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們的“新土改”埋下一只獨眼石人

作者：地球村過客

黨國英

于建嶸

一、厲以寧們的舌頭不見了？

　　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厲以寧、黨國英們憑借著生拉硬扯來的顯赫頭銜，以“政策承包商”的爆棚信心，在諸多媒體上為他們所預期的土地私有化結果而嘶聲歡呼。

　　然而，僅僅時隔數日，厲以寧和黨國英們都不約而同地失去了舌頭，從長舌婦人變成了深閨處女，至今仍然拒絕重見天日。

　　誰鉗住了厲以寧們的舌頭？

　　是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這份公報，并沒有如厲以寧、黨國英等自詡的“政策承包商”所預期，大唱特唱以“永包制”和“土地自由流轉”為特點的“新土改”。相反，公報更多地強調了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的政策連續性，避免了“永包”和“自由流轉”之類疾風暴雨般的字眼。

　　這份公報承諾對農村投入更多的公共資金，加強農村黨的建設，因此顯示出對農村穩定的高度關注。即使在涉及農村發展的論述中，它也沒有把土地私有化作為終極動力。

　　對于這樣的結果，厲以寧、黨國英們有理由感到尷尬。因為這證明中國的政策并未被承包到他們名下，他們并不是政策先知。他們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前打出的諸多頭銜，事實上只是他們販賣私貨的紙糊口袋。

　　自然，就在厲黨們草容無色、頓失滔滔之際，我們也能夠慶幸地意識到：對于爭論極大的土地私有化，中共最高決策層仍然抱有十分謹慎的態度。

　　這至少說明：在頗為暗淡的未來圖景中，中國尚未完全失去希望。

　　這也就是說：如果厲黨“新土改”得以實施，那么中國將完全沒有希望。

二、毛澤東設計了歷史上最合理的土地制度

　　中華民族已經用三千年的時間，反復證明了這樣一個真理：在私有制下，土地兼并將不可避免，而當土地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時，社會動蕩將不可避免，改朝換代勢成必然。三千年來，土地兼并與反兼并、土地集中與分割，始終是朝代更迭的內在動力。

　　直到近代，深受太平天國影響的孫中山仍然把“平均地權”作為核心政治目標。但到毛澤東手上，才算是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毛澤東比孫中山高明的是，他并不滿足于“平均地權”；他更加敏銳地看到了孫中山沒有想到的問題：農戶間的生產能力、資源稟賦有高有低，在時間的坐標軸上，一度重新分配后基本平均的地權必然重新變得不均，土地資源必然會集中少數人手上。

　　這樣，治與亂就形成了新的周期。

　　出于對這種“周期律”的擔憂，毛澤東在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土地集體所有制。土地集體所有制改變了中國農村的小農生產和經營模式，首次實現了農業生產的組織化。在毛澤東時代，一個村莊其實就是一個企業，村民是自已所在企業的永久職工。這種所有制和生產組織形式，實在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飛躍，使國家第一次能夠有效地調節農村社會矛盾，有效地組織農業生產資源。八十年代后，鄧公改革了農村的生產組織形式，但沒有從根本上觸及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鄧公作為“一大二公”的堅定批評者，為什么不批評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

　　無疑，這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歷史優越性使然。

　　然而，偏偏是自稱鄧公信徒的厲以寧、黨國英們，卻試圖否定鄧公的判斷的實踐。

　　厲黨們宣稱，農地集體所有制其實是不合理的，因為它的產權不明，不利于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這個指責，使我深為厲以寧、黨國英們惋惜！

　　哦，原來要產權明晰到個人頭上，大家才有“生產積極性”。這讓我恍然間回到了十多年前的大學課堂上。彼時，講政治經濟學的老師，曾經這樣指責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

　　——你說你是工廠的主人，但你可否拿走工廠的一臺機器、一件產品？這樣的“主人公”可有任何實際意義？

　　這個論段確實是擲地有聲！不幸的是，歷史具有超級諷刺挖苦能力。在經過十多年國企改革之后，報紙電視紛紛宣稱工廠的產權都明了，工人的積極性都高了。那么，我想請所謂的“學術精英們”找機會問一下私有企業里的工人：

　　——現在產權明晰了，想必您一定能夠隨意搬走工廠里的機器和產品？如果您不能隨意搬走工廠里的機器和產品，那么您一定沒有積極性？

　　學術精英之幼稚，這是實證。然而可悲的是，厲以寧、黨國英們竟然不知羞恥地重復當年的幼稚，告訴我們：農民要能夠隨意種地、賣地，才算得上是“產權明晰”。學者，當以學業精進為榮。厲黨們十多年來見識毫無長進，幼稚荒唐一如當年，無疑是嬌縱縱他們的學術界和政策界的奇恥大辱。

　　以產權來評價土地所有制的得失，不僅違背常識，也違背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在市場經濟的實際運作中，資產、資金租借是一種非常通行的行為，但如果我們相信“產權決定積極性”，那么租借就是一種低效率的運作方式，因為租借者不可能對自己不擁有產權的資產進行有效的經營管理。這個“產權悖論”足以抽空厲黨們的論證基礎。

　　其實，在市場經濟中，真正的激勵因素是收益。如果收益過低，那么資產和資金的所有者們也會停止投入更多的資源。

　　想不到厲黨們竟然不懂這個最為小兒科的經濟學原理。

三、誰來祛除中國農業頭上的詛咒？

　　農業收益過低，這正是當前中國“三農”問題的重大癥結所在。

　　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關鍵在于解決農業的收益問題。然而，在市場至上主義的視野中，解決這一問題看來是遙遙無期的。

　　用西方傳統經濟學的觀點看，當前中國農業已經被“邊際效益遞減”規律所支配。對于多數傳統農業生產項目而言，更多的投入所增加的產出，實際已經不足以彌補投入的價值。這就使得國家補貼成為必須，否則農民將不會增加自身的投入。

　　三十年前因分田而名揚四海，三十年后因貧窮而知名天下的小崗村，已經在展示這種現象。據一篇報道說，盡管國家給予小崗村每畝高達數千元的補貼，村民們種植的葡萄仍然沒有多少利潤，因此他們在生產中花完國家給予的農業補貼后，不愿意再投入個人的資金。

　　這個事例說明：即使國家投入巨量農業補貼，也無法抗衡市場經濟的巨臂；農業邊際收益持續下降，將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長期趨勢。這必然誘使農業生產資源流向比較收益更高的部門。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資源向城市流動已經成為“三農”領域的重要現象。盡管有人為此歡呼，必須正視的是，農村勞動力的流失，將導致留守農民在農業生產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但問題在于：當留守農民覺得更多的投入“不劃算”的時候，他們就會選擇較低水平的生產維持。

　　除非農業經濟的收益變得高于城市經濟，否則流失的農村勞動力將不會回到農村。

　　農業比較收益下降，導致農村勞動力短缺和老化；農村勞動力短缺和老化，則導致農業生產力和收益進一步下降。這個惡性循環，使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基本上成為不可能。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政府不必也不可能解決這一問題，因為政府干預將導致價格扭曲，使得完美的市場機制失去作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應該解決這一問題，但面對市場機制的龐大力量，他們也并沒有解決這一問題的必勝信心。

　　厲以寧、黨國英們以“制度經濟學”信徒的姿態，提出了自己的解決辦法：土地所有權。他們以為：通過解決土地所有權一類制度問題，即可無限地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

　　這不妨也是一個方案。但是，我們其實很容易看到：它的實質，正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當年被人引入歧途的“大躍進”，就是宣稱良好的制度可以創造無窮的奇跡。因此，我大膽地假設一次：凡是堅稱“土地永包制能夠極大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人士，如果年紀足夠大（如厲以寧、黨國英），一般都有在“大躍進”中持狂熱立場的歷史記錄——盡管他們現在對那場運動采取堅定的批判立場，儼然自己跟它毫無關系。

　　那么，“新土改”可否是破除中國農業咒符的神奇法寶？

四、“新土改”揭掉的是所羅門王的瓶蓋

　　表面地看，厲黨版“新土改”打出了“規模農業”的旗號。規模農業的原始設想，是把相鄰的土地集中起來經營，以期用規模效應克服邊際效應。這種設想不無道理，因為規模經營的效益肯定優于分散經營。規模農業，正是毛澤東推行集體化的重要目標所在，而且也是集體制的南街村優于小農制的小崗村的原因所在。

　　從長遠來看，規模農業將是中國農業的出路所在。

　　然而，“規模農業”無法回避姓“集”姓“私”的問題。姓“集”還是姓“私”，將對于規模農業的效果產生致命的影響。

　　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規模農業雖然能夠通過優化結構而提高整體效益，但除非發生重大農業科技革新，否則不可能明顯提高已經接近或者超過收益邊際的單位土地生產水平。或者說：規模蛋糕的增量是有限的，其增量并不必然導致“帕累托改進”。這樣，當規模農業姓“集”時，農村集體將從規模效應中整體受益；但當規模農業姓“私”時，土地所有者將獨占規模效應所產生的大部分收益。

　　厲黨版的“規模農業”無疑是姓“私”的。

　　盡管有人辯稱厲黨版“新土改”其實并不改變中國農村土地的集體性質，但路人皆知的是：所謂“新土改”的核心要素，是“永包制”和“土地自由流轉”。“永包”的實質，在于訂立一份沒有期限的合同，使得所有者事實上喪失對土地的收益權和索回權，這就解構了農村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

　　因此，厲黨版“新土改”的本質是土地私有化。由是，當厲以寧、黨國英們在呼“后退沒有出路”的時候，已經選擇了一條后退的出路。這條路，雖然不通向“前三十年”，但卻通向“前六十年”，立即與長達三千年的陳朽土地制度相接軌了。

　　因此，我們得慶幸厲黨們的“新土改”方案未得到通過。否則，后人在重溫今日的時候，必將充滿嘆惋地說：厲黨的那些卑俗文章，其實是那只揭掉所羅門魔瓶咒符的貪鄙之手。由此釋放的巨靈，不僅將吃掉它的解放者，而且也將使為數巨大的無辜者遭受空前禍亂。

　　那個巨靈，就是在中國歷史上不停地播撒動蕩種子，導致中國陷入治—亂周期的制度性根源：缺乏約束的土地兼并。它被毛澤東裝入魔瓶后，至今仍然在喋喋不休地抱怨那個遲遲不肯解救它的蠢人。

　　且來看看厲黨們揭掉魔瓶蓋子后的情形。

　　在“永包制”和“土地向大戶流轉”的語境中，按照經濟人假說，大戶必然把最大份額的收益劃入自己的名下，而把較小份額的收益分配給雇工。由此引發的后果，是農村分配不均現象的急劇加速，和農村貧富對立格局的迅速形成，必然把中國農村推回到六十年前的狀況。

　　中國農村將由此而發生一場顛覆性的革命。

　　這場革命的最大意義，在于它重建了已經被傾覆近60年的地主制度。在開始的時候，事情或許像某官方媒體所歡呼的那樣，是“人人都可當地主”。但歷史不會靜止在“人人都是地主”的狀況。總有人會因為各種原因而轉讓土地。由于“永包制”，政府將缺乏一種重新分配土地的手段，必然導致失地者永遠失去土地，而獲地者則在規模效益的推動下，繼續獲得更多的土地。到那個時候，只有少數人能夠成為地主。

　　這正是毛澤東在“土改”后所憂慮的問題。

　　土地兼并也并非完全是“市場競爭、優得劣失”的結果。還必須考慮到農村金融等因素。以金融為例，由于三十年來金融體制改革的徹底失敗，主流金融機構已經基本退出農村，拱手把農村金融讓給了地下錢莊之類的非法金融機構。這使得農民因債務而失去土地的可能性極大地增加了。據報道，不少地方八成以上的農村貧民負有高利貸債務。隨著小額貸款公司等政策使得地下錢莊合法化，昔日逾期高利貸轉化為土地資產的可能性將日益增加。

　　因此，雖然厲以寧厚顏無恥地聲稱自己比毛澤東、鄧小平更英明，但他所做的，其實只是驗證了毛澤東的預言而已。

五、瓶中巨靈將如何毀滅中國？

　　在永包制的制度背景下，土地兼并將推動中國農村走向李昌平所說的“菲律賓化”甚至“印尼化”。一方面，大地產者收獲了農業的大部分效益，享受人生的燦爛陽光；另一方面，失地者則在貧窮中苦苦度日，在對未來的迷茫中積攢憤怒與仇恨。自然，這也意味著城市經濟將擁有更多的廉價打工大軍，但無論學者們如何用“新市民”之類的包裝，冷冰冰地拒絕正視城市貧民的生活現狀，城市邊緣的貧民窟卻必將使中國社會付出沉重社會代價。

　　這時，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各級地方政府將發現它竟然無法通過調整土地分配而抑制隨時可以爆發的社會怒火。本來，集體土地的“承包”制意示著政府可以讓村集體收回土地承包權，但既政府已經承諾了“永包”，如果收回承包合同，那么就等于公然揉碎已經作出的承諾，讓政府信用成為廢紙。因此，為了維護政府信譽，唯一選項就是眼睜睜看著腳下的火山噴發。

　　而且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更為復雜的是，隨著新興大地主階層的崛起，中國的社會政治格局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基層地方政府注定會束手被“新階層”所捕獲。云南孟連事件充分揭示了這一點：按照“公司+農戶”模式組織起來的橡膠生產體系中，“公司”所有者輕松地控制了規模農業所產生的效益，并且借助這些效益，用金錢控制了地方政府的決策。這還是在土地沒有被“永包”并且“流轉”的情況下發生的。如果實現永包與流轉，大土地所有者將依法享有更大的利益，也更能控制地方政府的權力運用。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后，各級地方政府將發現：當農村富戶與失地農民發生暴力對峙時，自己不得不站在富戶一方，甚至不得不動用暴力機構，鎮壓無地農民的不滿，以維護當地的“經濟發展大局”。這就無異于把中國的農村政治局勢引向1920年代的態勢。倘若不能痛下決心再推以拆散大地產為前提的地權平均運動，那么社會動蕩將曠日持久地進行下去，直到政府無法進行有效的社會治理，不得不以政權更迭作為結局。但大地產集團既與地方官員結成如此深厚的利益關系，地權平均運動又怎么能夠成為現實？蔣介石集團在大陸的最后時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孟連事件充分證明：即使沒有實行“永包制”和“土地自由流轉”，在非集體化的規模農業的旗幟下，農業收益分配失衡的情況必然發生，地方政治被既得利益者綁架具有必然性，從而導致貧富對立和官民對抗。

　　因此，我們討論“規模農業”，絕對回避不了姓“集”姓“私”的問題。

六、集體化是中國農村的唯一出路

　　中國農村的最大矛盾，在于貌似巨大的土地在更加巨大的人口分母之上，被攤薄為區區一畝三分地。三十年前，小崗村抖抖索索地宣稱自己解決了這一矛盾。然而，時間終于證明小崗村是一個“波將金村”。當年，它的集體經濟由于村內的“懶、散、軟”而解體；如今，它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仍然困窘的現狀，無奈地承認了自己穿著皇帝的新衣。

　　當年，自覺或者被迫向小崗村學習的廣大農村，都已經陷入了發展的困境，呈現出分裂破敗雕零的凄涼景象。不埋葬小崗村，就無法喚醒新農村。而破解小崗村難題的唯一出路，又重新落到了被拋棄幾近三十年的農業規模化道路上。

　　不久前，最高領導人在小崗村的匆匆一瞥，與其說是對小崗村的肯定，不如說是向小崗村模式告別。決策者們通過再掀“規模農業”，溫柔地埋葬了死活不肯站起來的小崗村。

　　然而，小崗村教條卻仍然籠罩在中國農業的頭上。在“寧‘右’勿左”的教條主義思潮指導下，很多地方的領導干部仍然對于集體化道路避而遠之，而寧愿采取已經在孟連事件中名聲掃地的“公司+農戶”模式，甚至采取“土地自由流轉”的準私有化模式。

　　此般教條主義，最終只能換來孟連事件的反復上演和三千年政權更迭周期律的重新出現。看得出來，這些地方領導人之所以冒此歷史風險，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決定保護他們口頭那些教條的面子。因此，下一步各地農村改革的核心問題是：

　　——要面子，還是要生存？

　　拒絕集體化，也許能夠挽救面子，但必將永遠地失去生存的機會。集體化選項，雖然不利于保存小崗村道路的面子，卻能使這個國家長治久安，持續發展。在這個歷史的重要關頭，要么死抱著僵化的“白貓非貓”教條而死，要么憑借毛鄧的“實事求是”理論而生，舍此別無出路。

　　集體化道路，將把稀缺的土地資源集中起來，把分散的人力資源凝聚起來，從而獲得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規模優勢，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多的利益，并且把這些利益公平地分配給廣大村民，使他們真正體會到自己是村里的主人，而不是在“公司+農戶”或者“大戶經濟”中作為貧窮雇農而屈辱地接受一點微不足道的報酬。

　　這跟市場經濟并無矛盾。

　　集體化道路，也有利于防范無良“新階層”們攫取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權利并且結成中國政治的毒瘤。一個民主體制的建立，最為要緊的基礎就是公民在經濟地位上的基本相似性。美國公民社會的形成，正是得益于立國初期公民們基本接近的經濟處境。如果任由一個“新階層”瘋狂成長，而對人數更多的“老階層”的貧困狀況采取不聞不問的自由放任立場，那么這個社會將充滿憤怒和仇恨，最終解決問題的手段不是協商，而是戰爭。

七、瓶蓋的懸念

　　至少從字面上看，十七屆三中全會并未松開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瓶蓋。

　　但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因此，事情的結果可能會比較復雜。最為要命的是，會前厲以寧、黨國英等人打著“政策承包商”一類的花哨旗號而推出的“新土改”論調，已經極大擾亂了公眾的視線，使得大家都認為“新土改”是官方政策。

　　況且公報本身并未對他們的觀點作出明確的回應。這是一種令人遺憾的“好好先生”作風，等于為厲黨等無良“學者”用私貨誤導改革打開了綠燈。由于他們的誤導，一些地方政府依據“凡是政策沒有明確禁止的，就可以大膽地干”這樣一個“土匪憲法”，把“新土改”作為當地農村改革的基本方向。

　　事實上，一些地方已經在積極申請成立“土地流轉中心”等機構。這代表著中國農村改革的令人擔憂的一面。如果此種潮流不予制止，我們將無須再為中國的未來操心，只需等著大澤細民們蜂擁而起即可。

　　因此，盡管厲以寧、黨國英們并不貧困農民的同路人，卻也埋下了一只獨眼石人。這只被歷史詛咒的石人將昭告天下：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農村天下反。

　　三千年來歷史反復證明的歷史經驗，不會因厲以寧、黨國英們的無知無良而改變。“新土改”的最偉大之處，在于它的后果毫無懸念可言。對于喜歡預測未來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

　　歷史總會矯正人們的錯誤，使人們為自己的短見付出最終的慘重代價。“近者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這個歷史矯正規律至今沒有被打破過。

　　當年，毛澤東親手把土地兼并之魔封在了瓶子里，鄧小平隨后貼上了自己簽名的封條。現在，卻有人試圖打開它，以求一覽那一剎那在瓶口涌現的燦爛煙火。但我想提醒他們：那一束煙火注定是一剎那的快感，隨后惡魔的咆哮才是永恒的記憶。

　　不必為了一時之快而鑄終生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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