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學風”　　

――在湖南大學學術委員會幾次發言的擴充稿　　

▲廖進中　　

各位教授，各位同仁：　　

秉著“教授治學”的改革理念，學校成立了新一屆學術委員會，我作為一個普通的一線教師，想不到也陰差陽錯地被選進來了，更使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居然還成了學風與學術道德委員會副主任。重任在肩，壓力很大，一段時間以來，我試著清理、反思了一些身染目睹的現象，現斗膽談出來，供大家批評。　　

學風，特別是大學的學風，近些年來，一直為社會所詬詰。何謂“學風”？我的理解，狹義講，是指學生的“學習之風”，教師的“學術之風”；廣義說，乃為學校的“為學之風”，國家的“辦學之風”。俗話曰：“無穴不來風”，哲學家說：“存在決定意識”，而毛主席則更是早有高論：“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所以，我覺得，“學風”問題，應是“辦學之風”所為，“為學之風”所致，整肅學風的板子要往辦學制度上打，治理學風的根子要從為學思想上挖。　　

一、拼大班，“上課”似看“電影”　　

課堂教學，是學校教育的最基本環節，在我來自全球的信息和自己的求學記憶里，大學教育從來是按每班30人左右建制并上課的，為什么要這樣？我想，這必有它的道理。但這些年來，由于大學急速擴張后的教學資源嚴重短缺，“師生比”大大提高，加之追求公司式的辦學規模效應，大學的“班”名義上還是原來的那種“班”，但上課卻不是，而多是多班集合，大班授課。幾年前，我是學校教學督導團成員，有一次我特意挑選著去聽大學教育中最最基礎的課程――公共數學課，坐在教學樓的大教室里，只見屏幕上的PPT，卻看不到授課老師的尊容。一問才知道，講課者在另外的教室，是通過電視線路傳送過來的！我當時便與其他老教授們議論：這豈不是把普通大學辦成了電視大學？豈不是把大學辦成了影劇院？事實上，學生聽大課又哪能比得上看電影？講課哪有電影里那么精彩的故事情節？哪有電影里那么激烈的矛盾沖突？有幾個教師會有電影明星那么青春靚麗、講課能那么沁人心肺？　　

根據我的觀察，拼班上大課的弊端，主要有三：首先，稀薄了教與學的互動。大課堂學生多，師生之間怎么去交流？就算是最優秀的教師，面對熙熙攘攘的學生，他又怎能面面俱到？怎能細心地去關注每個學生的基礎、心理、特長、能力等個性特點來因材施教？如何能集中每個學生的注意力，讓學生有提問、討論的機會？學生之間又如何去開展研討、溝通與相互啟發？其次，加大了教師對學生的管理難度。我的授課理念從來是，要用“激情、思想、幽默”去自然吸引，而不是用點名去強制約束學生，但有一次我試著以點名去記住學生的名字，結果是點名一遍，足足占用了一節課的1/3時間，點名后，為了完成上課進度，就只好對著教材讀，依照PPT念，沒有講課的抑揚頓挫，沒有簡單明快的板書，焉能把學生的學習興趣、思考精力提上來？再次，降低了教師的備課要求。大學的課程本來是講究學術性和前沿性的，要有深度和信息量，要有不同觀點和思考的碰撞，可現在，不少教師特別是有些年輕教師是不管是什么課，拿起來都敢講。反正是大課，反正是學生提不了問，反正上課只是簡單的知識傳承，因此，就備課不認真，不嚴謹。記得有一次，我參加學校教授職稱評定，在一個年輕副教授的申報表上，他一年內竟上過9門課！　　

那是否可以通過課后輔導彌補大班上課的不足呢？由于幾年前的高校大合并，各個校區遠距離分設，老師上完課后要急急忙忙趕車回家，師生之間課后難以見面，有問題也不能及時解決與交流。而且，學校沒有資源為每位授課教師，特　別是老　教授配備教學助理，承擔教學輔助工作，影響了教師專心教學的情緒和精力。　　

更為嚴重的是，大班上課還在被固化與強化，且正在從本科生向研究生推進。最近，我特意到學校南北校區各教學樓看了看，我們原有教學樓的小教室大量空置了，而新教學大樓又全是按百人以上的大教室設計。而且，我發現，大教室是極大地電能浪費，每到了傍晚或晚上，一間大教室的幾十盞燈全部打開，亮如白晝，而在自習的學生卻沒有，或者只有一、二人。前年，我去上海外貿學院講學，特意到上海各高校，特別是松江大學城轉了轉，情況也基本如此?！　?/p>

古語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學問、學問，對學生，是學習提出問題，對教師，是能夠解答問題。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就是因為它能培育學生擁有“提出最難回答的問題”的能力，而當前囫圇吞棗的“看電影”式的大課教育能達到這種要求嗎？　　

二、走過場，“答辯”并非“答辯”　　

撰寫畢業畢業論文，是大學教育，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研究生教育的綜合環節，是提高學生研究能力、接受學術訓練和審查教學質量的重要平臺。教師對于學生畢業論文的控制，主要有兩個關鍵點：“開題”和“答辯”。　　

顧名思義，“答辯”是要有答有辯，既答又辯的，但我們現在的答辯，大多是走過場，“答辯”并非“答辯”。我有一次被邀去一個大學參加博士論文答辯，一個下午5個學生，慢騰騰三點開始，急匆匆六點結束。為了趕時間，答辯主席首先要求答辯學生，介紹論文要盡量簡化，學生本想講詳細點，主席就不時地催著學生快點結束；為了趕時間，規定每個答辯委員每人只能提一個問題，當然，不能提問的，那就更好；同樣為了趕時間，而采取集中回答問題，對答辯委員的提問，能答多少是多少，回答多了，有時還指責學生啰嗦，答辯委員則漫不經心收拾行裝，做結束走人的準備了，既看不到認真的“答”，尤其看不到激烈的“辯”。這樣的答辯，最后，當然是全部通過，而學術評語，又往往又是千篇一律的大話套話，什么“解決了重大科學問題”，“專業基礎扎實”。為什么要這樣寫？說是基本的形式要達到，基本的程序要走到，以防到了學位評定、授學位時再惹什么出麻煩。我還記得有一次參加過某學院的碩士論文答辯，所有的答辯委員一致認為，有一個學生的論文要重寫，可最后，其論文還是違背評委意愿上交學校了，表面理由是，考慮到學生已經找到了工作，實質情況是，學生的愛人是與該院有關系的某雜志主編?！　?/p>

其實，“答辯”之誤緣于“開題報告會”。所謂“開題”，是要審查是否符合專業培養方向，是要審查學生的文獻綜述，是要審查學生的研究框架。審查文獻綜述的意義在于，一能督促學生多讀書，學生不讀書，那是什么學生？二能檢查學生的治學態度，預防抄襲等學術不端行為；三能了解學生對前人研究進展的了解程度，從而看出開題研究的價值?！伴_題報告”，還能夠幫助學生明確要研究的“問題”，研究的路徑、思路。當然，導師的平時指導是“開題”的基礎，但我的經驗是，即使是導師，也只有到了開題報告會上，才能在導師組的相互提醒下，發現、明晰更多的問題。在我的經歷中，由于研究生擴招，一次安排20－30人，而且規定一個下午必須完成的開題報告會，已是常態。這是個什么概念？一個下午滿打滿算200分鐘左右，平均到每個學生不到十分鐘，能指導到位嗎？開題報告會，難道就是僅為“開一個題”，選一個方向？典型的“走過場”嘛！　　

能責怪學生嗎？對于“開題”與“答辯”，學生們往往是認真的，又做PPT，又設想老師們可能提出的問題，只是因為時間太緊，他們也就落得個“輕松”了。難怪學生們會后都說：“我們的老師是‘刀子嘴，豆腐心’”！能責怪普通教師和具體組織者嗎？答辯，特　別是　博士生答辯，大多是要官員博導必需到場的，而他們往往出國多，進京多，開會多，應酬多，要反復協調方可組成答辯委員會，才可匆忙完成一次答辯?！　?/p>

為了提高論文和學位質量，我們有校學位評定委員會把關，但真的能把好關嗎？學位委員完全到位，也就是那么二十幾位，能在幾個小時內，對成百上千篇不同專業的論文做出到位的評價嗎？除了基本的格式、程序問題和偶爾被碰上的錯別字，還能審查出什么？比如，“修改后答辯”，應該是論文評審的正常結論，但現在也已在院系一級就要求評審專家一律改為“答辯”了，為了什么？還不是為了避免校學位委員會的重點審查。同樣是為了提高論文和學位質量，湖南省學位委員會每年也有論文抽查評審會，并且信誓旦旦的規定：凡是D等者，教師要停止指導資格。但依我對參加過的幾次這種會議的了解，現在也已越來越“走過場”了，D等的論文總會以各種理由改過來的。而有些評委，與其說是專家，不如說是“說客”，最近一次的評審會上，就有全體委員公認的某校一篇連基本的寫作規范都達不到的論文，也被“說客”硬纏死賴著要評省優?！　?/p>

三、通官學，“學術”屈于“權術”　　

人們常說：大學之大，不在大樓，在大師。為什么要“大師”？大師道德高尚，學富五車。正是有了大師，有了大師帶領下的一大批學者，大學才能成為思想圣地、學術高地，才能守正義之門，創科技之新，滌官場之濁，領社會之行。但這些年來，我們的大樓是在GDP的發展中矗立起來了，但真正的大師卻越來越少見了。何以如此？我以為，其根源在于，政府高官“假學者”的進入和大學學官“真學者”的蛻變，二者形成了盤根糾結的利益共同體，“學術”屈從于“權術”，學術殿堂變成了庸俗官場。具體地到本主題，我以為有以下幾點：　　

其一，損害了大學的核心價值。學者與官員的行為方式和工作作風是有很大區別的：學者重求異求新，官員重求同求穩；學者重學術是非，官員重得失利害；學者講真話實話，官員講套話空話；學者憑著理性找“問題”，官員憑著利益講“政績”；學者是“啄木鳥”，官員是“八哥鳥”。一句話，學者重“學”，官員重“術”?！　?/p>

問題恰恰在于，現在的高校已經是重“權術”輕“學術”，已經被權力感和權力欲所充斥。習以為常的風氣是，辦任何事之前，第一要務是尋找關系和權力的發力點。每到評獎勵、評榮譽、評課題、評職稱，乃至評審學生的SIT項目，官員們就活躍起來了，相互間的電話與短信就響過不停，有的甚至公開以單位名義送禮請客，行賄受賄！所謂的評審會，大都成了權力的“分配”會，關系的“平衡”會，偏離了對學術的忠誠，破壞了學術的基本公平，哪里還談得上真正的學術水平？哪里還稱得上“人類靈魂工程師”？哪里還扯得上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有些人在論壇上，是公平正義、民主法制的鼓吹者，但在實踐中，則是公平正義、民主法制的破壞者！制定規則的是他們，帶頭破壞規則的也是他們！比如，我的一個在職博士生，今年脫穎而出評為了教授，但另一個沒有評上的則在上級部門制定的“不能突破指標”的規則外，通過關系弄來指標又硬給補評上了！　　

其二，擠占了稀缺的學術資源。有人說，讓官員進高校，是為了學科的發展，是為了學校得到更多的資源。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比如，學校評“博導”，“博導”招學生，是要這條件那條件的，是講這程序那程序的，需要填這表格那表格的，但這些剛性規定，對于官員“兼職博導”是免了的，或者是很有彈性的。我請大家去看湖南大學研究生院網上的博導介紹，看看領銜并獨占產業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博導是哪兩位？雖然他們也是我學術上的朋友，但他們參與我校經濟學科的建設了嗎？為我們的學生講過一次課了嗎？為什么我們這些辛辛苦苦、長年累月參與學科建設的校內教授們的名字一個也看不到？這難道是增加了學校的學術資源？如果要說是“資源”，那也是不正常的“權力資源”！我的一個MBA畢業生，本想再攻讀博士，她的廳長譏諷她：“讀什么博士？我一個大專生，還不照樣也有大學請我當‘博導’？你想混就跟我混！”真是“一語中的”，最最說明問題啊！　　

再說學術講座，它本是活躍學校學術氣氛，提高辦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但現在也變了味。我有切身體會，校內教授滿腔熱情開講座，別說酬金，就是記個空頭的課時數也不能，說是學校沒有這種規定，而官員博導的講座，那怕是天南海北的半小時閑談，也可獲得比校內教授年終獎還要高得多的出場費，為什么這樣？還不是為了拉關系、套近乎，看中了人家手中的權力資源？還不是為了學官們的那塊“科研自留地”，與增加學校的公共資源、促進學科的真正發展又有多少關系？　　

其三，降低了高校的學術質量。做學問，要學有專攻、能耐寂寞，甘坐冷板凳。對于亦官亦學的高官博導，不談學術造詣，僅就其本身的行政事務千頭萬緒而言，不難想像他們能有多少精力去搞科學研究？能有多少時間去指導學生？據我所知，別說平時授課，別說論文開題，就是他們最能出面的參與學生論文答辯，或由于專攻不深，或出于臨時應付，不是提不出學術真問題，就是東扯西拉打哈哈。這樣的博導參與指導博士生，其培養質量是可想而知的。去年年初，我審查了一篇江西省抽查送來的某知名　高校的　博士畢業論文，我敢斷定，除了東拼西湊的字數，其學術層次距離碩士生水平也還差很遠。　　

我曾經在鼓勵學生“為學，不可不精；為人，不可太精”的交談中，學生們當面對我發牢騷：“我們莘莘學子從早到晚在校辛勤攻讀，刻苦鉆研，往往難以畢業，如果出了點問題，就要一棍子打死，而官員們拿到博士學位、博導職位則易于反掌，即使發現了學術腐敗、學術不端、學術失范行為，博導繼續當，官階繼續升！官員們平時開會發言都由秘書準備發言稿，我就不相信他們的論文是親力親為？有些官員對高等數學一竅不通，而他們論文中的計量模型，卻滿篇都是，這是哪門子事嘛？”而我則無言以對，因為在我自己的記憶里，很少有幾個官員，特別是廳級以上的高官聽過我的講座、聽過我的課，卻總聽說他們要論文答辯了，已經拿到學位了，有的甚至評為優秀論文了?！　?/p>

四、結論與簡單建議　　

多年來，我張開烏鴉嘴，一直在呼號：“大學不是跨國公司”，“大學不是影劇院”，“大學不是高官場”！但我人微言輕，說了也白說，我們是越來越把大學辦成了跨國公司，辦成了影劇院，辦成了庸俗的官場。在這里，“有學無術”者，越來越被邊緣化而心灰意冷、無精打采；“有學有術”者，越來越遠離“學”近于“術”而“精、氣、神”；“無學有術”者，越來越能呼風喚雨而闖江湖、進廟堂。教育圣地、神圣學堂被摧毀了, 學問、道德被拋棄了,哪里是在傳道、授業、解惑？每漫游在報刊、電視、網絡里，看到為人師表的校長們、教授們貪污腐敗、學術造假的新聞報道；每散步在培育祖國花朵的大學校園中，看到那“代寫”、“代考”的小廣告，我們教師們的心，哪個不是在隱隱作痛？更要強調的是，由于學科的“軟”性質，上述現象在高校人文社科類學科尤其嚴重，而要命的是，這些學科恰恰是全世界都公認的培養現代公民、塑造健全“人格”的基本學科，也是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素質教育的重要學科。　　

當大學的辦學理念、辦學制度偏離了方向，“學術”屈從“權術”成了潮流，學風焉能好、學風焉能正？焉能是幾條生硬的規章，幾次空頭的說教所能解決？學風和學術道德問題焉能只是人們所一般理解的“紀律檢查”問題？當務之急，是要從學校的硬軟環境和辦學制度上采取措施，借用目前流行的語言，就是要改變我們的教育發展方式。我的初步建議是：　　

第一，恢復小班上課以提高教學質量。除了提高教學質量，小班授課還可消除虛假的教師過剩現象，解決有些院系因教師們長期完不成學校規定的承包指標而負債運行問題。與此相適應，要大大增加師資，讓教師的增速與擴招相一致，此舉還可以緩　解　博士就業難問題，順便指出的是，要打破以往引進博士的不重能力、只重第一學歷的陳規；要改進學校原有小教室的設施，特別是電化教學設備。必要的大班授課也要有最高人數限制，要有從課程性質、教師資格等的嚴格審批?！　?/p>

第二，將“開題”“答辯”納入規范的教學程序。“開題”與“答辯”，特別是研究生的“開題”與“答辯”，要盡量安排在正規的教學時段，要嚴格審查答辯委員的學術資格，要納入學校教學督導團的督導范圍，而且要硬性規定每個學生“開題”“答辯”的最低時間控制線，所有參加者不能遲到、早退，自由進出，這樣既有利于相互了解本專業的同行在研究什么，達到何等水平，有哪些學界新動向，也有利于拓展答辯委員和開題者自身課題的研究視野。對達不到相關要求的人員，特別是學術委員會成員，要按教學事故予以追究，嚴肅處理?！　?/p>

第三，“官學分離”以明晰“學界”概念。要阻塞學術與權利的連接通道，弱化高校院系的行政功能，讓學官從“雙肩挑”中回歸于“學”以保護校內學術資源；要拒絕高官“博導”，慎對官員“讀博”，杜絕武連書之類的“大學量化排名”和這“評估”那“工程”的指揮棒；要制定對具體成果而不是對論文數量、課題級別的“同行評價”制度，不能把學者的命運交給出版社、期刊社的編輯們；要啟動　終身　教授職位，以維護學者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空間，發揮大學對社會的批判、創新功能，建立一個不受外界干擾的學術環境?！　?/p>

最后，特別申明一句：以上所談，只是本人的一孔之見，一家之言，難免以偏求全；還有，由于我們都是身處其中，身臨其境，難免有所牽涉，如有“對號”，請勿“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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