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系列之一：窘迫的現實，可悲的結局

——評小崗村12位老農民獲得“養老補助”　　

據新華社　11月9日　電，“（2005年11月）9日，由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公司安徽分公司提供，安徽省鳳陽縣12位曾在大包干協議上按下手印的農民獲得了每人每年1200元的‘養老補助’。”該則電訊稱：該省農委主要負責人向新聞媒體介紹說，“1978年11月，小崗村18戶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在大包干協議上按下了手印，拉開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如今這些老人已經陸續過世6位，在世最年輕的也近60歲。為了讓這些曾經在歷史上留下‘一筆’的農民們頤養晚年，在多方協調下，安徽太平洋保險公司為這12位農民捐贈了這筆‘養老補助’。根據協議，補助將持續發放到這些歷史的見證人離世為止。”　　

說實在話，在實行分田到戶20多年后的今天，讀到這樣一則新聞，聯系到這些年來我國農村改革的實際過程和當前中國農村的現狀，不能不使人百感交集。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筆‘捐贈’呢？難道紅極一時、紅遍全國、甚至于享譽全世界的中國農村改革帶頭村的帶頭人們還在乎這點兒小錢不成？”每人每年1200元，它不夠黨政機關干部公款吃喝一頓，更不夠當今　富豪的　夫人、小姐們買一瓶進口香水，也只夠貪官污吏和富人在高檔賓館里嫖一次“小姐”。可是，實際上這筆錢對于這12位老農民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至少，他們從此可以不再為他們個人的吃食發愁了，倚此他們可以“頤養晚年”了。　　

至于小崗村的這些老農民在乎這筆錢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雖然曾經紅得發紫，卻至今并不富裕。不僅不富裕，而且據媒體報導，小崗村現在是“窮得不能再窮了”。關于這一點，以下的文字可以作證：　　

“25年后油菜花開的時節，記者走進了這個傳奇色彩的小村。走在村里惟一的水泥大街上，記者遇見了正在掃街的嚴俊昌，他就是當年大包干的帶頭人之一。見到記者，他感慨道：‘我們是一步越過溫飽線，25年未進富裕門！’……在他的帶領下，記者找到了當年大包干另一個帶頭人嚴宏昌的家。見到記者，曾經擔任村長，現在鎮里擔任經委主任的嚴宏昌說話顯得格外謹慎。據他介紹，‘小崗村現在年人均收入還不足2000元，有30多人常年外出打工，60%的村民家中負有外債，由于種地不合算，小崗村許多土地又重新撂荒了……村里的瓦房和平房絕大部分都是前些年建起來的。這兩年大家手頭緊，幾乎沒有蓋過一間新房’。總人口僅為420人的小崗村，除了1070畝土地，沒有一家企業，如果沒有外援，嚴宏昌說，他們只能‘從土里刨食’。”現任村主任嚴德友（嚴俊昌的兒子）也坦率地說：“看著小崗村這個樣子，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作為第二代‘大包干’負責人，我們真不想砸了小崗村這塊牌子！” 記者在敘述這一段情況時，用“窘迫的現實 ”這句話來形容。（摘自《今晚報》，孫玉松/文 ）既然經濟上是如此的窘迫，1200元錢當然就很重要了。　　

綜合各方面的反映來看，對于小崗村落得今天這個下場，上上下下都是怨聲載道的。上邊的領導，包括眾多的新聞媒體，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小崗村之所以如此，責任不在別人，而在小崗村自己。他們指責小崗村人“懶惰”，只會“躺在榮譽和成績上睡大覺”，“過于依賴上邊‘輸血’”，等等。 　　

小崗村人也許的確存在著這些問題。但是，回過頭來看，這能全怪他們嗎？對于小崗村人來說，那份高到極點又大到極點的榮譽來得太突然，使得他們有些措手不及，做夢一般。對于這份榮譽，他們沒有經歷過一番奮斗的過程，也沒有經歷過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逐步發展、逐步上升的過程，是突如其來地降臨的。這就難免出問題。此其一。只要查一查當時和后來宣傳小崗村的資料，就不難發現，無論是從地方到中央的領導人的講話，還是鋪天蓋地的新聞輿論，都是用最好的詞語來頌揚小崗村人的，頌揚那18位農民，頌揚他們“敢冒坐牢的危險”在一紙協議上按下了手印，頌揚他們“給幾億中國農民帶了好頭，指明了方向”，“創造了好經驗”，有的人甚至于說他們是“新時代的圣人”。如此這般地把幾個文化并不很高，見識也不很廣，長期只是在地里“刨食吃”，當初按下手印也只是出于要改善生存狀況的本能、并非有什么先見之明的農民吹得如此神乎其神。可是，卻從來沒有人提醒他們還要注意什么，要防止什么。這能不使他們飄飄然嗎？能不使他們滋生出各種不正確的意念嗎？此其二。只要稍稍回憶一下，如果不是太健忘的話，人們大概都會記得，小崗村是所謂歷史進入“新時期”而樹立起來的全國先進典型，而這“新時期”是與“舊時期”即毛澤東時代相對立而言的。在小崗村大行其時的時候，也恰是“舊時代”所樹立的那些典型，如大寨，大慶等極度背時的時候。而那些“舊典型”，都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典型。既然是新舊對立，新典型當然就不能再念“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之類的舊皇歷了。在當時，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等等這些思想，是作為舊觀念來批判的，是大規模的“思想解放、觀念更新”運動所要解決的問題。發展才是硬道理。而要發展就只有引“外資”，靠“外技”，發“外財”，成了社會的主導旋律。即使是今日，各地各級黨委和政府仍然莫不是如此，“招商引資”的數額成了他們政績的主要評判依據。既然“滔滔者，比比皆是也”，難道小崗村就不可以依賴“外資”、“外財”來發展自己嗎？對于他們來說，最可依賴的“外資”和“外財”當然是鄉、縣、市、省和中央的財政和物資支援了。此其三。其實，毛主席早就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然而，當小崗村大紅大紫的時候，也正是國內外階級敵人和黨內外“反毛”“精英”們正得意、正猖狂的時候。他們無中生有，妖言惑眾，對毛主席肆意進行惡毒的污蔑和攻擊，他們擺出一副與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對著干的架式，幾乎毛主席的每一句正確的話都遭到了他們的揶揄、諷刺、嘲笑和批判。在這樣形而上學猖獗的背景下，小崗村的農民們產生思想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此其四。由以上四點可以得出結論，小崗村干部和農民思想上的問題，責任主要不在他們自己，而在上邊的領導和新聞輿論。小崗村干部和農民的“毛病”，完全是上邊給教出來的。可是，今天卻把這些全都怪罪在小崗村人的頭上，這不僅極其不公平，甚至于是極其不道德的。　　

小崗村人也怨聲載道。他們埋怨上邊把他們這個典型樹起來、在全國發生作用后，就再也不管他們了。有的農民甚至于公開責問記者，“既然把我們作為典型樹起來了，就應該有源源不斷的資金和物資來扶持，讓我們提前過上好日子。這樣做，大家都光彩。可是各級黨和政府卻為什么不這樣做呢？”　　

說各級在把小崗村這個典型樹立起來發揮作用后“就不管了”，這也是冤枉的。其實，多年來，各級黨和政府對小崗村還是恩愛有加的。因為這畢竟是受人尊敬的總設計師親自設計的典型啊！有關這一點，下邊這段文字可以作證：　　

“記者在來小崗村采訪前了解到，安徽各級政府曾經花了不少錢來‘包裝’過小崗村。……江澤民1998年來視察之前，……安徽省委從財政上撥了二百多萬元專款給小崗村修了一條　八公里　左右長的柏油馬路，在小崗村頭，還建造了氣派的牌樓。鳳陽縣為了表揚18戶農民按手印帶頭搞‘承包’的首創精神，還免費給18戶農民安裝了電話(每戶僅收電話機費160元)。同時，還在小崗村專門布置了一個‘小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覽室’。……記者了解到，嚴宏昌曾經是安徽8屆省人大代表。1993年2月，在他和其他人大代表的呼吁下，安徽幾大職能部門第一次召開聯席會議，研究幫助小崗村發展經濟。‘當時，省委非常重視這個會，會議確定了大約1300多萬元的投資數額，’……（后來）滁州市政府一個紅頭文件說‘投資已到位661萬……’‘當年修路，蓋學校和牌樓，最多也就花個六七十萬吧，……’曾經搞過建筑預算的嚴宏昌一臉心痛地說：‘要是這筆錢能全部投在小崗村，我們村或許就不只現在這個樣子了……’”（引文出處同前）　　

這段文字充分說明，正如該文作者所說的那樣，“安徽各級政府曾經花了不少錢來‘包裝’過小崗村。”這種“包裝”至今還在繼續。據近日媒體報導，不久前在小崗村落成了一座耗資300萬元的紀念館，其中財政部出次200萬元，安徽省出資100萬元。平心靜氣地說，除了小崗村，全國有哪個村得到了上級直至中央的這多關注，這多“包裝費”呢？值得問一問的是，各級對只有420人的小村莊進行如此的包裝，而這個小村莊至今卻仍然是“窮得不能再窮”，這究竟說明了什么呢？這說明，小崗村這個典型本身就存在著極大的缺陷，說得實質一點，它從一開始實際上就是一個畸形兒，一個怪胎。關于這一點，本文在前面已經談到。而下面的這則報導也許提供了進一步的答案：　　

河南省臨穎縣的南街村“村辦企業不斷增加，除等級面粉廠外，還辦起了以食品加工為中心的方便面廠、食品廠、鍋巴廠、包裝材料廠、養雞場和中、日、德合資的彩印廠，奶油酥條廠，啤酒廠等26個企業。成立了汽車隊，有大型貨車160輛，職工增加到12000多人。農業全部機械化，只用40多人管理。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國家大型企業——中原工貿公司。產品方便面、龍須面、啤酒等獲省、部優、全國優質產品獎和國際保健精品金獎。產品銷往全省120多個市、縣，26個省、市、自治區，并出口到俄羅斯、蒙古等國家。工農業總產值已達11億7千多萬元，比重新組織起來時的1985年（該村曾學小崗村“經驗”分田單干過三年，發現問題后立即作了糾正，重新回到集體經濟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道路上來）增長1170倍。村還是那個村，人還是那些人，思想明確了，路子走對了，他們發展經濟的步伐簡直是在飛！” 　　

“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村小崗村三次到南街村參觀的感言和留言。“包干到戶20多年的小崗村為什么連續三次到南街村取經？用當年分田單干的十八個發起人之一，現已年逾六旬的嚴俊昌的話說：‘原來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殘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不成，被自己那一畝二分地束縛住了腿腳，邁不開步子啊！來南街村一看還是集體好，看來分田單干就是沒有出路。’”（摘自《單干的樣板小崗村VS堅持集體經濟的南街村》  消息來源：人民網，作者愚公）　　

“分田單干沒有出路”，“還是集體好。”小崗村的村干部，包括當年帶頭分田單干的老農民，三次參觀學習南街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不能不發人深思。這奇怪嗎？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事情本來就是如此嘛。到是希望與小崗村處于同樣貧困地位的全國村莊，能聽一聽小崗村村干部的這些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今后當何去何從。國家的有關當局更加需要思考這個問題，以便負責任地給幾億農民找出一條可靠的出路。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就怕錯了不認錯，或者知錯不肯糾錯。　　

最后再回過頭來說一說那12位老農民的“養老補助”。新華社的電訊說，他們的這筆“養老補助”，是“在多方協調下”才得到解決的。這說明，至今“多方”都還是在關心著他們的。他們的功勞，就在于寫了那份分田到戶、實行單干的協議，并別出心裁地在上面按了血手印。他們事先沒有料想到的是，他們的此舉正適合了上邊決策者要否定農業合作化、否定人民公社制度、讓幾億農民分田單干的需要。這種需要，就其戲劇性來說，與當年張鐵生的那張“白卷”、小靳莊的那些農民詩因符合了上邊某些人的需要而被利用是一樣的。這種純高層政治斗爭上的需要，成就了這十幾位農民，成就了小崗村，使他們一舉成名。現在，他們又得到了這筆“補助”。這說明，他們當時的血手印是沒有白按的，因為正是這個血手印，才使他們獲得了這筆“捐贈”；否則的話，他們將與全國其他數以千萬計的貧困老農民一樣，是任何補助也得不到的。就保險公司而言，雖然這筆錢歸根到底是投保人的錢，是人民的錢，但是它畢竟出自安徽省太平洋保險公司的荷包。該公司愿意捐贈這筆錢，也還是值得稱道的。他們這樣做，大概就是用實際行動來“為改革作貢獻”吧。耐人尋味的是，這12位農民，當年是那樣的大紅大紫，現在卻落得需要靠保險公司的捐贈才能“頤養晚年”的地步。這種結局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令人發出一聲嘆息。但是，他們畢竟又得到了這筆錢，從這一點來說，他們又是幸運的。須知，那些極希望得到卻又根本得不補助的農民們，當年正是聽了小崗村“18人冒著坐牢的危險而決意分田單干”的“動人”故事，在上邊強力的誘導下，自愿和不自愿地學了小崗村的“經驗”，實行了分田單干，從而才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啊！　　

小崗村系列之二：小崗村：記住不如遺忘　　

近日（　1月21日　）CCTV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了一則新聞。說的是有三位大學生自愿到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落戶，要用他們所學的知識幫助該村走出貧困，實現小康。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早已經被改革的精英們嚴厲斥責為“極左”而遭到徹底否定，在由于錯誤農村政策導致城鄉差別空前加劇的歷史條件下，在各級各類的大學畢業生都將到農村去視為畏途乃至屠途的今天，竟有三位大學生自愿到小崗村這樣貧窮落后的農村落戶。他們的行為實在是有些另類，有些“反潮流”，有些不合時宜。　　

他們的這種另類表現亦即“反潮流”的舉動，很容易引起人們的種種疑問。比如，此舉到底是出于他們的真心自愿呢？還是別有原因？對此，因為該新聞沒有明說，因而人們是不得而知的。又比如，凡事有開頭就總會有結局，他們的開頭已經被權威的新聞媒體所報導、所肯定，他們的結局將會如何呢？他們能夠達到報導所宣稱的目標么？他們會不會像小崗村那樣當年被吹捧得天高后來卻跌得很慘呢？對此，不僅別人難以預測，恐怕就是他們自己也是難以預料的。　　

撇開上述種種疑問不談，透過那則新聞，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清楚地告訴人們，執政當局及其新聞輿論，仍然還牢牢地記得小崗村，記得這個曾經紅極一時、卻又至今沒有擺脫貧窮困境的小村莊，記得它多年來的尷尬處境。同時也表明，執政當局及其新聞輿論時刻都沒有忘記設法幫助這個小村莊擺脫難堪的處境，即幫助它富裕起來。　　

對于當局的這種對曾經的“功臣”總是念念不忘，只要有一線希望就決不放棄、決意要讓它重新站起來即富裕起來的執著態度，有的人也許是要大加贊賞，甚至于是要肝腦涂地、感激涕零的。然而，我卻并不以為然。不僅不以為然，我甚至于認為，對于小崗村這個地方，與其時不時地弄一些事情出來讓人們記得它，到不如讓人們把它逐漸地遺忘的好。　　

我之所以這樣想，這樣說，完全是從愛護小崗村、愛護某些當年的當事人出發的。因為，正如毛澤東所多次說過的那樣，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記憶這個東西也是一樣，也有二重性。舉例來說，如果是正確的東西（包括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作法等等，下同），人們記得它，就是記得正確，進而就會增強對提出和堅持正確意見的人的信任感和好感，提高他們的威信，提高對其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等等的信任度和執行的自覺性。反之，如果是已經被實踐證明是不正確的東西，人們記得它，就是記得錯誤，進而就會減弱人們對提出和堅持錯誤意見的人的信任感和好感，就會損害他們的威信，降低對其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等等的信任度和執行的自覺性。可見，一個事物，究竟是讓人們記得它好呢，還是讓人把它遺忘的好呢？這就要看那個事物是屬于正確還是屬于錯誤了。一般來說，如果是屬于正確，那么，記得就比遺忘好；反之，如果是屬于錯誤，那么，記得就不如遺忘的好。　　

具體到小崗村的問題上，是讓人記得它好，還是讓人把它逐漸遺忘的好呢？應該說，二者都其好處；但是，相比較而言，記得不如遺忘的好。因為，讓人們時時地記得它，就自然而然地會引起許多人的種種聯想。比如，它會使人聯想起從前在農村（包括農業、農民，下同）問題上曾經有過的尖銳的意見分歧和對立，會使人聯想起后來圍繞農村應該走怎樣的道路而進行的激烈斗爭，會使人聯想起小崗村身上所曾經附著的種種理論的和現實的神話，這些神話包括：“農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分田單干”，“分田到戶，一分就靈”（或者叫做“包產到戶，一包就靈”），“分田到戶，一分就富”，等等，會使人聯想起以小崗村為榜樣，在全國強行推行分田單干后中國農村很快即陷入新的更大的困境，雖經當局和全國數億計農民和農村干部多年奮力掙扎，卻仍然不能擺脫困境，終至于造成全國規模的空前突出的“三農問題”，當然更會使人聯想起“一分就靈”在小崗村自身就并不靈，不僅不靈，而且深受其害，深受其苦，即快30年過去了，它至今還仍然在貧困中掙扎，于是才有前述三個大學生到該村落戶、力圖幫助其脫貧致富的報導。說實話，以上這些記憶都不是什么好記憶，以上這些聯想也都不是什么好聯想。既然是不好的記憶，是不好的聯想，為什么要讓人總是記得它呢？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這不是哪把壺不開偏要去提那把壺么？這不是誠心要跟某些人過不去么？所以，對于小崗村而言，記得不如遺忘的好。　　

進一步地說，讓人記得小崗村，就是讓人記得它曾經的大紅大紫，就是讓人記得它自那以后一直以來的困境與尷尬，就是讓人記得在兩種關于農村不同意見的斗爭中究竟屬對屬錯、誰是誰非，一句話，就是讓人記得小崗村榜樣的失敗和破產。而讓人們逐漸地忘記小崗村呢？讓人忘記它，小而言之，對小崗村自己有利。古人說：“高處不勝寒。”十幾個祖祖輩輩種田爬土巴的農民，文化程度都不高，見的世面也不多，就憑那一時的沖動一人按下了一個手印，就那樣地立即地成為了全國獨一無二的典型。說實話，那也太過荒唐了。然而，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種狀況，對小崗村本身而言就是一種包袱，一種負擔——對此，有權威媒體就曾報導說，小崗村不能脫貧致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背上了“全國先進典型”的包袱。與其背上這樣的包袱，還不如放下包袱，讓他們輕裝上陣的好；讓他們輕裝上陣，極有可能很快就富裕起來了。大而言之，對曾經把小崗村奉若神明，捧上了天的那些人也極其有利。這可是雙贏的事啊。　　

再說了，不是說要“向前看”嗎？要“摸著石頭過河”嗎？客觀公正一點地說吧，社會主義是個新事物，大家都沒有經驗。當時樹小崗村作為全國農村的先進典型，也許是出于好心，估計至少不會有惡意。從實踐上看，既然小崗村這個典型不成功，是錯的，它后來變成了一個燙手的山芋，20多年來各級政府沒有少為它操心，許多單位也沒有少為它出錢出力，僅從外邊輸進去的“血液”就已經將近一個億，可是它仍然貧困，仍然像一根扶不起來的豬大腸。既然如此，為什么不“向前看”一下，卻硬要企圖讓它作為分田單干的典型而起死回生呢？為什么不換個路徑“過河”，卻硬要死守著那個過不去河的“渡口”呢？這樣做到底是要維護什么呢？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么？　　

還有，不是說要實事求是嗎？對小崗村為什么就不能實事求是一下呢？不行就是不行，錯了就是錯了。為什么就是不承認呢？我們黨有“有錯必糾”的優良傳統。根據這個優良傳統，數十年來我們黨糾正過許多前進中的錯誤，彌補了許多工作中的不足。為什么在小崗村的問題上就不能發揚一下這個傳統，做到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錯誤就糾正呢？過去為小崗村所作過的那么多的努力不算，這一回又弄幾個小青年到該村去，讓他們搞什么“知識扶貧”。就算他們把小崗村真的搞富了，那又能說明什么呢？能說明分田到戶的正確么？能說明曾經附著在小崗村身上的那些理論和政策的正確么？能為小崗村神話挽回一些面子么？恐怕是不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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