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元元的毀滅--資產階級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曹為平

◆工農階級及其壯大

1949年剛解放時，我國產業工人只有 300多萬，革命的最大多數是農民。從中國工農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再到人民解放軍，主要就是穿上軍裝的農民。但隨著我國的工業化，到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夕，產業工人迅猛地膨脹到了一千多萬。最最主要的還不是人數的擴大，而是水平的提高。解放前我國的工廠大多數不過是手工作坊，300 多萬產業工人分布在12萬個工廠里，平均每廠20多人。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大多數工廠人不過一桌（八人和八人以下，包括管理人員甚至老板），資金不滿萬元。在這些廠中產業工人不過三五人，甚至更少。稍微大一些，真正可以稱之為工廠的全國不過一千多個。經過十幾年的建設，特別是大躍進，我國有了真正的工業 ——一個獨立的工業體系。工人階級隨著生產力的這一質的大飛躍，也有了相應的時代特征。農民階級也經過了農業集體化，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員，既有了集體農業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發展、干了千百年來從沒干過的大事業的經驗，也有了“三自一包”，“辛辛苦苦十幾年，一夜倒退到解放前”帶來的慘痛的教訓。

1976年我國產業工人，包括社隊企業的工人和已經實現農業機械化地區的農業工人，已經超過了美國，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產業工人隊伍。不但上海市和遼寧省，而且大多數省、自治區實現了工業化，我國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門類全齊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中國工人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也有了相應的時代特征，和文化大革命以前比，已經大不一樣。

農民階級也是一樣，1966年到1976年，我國的集體農業創造了極大的奇跡。在一個人均耕地極少、易墾土地完全沒有的國度里，連年豐收。1972年的全球性的自然災害，我國紋風不動。這樣的奇跡任何社會制度都沒有創造過，只有社會主義和人民公社才能創造出來。農民階級親身經歷這一奇跡，體驗到社會主義集體生產的優越性。更重要的是，我國已經跨到農業機械化的大門坎。盡管由于復辟資本主義，農業機械化和社隊工業事業被破壞，但有一小部分地區已經穩穩地扎下了根子，那兒的農民已經不再是農民階級，而轉化為工人階級了。其他地方的農民，雖然在即將機械化時重新成了手工勞動者，但即使沒有吃到豬肉，也看到了豬兒跑。大多數農民嘗到過農業機械化和農村工業化的甜頭，他們當然是擁護的——這樣的農民已經不再是舊式的局限于手工勞動的農民了，而是追求最先進生產方式的農民階級，正在工人階級的大門口。就在資改強行推行大包干，并推倒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業時，就在農業機械化被破壞、社隊企業被摧毀時，我就親耳聽到不少農民和家在農村的工人說：“不是說四個現代化嗎？怎么用人力來拉犁了？”并且斷言：“無論如何，現在用人力來拉犁耕種，這不是四個現代化。”

應該承認，在七十年代中期，正在建設的龐大新生產力尚未建成，相應地，新產生的無產階級隊伍也不成熟，還不是一個自為的階級，沒有馬上進行革命的條件。人們的思想也相當混亂。

但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歸根結底還是眼最亮、心最紅，香花毒草分得清。資改一復辟，各類走資派立即囂張起來。工人階級非常明白，自己已經陷入了歷史的地獄。他們的態度是沉默，一時也只能沉默，對資改之流的倒行逆施，心中是清楚的。如：資改提出一個口號：“要給廠長松綁。”我就親耳聽到工人們說：“給廠長松綁，目的正是為了把松下來的繩子來捆我們工人。”。

確有一些實行農業機械化和工業化的沿海地區農村，利用自己發達的經濟，通過市場剝削全國，又雇傭其他地區勞工剝削，使得那些地方的農民資產階級化了，失去了革命性。但這不過是無產階級化的轉移，其他地方無產階級化了，也改變不了外來勞工的無產階級性。

資改摧毀了許多工業后，加上工資增長趕不上物價暴漲，我國成了世界上最最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毛澤東時代由于生活和醫療衛生等的改善，迅猛增長起來的人口，成了帝國主義的剝削對象，甚至成了南朝鮮以及我國臺灣和香港資本家的剝削對象——我們成了殖民地的殖民地。血汗工廠里的工奴、礦難頻出的礦井下的礦奴們，也是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經過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第二次大躍進，我國各地方的工業增長很快。眾所周知，全國解放時我國工業上海第一、遼寧第二、天津第三——這第三和第二差距極大，產值僅僅七億元。其他地方幾乎沒有工業。經過這次大飛躍，197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超過1949年全國水平的省、市、自治區有十幾個。甚至我們四川南充專區，解放前只有 400萬元手工業，1977年也達到了七億元，相當于解放時的天津市。有了鋼鐵、機械、石油、化肥、水泥、發電、煤炭等工業，無論化肥廠還是內燃機廠，其規模解放前在全國都是沒有的。傳統的絲綢工業早在大躍進時已經由鐵木結構，變成了真正的機械化。到了1980年，在全國工業中上海還是占第一位。江蘇超過了遼寧躍居第二，遼寧省降到第三位。四川（包括重慶，下同）由于三線建設躍居第四位。而天津卻下降到第十位。——不是遼寧、天津搞得不好，而是全國都好，而上海、遼寧、天津國家投資極少，致使其他地方很快趕了上來。天津還受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破壞。但是現在，由于資改大規模破壞工業，以前中央工業的集中地，地位嚴重下降。上海下降到了第八位。遼寧下降到了第十位，吉林和黑龍江的地位也下降。天津進一步下降到第十五位。目前全國工業排序，江蘇第一、廣東第二（包括海南）、山東第三、浙江第四、河北第五、河南第六、普遍上升。而原來的三線建設重點四川卻由第四位下降到第七位。即使如此也在上海、遼寧和天津之上。貴州原來最窮，根本沒有工業，由于三線建設，1980年排到了第二十三位，現在又下降為第二十五位。陜西和甘肅解放前沒有工業，五十年代一度是建設的重點，1980年分別為第十九位和第二十位，現在分別為第十九位和第二十六位。武鋼是五十年代的重點建設項目，1980年湖北工業第六位，現在下降到第十九位。北京在文革帶來的第二次大躍進中由消費城市成了工業城市，飛速上升為第五位，現在猛跌到第二十位。在楊元元事件中不少人說上海人冷漠排外，不是沒有一點事實，但打死了一竿子人。
上海的工業已經衰落。1978年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在全國總產值中占 12.12％，1999年下降到5.22％，目前估計大概只有 3％多點。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大建設，運十飛機、電子計算機工業、造船工業、自行建設吳涇三十萬噸合成氨廠，建成引進的金山石化總廠等等有目共睹，上海成了尖端工業、精細工業的基地。——不知道現在還剩下多少？
目前的虛假繁榮是由于上海成了帝國主義插在中國肌體上的一根吸血管，這是靠不住的。但是，如東北、如西南的三線基地，盡管工業被破壞了，但工人階級人還在、心不死。這些地方的工人階級被剝削、被壓迫最最厲害，不但受著資改當局的剝削壓迫以及本地走資派的剝削壓迫，也不但受著帝國主義的剝削壓迫，還受著沿海其他地方的剝削壓迫。而沿海有的省工業雖然發達，由于剝削著內地，還帶有很大的買辦性，工人運動倒不一定和工業產值成正比。如廣東，即使發生工人運動，首先也是受剝削、受壓迫最重的外省工人的運動。

領導各地經濟發展的官吏們，雖然許多人也是工人農民的剝削者和壓迫者，但這些地方也受著資改的壓迫和盤剝，也是資改統治的掘墓人。

生產力的發展就是勞動階級的發展，最最強大的生產力就是勞動階級自己。盡管在生產力發展過程里，總要出現從來沒有過的矛盾，甚至還要創造出一個新的剝削階級，但歸根結底也正是生產力的發展創造出來的勞動階級，成了這個剝削階級的掘墓人，具有極大的革命性。更何況資改代表的還僅僅是一個曾經被推翻、被打倒的反動階級的殘余。

除此以外許多小資產階級也因為買不起房子成了房奴，看不起病成了醫奴。這些都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掘墓人。

◆新革命知識分子隊伍的夭折

正像毛主席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說的那樣，“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可是盡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再教導大家要和工農相結合，甚至派工宣隊到學校里來，盡管革命的紅衛兵開展了我國歷史上規模前所未有的工學運動，尤其一月革命時到工廠、到海港、到鐵路去和工人們并肩戰斗，但總的來說還沒有改變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本性。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說：“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并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才能克服。”這在七十年代再一次地成為了現實。由于長期陷在學校里，許多紅衛兵并沒有努力和工農相結合，有的人一度努力和工農相結合，卻不能堅持到底。還有一些人對于工宣隊進校還抱著抵觸情緒，這一切都決定著這些人不能不失去革命性。

和工農結合原本不是很容易，格格不入。紅衛兵畢業后本來有很好的機會和工農相結合，可是許多學生畢業后并沒有決心融入工人階級的隊伍。就是畢業后分配在工廠里的知識分子，也不是都把心放在工廠里。更何況不少人畢業后沒有進入工廠，自己也不主動和工農相接觸。舊知識分子的毛病，小資產階級性在許多紅衛兵中又出現了，有人甚至再一次地自認為是高工農一等的貴族。真心誠意和工農結合并且取得一定成就的知識分子也存在著一輩子不脫離工農的問題呢！這個下面還會說。

不過，革命的知識分子隊伍同樣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再一次地產生。七十年代一直在教育知識分子，另外客觀現實也使得許多知識不能不和工農在一起，比如讓他們適當參加體力勞動。這些決不是徒勞的。在五十年代，尤其大躍進中，知識分子就受到這樣的教育，客觀現實使得他們接近工農。

在1961年和1962年的時候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群眾知識化再次受到攻擊，舊知識分子的思想回潮。那時的情況要比1976年嚴峻得多。但是 1963年到1965年，隨著大躍進建設的工業體系完成和完善，大躍進的反對派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們也終于看到了對知識分子實踐的改造和教育結出了碩果。革命的紅衛兵運動終于如同暴風驟雨沖刷著全中國，并且留下了久遠的永不褪色的影響。

如果毛主席再活四年，我們就將再次看到這種情況。到那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生產力大發展將完全實現，新的大建設完全建成。1980年我國一個完整的、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以及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就完全建成而且完善化了（實際上1977年就大致建成，只是尚未完善而已）。新的革命知識分子隊伍也就隨之形成了。因為新生產力的建成完善，就告訴人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對生產力的巨大推動作用，反映到人們的頭腦里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就會使得文化大革命反對派猶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反映到社會，就是革命知識分子隊伍的成長。年輕人朝氣蓬勃，最敏感，最能夠接受新鮮事物，這些事實很快就會被一些青年學生接受，從而成為新的革命學生，產生新的一輪紅衛兵運動。老紅衛兵只要不是迷失方向太過分，還會有人認清方向重新煥發革命的朝氣，另外會有一些人至少明白：我們當初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年輕時投入的運動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參加了一次在人類歷史上極有價值、足以在后代中自豪的改造社會的運動。至于決心融入工人階級隊伍的紅衛兵自然更加活躍起來，并且由于長期在工農的實踐中吸收了新的思想材料，而在認識上發生了新的飛躍。

但是資本主義復辟，一上臺就首先破壞了的我國經濟大發展，他們知道對他們最最要命的正是這個經濟大建設，這將徹底摧毀他們的復辟迷夢和他們這個反動階級。破壞后又橫加污蔑，并對未能在工農中扎下根子的知識分子進行收買和欺騙，這使得當時的知識分子隊伍非常糟糕。九十年代雖然有的知識分子也感到自己的處境在下降，但不知為了不得罪權貴，還是為了能夠像其他已經爬上去的少數人那樣，自己也能夠爬上去，仍然沒有改變瘋瘋癲癲的狀況。可以說，幾乎一代知識分子完全墮落無望了。

想想剛改革時，許多知識分子是多么地可笑、多么地不自量力啊！他們被“重視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灌得連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1980年我們廠里來了兩個大學生，就是這個樣子。他們絲毫不知道掂量一下自己，給廠里開出了極其荒唐可笑的條件。一進廠，就必須先給他們兩萬元錢，那時物價才開始漲而尚未暴漲，一般工人幾乎要一輩子才能掙到。就是在物價幾十倍暴漲的現在，大多數工人的年收入也沒有二萬元。他們還提出要多少平方米如何規格的住房，擔任什么職務，至于工資，必須在 200元以上。——我進廠十年也不到這個數字的三分之一。廠里領導說：“我們廟小，養不起你們，另請高就。”后來他們不得不乖乖地來報到了。他們實在是被“香風”吹昏了頭，沒有一點自知之明，對社會極端地不了解，所以有如此幼稚可笑的行為。不但工人們嘲笑他們，廠里領導這樣說他們，就是進廠多年的老知識分子們也嘲笑他們不自量力。盡管如此，廠里也沒有虧待他們。他們進廠不過四年分到的住房就比我好，還讓他們帶薪去進修，等到他們學有所成后就飛了。一度有一個人扔下的房子說要分配給我。廠里許多人說他們忘恩負義，他們早就忘恩負義了。我不知道他們的家庭出身，不知道有沒有享受過助學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哪一年進入大學，本科還是專科。如果專科，那么他們是1977年到1978年進校的，絕對水平低，不得不將就的劣等品。如是本科那么他們是1975年進校的工農兵學員。即使出身不好也一樣受了毛澤東時代的恩澤。解放前出身地主資本家的也絕少能夠讀到大學，尤其不可能幾乎不要學費就上小學、上中學、一直到上大學。

1983年我回上海，到了復旦大學，看望了胡守鈞同志。他也跟我說：“現在進大學的人說出話幼稚得不得了，卻又非常地自以為了不起。當初我來復旦大學報到，是自己挑著行李到上海來的，而他們是父母用小轎車送來的。報到那天，學校門口小轎車排成了隊。”（大意）

看到和聽到這一切，不能不使我想起六十年代和赫魯曉夫大論戰時說的：“垮掉的一代”。所謂的“重視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實在誤人子弟，害人不淺。何況他們實在沒有什么知識，更談不上什么人才。真正的人才，真正有知識的人無論經濟上還是社會地位上都在走下坡路。最早得勢的正是最懶、最不努力、最笨、最不肯好好學習、最壞又最最卑劣的人。無怪乎改革以來，在相當一段時間里，無論是書籍還是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等的水平是那么地低劣，一直到現在出版的書籍還大量地是這種貨色。

◆ 學奴：教育的另一面

解放以前，我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不識字，小學畢業生已屬于稀缺品，初中和高中的學生更少，大學生就少之又少了。解放后教育事業大發展，文化大普及。文化革命以前絕大多數文盲已經掃除，小學畢業生已不稀罕。在某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初中生也不稀罕了，高中生大大增加。但全國許多地方，尤其廣大農村能夠讀初中的還極少。根據資改當局的數據，1965年初中在校學生803.0萬人，和解放前的1949年83.2萬人比，短短十二年里增長到近十倍，這是很大的成績。但在全國總人口中比例還是不高的，這一年齡段的少年大概六千多萬，能讀初中的大概八分之一。到了1977年4979.9萬人，增長五倍之多，這一年齡段的人口大概七千多萬，已經大多數在中學里了。高中生增加更驚人，1965年只有130.8萬人，是1949年20.7萬人的六倍多。但1977 年達到了1800.0萬人，短短十二年增長到近十四倍。當時的目標就是城市完全普及高中，農村完全普及初中。我們看到已經快要實現了。按這趨勢，再過三十多年的現在，我國的大學學歷應該普及了。

有人說現在大學生多是市場經濟的結果？憑什么理由說只有“市場經濟”才能擴大招生？自從資改復辟，初高中生人數都大幅度地下降。本來教育早就義務了，可八十年代又提出所謂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就是說過了九年不再義務要收錢了。九十年代，又提出九年制義務教育就是你有義務學，國家有義務教，不等于不收錢。包括初中和小學都大幅度地提高學雜費和各種各樣名目的費用。反正都是他們說的。大學生的開支就更不用說了。

年輕人最最重要的是兩件事，一個是就業，一個是學業。如果不能上學就應該就業，不能就業，就應該繼續上學。最最悲慘的就是畢業即失業，既不能就業又不能繼續學業。

解放前許多大學生就是普遍地畢業即失業。希望大家去看一下解放前的電影《桃李劫》。這是我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是一部很出名的電影。即使解放前，人們一般都是站在主人公陶建平一邊的，并且控訴社會之黑暗。這個陶建平還兩度有很好的工作，只是不肯同流合污而已。我們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學，不知看過多少次《桃李劫》。畢業時幾乎必看。現在要看就不容易了。

我在優酷網找到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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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能夠上學的已經不是少數富裕家庭，工人、貧下中農的子弟也上學了。上學不收學費或者只是象征性地收些費用。家庭困難的學生還有助學金，研究生有生活津貼和大學畢業生工資一樣高。大學和住讀的中學生不收住宿費。師范和地質學院學生還包吃飯。大學生生病有公費醫療，職工子弟上中小學時醫療費可在父母的單位里報銷一半。即使如此，那時的醫療費還低得出奇。七十年代初當毛主席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人到中國來訪問時，驚奇地宣稱中國的醫藥費便宜得幾乎不要錢。一般來說大學生畢業后國家都包分配，中小學生的就業問題也由國家包了，文革前幾年還一下子解決不了，有的人要等待幾年。但在文革中，以前留下的社會青年都得到了安排，尤其七十年代初的經濟大發展，不但讓城市青少年大批就業，國家還從農村招收了1400萬職工。反正那個時候一切都靠在國家身上，不用學生和家長們操心。

資改復辟以來，毛澤東時代建設的企業大批癱瘓，甚至被摧毀。為了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把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市場經濟”就需要一批職工失業，成為產業后備軍，以壓低在職職工的工資。這樣不但大批在職職工失業，（避諱稱之為“下崗”、“買斷工齡”和“內退”）年輕人找工作就更困難了。

按照習慣，不能就業就上學。——在以前還有不少家長目光短淺，急于讓孩子工作。甚至七十年代初大招工時，不少人讓孩子中斷學業去工作。1958年大躍進也有這種現象，不過那時教育還不大發達不顯著而已。——而現在，不少不能就業的年輕人只好選擇繼續上學。當他們再次畢業時，再次面臨著就業的困難，不得不謀圖再次升學。就這樣一次又一次。

“市場經濟”在這中間嗅到了銅臭味，于是開始了“教育產業化”。現在的擴招根本不是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大發展，而正是教育產業化政策的結果。學校不再是育人的基地，教學背離了本來的宗旨，開始作為一個生意來做，從廣大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頭上搜括錢財。本來孩子老大不小還不能夠就業已經夠悲慘了，尤其對于生活困難的家庭，可是喪心病狂的學校居然從中看到了生財之道，趁機欺騙榨取。學校盡量招生，收取高額學費，每招到了一個學生，學校就多了一份學費收入。既然是生意當然要賺錢，要賺錢就要叫賣，就要打廣告，“知識改變命運”的說法就出來了。在市場經濟下廣告都是騙人的。提出這個廣告據說就是“重視知識分子”，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至于學生和家長將陷于如何大的負擔之中是不管的，“讀不起書就不要來讀書”就是最最冷酷的回答。文化必須把持在一小撮貴族手里，至于絕大多數工農的子弟，要么他們根本就不能學習文化，要么就成了學店無情盤剝的對象。

口稱“知識改變命運”，而這兒說的知識，實際上還只是學歷，最后還只是文憑。因此實際是“學歷改變命運”，更進一步是“文憑改變命運”，這才是本質！現在的學校辦學不過是一種買賣，它出售的商品叫做“文憑”，也只有學店才能出這種商品。據說那個人高價買到了這種商品就可以改變自己或兒女的命運。真的能夠改變命運嗎？——學生面臨的命運就是失去了就業的渠道，如果拿到文憑就可以改變命運，那么首先得保證，拿到文憑后必須能夠就業，并且得到足夠的報酬，不但足以養家活口，還必須比沒有學歷或低學歷的人收入要高。但學校對此只是空口許愿，卻從來不做保證。

——誰都知道，社會上人們的命運，就總體來說，不是學校決定的，而是社會決定的。就業的渠道原本是受社會經濟發展和需要而決定的。在現在中國，則是受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洋奴買辦和帝國主義的需要決定的。既然如此，學校又有什么資格許愿“知識改變命運”呢？

現在這個社會決定了只有極少數人可以得高官厚祿或者成為大款。絕大多數人的命運就是注定給國內外資本家、地主當廉價勞動力，并且需要一部分人失業，以壓低在職職工的工資到達最最低的限度，這個限度還是獨生子女政策下的超經濟剝削，只能自己勉強糊口還不能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沒有文憑是這樣，有文憑也一樣。這樣，畢業就失業成了普遍現象，從學店出來的大學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也大批加入了失業的勞動后備大軍。找到工作的也大批地成了沒有房子、沒有醫療保障、沒有未來、勉強維持自己，不能贍養家庭的“蟻族”。——就這樣“知識改變命運”、“學歷改變命運”、“文憑改變命運”成了一個道道地地的騙局。學校已經把錢收了，學生畢業后的命運究竟能不能改變，他們就不管了。和其他商家一樣，貨物高價出售以后，合不合用，能不能像廣告里說的那樣，發生神奇的功效，商家照例是不管的。畢業后，由于命運仍然不濟，有的學生不得不再一次地付出高學費，再一次升學，以求更高的學歷改變命運，弄到最后往往還是不濟。為了能夠付出高學費和住宿費，不但要把父母逼瘋，學生們也不得不努力一邊上學、一邊打工，為自己籌得學費、住宿費、各種各樣的學雜費和自己的生活費。他們的工作，有許多是被老板們剝削，微薄的收入到手后，學校又來剝一層。對于憑著關系謀到工作的學生來說，也不是個個都那么滋潤，首先找關系時先要向關系人進貢，也是受剝削。

就這樣，現在我國不但血汗工廠里有工奴、奪命礦山里有礦奴、許多人沒有房子成了房奴、看不起病成了醫奴，還出現了大量的學奴，世紀初就出現了連打二十年官司的法奴。

“知識改變命運”？“文憑改變命運”？實際上又沒有學生畢業后的出路。大規模的擴造成了一個騙局，一方面工作難找，使得許多人不得不去升學，升學后繳納大量的學費，畢業后仍然找不到工作，仍然要繼續升學去交納高額學費。所以實際上目前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不少成了教育產業化下的學奴。就是小學生的學費也給家長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許多農村的女孩子只好不讀書。

像這樣下去，如果學生不看穿“知識改變命運”的騙局的話，沒有權、勢、錢、關系等等條件的學生，一輩子得陷入：交高學費——畢業即失業——失業再入學 ——再交高學費——……的無限循環。一輩子向學校進貢，一輩子畢不了業，一輩子苦苦掙扎。到了六七十歲死了，當了一輩子學奴，交了一輩子學費。

實際上人都是有頭腦的，最終總要看穿騙局的。

所謂的“知識改變命運”本來就是一句謊話。反過來就是說，知識不多的人，而所謂“知識不多”主要又是指學歷不高，注定應該命運悲慘。由于大多數人學歷不高，就為把大多數人投入悲慘的命運提供了“理論根據”。這又好像各種邪教欺騙人們加入時那樣，說不加入就會在世界末日來臨時遭災。弄到后來像楊元元那樣，像大量的蟻族那樣，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包括高額的學雜費，學到了不少知識也沒有和不可能改變命運。

——至于目前過得很滋潤的人，不但未必真的都有知識，甚至也未必都有真正的學歷。但這個不要緊，誰都知道，現在社會里真正起作用的根本就不是知識，而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大款豪富、洋奴買辦們的權、錢、勢、關系。尤其只有臉皮最最厚、心最最黑、手最最毒的人，才能夠有最最高的社會地位、最最高的收入、最最腐朽乃至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根據所謂“知識改變命運”的“理論”，好像他們就是依靠知識才有這樣的命運的。在現在這個商品經濟和權貴統治的社會里，只要有了錢、有了權，有了勢力，有了關系，文憑嘛，總是可以弄到的。沒有文憑也可以吹為富有知識的。反過來又一次來證明他們本該得到絕大多數人民不能得到的社會地位和收入。

和一切奸商一樣，廣告里說的是不能算數的。當學生和家長高價購買了“文憑”這種商品后，是不能指望真的改變命運的。——這不過是一種很常見的商業欺詐行為。在市場經濟下，哪個奸商為了商業欺詐、因為打了欺騙性的廣告被處分了？

什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全都是說起來容易，聽起來好聽，實際上另有目的的一句謊話。這個世道就是這樣，得到了最好待遇的根本不是有知識的人才，而正是一些又懶、又笨、又不努力、又壞的人。人類社會自從進入了階級社會以來，除了社會主義時期以外，歷來勞者不獲，獲者不勞，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所得到的社會財富照例最少。而在知識分子中間，目前也已經制造出一大批這樣的被剝削和被壓迫者。這正是形成中的革命知識分子隊伍。

◆ 注定出現的悲劇——楊元元：一個學奴的毀滅

楊元元自殺前一天感嘆“知識難改變命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30歲了，楊元元終于明白，希望“知識改變命運”是受了多么大的欺騙。楊元元的母親告訴警方“楊元元在11月25日白天跟我說過，她活著沒有什么意思，奮斗多年想改變人生，但還是這樣。她還說，在武漢代課時她的一個15歲學生自殺的事情，以及其他地方大學生自殺的事情。”——這實在是楊元元的最好的自白。從這兒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國不但自殺確實成了災，而且不少正是年輕的學生自殺。

對楊元元，人們可以找出一萬個偶然性甚或個人原因來證明她的命運可以不如此，但社會的現狀注定會出現她那樣的悲劇。她并不是沒有奮斗過。但社會決定，除非出賣靈魂，否則像她這樣無權、無勢、無錢、無關系的人，不可能通過個人的奮斗就能夠根本上改變自己的命運。

據楊母的訴說，楊家的回憶以及楊元元的同學和熟人反映：在上大學時，她最最重要的是生存問題，由于不忍心向家里要錢，超負荷地接家教和兼職，還常常為省路費而步行往返。不少當年的同學對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飯堂擦桌椅，掃垃圾并從中揀出衛生筷。她生活上極其簡樸，據她的同學說：

“生活階層的落差以及私人時間的稀缺，楊元元變得不怎么引人注目。來自城市的同學衣著新潮，而她的衣服大多是親戚所贈，且單調陳舊。大多時候她對此并不介意……。”

——這兒需要糾正的是，不是階層落差，應該是階級對立。資改復辟以后竭力回避階級，可階級又客觀存在，階層就被到處亂用，以至許多人已經混淆不清了。甚至還出現了“工薪階層”這樣極不科學的說法，以工薪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分屬于不同階級，大多數是工人階級，其次是小資產階級，也有一些屬于資產階級，階級是比階層高一級的概念，只有階級中分為不同的階層，沒有階層里還包含不同階級的。楊元元當然屬于被剝削階級，在這個殘暴的社會，孤兒寡婦也是首先剝削的對象。

她的母親在武漢大學也不是像海大和某些人臆斷的那樣，沒有努力改變處境。

2000年弟弟楊順順也考入了武漢大學，就在這時，房改使得楊家失去了蝸居。工資只有 215元，內退后也只有 400多元的楊母，交不出 35000元安置費用，不得不放棄住房。原住房停電、停水、鎖門，拆毀了，一夜之間變得無家可歸。只好到武漢大學跟女兒住在一起。資改當局對軍工企業的破壞和對工人的超度剝削還不夠，還要在住房上再剝一層。直至殘忍地把她們掃地出門。

對于房子問題，希望大家去看一下法國的電影《房客》，寫的正是法國一個小醫生的命運。那時法國和今天的中國一樣，大規模拆遷和修建房子。一個小醫生的家里要被拆遷，他不得不到處去找房子，但盡管到處都是買不出去的房子，他經濟上能夠承受的價格低廉的房子卻總是借不到，多次周折，最后他們一家還只有住在馬路上。當然這樣的外國電影，現在我國也不會拿出來。我在網上也沒有找到。

床太窄，母女就側身而臥。幸而武漢大學還有破例的溫馨，沒有阻止她們。為了能夠住下去，楊母每天都把宿舍打掃得干干凈凈。在學校吃飯花費太大，為了省錢，楊母就自己煮飯。她們的生活已經被剝削到了最最低的限度了，學店和他們的老板又一次地向她們撲來。

她的宿舍需年繳費1300元，這還算便宜了 200元，她們只能選擇背陰，見不到多少陽光的房間。另外通過申請助學貸款，才勉強混過了武漢大學的時代。——溫馨的武漢大學在現在這個“教育產業化”時代，也是一樣的奸商。住宿費就不菲，不知道她們究竟要繳納多少學費。所謂的“助學貸款”，對于家境貧困的學生來說，不過是學店又找到了一個生財之道。學費一時交不出，就“賒銷”。畢業后學奴們還得長期為欠下的學費服苦役，楊元元就是在畢業后五年才得以還清這個債務。不知教育貸款的利息多少，據說利息自己付一半，這還算是優惠了，實際銀行又賺了一筆收入。

楊元元上課的時候，母親并沒有像人們指責的那樣閑著，而是弄些茶葉蛋和豆腐干、藕片等到教師樓前賣。據她的校友回憶，由于食堂飯菜缺少油水，宵夜就成了學生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和長期以來的泡面或者零食比，“這些東西有時候真的很美味，而且她賣得很便宜，所以總是很快就能賣完。”——附帶說一下：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的大學食堂可不能說飯菜缺少油水，洗碗的下水道里糊了厚厚的一層油。如果現在，肯定會有人來刮油，賣給飯館了。也正是這個原因，盡管我們晚上也要到熄燈鈴響才能睡覺，卻不吃宵夜也沒有餓著的。

武漢理工大學背后的一個跳蚤市場是小販熱衷光顧之地，到后來楊母還賣起了米酒、小百貨，每天掙一二十元，總算基本解決了兩個孩子在消費不菲的大學里的生活費用。一到晚上，楊元元就去接母親的班，她從不吆喝，坐下來就看書，思考文學和法學，中途休息的時候又記下一天的消費，事無巨細，精確到分。除此以外，還兼職家教。由于學習刻苦，表現突出，楊元元先后獲得過學校兩次獎學金——獎學金！在現在是多么的稀缺啊！！！只有極少數十分刻苦的學生，才能得到這樣的優惠，作為櫥窗表明以前的助學金制度現在還存在。而以前，學校里一多半學生有助學金，像她這樣的孤兒助學金是不用說絕對有的。她是在用她的刻苦努力為自己贏得生活權利，為母親減輕肩上的負擔。

我不知道這樣的母女還有什么可以苛求的？黃世仁、南霸天總是會給楊白勞、喜兒和吳清華找出罪責的。

盡管她們的生活如此刻苦，為了掙錢又如此地辛苦，最后都被這個罪惡的社會包括學店搜刮去了，連一分一厘也不放過。

在學校楊元元非常刻苦，是個優等生。也正如此，畢業被保送研究生，但沒能夠如愿，名額被人頂替了。正像許多人指出的那樣，那是因為她沒有關系。沒有一個有錢有勢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好的發展。口稱“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實際上做什么事都要權、要勢、要錢、要關系！！！這也和《桃李劫》里的陶建平一樣，一個單位只招收一個人，他去時卻擠滿了找工作的人，他終于有機會被選中，隨即就有人走關系把他的位置頂替了。

盡管考入名牌大學并且成績優異，畢業后的楊元元卻從未找到合適的工作。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樣：

糟糕的現實開始危及生存，楊元元需要一份工作。但在2002年夏天，抱有同樣想法的大學應屆生直逼 150萬，他們充斥著各地招聘場所，拿著再不熠熠生輝的大學文憑，不斷調整期望值。但縱然如此，當年仍有大量應屆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數目龐大的“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由此催生，現在，他們被稱為“蟻族”。

目前“蟻族”不止150萬了。她畢業頭兩年是在一個英語培訓機構當老師，而她的專業是經濟學。

對于一個經濟學專業畢業生來說那一年可能并不友好，2002年正是“熊市”當道，全球經濟頹勢初現。楊元元連一份湊合的本專業工作都找不到。無所事事了幾個月后，她進入一家培訓中心當英語老師，教幼兒英語，月薪 800元，每天兩個小時地來回武昌和漢口。

由于工資低，第三年，2004年楊元元陰差陽錯地接了一份保險推銷員的工作，但幫親戚辦了幾份之后就賣不動了。推銷保險也不是她的專業。

事業上最后一絲激情消耗于2005年。由于受“轟轟烈烈”的大學生創業潮觸動，楊元元傾盡積蓄，與人合伙辦一份文藝雜志。作為出資，她把自己辛苦攢下的幾千元錢投了進去。一開始信心十足，還租了個像樣的辦公室，但僅堅持了半年，雜志基本滯銷。賤賣一屋桌椅后，楊元元也懶得慨嘆命運。——所謂的創業潮究竟有多少是能夠成功的？也許有人可以舉出一些成功的例子，但對整個社會來說，絕大多數注定又是上當受騙。這種創業潮，不過是大批的學生畢業即失業后，對他們的又一次誤導。工人大批失業時不也是要工人們“自謀職業”嗎？可是大批下崗工人的命運，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失業工人的命運什么時候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注定要一批工人成為“產業的后備軍”，以壓低工資。有人可能會以歐洲的福利國家為例，說明失業是可以避免的。這同樣是欺騙。資本主義從來就不是各別資本家，也不是各別國家的事情。不是說全球化嗎？如果不是剝削著第三世界，也就沒有歐洲的福利國家。第三世界大批國家民不聊生和歐洲的福利國家，正是“全球化經濟”的兩極。

有人指出：

第四到七年打零工。我老家就是武漢的，我想不到，以武大的聲望，元元在漢的就業之路會如此辛酸。……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教育制度本身。

不僅僅是教育制度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出了問題。用電影《萬家燈火》的話說，是“年頭不對”。

挫折感，焦慮感，封閉傾向，成為無數個像楊元元一樣的“蟻族”標簽。他們眷戀大城市，憧憬好工作，都在等待創造傳奇，但越發激烈的城市化，人口結構轉變，勞動力市場轉型等因素又抵消著他們的努力。這個已逐漸具備社會化意義的階層，讓一代人的青春在夾縫中漸漸失衡。

畢業很長時間里，她都沒有配手機，幾乎與所有同學失去了聯系。母女倆找了一個月租 300元的老房子，消耗著微薄的積蓄。一直到考入海大以后，才退房到上海，由此她帶母親來讀研。經過這么多的挫折，楊元元像上了年紀的人一樣把未竟的愿望嫁接他人。弟弟楊順順成了這樣的寄托者，她親自安排順順上了北大當研究生。

她好早就在準備讀研究生了，希翼繼續升學，提高學歷，拿到更高的文憑，以達到“知識改變命運”。由于勤奮好學，楊元元2002年畢業，考上了北大法律碩士研究生，由于沒有錢，這次寶貴的機會又不能不放棄。在還請貸款后，她就謀求再一次升學，讀研究生。經過一番努力到了海事大學，對于改變自己的命運作最后的一次掙扎。然而當她進入海大時已經七年過去，已經飽經風霜，新的困境終于使她明白了，所謂的“知識改變命運”本來就是一句謊話。

30歲了還沒有男朋友，楊元元也并不在意自己的婚姻問題，“她說要等有了事業再考慮。”事實上，楊元元也言出行隨。到新學校后，她勤奮和本分。她一個同學說：“每次上課都獨自坐第一排。現在還有這樣的研究生嗎？”

為了打破困局，楊元元也嘗試了大城市夢。她曾考取了兩個外省小城市的公務員，但最終決定放棄，一是距離遠，二又不是“北京上海”。就是不知道收入如何，不知為何沒人提到這個問題。但可以猜測收入一定很低。如果僅僅為了圓大城市夢，只要收入不菲，至少她可以先去掙個不小的積蓄后再上海大，這樣也不存在租不起房子的困境了。

有人指責她的悲劇是片面追求上海、北京那樣的大城市才造成的，否則為什么不愿意到外省的小城市去當公務員。由于向往上海最初出于她的母親，指責的矛頭又指向了楊母。——他們有什么資格提出這種指責？我看最最追求大城市的正是這種人自己，他們絕對最最熱衷爭名于朝、爭利于市。也正如此他們才有滋潤的生活，并可以在一邊指責別人了。

相比之下，我倒似乎最最有權利指責楊元元一家了。因為我出生上海，從來在上海長大，1970年畢業時，填志愿全部離上海遠，最后還寫了“堅決不留上海”。工宣隊告訴我分配我到河南許昌，我一口答應了下來。后來有人要拿更遠的四川一個不通鐵路的小城市南充和我換，我也很爽快地同意了。許昌還是大城市通鐵路呢！可是我能夠理解楊元元和她的母親，他們又有什么資格指責楊元元一家呢？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在怎么和毛主席的社會主義時代比呢？在我畢業時，最最鄙視不服從分配、害怕艱苦、一心留戀大城市、不愿到祖國最最需要地方去的人。但如果我在這個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在面臨畢業分配，也決不會再像社會主義時代那樣做。以前為社會主義、為祖國作貢獻，為了改變落后地區面貌，白求恩能夠從加拿大到中國的窮山溝里來，難道我們還不能到自己國家的小城市里去嗎？但是現在為了什么呢？白求恩也決不會到蔣匪軍和日本鬼子那兒當軍醫的。誰也不能因此指責他。

何況我明白，楊元元和她母親的大城市夢，也不過是她們企圖改變命運，擺脫無休止、沒盡頭的困境的一個方式。難道我們還不允許她們有這樣的幻想嗎？至于我們那個時代，即使小城市的人們，生活一樣是有保障的，我到了四川南充后就沒看到哪個人吃不起飯、讀不起書、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養不起老。

上海作為中國第一大城市龐大得超出母女倆的想象。由于復辟又一次成了“冒險家的樂園”，樂園只相對于上層“精英”、官僚，相對于外國的資本家、帝國主義者。而對普通人，生活的艱辛在這里加倍顯現，尤其對一個外來者。

剛剛聽到自己被海大錄取時，楊元元高興得和母親擁抱起來了，命運之神似乎已經眷戀她們，她們似乎已經可以看到脫離苦海了。可是來到了上海，立即發現一切并非想像的那么順利。希望再一次變成更進一步的失望。人情更加冷漠，排外。她們終于體驗到“這里沒有溫情”“大城市等級觀念強，就連學校也按照原來本校還是非本校分班。”也領略到大城市的門戶森嚴，找份雜活還要有關系。為了能夠在校舍里居住，當她們訴說家里困難時，得到的卻是冷冷的回答：“沒錢讀什么書？”——這也不是偶然的。大城市改變不了命運，大城市夢也破滅了。一直到最后終于把楊元元逼到了絕路。回想起來，一時的高興卻是飽經風霜、經過長期磨難而不得解脫前的回光返照。悲劇于是迅速造成了。

她自比為晴雯“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她的輔導員認為，楊元元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勤奮、愛讀書。很敏感，自尊心很強，從不主動尋求幫助。甚至申請里也不直接說家庭貧困，而是說“特殊”。

她的校友也說：

我在武大里面看了太多楊元元這樣的學生，她們是被社會的鞭子不停抽打著不能停下來休息一下生活的奴隸，楊元元她們一家沒有自己的家，連個可以遮蔽風雨的地方都沒有。她們小氣卑微的活者，計較著手里的一分一厘的錢，因為她們知道沒有人會在她們沒錢的時候幫助她們！這個扭曲的社會呀，哪有多少有能力幫助她們的好人呀！！！

她一生奮斗卻無法為自己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一絲容身之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楊元元之死，并非她一個人的悲劇。

——當然不是她個人的悲劇，而是這個黑暗的社會注定要出現的悲劇。和《桃李劫》里的陶建平完全一樣。即使不是出在她的身上，也會出在其他人的身上。在困境中她苦苦掙扎欲改變境遇。她篤信：“人可以被毀滅，不可以被打敗”，但是終究她被這個萬惡的資本主義復辟時期毀滅了。悲劇就是把人生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從而引人深思。楊元元是美好的，至少她沒有在最最困難的逆境下沉淪下去，沒有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放棄人格，去出賣自己，而是選擇了奮斗，奮斗不成則選擇了“質本潔來還潔去，不使污淖陷泥溝”。她被毀滅了，人們將因她的毀滅而深思，社會將因此而被人們所改造。從這個意義上說，楊元元是永恒的。楊元元的名字將永載史冊。

看穿騙局后如果還沒有能夠想到從社會上去找根本原因，那么最終就要出來楊元元那樣的自殺事件。《桃李劫》的主人公陶建平悲憤地撕毀了自己努力學習得到的大學文憑，說：“我花了好多年的時間得到了這個東西，可是這個東西對我有什么用處呢？”——這不是和楊元元自殺前感嘆“知識難改變命運”一樣嗎？

歷來，孤兒寡婦最最無助，社會黑暗的犧牲品總是首先光顧她們。解放前孤兒寡婦餓死是人見人慣習以為常了。解放后孤兒寡婦雖然不可能不困難，一般來說得到了社會很好的照顧，城市有困難補助、安排工作最先考慮到她們，農村有五保戶。但也不是那么絕對，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風下，“辛辛苦苦十幾年，一夜退到解放前”，退到了解放前就有解放前的悲劇，以至于孤兒寡婦處境最困難就有人成了這股歪風下的犧牲品。同樣，現在“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孤兒寡婦最最困苦又注定再次成為現實。楊元元一家決不是偶然的，悲劇不在這一家發生，就會在另外的孤兒寡婦家發生。她們家是孤兒寡婦是偶然的，整個社會上許多年輕人成為學奴，就業和養家活口陷入嚴重的困境，卻是絕對必然的，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悲劇。

楊元元事件出來后，有人對她和她的家庭提出了種種非議。如果她們是可以非議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陶建平是不是也是可以非議的呢？

楊元元走向了自殺，陶建平起而反抗，最后被槍決。他的校長說要憑他的能力來免他一死，他本來也沒有死罪。可是他拒絕了，這也是一種自殺。是絕望、是對自己的出路渺茫的極度灰心而自殺。

電影《桃李劫》沒有專門譴責哪一個人，譴責的是這個萬惡的舊社會。而現在各色人等對楊元元事件呢？…………

一切中傷楊元元家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不是把楊元元事件看成目前這個罪惡社會必然要出現的悲劇，他們根本不顧現實中還有多少個楊元元在掙扎，故意把這件事和現實社會割裂開來，在保證絕對不觸動這個社會罪惡的情況下，來討論楊元元事件。最最可惡的就是把責任推到楊元元家的哈巴狗們。

總有一天，楊元元事件也會搬上銀幕，到那個時候各色人等的嘴臉和表現都要在銀幕里再一次地展示出來。

《桃李劫》，盡管控訴了萬惡的舊社會，但舊社會還允許公映。即使解放前，人們一般都是站在陶建平一邊的，并且控訴社會之黑暗。文革以前每一屆畢業生都要看這部電影，幾乎人人都知道。文革中對這部電影的主題歌作了一些修改。只有現在這種萬惡的“資改”的“新時期”，這部電影才被淹沒，好久沒有出來了，在網上出來后也沒有引起反響，也許不少看了的人也不過把他作為飯后茶余的談資。有人居然還說楊元元一家是什么“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大概他們還會如此評論陶建平。陶建平還偷了錢并且和警察搏斗，這比楊元元一家更可恨吧！

社會是人吃人的社會，或者你做一個吃人者，或者你被吃，就是這個社會的道德準則。一小撮剝削者、壓迫者，通過剝削和壓迫大多數人民“富了起來”。

說出“沒錢讀什么書？”以及對楊元元一家做出種種非難和指責的校長、教授們，他們正是依靠開辦學店，剝削著千千萬萬的楊元元們成了人上人，過著滋潤的生活。搜刮時刮盡一分一厘，把學奴們逼到做最最艱苦和勞累的工作，卻只有最最低的消費，甚至無路可走而到了絕境；而自己卻得以一擲千金，還以此為榮自封了貴族。為什么他們會眾口一詞，正因為他們都是這個人肉宴席上的食人族，或者是想擠到這個人肉宴席上占個席位。最最低賤的則是希望周旋在闊人的座位旁，啃幾根殘剩骨頭的走狗。即使成了喪家狗，也還是對一切闊人都馴良，對一切窮人都狂吠。

這些資本主義復辟的人肉宴席上的食人族，一邊瘋狂地吃人，一邊還冷冷地提出各種理論根據，來證明人肉是應該被他們吃的。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為了吃人就要尋找理由，就要證明是個惡人，這樣一切被他們剝削和壓迫的人民，包括廣大的學奴，就成了又可憐又可恨的人了。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的最最正確的解讀就是：“壓迫有理，剝削有理”。

占人口大多數的貧困人民，并不要求他們可憐。階級和階級的對立，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對立是客觀存在的。被說成可憐而又可恨的被剝削階級，人數正在增加，作為新的革命階級正在成長，現在大批的知識分子也加入了這一隊伍。未來正屬于這個包括工人、貧下中農和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知識分子的勞動階級。人民群眾已經日益覺醒，總有一天要踹掉這個人肉宴席的。我們的回答是：“造反有理”。

楊元元的一位好友這樣總結她的一生：“這絕不是命運和這個女子開的唯一一次玩笑。在短暫的30年時間里，楊元元在現實的夾縫中所表現出的‘堅強’和 ‘要強’同樣突出……，甚至在自殺的前一天，她還擔心朱麗葉演得丟人現眼，排練到深夜。她從未放棄過奮斗，卻在曙光將現時謎一樣退場了。”——需要糾正一下，她沒有看到過曙光，如果看到了曙光就不會選擇這條道了，這我們不該對她指責。現代社會有一個楊元元“退場”也不是謎，而是早晚要出現的悲劇。但她用自己的毀滅啟發了人們，使得人們去尋找達到曙光的道路。

她不該死，她當然不該死，她的死又是最最不該受指責的。她正是沒有看到曙光才選擇了這條道路。但楊元元之死震醒了人們，數以百萬計的“蟻族”在以后遇到同樣的情況該怎么辦。迫使人們去尋找原因、尋找出路，最終將明白正是這個萬惡的社會才是把楊元元送到絕路的兇手。要防止楊元元的悲劇重演，就必須最終改造這個社會。也只有改造這個社會，才能夠改變數以百萬計的“蟻族”的命運，才能根本改變十多億正在苦難中掙扎的工農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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