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毛主席的“家長制”和“一言堂”

——紀念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一百二十二周年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一百二十二周年來臨之際，在由于專門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主席而知名的網站《共識網》上，又刊發出了一篇由任中平和郜清攀二人合寫的題為《家長制、一言堂的危害究竟有多大》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任中平和郜清攀二人牽強附會、生拉硬扯，再次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了毛主席一把。

　　在《家長制、一言堂的危害究竟有多大》這篇文章中，任中平和郜清攀兩位作者如此認為：“從近年反腐敗斗爭破獲的大量權力腐敗案件來看，其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特征，就是這些涉案的腐敗分子大都熱衷于在組織內部大搞家長制、一言堂，從而為權力腐敗鋪平道路。諸多媒體披露的各種權力腐敗亂象可謂鋪天蓋地，觸目驚心，其背后往往都有權力不受制約的政治家長在暗中作祟。甚至還有不少腐敗分子落馬前竟然在公開場合大肆叫囂：‘你不聽我的，我就治你’，‘誰敢給我對著干，當場就叫你難看!’‘誰讓我一時不好過，我讓他一輩子不好過!’凡此種種現象一再警告人們：家長制、一言堂是權力放縱的直接表現，而權力腐敗是權力壟斷的必然結果。那么‘一把手’是如何從家長制、一言堂走向權力腐敗的?其生成和演化的內在邏輯又是什么?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不僅有助于我們從源頭上治理權力腐敗這一頑疾，同時也向掌權者敲響警鐘，謹防從家長制、一言堂的霸道作風滑向權力腐敗的萬丈深淵。”

　　無需作者專門強調而有目皆能睹，腐敗這個問題在當今的我們中國，可以算得上是絕對的了。然而腐敗這個問題的產生，難道真的是象作者在文章中所認為的“后來由于毛澤東在黨內逐漸確立了至高無上的領導權威，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隨著左傾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黨內個人崇拜之風的盛行，家長制、一言堂現象開始在黨內不斷滋生蔓延”而造成的嗎?

　　毋庸諱言，毛主席直到臨終的那一刻，始終掌握著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絕對最高權力。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也真的曾經出現過毛主席擁有最后決定權這樣的“家長制”和“一言堂”。但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卻并沒有出現象當前這樣的絕對腐敗問題。而正是到了作者在文章中所說的“鄧小平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鑒于家長制、一言堂現象對黨和國家造成的嚴重危害，他痛定思痛，尖銳地指出：‘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制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么黨內民主，什么社會主義民主’”的改革開放時代，我們中國的腐敗問題才開始產生并形成了今天這樣的絕對。因此如果歷史地看，要么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所依據的那個“權力本身具有自我膨脹和無限擴張的天性，權力的行使如果不受約束，必然導致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的現代民主理論是錯誤的，要么就是毛主席根本就沒有搞過什么那種“終身制”式的“家長制”和“一言堂”。

　　“終身制”、“家長制”和“一言堂”，是改革精英們專門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主席的一個重要理由和依據。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內，最早考慮培養接班人和嘗試退休實行制度的，就是毛主席。然而形勢的發展變化，卻不僅導致毛主席的這一嘗試落了空，而且還更是逼迫得毛主席不得不“終身制”、“家長制”和“一言堂”。

　　早在一九五三年的下半年，毛主席就提出了在黨中央常委的工作中，要分一線和二線。一線的同志主持日常的工作，而他本人，則處在二線。到了我國的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的一九五六年，在當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不僅第一次設置了四個黨的副主席和一個總書記這樣的領導職務，而且在新修改的《黨章》中，還專門為毛主席設置了這樣的一條：“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

　　對于這樣的安排，在“八大”召開之前的九月十三日舉行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主席作了如下的解釋：

　　“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了。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么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

　　毛主席在這里所說的“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其實就是為了防備我國在他身后，可能也象蘇聯那樣當斯大林逝世之后不久，就出現了修正主義上臺的問題，所以這才要設置幾道“防風林”。可是毛主席設置的這幾道“防風林”，卻不僅沒有能夠擋住修正主義在我國的產生，而且我國的修正主義，還正是從這幾道“防風林”中的某些人身上刮起來的。因此毛主席這才不得不回到一線，以遏制并糾正這一股股的修正主義妖風。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再度到蘇聯訪問。這次訪問蘇聯，除了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系列慶祝活動之外，毛主席還要參加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六十八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兩個會議。

　　在蘇聯訪問的期間，鑒于蘇聯已經于當年的十月四日成功發射了全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于是赫魯曉夫向毛澤東透露了蘇聯將在十五年之類超過美國。得知了蘇聯將在十五年之內超過美國的這個消息之后，在十一月十八里召開的六十八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毛主席這樣講道：“赫魯曉夫同志說他們在十五年之內可以超過美國，我們想，中國也可以定個計劃，用十五年或更多一點的時間趕上或超過英國，因為英國現在年產兩千萬噸鋼。據波麗特和高蘭同志說，再過十五年，英國鋼產可能達到三千萬噸。那么中國再過十五年也可能達到三千萬噸。這樣就鋼產量講，不講別的，可以趕上或超過英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的社會經濟狀態，還仍然是處于以傳統的小農經濟為主、輔之少量的帶有濃厚殖民地經濟色彩的官僚買辦經濟的這種社會經濟狀態。一百余年來列強的掠奪和戰亂造成了解放前中國社會經濟凋敝，人民流離失所，科學文化極為落后。在這樣一個貧窮落后的社會經濟和科學文化基礎之上，進行現代化建設，而且還必須在極短的時間里完成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以防止再次挨打，其困難可想而知。新中國成立后，這一事關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責任便責無旁貸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確定的美國、蘇聯兩家分別主導世界的雅爾塔體系的東方格局，美國以意識形態劃線，把新中國推向了社會主義陣營。而新中國為了維護民族利益，廢除滿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與所有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做法，又使美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喪失了原先在華的巨大利益。因此美國糾集了世界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進行了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妄圖阻止新中國的發展，從而扼殺新中國。在這種嚴峻的國際局勢下，新中國只好采取對外一邊倒向蘇聯的外交政策以獲取外部援助，對內則采取勒緊褲帶，實行高積累的辦法，來加速現代化的建設。雖然新中國因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滿腔熱情的一邊倒向了蘇聯，但蘇聯對同樣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新中國卻是有所保留的，毛主席第一次訪問蘇聯的時間長達兩個月之久，盡管經過艱苦的談判而收回了旅順、大連和東北的鐵路，可卻只爭取到蘇聯提供的三億美元貸款。這個數目，尚不及蘇聯給波蘭這個蕞爾小國貸款的十分之一。從這件事上就能看出，蘇聯同樣也是不希望新中國強大的。對于有著深厚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傳統的蘇聯來說，國家、民族之間的利益之爭，是要大于共同的政治信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美、英、蘇三國確定的雅爾塔體系，劃定了美蘇兩家分別主導世界的戰略格局。按照這個格局的劃分，當時的中國在美國的勢力范圍之內。新中國的建立，使我們中國成功地從美國的勢力范圍內分離出來。在面對美國強大壓力的情況下，新中國為爭取到良好的國際安全環境，只有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但無論是留在美國的勢力范圍內，還是加入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如果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自主，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完成工業革命，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中國也只能是美國豐富的原料產地和巨大的產品市場或是蘇聯的農業衛星國。這樣只能作他人政治附庸和經濟殖民地的國家實力，再次挨打的危險會隨時降臨到中國人的頭上。因此新中國一成立，毛主席就把經濟建設，尤其是工業建設、國防建設擺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由于新中國的家底實在是太薄了，能夠獲得的外部援助又少得可憐，所以若想在短時間內把新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強國，那么最可靠、也是唯一的可行辦法，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建立起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由國家掌握一切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是要依靠全國各階級、各階層、各民族的人民群眾，充分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緊衣縮食、艱苦奮斗、共同努力。實踐證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發展戰略，是唯一正確的。它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和強盛所做出的貢獻，是無比巨大的，是造福中華民族子孫后代的千秋偉業。

　　在中國共產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后，那些混進中國共產黨內而一心只要“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人，無不希望我國能夠停留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因為只有留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才能實現他們“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這個愿望。因此當時對于毛主席盡早在我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這個戰略構想，支持的人并不多。但是鑒于毛主席的巨大威望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對中國人民所做過的承諾，所以這些人盡管不敢公開表示異議，但卻無時無刻地不想著進行暗中的破壞。

　　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國雖然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這樣不利的國際局勢，但卻也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國給予一些有限援助的有利條件。尤其是美蘇兩家分別主導世界的戰略格局，更是給我國留下了一個難得的發展空間和機遇。雅爾塔體系確定的美蘇兩家分別主導世界的戰略格局，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霸主英國顏面盡失，利益極大地受損。不甘心淪為美國附庸的大英帝國，為了尋求再次崛起的機會，便率先挑起了對蘇聯的冷戰，從而導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兩大陣營的對抗，為兩大陣營之外的其他一些國家留下了一個有限的回旋和發展空間，毛澤東敏銳的意識到了國際局勢留給我們中華民族的這一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于是帶領中國人民全力地進行著現代化的建設。然而當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時候，我們中華民族又遭遇到了一場新的危機。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成了蘇聯新的領導人。可是赫魯曉夫在掌握了蘇聯的最高領導權之后，卻逐漸改變了斯大林時期的路線。一九五七年，蘇聯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研制成功，這也是人類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而隨著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上天，赫魯曉夫認為蘇聯在某些科技和工業領域，已經接近美國，于是便放棄了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理論，而提出了蘇聯要在十年內全面趕上美國，要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幻想資本主義能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并主張與美國搞緩和，放棄對抗，并企圖聯手控制世界。美蘇緩和并放棄對抗之后，勢必能騰出手來，整合各自陣營的內部，加強對各自陣營內其他國家的控制，同時迫使陣營之外的世界上的其他各國向美蘇這兩個中心聚攏。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蘇聯對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為和對阿富汗的公然入侵;美國加強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和其他國家的控制，就能充分證明這一點。赫魯曉夫主張與美國搞緩和的這一做法，對我國的威脅是巨大的。原先赫魯曉夫為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對我國的工業、尤其是核工業的發展還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技術和物質幫助。但是，當美蘇出現緩和的趨勢后，赫魯曉夫馬上就反悔了，于一九六○年六月全面斷絕了對新中國核技術的援助。對世界局勢的這一發展趨勢，毛主席洞若觀火，于是借用中蘇同盟表面上沒有破裂的假象，一方面在支援世界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名義下，用炮擊金門的做法來制造國際緊張局勢，挑動美蘇繼續對抗，以此來延緩美蘇緩和的進程。一方面在國內全力以赴，加緊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于是在十五年之內以鋼鐵為代表的主要工業品的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為目標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在我國就順勢地出現了。然而可惜的是，不僅毛主席的這一戰略構想，而且就連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卻差點就被在一線主持工作的人，用“浮夸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強迫命令風”和“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給徹底毀掉了。

　　對毛主席號召的要通過開展“大躍進運動”的這種方式來加快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建設步伐的做法，一心想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劉少奇等人是非常不贊同的，甚至是從心里堅決反對的。但是鑒于毛主席那一貫的高瞻遠矚和由于領導中國革命所取得的最后勝利而形成的巨大聲望，劉少奇和追隨他們的那些人還不敢公開與毛主席進行對抗。但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搞早了，那就必須要把“大躍進運動”搞糟了。而為了能把“大躍進運動”搞糟，于是劉少奇等人對毛主席號召開展的“大躍進運動”，玩弄起了“火上澆油”的戰術，使“大躍進運動”能夠被燒毀，以迫使毛主席放棄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偉大設想而屈從于他們的主張。因此當“大躍進運動‘開展起來之后，劉少奇等人借用在一線主持工作的機會，使勁地往廣大干部群眾被毛主席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偉大理想所點燃的熱情之火上澆油，使之形成不可控制之勢。從而使毛澤東的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偉大理想，將被他自己點燃而又被劉少奇等人拼命澆油所形成的越燒越旺的人民群眾的熱情之火燒毀。

　　在“大躍進運動“中，劉少奇所采取的火上澆油的辦法，就是在毛主席提出的“高指標”的基礎上，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剛剛提出要用十五年的時間在鋼鐵生產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劉少奇馬上就在十二月二日提出要同一時期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在毛主席剛剛提出了他花費兩年多的時間，親自進行調查研究，多次召開專家干部會議，通過進行仔細深入地研究討論而制定的在全國農業生產的三類地區糧食畝產，在十二年之內要實現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產量的這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之后，劉少奇第二年在視察江蘇省常熟縣的時候，就來個一臉認真地問“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些深翻，還能多打些”;在毛主席剛剛提出了“鼓足干凈，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之后，劉少奇馬上就大力號召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其實劉少奇的真實想法，不過就是只要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陷入左傾盲目之中，那么“大躍進運動”也就必然會陷入失敗。如此一來，那就不僅能夠在全國人民、甚至是在全世界所有人的面前分出誰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而且也能迫使毛主席屈從與他的主張，甚至更可能是避位“讓賢”。

　　劉少奇所采取的這種“火上澆油”的戰術，的確是高明，也實在是令毛主席有苦難言。給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火上澆油，在表面上看，的的確確是順應了毛主席的“大躍進”的設想。然而在實際上，卻只能是導致“大躍進運動”的失敗。只不過這一“戰術”也太過陰毒，黨內路線上的分歧，即使是無法說服對方，也不應該拿全國人民的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甚至是拿人民的生命去做籌碼。

　　劉少奇等人的“火上澆油”戰術不僅運用得實在是“高明”，而且具體實施“火上澆油”戰術的手段，那可更是令人叫絕。劉少奇等人的具體做法，就是順著毛主席外出視察時所走過的線路去視察，從而制造一種劉少奇等人是在自然而然地追隨毛主席的假象。此舉不僅能夠充分地掩飾自己的“澆油”做法，而且還更是便于日后嫁禍于毛主席。果不其然，在一九六二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成功地利用毛主席為了維護黨內的團結和劉少奇這個接班人的威望而主動承擔了“大躍進運動”遭受挫折的責任之機，做出了“大躍進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這個結論并成功地嫁禍于了毛主席，從而迫使毛主席退出了經濟工作的領導領域。在迫使了毛主席退出經濟工作領導領域之后，劉少奇和陳云等人在主持經濟整頓工作之中，大肆地推出了要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這個“三自一包”和“土地租佃自由、借貸自由、買賣自由和雇工自由”這“四大自由”。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確定了“鼓足干凈，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之后，劉少奇隨后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就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當時搞農業合作社小社并為大社，有的包括工、農、商、學、兵內容，但還沒有“人民公社”的名稱，劉少奇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恐怕不能象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不能搞單打一，現在農業合作社已經開始辦工廠、商店、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以后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么長?”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劉少奇視察了石景山鋼發電廠。在同發電廠的工人談話時，劉少奇這樣說到：“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干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干幾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勁這么大嘛!不計上下班，干完就算數，有這么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當時的報紙報導說：“少奇同志在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三萬至五萬斤的玉米，三萬至五萬斤的谷子，三十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一萬五千斤籽棉的豐產后，贊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劉少奇的這個講話一經傳出，全國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千幾斤、幾千斤的牌子，換為幾千斤、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假報紙上報導的豐產數，也更是由畝產幾千斤，一躍而畝產數幾萬斤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主席視察了河北省徐水縣。八月六日，又來到已經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農村人民公社的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進行視察。八月十日，毛主席又視察了天津市東郊區四合莊鄉新立村人民公社。據當年跟隨報道毛主席視察七里營人民公社消息的《新鄉日報》記者王定邦回憶說：在視察七里營人民公社的棉田時，毛主席問當地的生產負責人對棉花的估產情況，當聽到該負責人回答說還正在生長的棉花產量將達到一千斤時，毛主席嚴肅地說：“你收到手才算數。”

　　糧食生產的浮夸風，與鼓吹過度密植是緊密相連的。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在毛主席視察了徐水縣后還不到四十天，劉少奇也來到了這里進行視察。據當年的報紙記載：“在視察豐產地時，更多的是隨時隨地給予寶貴指示。看過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說：‘你們這里種大畦子的辦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垅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除草、間苗的話，可以做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見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的《人民日報》。文章的標題為《劉少奇同志在徐水》，作者為康濯)

　　合理密植，的確是提高糧食產量的一個有效辦法。然而但凡懂得一點農業生產知識的人都知道，莊稼如果生長過密，也會降低糧食的產量。因此田間管理，才會出現間苗的這一程序。我國有句形容人們能夠間接接受到一些知識的俗話，叫作“沒有吃過豬肉，還沒有見過豬走?”劉少奇盡管由于出生在富家，后來又成為了國家主席，可能沒有親自種過地，但終不至于天真如此吧。沒種過糧食，還沒吃過人飯嗎?寸把寬的小鋤和鑷子，那不是農夫在種地，只能是婦女在繡花。把密植鼓吹到這種程度，不是火上澆油，又能算是什么。而更有楊尚昆、劉瀾濤和林鐵等那么幾個人，也為了“火上澆油”，甚至還跑到毛主席視察過的天津，嬉皮笑臉地站在正在生長的水稻上照相并還刊登在了報紙上。只要是吃人飯長大而不是吃狗屎長大的中國人就都知道，所有的莊稼都是怕人踩驢踏的。而有的人就是為了“火上澆油”，所以才要站在正在成長的水稻上照相并刊登在報紙上。據說，當年毛主席看到這幅照片時，邊搖頭邊風趣的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接著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十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

　　就是在劉少奇等人的拼命鼓吹下，“浮夸風”在全國的許多地方一下子就刮了起來，從而給“大躍進運動”中的農業生產，造成了及大地損失并終于釀成了在和平年代，大量餓死人的這樣人間慘劇。

　　當年，能夠糾正劉少奇等人“火上澆油”的這種做法，正是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內由于歷史所形成的有如“家長”一般的巨大權威。而后，由于遏制了修正主義上臺從而保證了我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又前行了十幾年的，也正是因為毛主席的“一言堂”。

　　在糾正了劉少奇等人“火上澆油”的做法之后，為了總結“大躍進運動”中的經驗教訓，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一次規模空前的“七千人大會上”。在“七千人大會”上，盡管毛主席三次邀請副主席陳云講話，但卻都被陳云以“在做工業調查，還沒有調查完，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為由拒絕了。因此陳云也就成為了在召開了近一個月之久的“七千人大會”上，沒有在大會上做公開講話的中共中央七名常委中的唯一。而對自己不講話的“真正”原因，在事隔二十六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陳云卻做了這樣的說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講話。主要是和稀泥，這不是我陳云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

　　此話說得盡管十分動聽，但卻不僅純屬是絕對的口是心非，而且還更是暗示了“大躍進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毛主席造成的，從而給正在被否定、丑化、甚至是妖魔化的毛主席，又潑上了一盆臟水。

　　在已被收入到了《陳云文選》之中，但日期卻標注為了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的陳云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出席陜西省參加“七千人大會”的全體干部會議上所做的《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的這篇講話中，陳云以黨中央副主席的身份這樣批評和告誡參加會議的全體同志：“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有人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要失敗的。”

　　“這次大會取得了非常大的勝利，不要低估了。只要我們有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這一條，堅持真理，改正錯誤，我們共產黨將無敵于天下。”

　　正如陳云所批評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那樣，老老實實、襟懷坦白，對黨沒有任何的保留，這是一個共產黨員最起碼的標準。然而身為黨中央的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國共產黨當時第五位領袖的陳云做到這一點了嗎?“七千人大會”召開期間，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在大會上發表了自己的公開講話，而唯有陳云，盡管毛主席曾經三次邀請、要求他在大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但卻都被陳云以“在做工業調查，還沒有調查完，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這同一理由拒絕了。可是僅僅過去才十幾天，在劉少奇主持召開的“西樓會議”上，陳云卻不僅發表了將近一萬字的長篇講話，而且還更是一口氣就講出了當時他所認為的“(一)農業在近幾年有很大的減產。一九六一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糧食產量減少了八百多億斤，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和畜牧產品減產也很多。糧食不夠吃，人民群眾肚子里沒有油水，身上缺少衣著，這都是農業減產直接帶來的后果。(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現在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適應。職工和城鎮人口增加過多，不僅農業負擔不了，工業也負擔不了。(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的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一方面多發鈔票來彌補財政赤字，一方面農業、輕工業減產，國家掌握的商品少，這兩方面不能平衡。(四)城市的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在物資少、鈔票多的情況下，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工資下降很多”這“五個方面的主要困難”。

　　迄今為止，也沒有任何史料披露陳云在“七千人大會”后的這十幾天里，到哪些地方做過調查研究，可見陳云在“西樓會議”上所講的那“五個方面的主要困難”，完全是在“七千人大會”之前就已經掌握了的。可是在黨中央主席主持的有七千多名黨的高級干部參加的會議上一言不發，而在黨中央主席不在場并只有十幾個人參加的會議上，卻發表了近萬字的長言，陳云才真不愧是真正做到了“對黨只講三分話，從不全拋一片心”。

　　毛澤東個人當然不能代表黨，但是參加“七千人大會”的那七千多名縣團級以上的黨的高級干部，還不能代表黨嗎?如果這些人不能代表黨，那么還有誰能夠代表黨呢?

　　直到今天，那些否定、丑化和妖魔化毛主席與文革的人在論及毛主席之所以能夠發動文革的時候，都要提及是由于一九五七年秋冬至一九五八年春毛主席開展的“反反冒進”而形成的黨內毛主席的“一言堂”，從而造成了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政治生活確實很不正常。但是這種不正常，卻絕不是毛主席搞什么“一言堂”，而完全是有人利用在一線主持工作的機會在搞修正主義，在搞鬼，完全架空了毛主席。從而使毛主席的一些講話、尤其是許多重要的指示，不能傳達貫徹到全黨。

　　一九五九年的四月二十九日，在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專門為了糾正“大躍進運動”中的左傾錯誤而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已經開過了一個多月之后，毛主席發現會議的精神并沒有通過黨和政府的各級干部層層向下面傳達。于是為了避免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的初期，由于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的極左表現而導致出現的那種“共產風”、“浮夸風”、“一平二調風”、“強迫命令風”和“生產瞎指揮風”的再次出現，毛主席不得不把自己的意見直接發給了全國所有的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這樣共六級的干部。在那時，盡管毛主席能夠隨時做出正確的指示，但是由于主持一線工作的同志從中作梗，卻很難傳達貫徹下去。因而這才逼迫得黨中央主席，不得不把指示直接發到人民公社的生產小隊長的這一級干部。然而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卻不僅仍然還沒有能夠作為黨中央的文件進行下發，而且就連《人民日報》等主要的媒體，也不給刊登。而只能是作為毛主席個人的公開信，刊登在了發行范圍極窄且發行量又極小的《黨內通信》這份刊物上。由此可見，當年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政治生活不僅的確是不正常。而且這個不正常，也絕不是什么毛主席搞“一言堂”，而是有人在大搞陰謀詭計，在大搞修正主義。在“七千人大會上”，盡管毛主席曾經三次邀請、要求陳云公開講話，但陳云卻就是一言不發。然而一轉身到了“西樓會議”上，卻一講就是一萬言。這樣的行為，能否算得上是在搞陰謀詭計?“西樓會議”后推行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是不是復辟了資本主義?假使當時的確是出現了毛主席在黨內搞“一言堂”的這種現象，那么這也是由于毛主席不僅掌握著真理，而且還更是代表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倫理，而其他人與毛主席爭論不過、甚至是不敢與毛主席進行爭論而已。譬如毛主席所大力倡導并始終堅決堅持的農業合作化，就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當年在號召中國人民投身革命的時候，許下的那個革命勝利后將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那個莊重承諾這個政治倫理。如果當年沒有向全國人民許下這個莊重的承諾，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而劉少奇等人對農業合作化的反對，就是背棄了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政治倫理。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倫理，就是背叛了道義，因此必將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在中國共產黨的殿堂里，一個背棄了共產黨的政治倫理的人，有什么膽量敢與堅決堅持共產黨的政治倫理的毛主席進行爭論?有什么臉面與堅決堅持共產黨的政治倫理的毛主席進行爭論?除非他搞不爭論。不用說在只有實現共產主義這唯一目標的中國共產黨內，形成為了討論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一言堂”是正常的。即使是在亂七八糟奔小康的共產黨里，出現不問“姓資姓社不爭論”的一言堂，也同樣是“正常”的。就是由于像陳云這樣自己都覺得只有“實現共產主義”、“為了解放全人類而奮斗”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這樣在光明正大的公開場合才能說得出口的話，可卻不愿說。而對就連自己都感到羞于公開說出口而只能躲在陰暗的角落里說的話，卻又不敢說的人，在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內實在是太多，因而這才會出現所謂的毛主席“一言堂”現象。當年如果不是有周總理和朱老總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堅決支持，那么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內討論如何在我們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會議上，可能真的就會變成只有毛主席一個人在說、一個人在講的這種“一言堂”或是“獨角戲”了。

　　作為黨中央的副主席，陳云對劉少奇在“大躍進運動”中的言行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因此對造成他在“西樓會議”上所講的那“五個方面主要困難”產生的真正原因，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而也正是由于知道得清清楚楚，因此他在“七千人大會上”才不敢發一言。而在“七千人大會”上看到毛主席主動為他人承擔了責任，錯以為毛主席大勢已去，所以這才敢在“西樓會議”上開始了大放厥詞。從而為推行“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這種會上不講會后亂講的人，絕不是一個老老實實、襟懷坦白，對黨沒有任何保留的人，而純粹就是一個典型的搗鬼有術的人。

　　“西樓會議”之后，由于“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迅速在全國推廣了開來，從而帶來了資本主義在我國全面復辟的可能和嚴重危險。而就是由于看到原本為了反修防修而設置的這幾道“防風林”，不僅已經不能起到防止修正主義在我國產生的任何作用，反而還更是成了修正主義在我國產生的“風源”，于是已經七十三歲了的毛主席，不懼自己英雄遲暮，這才毅然發動了文革。而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都認識到了，毛主席發動文革，就是為了反修防修。

　　當年，為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中國共產黨內，就只能搞社會主義的“一言堂”。特別是后來由于形勢的發展變化，而為了與修正主義斗爭到底，逼迫的一心為了中國人民，一心為了中華民族的毛主席因為要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才不僅不得不選擇了“終身制”、甚至是“家長制”。而且實現共產主義的這一遠大理想，也更是不允許毛主席中途放棄。“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不是至今仍然還寫在中國共產黨的入黨誓詞里嗎。把“終身制”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對立起來，是由于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這樣的轉化。要革命，那就必須要“終身制”。而只有執政黨，由于要利益分紅，因此這才要輪流坐莊。

　　改革開放之后這三十多年的我國社會現實和世界形勢充分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不是什么浩劫，而且還更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甚至是整個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的唯一道路。這一點，不僅凡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中國人，如今都有著這種切身的體會。而且就連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這些年來也逐漸產生了這種間接的感受。因此，由于《家長制、一言堂的危害究竟有多大》這篇文章明目張膽地把如今腐敗問題的產生，牽強附會、生拉硬扯地與當年毛主席的“家長制”和“一言堂”聯系在一起，所以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就是暗示當前習近平總書記用強硬的工作作風和鐵腕手段，對腐敗問題進行堅決厲遏制和嚴厲打擊的這種做法，必然會由于個人私欲膨脹而導致權力腐敗。

　　其實不管權力也好，還是絕對權力也罷，關鍵是要看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上。當年，在最高權力掌握在毛主席手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干部，最起碼在表面上也得要為人民服務;可是到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大多數的干部都敢明目張膽地為人民幣服務。“一言堂”的這個問題，對于任何一個有著統一的指導思想和統一的奮斗目標的政黨來說，都是正常的現象。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以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目標的中國共產黨內，不搞社會主義的“一言堂”，難道還要允許資產階級的思想登堂入室?如果說在中國共產黨內搞“一言堂”是錯誤的，那么毛主席最起碼還是搞的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言堂”。而鄧小平搞的“一言堂”，可是不問姓資姓社這樣的不爭論;毛主席的“終身制”，是為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與修正主義斗爭到底的不得已。而鄧小平以在野之身，接連廢黜了兩任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這種做法，難道就不是“終身制”?

　　在毛澤東時代，由于有為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搞了“一言堂”的毛主席這個“家長”的守護和領導，不僅中國的勞動人民大眾是衣食無虞，而且中華民族更是“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可是等到了民主與法制的改革開放時代之后，不僅中國的勞動人民大眾真的是吃了二遍苦，遭了二茬罪，而且就連整個中華民族，面對美國的扣貨船、撞飛機、炸使館，也只得是逆來順受、唾面自干了。因此，中國的勞動人民大眾，又怎能不懷念那個“家長制”、“一言堂”的毛澤東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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