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重建農村集體化經濟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在《二論“新農村運動”的可能前景和對策》拙文中，為何我用了“必然會”、“自然而然”和“我猜”等字眼，就“大大損減了立論的邏輯力量和批判的氣勢”？這需要做出這一結論的田木網友，加以必要論證與說明。

一、如果本人的建議得到支持和響應，廣大黨內外左派確實積極投身加入到到推廣南街和華西集體主義經濟的“新農村運動”中去了，這一歷史進程是否“必然會”與現有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產生尖銳的矛盾和沖突”？

如果田網友拿不出“不會”的相反結論和論據來，我用“必然會”這三個字的“邏輯力量”，顯然就絲毫無損，更不要說“大大損減了”。

二、千百萬中國農民一旦通過“新農村運動”重新組織起來，會不會“自然而然地”成為逼迫中國上層建筑發生相應改變的強大推動力量？

如果從邏輯判斷和分析推理層面上，有人能令人信服地證明：這類事態發展其實無關近十億農民的基本生存和前途命運，即使農民們已經組織起來，誰想阻擋就能阻擋之，鄙人上述“自然而然……”之類的說法，當然也就“大大損減了立論的邏輯力量和批判的氣勢”。然而田網友在商榷中，有無提供這類證明呢？沒有。

三、對于新一輪中國“新農村運動”到底會以什么具體方式和途徑向前發展推進，因為牽涉因素很廣，本人也并不居于運動的中心指導地位，因此就只能按照個人對中國城市農村和當今市場經濟情況的一般了解，加上自己曾經有過的農村生活經歷和工商實務工作經驗，做出我所能夠猜想出來的、比較具有可行性的基本框架來。

除非田網友能根據其自身的社會認識和工作與生活經驗，有理有據地擺出“新農村運動”不搞則已，一搞則必然導致“東邊搞一個‘華東村’，北邊出一個‘北街村’”之類“彼此模仿，四面開花，相互競爭和自相殘殺”的情景來，田網友又有什么依據，能夠一言斷定我所猜想的“一開始就可能會超越新中國早期創辦‘互助組’的簡陋方式，走打破地域限制和行業分割的集約化、規模化聯合之路”的情形，必然存在邏輯力量“大大損減”的毛病呢？

通過上述逐條分析，人們很容易看清：“非普適論”者與本人的主要分歧，其實并不存在于邏輯力量的高低強弱方面，而在田網友“龐大的農村人口怎樣組織起來？他們還愿意加入公社嗎？組織起來以后干什么？”這三個實際操作性話題上。

而在這三個關鍵問題中，因為判斷“中國農民是否愿意加入公社”的問題，屬于新中國成立后兩條道路斗爭起端的焦點分歧之一，在爭論雙方同屬“堅信中國農民具有走社積極性”之毛派路線的一致性前提下，可以先行排除這方面存在意見分歧的可能性和爭論的必要性。這樣就可以緊密結合實際，集中精力研究分析和預測討論“龐大的農村人口怎樣組織起來”和“組織起來以后干什么”的兩大問題。

對此兩大問題，我舉過何慧麗在京推銷“蘭考米”和建立城市居民大米消費協會的事例，粗略地分析探討了“怎樣組織起來”和“組織起來以后干什么”的有利條件與具體操作方法。如果田木覺得這類分析探討有誤，歡迎把失誤部分具體詳盡地指出來。如果另有更為現成和貼切的事例，可以證明本人設想建議和分析探討的荒謬性，也請擺出來。

非常同意“左派同志僅僅推出‘新農村運動’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拿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來，必須將諸種不利因素充分考慮進來”的觀點。可惜讀了田網友幾篇否定華西、南街村模式普適性的文章，卻并無見到這方面的具體分析、建議和設想，而是完全相反的、似乎根本沒有必要考慮制定完善這類方案的意思。

光提觀點和口號，沒有具體東西怎么行呢？不僅“真理總是具體的”，分析批判謬誤也需要具體展開。

離開了對蘭考縣合作社農民產米賣米這類現實事例進行實實在在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籠里籠統地、不著邊際地把走資派當年強行推廣“小崗村道路”時編造散布的“人民公社如何辦早了、辦糟了”種種說法，采用“老田也這么認為……”之類的方式重復一遍，作為當今“新農村運動”推廣華西、南街村集體經濟道路根本不可行的理由與根據，我看非常地沒有說服力。特別是在我這個在集體化農村度過青少年時代絕大部分寒暑假期的、跟無錫縣老家農民子弟情同手足、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幾乎可以說熟悉東北塘公社嚴埭大隊尤巷生產隊一草一木的李某人來說，尤其顯得蒼白無力、不堪辯質。

我最擔心的，是上述有關操作性話題的表面分歧與討論，其實都是空的；潛藏的根子上的分歧，是田木先生其實跟當年與毛發生尖銳分歧沖突的劉少奇一樣，在對全國農村農民的形勢估計和判斷上，根本就“并不認為農民真的十分迫切地要求‘組織起來’”，毛的路線和當代繼承者的主張，不過是反映了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如果真是這樣，那么你我之間的分歧爭論，其實就不在方式方法上，而在“分田單干走資”和“集體合作走社”哪個更符合中國廣大農民意愿和利益的對立性估計和判斷上了！但愿我們之間的分歧，還沒有遙遠到這種地步吧。

當然了，田網友可以用時代不同農民經濟境況不同，作為他現在“一不小心”實際已經站到劉鄧立場上的理由。問題是，如果中國近十億農民真的已經普遍達到了“大體相當于解放初期（對合作化不感興趣）的中農或富裕中農”的經濟地位，“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學界共識，就一定是虛假的。

至于WTO農業條款在中國的全面實施，必將給中國個體經營農民帶來的什么樣的前景？會大力推動、還是嚴重阻礙中國農民產生重返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思想愿望？這類李準柳青當年面對不到的重大問題，也值得深入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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