易。　　

而當這些靠天吃飯，靠地過活的莊稼漢們逝去時，賣地對他們那些早就熟稔了都市生活的子孫來說，可能已不僅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然。而那個時候，誰還會去種地呢？　　

周東安的孩子都在城里打工。老馬二十三歲的兒子在上海打工，一年回一次家。他二十一歲的女兒沒打工，而是去了河北的晏陽初鄉村建設中心學習，期望汲取學術院校的營養，為農村發展探索別的出路。　　

　合作社的試驗　　

在窮盡了所有努力之后，村民們想起了合作社。按馬培成的話來說就是：“不建立合作社，上邊的撥款就被一層一層地扒完了。我們就這么點地，可受不起這個。”　　

　馬培成家里地只有一畝，人只有一個，自己吃飽，全家不餓。但吃飽容易致富難。多年在社會底層忍受盤剝與孤立的切實經驗，讓這個五十二歲的單身殘疾農漢自然地產生了對農村合作組織的向往之情。　　

　　“假（農）藥、假化肥還是經常賣給散戶村民。但因為統購統銷，這些東西是不敢賣給合作社的，”他說。　　

　　以老馬為首的一些村民也有此意。但在嘗試之先，他們想到應從各大高校尋求一定的理論支持與幫助。2004年4月，馬宜場成為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首期培訓班的正式學員。　　

　“找到晏陽初學院，這才找到路，”他感慨道。　　

　　在學院及北京、濟南等地共二十名支農大學生的幫助下，姜莊合作社于2004年6月30日宣告成立。老馬被推選為理事長，而馬培成成為社保管員。合作社的入股費用是兩百元，每年會費為三十元。　　

　經過宣傳與鼓勵，姜莊人普遍支持合作化道路。合作社成立不久，即有一百戶農民入社。“零五、零六年那時候最好，人心最齊，一輛小車，一招呼人就來七八個，說上哪就上哪，”馬培成說。　　

　統購統銷使得社員化肥購價明顯下降，大米賣價顯著攀升。大家人心齊，能把泰山移。在當時看來，合作社的前景一片光明。　　

　　路啊路，充滿紅罌粟　　

然而不久，時運飛轉。《農村專業合作社法》直到2007年才正式頒布實施。在2004年的姜莊，合作社只能以專業協會的形式存在。社員們經討論決定，以其時財路正旺的養殖業為切入點，開展合作經營。姜莊養殖協會，一個直到今年三月才被姜莊生態谷物種植專業合作社代替的農民合作組織，由此誕生。　　

合作社統一飼養、銷售起了豬、兔、鴨，并在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和北京梁漱溟鄉村文化發展中心的支持下，為全體村民以姜莊新農村建設學校的形式，開辦了每周一次的免費農校課程。作為一個集體，合作社社員與村委、企業各方的談判力量大大增強。但是很快，優勢之源變成了問題之本。　　

　“成立了合作社，村委當然不愿意，因為（有了合作社后）他們（就）撈不到一點結留了，”馬培成說。而根據老馬的觀察，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干部都反對自發的農民合作社，因為這樣一來，“你還要不要村委會了？”　　

　村民們很快發現，合作社既缺啟動資金，又無政策扶持，更面臨著行政干擾和市場起伏的雙重風險。“這就像冬天在溫室種菜，是要有保護膜的。不然怎么養？必須要有一定的環境。沒有政策沒有錢，能有啥？給點水，我們就渴不死，就能茁壯成長。但要這點水，難啊，”老馬說。　　

　“水多得能把別人都淹死，但（就是不給我們）。　　

　“上面是有政策，但在我們這樣的基層，真正得到利益的（人），很多都經過了各種關系和交易。我們這不行，太透明了……做好事比做壞事難。”　　

　孤立無援的合作社只能依靠市場，但市場卻陷入了谷底。2006年，豬飼漲到三塊錢一斤，而豬肉則跌至兩塊五左右一斤。合作社的每位豬農都拿了兩千塊錢參與統一養殖。在這些投入打了水漂之后，村民對合作社的信心隨之動搖。　　

“現在又回到解放前了，自個種自個的地，人心渙散。今年，社員連會費都不交了，行情也從來沒有這么差過，”馬培成說。“現在一袋苗穗的零售價，從七八月份的一百三十元掉到了九十三元。”　　

　十幾所全國各地高校的學生都曾到姜莊進行支農調研。但姜莊人最急需的財政和政策支持，是他們無法提供的。今年五一期間，最后一批支農學生也從姜莊撤走了。　　

　“現在經常有別人問我，咱們到底還能堅持多久，就像當初林彪問毛澤東‘紅旗還能打多久’一樣，”老馬說。　　

　“我告訴他們，我們走到這一步不容易。現在都說農民合作組織，其實又是一窩蜂的，翻牌的有那么多。我們不一樣，是實打實地走到這一步的。我們現在做得很不夠。但坎坎坷坷這幾年，一切都在于堅持。”　　

　“道路是正確的，但不好走，”姜老頭說。“看著光明，就是走不上去。”　　

　 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全國現有農村專業合作社近六萬個，其中不少都和姜莊合作社一樣，進入了瓶頸階段。在習慣了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不見兔子不撒鷹的人越來越多。有錢的農民不愿入社，沒錢的則希望立即得到回報。合作社員平均年齡超過四十歲，而且在新生一代繼續進城，留守村民繼續耕種的背景下，還在不斷變大。　　

但只要能得到一些支持，社員們堅信合作化就會成功。　　

老馬強調，國家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減少一部分農民，并允許土地連片種植。　　

“這樣才便于管理。畢竟每家都只有那么點地，丟了可惜，留著又沒用。如果能幾十幾百畝地，都集合起來，大家共同研究種什么，怎么打品牌，建立一套獎懲制度，再有政府的資金支持……而且地多了，能連成片，就能買大型收割機了，可以大大提高耕作效率，”他說。　　

　“外出打工農民的地既可以資源入股，也可以租賃，但不能買賣給有錢人。”　　

　集中土地，風險的確很大：社員不同意某個品牌怎么辦？虧損了怎么辦？打品牌需要時間，大家等得起嗎？如果擴大規模，必須雇傭工人。工人動不動就催工錢怎么辦？他們等得起嗎？　　

　但老馬識途。他說在土地問題上，合作社是條光明大道。他說火一樣的熱情，能夠融化冰川。他說他不會搞成龍頭企業那樣的玩意，自己富起來了，不僅不帶動別人致富，還掌握了大部分國家資源。他說姜莊合作社甘愿做試驗品，墊腳石。他說自己去暗訪了南街村，發現人家都能搞得不錯，情況雖然不同，但“我們怎么就不行？”　　

　請關注下一期關于十七屆三中全會土地新政的農民調查：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