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沒有不知道文革的。現代人聽文革，像聽故事；訴說人講文革，把故事渲染得出神入化。無論是親歷者還是道聽途說者的訴說，好像講得越離奇就越不離譜，真是說不盡的文革，說不完的故事。還有一些“文革”回憶錄的作者，總是喜歡把自己打扮成“落難英雄”，將責任往死去的人身上一推了事。當這些故事被輸入到我們這群80后青年的耳中，主題基本就是一個：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清荷不聽故事，看史料。清荷認為，歷史可不是馬戲團，也不能當快餐消費，更不能作茶余飯后的點心。分析歷史問題的絕對要求，是依據史實，并把問題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分清。　　

近來看了許多關于1966-1976年之間的材料，右的左的，上的下的都有，加上與親歷過文革時期的父輩們交流，有了一些自己的思索，與各位網友探討：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是滿足自己專制獨裁者的私欲，還是憂思當時的一群“社會承擔者”？還是為了什么？　　

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把那10年弄得胡煙瘴氣，面目全非，人心惶惶，這是人們對文革的印象。我們似乎也接受了這個觀念，認同那是一個無知野蠻的年代，群魔亂舞的10年。那么，問題就來了：既然說文革暗無天日與民不聊生，完全是毛澤東權力欲望與獨裁者的私欲膨脹的象征。甚至一些研究者們特意渲染了很多黨內權力斗爭的細節過程，將毛澤東描述成為一個權力欲望極大，整人不擇手段的陰謀家｡那么我們來分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中國共產黨執政短短17年，即使是文革結束，也就27年。27年時間竟有10年處在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中，為什么人民就不起來推翻這個獨裁者的統治呢？如果共產黨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制造了這么大的災難，那么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它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是10年啊，10年的時間真的是水深火熱，將足夠把國民喚醒吧？可為什么人民非但沒醒，反而認定毛澤東的領導？說毛澤東罪莫大焉，完全是一副獨裁者專制的姿態，那么為什么他在人民群眾中仍有那么高的威望？還有這么多人去為他辯護？甚至還有反對他的人也一度不得不打著他的旗號去打倒自己的政治對手呢？有人說當時毛澤東在人民的心中已經完全神化了，已經是一種瘋狂的個人崇拜。既然毛澤東已經是一個神了，他還擔心他的權力會不穩定嗎？他還會擔心有人威脅他的位置嗎？他還需要用“文化大革命”來進行一場“權力斗爭”嗎？憑清荷思考，當時候不可能有人向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權力”挑戰，毛澤東想打倒一個人根本不困難，也根本不需要“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進行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結合這些情況，毛澤東的權力私欲的念頭，要去治一些人的說話，成立嗎？　　

既然不成立，發動文革的目的，是為什么？清荷認為，最初，毛澤東是憂思于“社會承擔者”的現狀，將江山交給這群人來打理的放心度的問題。　　

“社會承擔者”指的就是我們的人民公仆。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幾年，毛澤東發現有些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老革命開始特權享受，放松自己，膨脹了私欲，置人民的利益而不顧。毛澤東在這里，一直保持著最大的警惕性。比如腐敗問題。從史料可知，腐敗現象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多見的。但在當時已經露出了許多苗頭。這些苗頭有可能將他奮斗了一生才建立的人民主權社會主義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是他所絕不能接受的｡　　

當時黨和政府中,就已經有人開始有了特權享受和物質享受的事情，1951年11月中旬，河北省委召開第三次黨代會，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罪行被揭發，毛澤東對此事極為關注，親自過問和批準了對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污案的處理，下決心堅決予以嚴懲｡對于毛澤東來說，腐敗現象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是嚴重違背了人民的利益的，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的，見微知著，防微杜漸，這是古人講的，而毛澤東是想把所謂的腐敗消滅在萌芽狀態。毛澤東并不是一個有著嚴重私欲的統治者，如果是的話，他完全可以輕松地利用自己統治者的特權，做對己有利的事情，但是我們并沒有發現毛澤東做了什么事情。而是看到了他自己的兒子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上的時候，國內請求毛澤東將兒子的遺體運回國，但是毛澤東懷著巨大的悲痛，沒有同意。而是將毛岸英與其他烈日一起安葬于異國他鄉。這是需要多大的胸懷與氣度！這次溫家寶總理在朝鮮赴志愿軍烈士陵園憑吊毛岸英等烈士的時候，我們清清楚楚地見到溫家寶總理眼含熱淚，對著毛岸英的墓碑三鞠躬。這三鞠躬里，包含著多少語言，多少寓意？一位開國元首的兒子，這個時候并沒有享受到父親的任何特權，依然尸骨埋葬他鄉。我們再回過頭去想想，當初毛岸英與劉松林結婚，毛澤東參加了婚禮，只送了一件穿過的大衣，并對兒媳說：“白天岸英穿，晚間你蓋，都有份。”誰讀到這里，不會像溫家寶那樣，眼含淚水？從這一點看，毛澤東有特權思想嗎？他心里裝的是個人嗎？　　

毛澤東正是從自己的個人做起，以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堅決不允許干部與人民對立起來。毛澤東已經發現擁有資格的‘社會承擔者’許多官僚的一面。毛澤東擔心的是，官僚機構有可能走到人民的對立面，甚至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195-196頁上說道：“毛澤東已經發現，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在人員構成上還是在組織機構上，至少都不能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可能是指具有美德并擁有資格的‘社會承擔者’。在毛澤東觀念中，這種美德是指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艱苦樸素，目標遠大和嫉惡如仇等等的品德的集合”。　　

毛澤東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希望在中國按照畢生的理想建造一個純潔的社會主義社會，人民主權的國家，這個理想容不得別人半點污染｡所以，當他意識到這一點，認為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從這個認識基點出發,毛澤東立下了對黨內腐化行為嚴懲不貸､絕不手軟的堅強決心，并不為任何請求稍加寬恕的意見所動｡　　

從舊中國走過來的中國人民的整體國民素質是令人堪憂的，毛澤東深知中國人在思想上受到儒家中庸習性的毒害之深，深知中國的工人階級不但數量很幼稚，質量上也很幼稚，中國農民對自己的要求一直依然是魯迅筆下的那群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個黨如果變質，那一定會是先在思想變質，就會出現兩極分化等各種嚴重局面。所以他一直從黨的生存理論進行思考，小心翼翼地導引著這個政治集體｡他以歷史為鏡，一次次開展各種思想上的肅清運動，徹底地將人人不愿出頭的中國人團結在一起。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中說：“干部決定一切”，那么“群眾呢？”有代表說：“跟著毛主席走，就不會犯錯誤。”毛主席說：“這句話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個人有對有不對，對就跟，不對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即使掏大糞的、掃大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工人，我們的農民達到這一程度了沒有？我們的共產黨黨員，我們的人民勤務員、公仆們達到了這一程度了沒有？毛澤東提倡向雷鋒、門合學習，把陳永貴、吳桂賢等工人、農民請入中央委員會就是要改造中國人那種“非常頑固和保守”的壞習慣，造就勇于承擔社會責任者的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精神，文化大革命就包含有這一內容：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喊出：人民萬歲！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成：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出發點是解決黨和國家肌體中存在的陰暗面，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發動這次革命的意圖，從毛澤東在陳正人　1964年12月4日　給薄一波的信上做了的批注可以看出，他已經意識到干部蛻化變質的狀況有著相當大的普遍性，增強他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的緊迫感。同時，他認為文化教育領域內，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已經占領了優勢。他在對文藝工作批示中所說：“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所以“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斗爭重點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不是偶然的。顯然，毛澤東這時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而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他對身邊的護士長　吳旭　君說過：“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毛澤東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改變顏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問題解決了，下面的問題不難慢慢地收拾。上層的權力斗爭向底層群眾的折射，上層的斗爭思路和方向是很明白的，向外傳出的信息是很清晰明確的，但是這種斗爭在反映到下層運動時，被極大地扭曲了，不再是一個高層派對應一個群眾派別，而是被某些階層和利益集團有意地攪成了渾水｡所以毛澤東最初的意圖并沒有得到有效地執行，在運動最初五十多天里，主動權掌握在走資派手里，他們利用既得權力，打壓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實際上派性干仗，武斗死人的現象主要僅發生在1967--1968年的幾個月中。其實，現在我們不少人都知道，制造武斗的人中不少人就是故意破壞文化大革命的走資派，煽動派性是他們的陰謀手段，這一現象很快就被黨中央制止了，文革并不像有人所說的是十年內亂。毛澤東只是低估了對手的能力，歷史證明，人民的力量是最強大的，但也是最難控制的，原因在于底層的人民群眾不會都象毛澤東本人那樣擁有極高的政治分辯能力，很容易被不正確地誤導。　　

可以說，毛澤東的文革并未達到他的目的。相反，由于他對敵人的輕視，太多幕后指揮的方式，而少有正面鮮明斗爭，使他與他所依靠的群眾有了信息傳遞上的不暢，從而使對手有了周旋的空間，這也和他本人年老力衰有關｡但是他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憂心，我們不能否認，更不能妄加結論詆毀毛澤東。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在《不停頓的革命者》一書中說：“毛澤東所關心的是確保8億人，到本紀很可能達到10億能有飯吃并使他們的住房、醫療和受教育的條件得以改善。當今社會上除了許多噪糟雜音外，毛澤東將會了了“夙愿”嘛！”

我們今日提倡的和諧社會，提倡科學發展觀，都是在結合我國國情之下提出的，任何指導思想的提出，是一個方向，或者一個戰略舉措。不論執行過程中出現什么新的問題以及挫折，我們都不能懷疑其本意的正確性？文化大革命在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甚至被夸大的問題，并不是毛澤東的初衷。雖然在文革10年經濟、文化以及政治上并沒有像傳說的那么恐怖（事實上經濟一直在向前發展的，歷史也有明確地記載）如果我們只記得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人，多少文人自殺？經濟又落后了多少年都要推在毛澤東一個人的身上的時候？那么請問，文革之后的文人自殺現象還少嗎？海子、顧城、徐遲、三毛等等，我們生活的當今社會，哪天的新聞里沒有人自殺？在我們現在提倡的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大學生畢業就失業的現象，文化產業化，文人市場化，工人下崗，醫療昂貴，還有我們這群80年代的人一個個背負著沉重的“房奴”的擔子奔波在生存的路上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將這一切的責任，要推在改革開放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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