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耕地私有或變相私有

熊萬勝

最近，支持農村土地私有或變相私有的文章很多，一時熱鬧的很。如果我們的決策者真的采取了這樣的政策，倒未必就是聽信了這些專家的意見。但是，專家確實在影響大眾輿論，客觀上是在“造勢”，所以，對于這些危險言論，還是應該認真辯駁。這里，之所以只反對耕地私有化，是因為我覺得完全不放開農地地權，或許是做不到的，但必須守住耕地的集體所有制。

一、小心被邏輯閃了腰

秦暉先生曾擔任過《方法》雜志的編委，所以，我們首先來討論一個方法上的問題。秦先生很講究邏輯，認為反方某些人的邏輯能力有問題。在這方面我很服，因為我看過他的一些文章和辯論記錄，知道他的厲害。但是我贊同這樣一種思想，讀書人太相信邏輯的嚴密性，就很容易犯“高級”錯誤。在自然科學界里，愛因斯坦是個思想家了，他在1918年的一次演講中講過：“高度的純粹性、明晰性和確定性要以完整性為代價”。意思是說，邏輯嚴密的理論也只能在某個層次上有效，無法把握研究對象的全貌。但是，如果這個層次上的理論對于任何自然現象都能有所解釋，那么不完整也就不完整吧。可見自然科學家很瀟灑，說到底，自然科學研究的現象一般是可以重復的，所以他們盡可以講邏輯，如果在實驗中不符合，那么再改就是了。但社會科學家在面對這個兩難的時候，可不能抱有這個態度，否則就有點玩世不恭。顯然，社會科學家特別是經濟學家也很容易遇到這個兩難。記得楊小凱先生在《新興古典經濟與超邊際分析》的序言中，也講過邏輯的清晰性與研究的現實性之間有個兩難。他對此很謹慎。但有些經濟學家就太牛了，范里安在《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第六版中講過：“以1：1的比例畫出的地圖是毫無用處的”。也就是說，過于講求現實性往往是沒有必要的。對這種看法，我很不以為然。就拿地圖來說，如果你的地圖只是讓人學習地理知識，那么任何比例都可以有益。但如果是指導整理地球或者破壞地球的實踐，那么還是越詳細越好，也詳細也就越真實。

既然有這樣的兩難，那些強調事實的人就會比較吃虧，因為他們的言論邏輯性就比較欠缺。但只要能夠言之成理，邏輯性差點也不是個什么根本原則性的問題。秦先生是經濟史家，當然是極講事實的，他自己也說“第一講事實，第二講邏輯”。我認為，他對“講事實”的強調已經很夠。可這不妨礙他仍然可能被邏輯閃了腰。因為強調土地私有也就是要對未來進行一項理想設計，難免會太依賴邏輯。如果只是說，農民的地權容易受到官權的侵害（包括借官權之手），這一般的人都會很贊同，因為這是一個被廣泛觀察到的現象。但要說推行某種土地私有化政策，就能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這就不過是關于未來狀態的邏輯推理，很容易出問題。進而，如果說推行了土地私有化政策，就能推動土地流轉，就能推進農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那就太相信邏輯了。我注意到，秦暉先生主要是從保護農民權益的立場上思考為題和推論未來。至于很多純經濟學家走的太遠，為我們描繪了一個自由主義新農村的烏托邦，那就太忽悠人了，甚至沒有討論的價值。

二、農民地權的社會保護

筆者同秦先生一樣，都十分希望幫助農民更好地保護土地的權益，差異只在于如何做到更好的保護。秦暉先生也一定會贊同：法治在當代農村能量還不夠。如果我們不簡單地把這個狀態歸因于政府管的太多的話，那么我們就得承認，是否在法律上將耕地和宅基地說成是農民所有，對于農民的權益保護未必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更有效的保護是在法律的基礎上進行社會性的保護。農民的權益必須在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組織中才能得到保護，這就是農民地權的社會性保護。

農村的地權是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中固定的，也可以說是社會建構而成的，并非就是法律構造出來的。這種認識下的討論很多，已經形成了一個“產權的社會建構”的文獻脈絡，這里就不展開了。秦先生也不會否認這種認識的基本立場，因為恰是法律的力量不夠，政策又容易被創造性解釋和選擇性執行，所以在當前的《物權法》框架下，農民的土地權益仍然不夠踏實。問題是，秦先生對于這個社會建構的過程理解的過于簡單，他基本上就是在官與民的利益爭奪中來思考。秦先生引用了司馬光的話來為自己的官-民框架作證。說 “天地所生財貨豐、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宋史》司馬光傳）。這種說法粗略地講，也沒有問題，但是何謂官，何謂民？難道就是政府和農民，或者干部和農民？肯定不能這樣說，即便在宋代，司馬光的這句話也有人不同意。南宋陸游曾予以駁斥，他說：“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書通鑒后》）。今天，陸游的批駁仍然是成立的，只不過其中“勢家”的內涵要換一換。

今天，雖然很多土地的圈占都是政府站在前臺，但背后的推手很復雜。我也不相信土地的自由公平的買賣就會導致大量的失地農民，人數多到甚至威脅國家的長治久安。但我們必須注意陸游所提到的“或在兼并”。從字典上看，“兼并”具有巧取豪奪的意思，所謂對土地的兼并，就更有巧取豪奪的意味了。在今天的社會中，有哪些勢力具有強占別人土地的能力呢？秦先生特別在意的是干部，我想，無論怎么立法，干部都可以成為強勢。如果干部真的如秦先生所描繪的那樣如同猛獸，那么，土地私有的合法化，只會將他們的既得利益洗白，結果讓小民們連上訪的理由都找不到。而且，如果真的在法律上推行私有，能夠對農民土地巧取豪奪的人，恐怕就不只是干部了，有錢的，有權的，有勢的，都會參與其中。現在看來，農村的灰色勢力發展很迅速。我在安徽的調研中，發現農村的各種灰色勢力在農業經濟中滲透的很深。這類勢力滲透最深的當然是服務業，其次大概就是農業。農業露天作業，不像工業那樣可以把自己圍起來，而且社會關聯復雜，給了灰色勢力可乘之機。他們在征地中的作用，已經有很多的文獻都提到了。他們并不一定就自己來兼并土地，但是他們會幫助更有實力的人物實現愿望。這種勢力在全國已經比較普遍，華中的學者在湖北的系統研究可能是開創性的。即便是偏遠的貴州weng安，在這次的事件中也抓了111個勢力人物。為什么在大力推行法制建設的今天，這種勢力反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在調研中，我聽到一個說法：“共產 黨只坐了70%的江山，剩下的不知道讓誰坐去了”。別以為只有黨和政府能治理農村事務。那些相信法律可以決定權利的人，真應該多到農村去走走。

我們一般認為，單個的農民實際上是無法保護自己的權益的，必須要有所組織。一百多年來，有識之士設想了多種多樣的方案來組織農民，包括“集體化的”和“被集體化的”。孫中山深感中國人一盤散沙的不利，所以希望將中國人維系于宗族，進而擴展到國族，歷史沒有給他機會。梁漱溟希望兼采中西之長，建立一種新型的鄉約組織，但是也沒有成功。結果是毛澤東從土地改革入手，以一種階級斗爭的策略完成了對農民的組織。我們不要忘記，正是在這種組織方式下，中國人口從5億4千萬增長到9億6千萬，建立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和完整的工業體系。確實，單從農民的權益出發，這種組織方法是剝奪了農民的利益。可更好的組織方式是什么？在改革之后，我們思考的是讓成為個體的農民在自由民主的原則下重新組織起來。所以，我們制定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法律的執行效果不太理想，坦率地說，這些組織要么太松散，要么只能組織一小部分人。秦先生們可能認為，之所以這些組織沒有成功，是因為農民的公民權并沒有落實。我想這樣講下去就不會有什么建設性。因為公民權的落實只是一個結果，是復雜歷史過程和社會過程的結果。我只想說，我們東亞近鄰的農民組織并不完全是個自愿的過程，更不是一個很自發的過程。而且，他們的農民組織我們難以模仿，因為，我們的農產品是買方市場，卻又不能向國際轉移市場風險；我們的以工補農的能力有限；我們是大國，市場體系很容易越出了行政體系；我們的組織中腐敗的風險比較大，等等。

所以，我們處在一個應該組織起來，卻又組織不起來的狀態中，眼睜睜地看著農民越來越分散，而侵害農民利益的一方組織能力越來越強。這個時候，我們說賦予農民以土地私有權，這在必然削弱既有農村基層組織的同時，真的能有助于農民建立起現代的契約性團體嗎？我對此持高度懷疑的態度。

我在云南調研的時候，看到他們的自然村比較強大，不論是漢人的村落還是少數民族的都是如此，這除了是因為歷史的傳統，也是因為這里的自然村原來就一直是一級基層組織，村委會曾經建立在自然村上。大概自2000年后，村委會改在了行政村的層次上，原來的自然村下降成了村民組。好幾個村干部說云南的村干部不好當，自然村很麻煩，不好對付。我很欣喜于這種不好對付，我相信秦先生也會對此開心。但我擔心的是，如果真的實現了土地私有，自然村也就會變得越來越好對付。我之所以引述這個例子，首先是要說明，我們不能只盯著城市郊區的失地農民和其中干部的敗家子角色。也應該看到更廣大的純農業區域，以及那些既存的組織發揮的積極作用。這樣的積極作用不只是在云南能看到，在全國各地都能看到。如果說，農民必須要組織起來，那么我們就應該好好珍惜既有的組織。其次，我也是想說明，權利是在制衡中實現的，很多人都主張在政府組織之外發展另外的組織來實現橫向的制衡，可現實中縱向的制衡并非就毫無用處，特別是當對付上級的時候，就更不能這樣說。之所以農民在對抗上級組織時能量不夠，如其解釋成是因為農民的權利不夠硬，還不如說是最基層組織的權力不夠硬。

很多人看不慣產權在法律上的模糊，以為產權只有在法律上清楚了才算清楚，更有人以為只要法律上清楚了，也就清楚了。《呂氏春秋·慎勢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分定而已矣。”這種產權清晰有利于土地流轉和社會穩定的觀點，是古已有之的。中國人的邏輯能力本來普遍欠缺，可是一說起經濟問題來，立刻頭頭是道，這大概也是個現象，且不說它。這段話的觀點我也很贊同，但必須要問這個“定分”要怎么才可能。我們不能說既然“定分”是好的，那么我們就立刻昭告天下：“定分”自今日起，欽此！這有什么用？但很多書呆子完全忽略歷史和社會的過程，以為邏輯正確的，就是可行的。楊度先生當初力保袁世凱即位，他的理由類似于這里的“定分”：“故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君憲救國論》。其結果我們都看到了。他以為是保護了天下，實際上不過是保護了某些人的私利。更糟糕的是，連這些人的私利也沒有保護了，反而使先烈們的努力付之東流。

三、農村政策以穩為要

今天的中國確實有些東西需要改革，但如果一個國家總是盯著農村搞改革，實在是有些奇怪。就如同把一個人捆在椅子上，只剩下兩條腿踢來踢去，豈不可笑。

國家的前途主要在城市和工商業，我想這對于中國絕對是個常識。發展是第一要務，當前最關鍵的是如何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可持續發展。這個過程的主戰場肯定在城市和工商業。農村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穩定和諧，為城市的深刻轉型擔當大后方。我們看到，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最自由的變革最大的領域都是在城市，農村意味著傳統，意味著保守和緩慢的變化。可我們的農村似乎總是在改革，甚至是在革命，難道城市已經很完善了嗎？我想農村問題的解決，越來越是以城市的完善為前提的。如果說城市的變革仍然需要從農村入手來推動，那真是一個悲哀！！我們的農村已經經不起折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手法，應該被禁用。

（作者熊萬勝為華東理工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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