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趨勢，我們回不去的”：80后的空間放逐與現實選擇

□張慧瑜

【左岸特稿】

 
 
1、三個故事
最近一段時間有三個文本，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一個是電視劇《蝸居》一方面因臺詞露骨、反腐、小三等敏感內容而陷入禁播的傳言，另一方面《蝸居》又被認為呈現了房奴的“真實心聲”；第二是反應“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的社會學調查報告《蟻族》出版，大學畢業生成為續“農民工、下崗職工、農民”之后的第四大弱勢群體；第三是上海海事大學女研究生因學校拒絕母親留居宿舍而走向絕路的故事，從而引發關于自殺是由個人的脆弱還是學校及社會的冷漠造成的討論。雖然這些文本分屬于電視劇、社會學調查報告和社會新聞等不同的敘事門類，具有不同的寫作策略和規范，但是它們卻帶來了相似的敘述效果。
這些文本似乎并沒有提供關于現實苦難的解決方案，理想和夢想最終也沒能照進這些文本。不再是沒有奮斗的《奮斗》故事，也不是“不拋棄、不放棄”的許三多精神，更不是杜拉拉式的都市白領的“升職記”，無論是《蝸居》中海萍夫婦背負起沉重的房債而住進了屬于自己的“蝸居”，還是《蟻族》歷時兩年的調研呈現出一批蟻族們失敗而夢碎的心路歷程，更不用說武漢大學的優等生、跨專業考上公費海商法碩士的楊元元在“知識無法改變命運”的哀嘆中自縊身亡（再加上《蟻族》本身就是帶有報告文學風格的“實錄”、“女研究生自殺”也是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那些支撐白領、畢業大學生、研究生等準中產階級故事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個人奮斗、勤奮、高等教育、公平競爭等都無法改變這些年輕人的命運，正如女研究生是“從未放棄奮斗的自殺者”[1]。這些悲情的故事沒有給金融危機時代的人們提供逃避現實的撫慰，反而以苦情戲、人生悲劇的形式讓人們感受到這個冬天的寒冷。盡管在這些對不合理房價、困苦的蟻族生存以及自殺女研究生的“曝光”中，已然在呼喚著政府能夠出臺政策關注、干預不合理的現實（《蟻族》本身就是國家課題），對于執政黨/政府作為全能拯救的想象依然可以使得這些社會“問題”被作為正常社會中的管理漏洞，而不會走向對社會制度及社會結構的質疑和否定。
相比80后被作為都市達人或時尚小資的“瀟灑”，這些文本反映了80后“浮華背后”有著更為慘烈的現實遭遇，以至于媒體使用80年代初期（也就是80后剛剛出生）時的流行話題來形容蟻族們的人生之路“為何越走越窄”[2]，三十年的歷史難道又回到起點了嗎？與此同時，這些文本又以各自的方式試圖為不和諧的現實秩序提供一種合理化的解釋和命名。《蝸居》講述了名牌大學畢業生為在大都市獲得“蝸牛的家”而背上沉重的“殼”的故事。這樣一種被資本化的空間秩序不僅勾連起一個復雜的社會圖景，而且完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倒置，作為勾結開放商與外資一手制造高房價的市長秘書宋思明盡管以悲劇收場，但卻獲得觀眾的極大同情和認同，宋思明這一政府與資本的“結合點”不僅不是罪惡之源，而且還充當著拯救者的角色。這種意識形態的倒置遮蔽了海萍在追求房子的過程中一步步“心甘情愿”走向房奴的過程。而《蟻族》則呈現了被寄予厚望的80后一方面擁有留在大都市的夢想和理想，另一方面為了實現理想而“甘愿”充當廉價智能勞動力的過程，他們在高科技園區工作，卻生活在城鄉結合部的村落之中。面對一次次地失敗，他們為什么還癡心不改呢？“貧困女研究生”的死亡再次引起人們對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討論，與前兩個文本不同，人們對于楊元元之死在保有同情的同時，也認為學校等社會體制對個人的死沒有法律（社會）責任，個人不應該用死來要挾社會。正是在這種個人與社會的“脫節”中，這些關于個人苦難的故事，只能被講述為一種個人的失敗，而不是社會結構的痼疾，正如觀眾在《蝸居》貼吧中留言“不能責怪社會，不要抱怨現實”、《蟻族•聚居村民序》中“生活是不公平的，我們要去適應它”[3]。
因此，這些文本所講述的“現實”故事并不僅僅是對現實的批判，也在試圖回應這種批判，某種意義上呈現了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整合的努力，這種整合不是借助廉價的想象性撫慰來完成，而是通過呈現一種社會不公及人生不幸來為人們提供一種合理化的解釋，以達到一種對現實問題的想象性認同，或者說在沒有拯救到達的時刻，認命、承認失敗、接受現實本身是一種有效的意識形態詢喚。但同時也呈現了金融危機的時代，人們尤其是這些準中產階級對于支持其夢想的基本理念的懷疑，在這個意義上，這些文本也許是某種意識形態轉型的標志。高明的意識形態運作不在于講述白日夢或灰姑娘的故事，也不在于如何真實地表現現實，而在于如何規訓這些被暴露出來的現實，給現實中的問題及潛在的威脅以一種有效的命名和指認，最終實現“不要相信白日夢，請接受現實吧”、“現實就是這樣，你又能怎樣呢”的意識形態效果。下面我就試圖分別以這三個文本為中心，從這些講述準中產階級艱難生存的故事中分析“現實”是如何被敘述又是如何被合理化的，從而呈現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整合的機制。
 
2、向下的青春：“夢想無法照進現實”
這樣三個看似毫不相干的文本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無論是《蝸居》中海萍夫婦節衣縮食、兼職奮斗的典范（盡管最終過上“蝸居”的生活），還是“蟻族”們在失業與低級工作中艱難生存以及女研究生楊元元的自殺，都呈現了一種“下向的青春”。與“青春殘酷物語”中青春期的失落、與社會的格格不入相反，這些“高學歷”、“低收入”的群體本應擁有理想的人生，但“夢想卻無法照進現實”。這些略顯悲慘的故事與一個曾經耀眼并被給予厚望的群體有關，就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生并長大于改革開放新時代的70后、80后們（同時也是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似乎自近代以來從來沒有一代人能像他們那樣不再背負歷史及社會的包袱，與他們的父輩糾纏于歷史、政治相比，他們應該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公”（所謂“我的地盤，我做主”）。這些作為改革開放同齡人的一代人，很早就被認為是小皇帝、溫室里的花朵、嬌生慣養、不能吃苦、無法承擔歷史及社會的責任[4]。
直到2008年一系列事件，使80后擺脫了玩世不恭的“惡名”[5]。一個是四月份在奧運火炬全球傳遞受到抵制時，“四月一代愛國青年”登場了，海內外的青年學生自發自覺地護衛國旗（認同于中國身份）；第二是五月份汶川大地震時，親赴一線的解放軍、醫護人員也大多是80后，他們又成為社會的中堅和希望；第三是2008年8月“鳥巢一代”以微笑展現了自信的中國志愿者形象。這些長在改革開放蜜罐里的80后，似乎天生就與貧困毫不相干。但是，在這些文本中，80后卻成了因房子而“犧牲的一代人”、成了聚集在都市邊緣的“蟻族”、成了“貧困”女研究生。還不僅僅如此，與大部分同齡人相比，這些遭遇困境或淪落為“弱勢群體”的年青人都是在相對公平及嚴苛的高考制度中的幸運兒，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幸存者。可就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機而中國戲劇性地崛起的時刻，這些“天之驕子”們卻成了失意者、失敗者和自殺者。
當海萍說服丈夫以及妹妹海藻留在大都市不要回到故鄉小鎮的理由是，這里不僅有都市的繁華，更有機遇、理想和挑戰，只有在這里才可以獲得“奮斗”的人生，回到家鄉小鎮只能做一只毫無追求的“井底之蛙”。正如海藻問姐姐海萍：
“姐，你一直跟我說，做人要做城里人，那你都來城里這么多年了，那你還是上無一片瓦，工作還換了好幾個，也沒有什么飛黃騰達的跡象啊。你以前還問我，老家有沒有伊勢丹，明珠塔，博物館，是，老家是沒有，可是這些你也沒有天天看到啊。你不過也是住在這樣一個房子里面，連個孩子都不敢生。如果是回了老家，那房子又大，爸媽每天還能做好飯，等你回家吃飯，這么安逸的生活，你到現在還不后悔啊。”
“我一點都不后悔，因為我不想做井底之蛙。你想想看，見過這么多大世面以后我怎么回得去呢？你以為我真的貪圖伊勢丹，貪圖這個明珠那個明珠啊。我其實是喜歡這的一種環境，逼得你學習，逼得你進步，慢慢地我覺得，你就會有一種氣質，我覺得這種氣質應該叫，對，應該叫奮斗！當然了，你說得沒錯。如果回去以后，我是會很安逸。可是，你不覺得那樣就被束縛在那兒了嗎？哪拿兒也不敢去，哪哪兒也不想去，一旦發生嗎變化就手足無措。你知道，青蛙是怎么死的嗎？”
“怎么死的？”
“被溫水煮死的。如果人一旦喪失了理想，喪失了斗志，安于過小日子的話，真的，這輩子我覺得就完了。而且說實話，我心底里面，多少有一種不服氣，我一直覺得人多的地方機會就應該多，淘金嘛，就應該在大地方，在大地方才有爆發的可能。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會有什么樣的奇跡會發生。”
在這種“井底之蛙”的安逸與充滿理想和斗志的奮斗中，只有留在城市才能獲得個人的成功、理想和有意義的價值，哪怕被生活所逼迫。與《蝸居》中的海萍姐妹一樣，這些關于挑戰、夢想、成功的信念成為支撐蟻族們聚集在城市里面的根本動力。但是這些文本恰好呈現了一種淘金夢的破碎，當在學歷、教育、公平競爭的背景中進入市場經濟的“80后”（就業市場化和高考擴招）根本無法實現和抵達自己的理想時，也就是說“下一分，下一秒”的奇跡永遠都不會到來的時候，他們依然寧愿聚集在骯臟遠離市區的村落，也不愿意回到沒有希望的家鄉（他們所學的專業也在家鄉無用武之地）。
這種窘境在新世紀之初就已經被顯影出來（他們是“三高”人群：高房價、高醫療、高教育），但當時尚且有“知本家”、創業神話、個人奮斗的故事可以安撫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如2006年熱播的電視劇《奮斗》依然可以講述青年人白日夢般沒有奮斗的奮斗故事以及2007年熱播的《士兵突擊》也在“不拋棄、不放棄”中完成如何做一只合格的“工蟻”的詢喚[6]，他們作為都市白領，應該是中產階級社會的主體，可僅僅短短幾年之后，這些準中產階級主體就迅速滑落到經常面臨失業、只能在頻繁更換工作中維持較低的收入的“蟻族”，即使如《蝸居》中作為外資白領的海萍也沒能如“杜拉拉”般升職/升值，反而在兼職中變成房奴。既然沒有“耽擱”自己的青春[7]，為什么“夢想依然無法照進現實”呢？
 
3、主流意識形態的整合
《蝸居》的熱播源自某種禁播效應。最初從網絡（各大門戶網站）上傳出 “《蝸居》臺詞露骨，像三級片”，這種花邊新聞隨后被轉移為一種關于《蝸居》被禁播的消息，而且北京青少年頻道確實中斷了《蝸居》的重播。接著廣電總局辟謠，說既沒有把《蝸居》叫停重審，也沒有限期整改。后來又出現“廣電總局批《蝸居》靠官場和性話題炒作”的消息，這種對《蝸居》的點名批評反而激起了網民的反彈[8]。最后據北京臺人事披露《蝸居》停播是因為某房地產公司公關的結果，因為《蝸居》對房地產行業有負面描寫[9]。也就是說關于《蝸居》在北京臺中途停播出現了兩種解釋，一種是來自意識形態主管部門的行政命令，一種是地產公司的公關結果。暫且不管這些“爆料”是否來自于制片公司的營銷策略，《蝸居》卻在這種沸沸揚揚之中成為當下最為流行的社會話題。
更為重要的是，不管《蝸居》停播究竟是“行政禁令”還是“商業公關”，這類消息卻非常吻合網民對于《蝸居》應該“被封殺”的想象。因為在網民“雪亮”的眼中，《蝸居》不僅反應了官商勾結操縱房市的“黑幕”，而且非常真切地呈現了房奴們“被現實”[10]的“悲慘”處境。網絡上關于《蝸居》最多的評論是“和現實生活這么貼切”、“露骨的現實”、“絕望的現實”、“這個電視太現實了，完全說明今天生活在大都市的各各階層的現實生活！”、“這個片子非常現實，讓人觸目驚心”、“反映了人民的真實處境”、“看到了更加真實的生活面目”、“把現實的遮羞布撕的粉碎”，有80后網民留言“剛上大學，我們懷著憧憬看了《奮斗》，當我們踟躇的時候，我們看了《我的青春誰做主》，就當我們即將豁然開朗的時候，一部《蝸居》把我們全拍死了”，甚至《蝸居》被認為是“當代《白毛女》”[11]。在網民看來，如此揭露“現實”的電視劇“必然”受到官方的打壓，因為在網民看來，主旋律的官方說法都是粉飾太平和歌功頌德，逆向解讀恰好是人們觀看新聞的基本策略。如果《蝸居》禁播，反而可以印證《蝸居》對于現實的批判力，這種“禁播情結”延續了80年代以來人們關于“禁片=反體制=好作品”的指認方式。有趣的是與此前小道消息不同，這次《蝸居》的禁播還與房地產公司有關，但是網民并沒有把這種資本的力量作為罪惡之源，反而更多地指責這種行政干預。而事實上，在北京臺停播《蝸居》之時，上海的東方衛視依然在夜晚的次黃金時段（相對于八點黃金時間）播出，在網絡上新浪這一國內最大門戶網站的首頁視頻欄目中《蝸居》是被重點推薦的“大片”（而非電視劇）[12]，這還無法統計關于《蝸居》的大量盜版。從這里可以看出所謂“禁播”，更多是網民的“一廂情愿”。
《蝸居》所帶來的這種現實感，很大程度在于這部戲呈現了都市白領階層所遭受的房子的壓力。在新浪網首頁視頻欄目頭條關于《蝸居》的劇名前面加上了一個修辭語“房奴故事”，《蝸居》也被看成是房奴生活的“真實寫照”。與2009年上半年《潛伏》讓工作在職場中的都市白領們把自我的生活指認為“潛伏者”（或“我們都是臥底”）相似，《蝸居》也讓這些職場白領更加印證自己作為“房奴”的身份。劇中海萍夫婦、海藻及男友小貝都是外企、民企的工作人員，她們對于房價、加班、兼職的生活意見也獲得了網民的“感同身受”。對于《蝸居》的制作團隊來說，這部戲在多重意義上延續了近兩三年以來家庭倫理劇的套路。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式離婚》，最近的例子是《中國式結婚》、《金婚》、《雙面膠》、《馬文的戰爭》、《錯愛》、《王貴與安娜》、《相伴》等。這種以家庭、夫妻為主題的故事，盡管可以呈現如《金婚》、《王貴與安娜》、《相伴》等大的歷史跨度，但卻是典型的非歷史的歷史劇，因為歷史事件如同情景喜劇的外景，幾乎很難進入這種中產階級的核心家庭，似乎歷史從沒有發生過“變化”（《激情燃燒的歲月》等革命歷史家庭劇也是如此），政治事件不再是個人、家庭的悲劇之源，而是在核心家庭中，或艱難或輕松地度過“幾度風雨”，作為永恒話題的是夫妻之間的吵鬧、婚外情及與子女的關系，以家長里短的日常生活來對抗大歷史。在這個意義上，《蝸居》并不更為特殊，是家庭倫理劇（包括婚外情、小三等情節）和反腐劇的混合體，不同的是“買房子”成為推動故事發展的動力。
網友之所以認為《蝸居》呈現了房奴的真實心態，主要是因為海萍夫婦在買房過程中面對“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漲價的速度”的困窘，而對一系列主流話語進行了“無情”的“冷嘲熱諷”。如海萍為了節約成本而騎自行車上班，可是自行車卻丟了，“海萍心里正窩得難受，想到自己這一向吃糠咽菜，房子買不起，車子又丟，突然就被中年婦女給刺激了，怎么聽著白領二字那么刺耳別扭，好像是人家故意在扇她這個從出生就開始奮斗，到今天依舊一無所有的人的耳光”。而劇中更為日常的牢騷是海萍與丈夫蘇淳的對話，在海萍勸說蘇淳去向自己的父母借錢買房時說
“這也怪不到我們啊！現在啃老族都成時尚了。哪個年輕人不啃？父母存在的價值，不就是在給子女貢獻中體現嗎？你當我不知道他們艱難？人家美國老頭老太一退休就環游世界，我們這里老頭老太到退休了都死活賴著不走，有機會就要去返聘，他們又不是骨頭輕，那么想干活，那不就沒條件嗎？但是！但是！條件是怎么來的？那是積累來的！人家美國人享受生活，也靠兩百年前黑奴礦工賣命才奠定的基礎啊！總要有人貢獻嘛！我也不想，但我也沒辦法，為了我的兒子，我就打算犧牲父母了。我們犧牲兩代人，看看能不能叫兒子以后過上好日子。對了，這叫什么？用現在流行的話說，這叫轉型期的痛苦，你勸你媽想開點，有多少都貢獻出來。聽見沒有？點頭啊！”
蘇淳嘆氣“這個型怎么老轉不完啊！人家美國兩百年歷史，都完成積累了。我們上下五千年文化，怎么還沒完成原始積累？”
“你不能這樣算。你要算那個穩定發展期。我們中國不經常重新洗牌，推翻重來嗎？你要從成立新中國算，現在才50年，再過150年就富裕了。”[13]
看房后深受打擊的海萍說“來回看看，滿世界就我們窮了。傷心啊，兩個名牌大學的大學生，上無片瓦，不名一文，說起來還中流砥柱，中產階級呢！”、“我們哪算中產階級？人家中產階級最少要稅交到30%的那種吧？”、“都說時代進步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怎么覺得我還過得不如我們父母輩呢？人家好歹在最窮困的時候還實現了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我倒好，一輩子欠債，一套房子把我搞成百萬負債了”、“跟世界接軌。消費要向歐美看齊，收入要向非拉看齊，全方位立體接軌”；在海萍看過報紙上的地產廣告后，終于悟出“敢情現在的房子，根本不是為海萍這類人蓋的，但追捧著熱潮的，卻是囊中羞澀的海萍之流”、“‘為人民服務’這句話要改了，要改成‘為先富裕起來的人民服務’。現在的報紙，整個一派胡言！”……
在這里，曾經作為“中產階級”美好生活以及“與世界接軌”的神話以及暴露了其作為意識形態的謊言效果，而且就連被作為“社會轉型期陣痛”及“代價”的修辭也彰顯其意識形態性。在這個意義上，《蝸居》確實打破了許多被作為改革時代有效的意識形態整合的話語，在買不起房子的現實困難中，“分享艱難”、忍受“陣痛”已經無法詢喚這些中產階級的認同。但是與其說在這份中產階級的“張狂”中顛覆了主流話語，不如說在這種牢騷以及自我勸慰和自我說服中，更加認同于這種現實中的困境和艱難。正如上文所引海萍在勸說蘇淳啃老的對話中，有一段關于美國的類比，盡管蘇淳嘆氣“這個型怎么老轉不完啊！”，但海萍堅信中國會像美國那樣依靠“兩百年前黑奴礦工賣命”來完成原始積累，并認為沒有原始積累就不可能有“美國人享受生活”的現實。這不僅為了“明天更美好”而心甘情愿“犧牲兩代人”，而且也為近十年來當下中國不斷發生已然不具有新聞價值的礦難尋找到了“合理”解釋。或者說，在承認這不過是為了完成“原始積累”的同時也預設了那個“一退休就環游世界”的夢想。這種把現實的苦難轉移為未來成為美國的“幸福”的修辭在另外一段對談中依然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作用。在海藻向宋思明借六萬塊錢之后，海藻問宋思明：
“這個城市，你們這些人是怎么管的？房價那么高，工資那么低，還讓不讓老百姓活了？”
宋嘆口氣說：“原本在光鮮亮麗的背后，就是襤褸衣衫。國際大都市，就像一個舞臺，每個人都把焦點放在鎂光燈照射的地方，觀眾所看到的，就是華美壯麗絢爛澎湃。對于光線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塵，甚至有死耗子，誰會注意呢？我不是說上海，就是紐約、巴黎、東京，都一樣。你能對外展示的，別人看到的繁華，只有那一片，而繁華下的沉重，外人是感受不到的。這是一種趨勢，我們回不去的。如果你要我選擇，是生活在過去的清一色土布灰藍，每個人收入都16塊8毛的日子，還是今天，我想，我還是愿意生活在今天的。至少，它有一種變化，它給予相當一部人以希望。”
“還希望呢！都快絕望了。我們幾家人在供一套房子啊！我都不敢想輪到我自己該怎么辦。”
“資本市場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練的角色。只能慢慢努力吧！海藻，也許你可以換一種活法，不走你姐姐的路。本來，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各種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14]
宋思明的回答不僅說出了“國際大都市”的秘密，也說出了作為“資本市場”的房地產本來“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事實，可謂“一針見血”、“毫不掩飾”。在這段話中，其意識形態轉換在于，宋思明并沒有說如海藻一般的小老百姓就是“光線照不到的角落”里的“灰塵”和“死耗子”，而是把海藻放置在觀眾，也就是舞臺之外的位置上（同樣，這個位置也是海藻的姐姐等一切外來者的位置），然后，宋思明說不要“亂花漸欲迷人眼”，也不要奇怪都市中有繁華和如李奶奶一家這樣的“灰塵”。同時也回答了海萍夫婦留下來以及動員海藻也在都市奮斗卻無法“成功”（安居）的原因是只看到了繁華的一邊，沒有看到舞臺背后的灰塵，也就是說不要把自己的失敗歸罪于這個華麗的舞臺，“在光鮮亮麗的背后”必然要“襤褸衣衫”，是自己理解錯了，想當然地以為舞臺就只有華麗的一面。而當海藻意識到自己有可能就是舞臺背后的“灰塵”時，宋思明也就是無需修飾，“資本市場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練的角色”。況且這不奇怪，因為這是“國際慣例”，“紐約、巴黎、東京”都是如此（宋思明沒有明說的是第三世界的大都市更是“貧民窟”與華麗的舞臺相生相隨）。也就是說宋思明告訴小老百姓這個“不可告人的秘密”是為了說明這是“一種趨勢，我們回不去的”（正如撒切爾夫人的名言，除了新自由主義之外，“別無選擇”，也如丘吉爾的老話“民主是最壞的政體，只不過其他政體更糟糕”，也就是說，除了選擇民主之外，“別無選擇”）。雖然宋思明不愿意回到過去（艱苦單調的毛澤東時代），可“我們回不去了”所詢喚的主體卻是“我們”。正是在這種“無可選擇”的“多元化的世界”中，宋思明向海藻發出“邀請”，一個“二奶致富”的捷徑。這是站在“舞臺中央”的人向舞臺背后的“死耗子”訴說“各種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近乎“命定論”、“活該論”的意識形態詢喚從某種程度上已經轉化為“灰塵”、“死耗子”們的自我意識。
《蝸居》中被作為底層代表的是，住在石庫門拒絕搬遷的釘子戶李奶奶一家，暫且不談網民認為李奶奶以生命換回大房子是這個時代最成功的投機家。在李奶奶的兒媳婦抱怨“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的，同樣是人，為什么人家可以住大洋房”時，李奶奶說“人生來就有高低貴賤，你就認命吧，你命里無金又遇不上貴人，你還想怎么樣啊，你小學沒畢業，就頂替媽媽去了紗廠，你做的廠啊，做一家倒一家，人家工廠沒要你賠就不錯勒，有時候真替你害怕，以前你上班啊，簡直就是人家工廠的克星誒，人家前腳把你招進去，后腳工廠就關門。”李奶奶之所以拼死與開放商對抗，因為她清楚地知道“除了這間破房子，還有什么呢？金錢、技能、學識、地位，我們什么都沒有”，而且也把兒子、兒媳的貧困命運歸結為一種“小學沒畢業”以及“你就認命吧，你命里無金又遇不上貴人”，就連他們下崗也似乎是自己的原因“簡直就是人家工廠的克星”（社會的原因被轉為一種個人的缺陷），與宋思明的說法一樣，“不公平”是正常的，低賤就是“活該”和“命定”。就像《2012》中那些無法登上諾亞方舟的群氓們，顧不了那么多了，只能看命了，即使為了撫慰一下中產階級的良心，最終打開了諾亞方舟，但得以進入的也是已經買過票的富商們，至于其他幾十億的人類根本就不被考慮在內，能不能得救就看自己的命了，這或許是好萊塢版的“點背不能怨社會，命苦不能怨政府”的故事，也呈現了金融危機時代好萊塢主旋律敘述的艱難和直露。在這個意義上，《蝸居》也成為危機時代的主旋律。
這也就造成網民一方面認為從《蝸居》中看到了房奴的辛苦和苦難，另一方面又認同于海藻“一夜致富”的選擇。宋思明就如同《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神燈，海藻姐妹生活中的任何困難都迎刃而解，這種“全能拯救”不僅使海萍付了房子首付，而且找到了給外國人教漢語的兼職機會，就連海萍丈夫身陷囹圄的“飛來橫禍”也瞬間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盡管導演及編劇在故事的結局處給宋思明、海藻以悲劇的結局，否定了這種“二奶致富”之路，但是顯然觀眾并不接受這種悲慘的結局，對于宋的指責也僅僅停止在感情不軌上，作為資本與權力雙重象征的宋思明反而成為最正面或具有魅力的形象。或者說人們寧愿接受海藻的“童話世界”、“灰姑娘”的白日夢，也不愿意接受海萍式的辛苦工作、努力奮斗、自主創業的故事（另一個故事中女研究生楊元元也曾嘗試創業，但沒有成功）。所以說，此劇呈現了這些房奴艱難地蝸居生活以及釘子戶與拆遷公司“抵抗到底”，但并沒有把這種生活的不滿指向開放商及其利益關聯的政府，反而是作為這種利益溝聯代理人的宋思明始終充當了一種拯救者的角色，并成為觀眾（也許是女性觀眾）最大認可的角色，正如有觀眾看過之后留言此劇“讓80后有種當二奶的沖動”。
從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與人們對于《蝸居》作為揭露“現實”的敘述相反，在電視劇《蝸居》中恰好呈現了一種對“現實”的倒置和誤認。《蝸居》以一種更為霸道和甚至“毫不掩飾”的方式完成了一種對“現實”的強力遮蔽和馴服。不在于呈現一種現實的不公平以及人生的“貧富貴賤”，而在于無論是電視劇還是小說，都在讓觀眾感受到這種不公平是多么的應該，多么的合乎“國際慣例”。在這個意義上，《蝸居》盡管呈現了房奴的卑微和困境，但更呈現了海萍夫婦如何說服自己也要“心甘情愿”地過上“蝸居”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不公平、人生不平等的牢騷中，與其說看到了底層生活的困境，不如說在說服自己承認現實，這要比粉飾“現實”或對“現實”視而不見更為有效地充當著緩沖劑和白日夢的功能。這既是對現實的一種赤裸裸呈現，又是對這種呈現自身的有效遮蔽。
 
4、“都怪你”：個人與社會的“脫節”
《蟻族》的出爐來自于調查者以及執政者對于這些受過高等教育卻身處社會邊緣的憂慮，“他們共享的命運、相似的體驗、聚居的生態以及潛在的能量很可能會導致比‘農民工、下崗職工’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15]。這種危機意識顯然來自于五四以來，以大學校園為基礎的學生運動始終是社會動員及其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80年代末期以來，這種以校園運動為主體的社會動員結構被終結。而從一個更大的社會實踐來看，如果說30年代以來的左翼實踐是把個人命運及人生遭遇上升為或建構為一種階級、革命、政治實踐的之中，那么80年代以來則呈現為一種把個人從政治敘述中脫鉤的過程，所謂“點背不能怨社會，命苦不能怨政府”（在現代社會中，個人要為個人負責）。
在《蝸居》中海萍的牢騷只針對一個人，就是她的丈夫，這些社會的危機及困難，被海萍轉移到丈夫身上，似乎一切都是因為丈夫沒有能力，“都怪你”成為海萍能夠找到的最為合理的解釋。受到海萍欺負的丈夫只能做這個因沒有能力而喪失發言權的男人，而《蝸居》中的另一個男人小貝也因沒有借錢給海藻而受到“戴綠帽子”的懲罰。可以說，“都怪你”把一種社會壓力被轉移為家庭內部的性別倒置（女強男弱）。這種狀況在《蟻族》中也存在，“‘蟻族’中女性成員的社會支持狀況相對優于男性。女性相較于男性，更多使用了主、客觀社會支持源”[16]，從這里可以呈現一種社會壓力下對男性的壓抑。性別成為社會壓力的緩沖器，從而把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切斷。也正是在個人與脫節的意義上，出現了把楊元元自殺事件看成是對社會的一種“要挾”[17]。
在這種經濟高速增長以及中國和平崛起的時代，“貧困”似乎已經變成了過去式，當“貧困女研究生自殺”的消息出現時，所產生的“震驚”效果無疑是巨大的。“貧苦”、“上海”、“女研究生”似乎很難把這些聯系在一起的修辭卻出現在同一個標題之下。這不得不讓想起2009年初，有一女大學生因就業壓力大留下十萬日記自殺的消息。楊元元的遺書顯然也把這件事作為自己自殺的原因，也就是說，我的死是校方導致的。從回應中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網友也認為從制度上，校方沒有責任和義務來幫助楊元元，如果幫助也是破例，就是在這種破例也得不到的情況下，楊元元選擇了自殺。在這種自殺背后有貧困的原因，也有其理性的訴求，就是說在楊元元看來，校方等制度要為“自己的死”“負責”，在這一點上，恰好出現了個人與社會的脫節和脫責，因為“點背不能怨社會，命苦不能怨政府”。而楊元元的訴求恰好是與學校等單位作為一種建立在某種現代制度上的機構有著密切的關系。學校無法提供幫助的原因也很簡單和直接，在于其母親不是學校的成員，因此他不對體制外的人負責，盡管母親與楊元元有血緣關系，但這種血緣關系無法通過“宿舍”的“城堡”。在這一點上，對于學校指責也只在于“不盡人情”，而并非出現法律上的過失。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合理而不近人情的時代。
這種制度性的冷漠，對于楊元元一家來說，并不陌生。在母親下崗，無力支撐拆遷費用之時，已經凸顯出來了。楊元元的母親所遭遇的拆遷困境與《蝸居》中的李奶奶家的遭遇相似，補償款無法購買房子（補償款只能購買四十平米以下的房子，而市場中根本沒有如此“蝸居”的房子），同意拆遷就會變成無居所的人員，顯然，楊元元的母親（曾經的知青，后來工人）選擇了“居無定所”，而不是“釘子戶”。楊元元并非一個“念舊”的人，她并沒有懷念“舊時代的美好”，而是在學歷、專業、創業、工作中償還各種債務，并且靠著自己的努力，考取公費研究生時，也就是說在她成為一個“準成功者”的時刻，一個個人意義上實現自我理想并使人生向上攀升的時刻。但是她遭遇到社會/制度的另一面，一種把母親拒之門外的“冷漠”，如同卡夫卡的“城堡”，這個是一扇敞開的希望大門，卻也是怎么也進不去的絕望之門。
在人們為楊元元可惜而指責學校的冷漠時，或許宋思明的話已經給出了強有力的回答，這樣的事情出現在上海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出現在女研究生群體中也沒有什么，因為“國際大都市，就像一個舞臺，每個人都把焦點放在鎂光燈照射的地方，觀眾所看到的，就是華美壯麗絢爛澎湃。對于光線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塵，甚至有死耗子，誰會注意呢？”換句話是，楊元元、海萍、海藻沒有看清“國際大都市”的本質，就抱著在都市中奮斗或者“知識改變命運”的幻想，其實現實遠不是這么回事。可是宋思明沒有說明的是，當楊元元、海萍們成了“灰塵”、“死耗子”，她們真的能“心安理得”嗎？
 
5、“灰塵”/“死耗子”：房奴與空間區隔
《蝸居》以名牌大學畢業生海萍夫婦的視角呈現了一個廣泛的社會圖景。如果說海萍夫婦及妹妹海藻作為都市白領是人們期許之中的準中產階級的位置，那么宋思明、開發商等是屬于社會上層的政治、經濟精英，而住在石庫門底層的老住戶市民李奶奶一家（兒子、兒媳雙雙下崗，從事保安、保姆的職業）則是社會底層，可謂上、中、下三個社會階層清晰可見。這種不同的階級位置體現在他們不同的生存環境之中，宋思明是高檔酒店、別墅、豪華汽車，海萍夫婦是“蝸居”，而李奶奶一家則是三代同居一室。這種不同的空間又呈現了宋思明的儒雅、穩健和成功，海萍是小氣、斤斤計較的小市民心態，而李奶奶一家則是作為釘子戶的刁民形象。這種圖式化的階級區隔被組織在海萍的目光之中，宋思明顯然是人生的典范和目標，而李奶奶則是被嘲笑的失敗者象征。
這樣三個故事都與房子有著密切的關系，或者說，這種現實的窘境被具象化為一種空間區隔及空間放逐。《蝸居》呈現了這些來自外地的“天之驕子”在欲望都市中無法成為“房主”，只能充當“房奴”的命運；《蟻族》則是這些失業或收入不高的畢業生在城市空間中只能租住在城鄉結合部的村鎮中；貧困女研究生“背媽媽上學”的緣由不僅因為在上海居無定所，而且在家鄉也因拆遷失去了住所。在這個意義上，變成“房奴”的“蝸居”們、走在房奴路上的“蟻族”們以及曾經擁有住房卻在拆遷中“失去”房子的楊元元母子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所區隔、放逐和剝奪。與城鄉戶口制度這種社會區隔不同，在“自由的”商品房交易（不受戶口限制）中，資本的邏輯成為形塑社會空間及主體位置的重要標尺。這些渴望在社會空間中擁有一席之“地”的群體，遭遇到了一種房子/空間的壓抑，這種無法在都市中“安居”的狀態使得他們由準中產階級主體變成了社會結構的游離者和“漂泊者”。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僅是房“奴”，而且也是大都市所象征的現代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當代“奴隸”。這種資本化的空間/房子成為區隔、放逐、剝奪這些準中產階級主體的罪魁禍首。
可是在人們為這些都市白領所遭遇的困境唏噓不已時，那些遠比蟻族更為底層和弱勢的群體顯然就更不可見了。如果聯系到90年代中后期不斷嚴重的工人下崗、農民工欠薪以及農民真苦的問題，再加上這些大學畢業生也被放置在“弱勢群體”的行列，可以看出，在經濟高速發展尤其是2002年前后逐漸由實體經濟轉向金融及虛擬經濟（房地產及股市）的過程中，勞動者被資本不斷拋棄或放逐到社會/都市空間的邊緣地帶的過程（與此同時，也造成中國貧富分化的加大[18]）。暫且不討論經常拿不到工錢的農民工，即使這些合法、體面的都市白領依然無法用自己的收入在已然資本化的房地產交易中換為“房主”的身份，幸運者只能成為“房奴”。在房主從所有者（一種財產的擁有者）變成房奴（一種被銀行劫持、綁架、壓迫的主體[19]）的過程是借助自由市場的平等原則，自愿簽訂的賣身契，從而使這種消費者被綁架在社會生產的戰場之中（“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房子自身變成了一只會下蛋的雞，除非禽流感/金融海嘯等“非正常”狀況的出現。也就是說，在這種從擁有產權之“主”變成一種被銀行綁架的當代奴隸中，無論是農民工充當的體力勞動者（以建筑工人、加工廠工人為主），還是畢業大學生充當的腦力勞動者（以IT、保險、推銷員為主）都是金融資本的拋棄者，借用宋思明開導海藻的話：“資本市場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練的角色”，這是道出“真實”的時刻，也是勸慰“老百姓”承認現實、不要抱著不切實際幻象的時刻。
 
6、“這是一種趨勢，我們‘真的’回不去”嗎？
從這些文本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蝸居”、蟻族、女研究生所具有的某種中產階級的視角，盡管這不是講述她們幸福生活的故事，但吸引人們眼球的是他們作為準中產階級主體的身份卻遭遇了與其身份及社會預期不相符的事實，正如2003年孫志剛事件也因其大學生的身份而引起關注，似乎沒有人關注作為蟻族的孫志剛與進城農民工遭遇在相似的城市空間之中。在這些現實主義苦情戲中，主角依然是女性，如海萍、海藻姐妹和自殺的女研究生，“她們”擁有“蝸居”的夢想，并非一種“擁有一個獨立房間”的女性主義議題，而是為了孩子和母親，是維持生存的基本條件。這種女性作為主角的故事可以獲得更多的同情及其救助的渴望，而不再追問苦難本身。正如“蟻族”被指認為弱勢群體之時，也是把“蟻族”重新納入到被救助的位置上，只是這次中產階級下層不再是“慷慨解囊”的救助者，而是需要被救助的對象。
《蝸居》否定了海藻的“不勞而獲”和與宋思明的“茍且偷生”，肯定了海萍夫婦踏實、勤勞的生活態度，也呈現了海萍“心甘情愿”為了“蝸居”而走向“房奴”的過程。正如那句宋思明的話“這是一種趨勢，我們回不去的”、“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各種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似乎在《蝸居》的文本中只有海萍、海藻兩條道路，或者說無論是編劇、還是導演，只提供給觀眾一條做房奴的海萍之路，盡管這條路并不輕松，但沒有比這更好的道路了（正如民主是壞制度當中稍好的一個）。顯然，海萍的選擇并非“多元化的”選擇，而是一條獨木橋。之所以明知這是一個一旦選擇就無法脫身的道路（背負幾十年賣身契的“奴隸之路”），是因為在宋思明說出“資本市場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練的角色”的同時，沒有說出的是，在資本（金融）市場中還真是無法缺少“老百姓”的參與。試想美國的金融危機不就是小老百姓（中產階級）最終“無力”繼續陪練才發生的嗎？這是在資本的驅逐及其“我們回不去的”的信念下，小老百姓直到破產、無力償還債務才終止這種陪練的游戲。顯然，如果老百姓都不陪練了，資本市場也就成了真正的空中樓閣。可是就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機而對新自由主義下的金融體制進行“深刻”反思之時（就連布什總統都不得不改口“這是非正常情況，正常情況下，政府不應該干預自由市場”），中國又呈現某種“滯后性”，這種滯后體現在這套新自由主義邏輯以更為張狂的面目示人，“這是一種趨勢，我們回不去的”，既是邀請，也是恐嚇。在這個意義上，《蝸居》成了危機時代的新自由主義的主旋律。
也許，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的女研究生已經用自己的身體對抗這個“這是一種趨勢，我們回不去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每一個不甘心做房奴的人來說，能否有另外的選擇，或者能否想象另外的選擇是存在一個真正“多元化的世界”的開始。
 
注釋：

[1] 正如媒體報道“她從未放棄過奮斗，卻在曙光將現時謎一樣退場了”，《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7日。
[2] 80年代之初《中國青年》發表了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起了巨大討論，成為傷痕、反思時代青年人尋找自我主體位置的追問。《蟻族》的主編廉思也指出，“蟻族”也經常發出“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的慨嘆，而《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7日）報道《自殺女研究生楊元元：她的路為何越走越窄》也使用了相似的表述。
[3] 六六著：《蟻族》，湖北長江出版集團、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4頁。
[4] 在90年代初期中國青年報有一個關于中日青年人的調查報告，相比日本孩子從小養成競爭的習慣，中國孩子則在嬌生慣養中失去競爭力，因此而引發社會討論。有趣的是，這個情節也被應該到《蝸居》里面。
[5] 與王朔這些成長與五六十年代的頑主不同，這些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并沒有反抗的對象，盡管在青春期的反叛中，可以延續上一代頑主對于社會主義體制的嘲弄，但80年代以來體制的翻轉依然使得韓寒、春樹們變成了一種“無因的反抗”。
[6] 在蘭曉龍的小說《士兵突擊》是以“一只螞蟻攢行于它這一系偵察蟻用腹腺分泌物標志的蟻路上，這東西對它的重要就如鐵軌對火車頭的重要”作為全篇開頭的，按照作者的說法，許三多就是一只兵蟻，《士兵突擊》也叫《螞蟻突擊》。從這里可以看出，《士兵突擊》講述了如何做一只稱職的螞蟻的故事，只有“不拋棄、不放棄”，即使如許三多這樣的螞蟻可以成為“出類拔萃”的特種兵。
[7] 正如《蝸居》小說中所描述的“她決定認命。考大學的時候1：10，畢業的時候不包分配，進了單位廢除終身制，結婚的時候不分房。單位都朝秦暮楚了，誰還管你房子啊！海萍覺得自己就是天生的倒霉蛋兒，所有的不公平都攤到她的頭上。她媽總哀嘆自己是時代的犧牲品，海萍忿忿地想，跟她比，她媽那點兒不順算什么呀！”，第5頁。
[8] 《廣電總局官員批<蝸居>：靠官場、性等話題炒作》，華西都市報（2009年12月11日）http://news.163.com/09/1211/06/5Q7V9L62000120GR.html。網民不滿這種負面評價，“人肉搜索”批評《蝸居》的廣電總局官員。
[9] 《<蝸居>虛實》，21世紀經濟報道（2009年12月11日），http://focus.news.163.com/09/1211/00/5Q7APN1L00011SM9.html
[10] 2009年網絡流行用“被字”語，呈現一種網民的無奈和智慧，如“被就業”、“被增長”等。
[11] 見《蝸居》貼吧留言。
[12] 從11月份《蝸居》因小三、性話題而成為熱點話題以來，就占據新浪視頻的首位（超過《建國大業》、《風聲》等影片），直到12月末才回到電視劇頻道。
[13] 見《蝸居》，第16頁。
[14] 見《蝸居》，第79頁。
[15] 廉思主編：《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第22頁。
[16] 見《蟻族》，第39頁。
[17] 如《貧窮不是要挾社會的理由——也說楊元元事件》，見左黎的博客；《坎坷困苦 就有資格放棄生命嗎？》，見筱丹新浪博客。在一些討論此事件的電視節目中，人們并沒有對楊元元的死及其家屬報以更多的同情，反而認為這種對學校的指責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學校沒有責任和義務為楊元元破例，其自殺也是“咎由自取”，并應該抱怨學校和社會，以至于參加相關節目的嘉賓石述思說了幾句應該從楊元元之死中反思社會制度、“呵護弱勢群體”的話而被認為是道德綁架，參見石述思博客《為什么那么多人認為楊元元自殺是咎由自取？》，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b878a0100fuao.html?tj=1#comment2
[18]《財政部調查:10%家庭占有45%財富》（2009年12月10日，人民網)指出：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達到“高度不平等”狀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
[19] 正如劇中結尾海萍勸慰丟掉孩子和子宮的海藻，要過一種踏實的生活，這種奮斗的蝸居或房奴生活就是：“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六千，吃穿用要兩千五，冉冉上幼兒園一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三四百，手機話費兩百五，還有煤氣水電費兩百。也就是說,從我蘇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四百，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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